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抗日戰爭時期，實際上是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人全面、具體化實行土地革命時期毛主席探索出的農村包圍城市路線，從而真正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格局的時期。徐焰說：“八路軍、新四軍挺進華北、華中的敵后,全面展開對日軍占領的點(城市)、線(各鐵路、公路)形成包圍之勢，共產黨在華南領導的游擊隊也在廣州以東和海南島開始了抗日游擊戰。中國革命力量就此真正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之勢”（徐焰：《熱血長城》）。這無疑是精準的。抗日戰爭被毛主席稱為“犬牙交錯的戰爭”，而“犬牙交錯”的重要內涵，就包括共產黨在敵后開展農村包圍城市、對日本占領的各個城市形成全面反包圍的格局。毛主席為首的共產黨人怎樣對日軍進行“農村包圍城市”？要分三個階段說開去。
第一階段，就是抗日戰爭的戰略防御階段，中共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在毛主席為首的中央軍委指示下，堅決打到敵人的后方，在敵人后方的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發動群眾、減租減息、組織軍隊、建立政權、發展黨組織、發展經濟實力，從而為戰略相持階段打下比較足夠的物質基礎特別是群眾基礎。第二階段，就是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中共軍隊在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全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正確領導、指示下，執行黨的政治和軍事路線，進一步發展壯大革命力量、兼顧打擊頑固派、堅決通過游擊戰爭粉碎日軍和日偽軍的“掃蕩”，進一步發展壯大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政治軍事經濟力量。第三階段，也就是抗日戰爭的反攻階段，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人抓住有利戰機，放手發動群眾，壯大革命力量，開展全國性的戰略大反攻，對日軍和日偽軍開展了越來越激烈的打擊——其中，黃克誠大將指揮的蘇北戰場戰績尤其顯著。八年全面抗戰，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由小到大、由弱到強、逐漸發展到了127萬、殲滅了比自己的兵力總數還要多的敵人。
回顧這一輝煌的歷史過程，感受中國共產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艱辛、不易，感受毛澤東、王稼祥、黃克誠等革命前輩的大智大勇，學習中國共產黨獨有的寶貴智慧，紀念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形成八十周年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
一、打開局面的抗日戰爭的戰略防御階段
早在全面抗戰剛剛爆發不久的1937年8月1日，毛主席就規定了中共軍隊在整個抗日戰爭的作戰方針：“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只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關于紅軍作戰的原則》）主席這一段話有三層含義，每一層都要認真領會：第一，就是中共軍隊作戰必須是獨立自主的，不能受制于國民黨軍隊，這也是后來主席告訴彭德懷的“依照情況使用兵力的自由。”（《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戰爭基本原則的解釋》）；第二，就是中共軍隊堅持的是分散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集中起來打陣地戰，“堅持依傍山地與不打硬仗的原則。”（《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戰爭基本原則的解釋》）是根據敵強我弱情況做出的符合戰場實際情況的方針；第三，就是中共軍隊之所以打游擊戰，是因為要發揮自身的特長——靈活機動、發動群眾，從而給敵人以相當打擊。這就是發揮我軍的長處、打擊敵人的軟肋，這就是避實擊虛。
開展游擊戰爭，不僅是打仗消滅敵人，也是發動群眾發展革命政治軍事經濟力量、實現革命力量的大發展。所以，主席指出：“紅軍有發動群眾創造根據地組織義勇軍之自由，地方政權與鄰近友軍不得干涉。”（《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戰爭基本原則的解釋》）為了使彭德懷理解游擊戰爭的完全必要性，主席做了更耐心更具體的解釋：“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于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舉。然而，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原則》）主席的意思很清楚：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需要在戰略上從敵人側翼進行，這樣有利于我軍的安全，這也是后來主席強調的“游擊戰爭主要應處于敵之翼側及后方，在山西應分為晉西北晉東北晉東南晉西南四區，向著進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敵人，取四面包圍襲擊之姿勢，不宜集中于五臺山脈一區，集中一區是難以立足的。”（《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游擊戰爭主要應處于敵之翼側及后方》）；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中心任務就是分兵以發動群眾、發展革命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建立革命根據地、發展我們中共軍隊的實力。不能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盲目硬拼。在當時紅軍極其弱小而且裝備極差的情況下，只能先通過分兵發動群眾發展革命力量、壯大自身實力，不然的話就是死路一條。主席的戰略就是從這一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出發的。只有我軍發展壯大的時候，才能逐漸消滅更多的敵人。
