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指出：
“馬克思的學說直接為教育和組織現代社會的先進階級服務，指出這一階級的任務，并且證明現代制度由于經濟的發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這一學說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經過戰斗”。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證實了上述論斷。五四時期的中國，百家競起，異說爭鳴。正是在與紛繁復雜的社會思潮進行論戰中，馬克思主義得以嶄露鋒芒。
1
“問題”與“主義”之爭
新文化運動領袖人物胡適于1919年7月20日在《每周評論》第31號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向馬克思主義傳播者發難。他寫道“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么東西”；“‘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
應該承認，胡適的指責并非全然無的放矢。在新文化運動迅速推進時期，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在所難免，清談、空談之風確有抬頭。但胡適鋒芒所及遠不止此，他于1922年坦承:
“當時“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么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于是發憤要想談政治。”
李大釗于1919年8月17日在《每周評論》第35號上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對胡適進行了猛烈回擊：“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我們“應該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一面就種種問題研究實用的方法，好去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他還坦言自己的政治態度：
“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扎維主義的……我總覺得布爾扎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害[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
針對胡適的改良主張，李大釗推崇以革命手段解決經濟問題，他指出：
“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日解決，什么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
李大釗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深深擊中了胡適改良主義思想的要害。
李大釗文章發表之后，胡適在《每周評論》第36、37號上連續發表《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將其原來主張略作修正，強調：“多研究些具體的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是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
胡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進一步暴露。他攻擊馬克思主義，稱馬克思主義“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許多建設的救濟方法成為不可能，使歷史上演出許多本不須有的慘劇。”
可見，胡適真正所指并不在于是否要引進主義，卻在于信仰何種主義。
在改造社會的方法選擇上，馬克思主義主張用革命手段，通過根本改變舊社會的經濟基礎政治體制和文化觀念以實現社會整體革新。與此相對，實用主義主張用改良手段達到目標。馬克思主義以徹底革命的主張為迷茫的人們提供一把解決中國問題的鎖鑰，而這恰恰是實用主義所不具備的。
“問題”與“主義”之爭，是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社會進人轉型階段爆發的第一場理論論爭，其實質是關于革命與改良的論戰。雙方圍繞著改造社會的方法進行針鋒相對的辯駁?？v然實用主義在當時的中國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但仍消弭不了馬克思主義旺盛的生命力。
2
關于社會主義問題的論戰
1920年11月，張東發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鼓吹羅素的社會改良論：“救中國只有一條路”,“就是增加富力”“開發實業”,“而不是歐美現成的什么社會主義、什么國家主義、什么無政府主義、什么多數派主義等等"。張東蓀的文章，得到一些響應。梁啟超發表《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楊端六發表《與羅素的談話》，與張東蓀相互唱和。他們認為，在中國發展實業要靠紳商階級；社會主義只是“較遠的未來的理想，中國工業落后，無產階級力量薄弱，缺乏實行社會主義的現實條件，而資本主義是“切近的目前”的實際，故要先發展資本主義，再通過改良手段實現社會主義
張東蓀、梁啟超的改良觀點遭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激烈批判。李大釗、陳獨秀、李達發表《社會主義批評》《討論社會主義并質梁任公》《社會革命底商榷》等多篇反駁文章，極力批判只有資本主義才能發展實業之論。
李大釗稱:“中國實業之振興，必在社會主義之實行”；“今日在中國想發展實業，非由純粹生產者組織政府，以鏟除國內的掠奪階級，抵抗此世界的資本主義，依社會主義的組織經營實業不可”。
陳獨秀指出：“資本主義的生產分配方法不良，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濟自身底危機必然崩潰的運命，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會主義的生產分配方法，才能免剩余價值、剩余生產等弊”。
李達強調：社會主義具有遠比資本主義更為遠大的發展前景，“中國現在已是產業革命的時期了”；“俄國是農業國，中國也是農業國，將來中國的革命運動，或者有采用勞農主義的直接行動的可能性”；在中國只有采取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暴力革命手段，走社會主義革命道路，“采社會主義生產方法開發中國產業，努力設法避去歐美資本制產業社會所生之一切惡果。”
這場關于社會主義的論戰是五四之后中國思想界繼“問題與主義”論戰后又一次思想大碰撞，實質是中國應該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是用改良主義方法還是用革命手段改造中國。在論戰中，馬克思主義者堅持馬克思的社會革命論，對各種各樣的改良以及溫和的社會主義思潮進行了猛烈抨擊，劃清了科學社會主義同各種偽科學社會主義的界限，促進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傳播。
3
關于無政府主義的論戰
無政府主義作為小資產階級思潮，早在同盟會時期就已傳入中國，后經劉師培等人倡導，其影響迅速擴大。五四運動之后，一批帶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刊物相繼出版，不少人為之所惑。1919年9月，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發表《馬克思學說的批評》，首先代表無政府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發難:“無政府黨人以為國家的組織，從歷史上觀之，無非建立私權，保護少數特殊幸福的機關……且社會主義，不應當壓制個人的自由。社會民主黨的政府，又要設立什么工兵農兵，這不是壓制個人的表征嗎?”該文刊發后，朱謙之、區聲白等無政府主義者相繼發表文章，以表共鳴。
陳獨秀于1920年9月在《新青年》發表《談政治》，拉開了馬克思主義者批判無政府主義的序幕。隨后，陳獨秀陸續撰文對無政府主義展開批判。同時，李達等人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對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批判。李達強調，要把有產階級勢力連根鏟凈，非得暴力革命、非得把政權奪到無產階級手中才行。施存統則在《我們要怎么辦樣干社會革命？》中揭示了共產主義者奮斗的目的及其過程：“我們底最終目的，也就是沒有國家的……階級一天一天趨于消滅，國家也就一天一天失其效用。我們底目的并不是要拿國家建樹無產階級底特權，是要拿國家來撤廢一切階級的。”
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論爭，在中國思想界影響重大。二者主要分歧在于是否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是否要有無產階級的政權形態和經濟組織。在這場論戰中，馬克思主義以其徹底的革命性、真切的現實性顯露出所向披靡的巨大威力。一大批青年通過此次論戰，明晰了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界限，脫離了無政府主義，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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