周家莊人民公社的“老堅決”

周家莊人民公社的“老堅決”

賀普霄

晉州雷金河，與黨同年生，

人稱“老社長”，綽號“老堅決”。

抗日英雄漢，老馬識社途。

周總理嘉獎，全國美名揚。

鞠躬為公有，盡瘁圖共富。

公社要散伙，急煞雷金河。

三次進京城，去找老領導。

他們有難處，讓他再觀察。

縣委新書記，領命很明確：

解散周家莊，眾心如刀絞。

重振抗日勇，拍胸向省府：

讓我試一年，不優就分了。

乾坤又一春，金河是勝者。

今已廿八載，頻頻傳喜報。

兩千零八年，危機全球遍。

除去十福利，人分紅六千。

警車保安全，鑼鼓響連天。

陽關共富道，還是公社好。

眾人刮目看，緬懷“老堅決”。

在世界經濟危機風暴中，2008年幾千萬農民工提前返鄉，過年后打工又非常困難，七八百萬大學生就業難度增大，要和農民工爭飯碗的形勢下，不為官方提及而新聞媒體特別是網上炒得非常火熱，讓人非常興奮、羨慕向往的話題卻是中國最后一個人民公社（為了確切、敘述方便不再在前邊加定語，本文仍稱周家莊人民公社）——石家莊市晉州周家莊人民公社與眾不同的反潮流的年終分紅——用警車保駕7 000萬元，分配給全公社八個生產隊12 000多名男女老少社員，人均6 000元。然而，這6 000元是社員除去吃糧、水電、學生上學等十項福利和生產資料的投入，確切地說，是社員沒有水分的純收入，也可以說是用于消費的收入。它高于晉州的平均水平，在全國也是少有的，特別是一個公社能達到這樣的水平是罕見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這個平均數不是張家有錢一千萬，九家鄰居窮光蛋，平均起來算一算，人人都是張百萬那個用平均數掩蓋著的兩極分化而糊弄人的平均數。周家莊公社的社員和劉莊、南街村、北徐莊、京華實業公司、龍泉村、韓村河等公有共富村的村民一樣，在自己公社集體的企業、農場等上班，大家都是企業的主人，公社沒有老板，更沒有老板黨員和老板書記，都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雙手平等勞動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因而社員的勞動能力不存在大的差別；社員和各級干部都是按照多年來不斷完善的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參加勞動來領取報酬。干部不是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和暴發戶，而是帶領社員走公有共富的帶頭人。

周家莊人民公社其所以能有今天讓世人矚目的共同富裕生活，還得追溯到建國后六十年來所舉的旗幟、走的道路、干部的帶頭作用，特別要追溯到周家莊村抗日戰爭時期“十七烈士慘案”唯一的幸存者、抗日英雄、周家莊人的共富帶頭人、農民領袖雷金河同志說起。

雷金河（1921—2001）周家莊土生土長、久經考驗的農民領袖。1943年參加抗日戰爭，1944年入黨，是抗戰的民兵隊長、抗日英雄，周家莊村抗戰時期“十七烈士慘案”的唯一幸存者。解放后一直擔任村支部書記、農業社社長、人民公社社長、黨委書記，縣政協副主席，鄉咨詢委員會主任廉黨風監督組組長；河北省和全國勞動模范，河北農民企業家，七屆全國人大代表。1997年退居二線后還任鄉黨委顧問。1962年榮獲周恩來總理嘉獎，周家莊人民公社成為全國的聞名公社。由于他耿直、辦事認真，戰略上藐視困難、戰術上重視困難，只要符合黨和人民的需要，經過努力能辦到的事情，不獲全勝決不罷休。因而，人們尊稱他“老社長”、綽號“老堅決”。現就看看這位老社長的幾件“老堅決”吧。

一堅決：徹底干凈消滅日本侵略者  雷金河與中國共產黨同年生，1943年他一參加抗日工作就是民兵隊長，次年入黨，用地道戰、地雷戰等多種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痛擊日本侵略者。他以過人的膽大不怕死而著稱，曾孤身一人腰插兩杷盒子槍闖入偽軍駐守的炮樓，對偽軍警告教訓一番后，又大搖大擺地走出來，嚇得偽軍不敢吭聲。他的英勇更讓日本鬼子聞風喪膽，因而對他恨之如骨，曾懸賞幾千大洋要買他的頭。是當地“十七烈士慘案”的唯一幸存者。在抗戰期間他結識了彭真、呂正操等部隊首長。

二堅決：走農業合作化的共富道路  抗戰勝利后雷金河一直留在村上，解放后深知站起來的中國人民的勝利成果來自不易。為實現入黨時的誓言，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動搖，堅決響應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號召，要在中國消滅壓迫、消滅剝削，將幾千年受苦受窮、一家一戶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堅定不移地發展集體經濟走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才是由窮變富唯一正確的道路，才能最終實現共產主義。他這個村黨支部書記于1952年首先帶頭在自己村成立了第一個農業社，后又轉為高級社，于1958年又成立了人民公社并任社長。他把農業社和人民公社有關政策，結合自己公社的具體情況，創造性地將社員勞動的工分搞得精細明確。干部的待遇不許高于社員的平均水平。這既貫徹了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也調動了社員的勞動積極性。與此同時，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而發展畜牧業、榨油廠等副業和社隊企業多種經營，以增加社員的收入和人人都能享受的福利，也就是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由于集體經濟的不斷發展，社員的生活有保證。就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三年暫時經濟困難時期，周家莊人民公社社員都不要自留地。這不是公社不給分，而是社員不要。他們嫌麻煩，干了隊里的活還要操自留地的心，是一種額外負擔。

三堅決：實事求是，不浮夸、不吹牛  1958年一段時間浮夸風盛行，畝產幾千斤、上萬斤甚至更多。盡管毛主席多次批評糾正時指出：我是種過田的，一畝地那能打那么多糧食？要實事求是，不要頭腦發熱；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就在這時華北局開會，雷金河公社的畝產仍是他自己實際能辦到的幾百斤，別人都為他這個“老堅決”揑了一把汗。然而，這時毛主席和黨中央糾風的有關精神已經下達。在這次會上“老堅決”不但未挨批評，反而受到表揚，華北局的領導說：“大家不要違心地吹牛了，像周家莊那樣說實話吧！”

四堅決：搞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的農村都城  1980年，周家莊人民公社的男女老少，平均收入500元，糧食550斤，孩子進幼兒園、小學、中學一律免費，60歲以上的老人有退休養老金。當時公社已經有了一定的積累，即使明年顆粒不收，每人可分得500元、600斤糧。錢在銀行里存著，糧食在倉庫里放著，需要時領就行了。公社土地統一機械耕種，水利設施齊全，工廠也有了一定規模，相當一部分勞動力已進入工廠。一個家庭既有種地的，也有在工廠上班的亦工亦農。社員已將入社時的草房變成瓦房，再變成鑲磁磚的樓房。公社集體的農工商經濟有了一定的實力，社員已經享受、體會到集體經濟的優越和溫暖，發揮集體主義精神。在“老堅決”雷社長一班人的的領導下，堅定不移地沿著這條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走下去，先建成社會主義，為最終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

五堅決：不走包產到戶的回頭路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全國都在搞包產到戶時，周家莊人民公社的壓力很大。“老堅決”到處找領導反映周家莊公社不散伙的理由，據說他三進北京找當年抗戰時的部隊老首長。但他們沒有公開表態，“讓再觀察一下”。筆者認為這就是老領導對他的支持。不要說在當時這些老領導支持他不頂用，就是華國鋒主席在1979年3月和1980年1月國家農委在北京召開的兩次農業和全國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會議上，對全國一刀切搞包產到戶就提出不同意見（《中國共產黨通史》第三卷（上），廣東人民出版社）都不頂用。這時的華主席已不是粉碎“四人幫”時的華主席了，他的話已經放不到秤砣上了，當然就沒有分量了，何況“老堅決”這些老領導！據說當時河北省委任命晉縣縣委書記時，就有一個任務，讓將周家莊人民公社解散。因為當時搞不搞包產到戶幾乎成了檢驗一個地區、一個領導是不是改革、與中央保持一致的唯一標準。這就不難看出雷金河和周家莊人當時所受的壓力。最讓老社長擔心的是，這樣一分到戶，統一的水利設施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天旱時怎么辦，小塊地農業機械怎樣用，集體的工業歸了個人，社員的福利從哪兒來……這種擔心也是華主席、王任重當時不同意的原因之一。實際上這些問題以后都明顯地暴露出來了，只是成了“神仙的忌諱”。北徐莊等就是在大旱面前被承包破壞的水利設施致兩千畝秋田基本絕收的慘重教訓面前，迫使黨支部書記徐德全重整旗鼓恢復和發展集體經濟，向南街村學習，人稱是從南街村“克隆”過來的。經過20多年的奮斗，年產值已達10億以上。雷金河在這種壓力的情況下，由于得到社員和正義的支持，就得人心者得天下，他拿出了抗戰時十七烈士的英雄氣慨，向省上保證：讓我們再干一年，如果比不過包產到戶的我們就分了。實踐已給他們得出了結論，這個“老堅決”終于也像十七烈士慘案的幸存者一樣，將廢除人民公社后在鄉政府外衣下中國最后一個人民公社保存下來了，這就是人常說的中國最后一個人民公社——周家莊人民公社。原河北省委書記、省長李爾重同志在《送別老友雷金河——周家莊公社的帶頭人》一文中提到，有一次各國外交團去周家莊考查，需要介紹情況，雷金河對大家說：“我不必說了，你們可以隨便到各村去看，去訪問，也可以到那兒吃飯，這樣比我介紹的實在。”這說明周家莊人民公社是真金子不怕火煉，好典型任你隨便去看。雷金河為集體這種無所畏懼的精神與那所謂冒著“坐牢風險”將集體分了搞私有化相比，只能是泰山與鴻毛之相比。然而令人費解的是，當今的泰山受冷落，卻將鴻毛吹上天。

六堅決：不搞集體“一刀切”，允許在周家莊搞單干  在周家莊公社盡管堅持的集體經濟，但它不“一刀切”地允許搞個體。搞個體的男勞力一年要向公社交1 500元、女勞力交1 000元（有6歲下小孩的不交）。因為他們要享受公社統一的水、電、孩子上學等多種福利。如果不愿意搞個體要回歸集體，也歡迎；誰想再搞也行。但搞個體的年終不能參加公社的分紅。這樣來去自愿，公社不勉強。這樣搞個體的人出去了也很放心，因為公社對他家里一視同仁，統一管理，并享受社員的福利，無后顧之憂，搞個體也能享受到集體的溫暖。不像包產到戶的村出外打工，留下703861部隊無人管，整天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就拿幾十年周家莊人民公社未出刑事犯罪這一項來說，也是很令人十分敬佩的。

……

僅從這幾點就可看出，雷金河這位“老堅決”在周家莊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難得出，農村改革不在于叫鄉、村、組，還是叫人民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名子，關鍵是看舉什么旗，走什么路。周家莊是在鄉政府外衣下的人民公社，但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走的是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叫鄉（解放前也叫鄉）后，如果走了化公為私、以權謀私的私有化，把地賣給私企和洋老板，村民在又在那里提心吊膽地當雇工受剝削而成了“新長工村”還受法律保護，或男勞力外出打工而工成了“戰爭景象”村，致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兩極分化，那就真的應了剛搞包產到戶時人們所說的：“幸幸苦苦幾十年，一下退到解放前”。

有人說，周家莊公社社員不自由，干活還得受生產隊長和廠長的安排和指揮，不是誰想干啥就干啥。人常說，國有國法，廠有廠規。任何集體都有大家共同遵守的章法來約束。沒有紀律的自由，那就是自由主義。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建設成就的取得，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共產黨有鐵的紀律。30年為什么能出現幾百名省部級、成千上萬的地廳級、數以萬計的縣處級腐敗分子，大大小小兩百多萬。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鐵的紀律不鐵了。究竟還有多少未清除出來的腐敗分子，群眾心里有數。只要能像毛主席當年那樣發動群眾搞三反五反來懲治，那就能在較短的時間里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不至于讓其與改革開放長期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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