關于游擊戰爭的具體方法，毛主席堅持“以游擊戰爭為綱”。我們知道毛主席經常強調綱舉目張以及“彈鋼琴”工作方法——有中心又統籌兼顧的方法。主席指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運、統一戰線等等，應環繞于游擊戰爭。”（《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這就是統籌兼顧、綱舉目張、“學會彈鋼琴”。游擊戰爭這一綱中的綱，就是發展革命的隊伍。主席講：“除山西部署已告外，應令河北黨注全力于游擊戰爭，借著紅軍抗戰的聲威，發動全華北黨(包括山東在內)動員群眾，收編散兵散槍，普遍地但是有計劃地組成游擊隊。”（《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為了有利于游擊戰爭的順利開展，主席特別指出加強統一領導的重要性：“為此目的，應著重于高級干部之分配及獨立領導的黨政軍集體機關之組織。要設想在敵整個占領華北后，我們能堅持廣泛有力的游擊戰爭。”（《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這就是聽黨指揮無往不勝。
中共領導的游擊戰爭為什么能夠進行？游擊戰爭中為什么中共軍隊能夠越打越多從而發展壯大？根源于中共軍隊發動群眾、減租減息、代表了群眾的利益，所以主席精準指出：“游擊戰爭除軍事部署以外，最主要的是緊密依靠鄉村廣大人民群眾，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最后勝利。”（《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游擊戰爭主要應處于敵之翼側及后方》）這也是國民黨軍隊在敵后活不下去、共產黨軍隊在敵后如魚得水的原因。
毛主席在抗日戰爭即將進入相持階段的時候未雨綢繆，提前指出：“在華北正規戰爭業已結束，游擊戰爭轉入主要地位的形勢之下，日寇不久即將移其主力向著內地各縣之要點進攻。”（《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準備充分力量對付敵向內地各縣之進攻》）為了應對日軍的反撲，中共必須發展足夠的政治軍事經濟實力。所以，主席說：“部署綱領:以控制一部為襲擊隊，大部盡量分散于各要地，組織民眾武裝為第一義。大抵靠近鐵路公路地帶先布兵先工作，偏僻地方后布兵后工作”“紅軍應在統一戰線基本原則下，放手發動人民廢除苛捐雜稅，減輕租息，收編潰軍，購買槍枝，籌集軍餉，實行自給，擴大部隊，打擊漢奸，諒納左翼，進一步發揮獨立自主精神。如此做去，期于一個月內收得顯著成績，以便準備充分力量對付敵向內地各縣之進攻。”（《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準備充分力量對付敵向內地各縣之進攻》）這就是“早看五十年”的毛澤東，他在一些事情處于萌芽狀態的時候就能預測事情發展的態勢，然后根據新的實際情況提前做出必要的戰略準備。
為了進一步打開局面、進一步牽制日本帝國主義并在更廣闊的空間發展革命的有生力量，毛主席決定指揮八路軍向河北、山東等地挺進。主席根據戰場實際情況精準指出：“當敵集力攻隴海路時，河北全境及山東境內乃至江蘇北部必甚空虛，同時晉察綏三省之敵一時尚無力南進。”“用一一五師全部向東出動……如證明大兵團在平原地域作暫時活動是有利的，而且渡黃河向南與渡運河向西均不成問題，則實行第二、第三等步。至不能立足時及他方緊急時，向安徽、河南出動，或向西撤回。”（《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關于一一五師分三步向河北山東等地進軍的意見》）可見，主席精準敏銳的把握住了敵人分散駐守各個大城市以及向前進攻導致的后方兵力薄弱的重要戰機，所以決定調兵向更寬廣的河北地區挺進。同時，主席堅持做最困難準備，強調不可行的話注意撤回。主席進一步指出，如果形勢有利、第一步可行，就要“分數路突然渡河，轉入山東境內，在津浦路東山東全境作戰，并以魯南山地為指揮根據地”（《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關于一一五師分三步向河北山東等地進軍的意見》）。不出毛主席所料，八路軍果然在河北和山東打開了局面，實現了大發展。主席在之后進一步精準指示：“黨與八路軍部隊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應堅決采取盡量廣大發展游擊戰爭的方針，盡量發動最廣大的群眾走上公開的武裝抗日斗爭。秘密的抗日斗爭只有在敵人統治的城市與鐵道附近才成為主要的方式。”（《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關于一一五師分三步向河北山東等地進軍的意見》）八路軍在毛主席指揮下，像神龍入海一樣，在華北、山東開展了大范圍的游擊戰爭！
早在這時，毛主席就對新四軍也做了正確指導。毛主席致電項英：“地區擴大，已不患無回旋余地。望根據戰爭的實際，凡敵后一切無友軍地區，我軍均可派隊活動，不但太湖以北吳淞江以西廣大地區，即長江以北，到將來力能顧及時，亦應準備派出一小支隊。”（《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新四軍可放手在敵后活動》）可見，主席在1938年就提醒項英必須在敵后開展游擊戰爭、發展革命隊伍，甚至已經設想了在長江以北打開局面，但是軍事能力極端低下又極端自負的項英就是油鹽不進。對于主席的指示，這個項英“左耳朵進，右耳朵出”，導致戰機長期貽誤！
綜上所述，在這一時期，總體上，八路軍成功在敵后打開了局面、發展了革命力量，為抗日戰爭相持階段敵后戰場變為主戰場、應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掃蕩”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二、排除萬難、披荊斬棘的戰略相持階段
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等于進入了最困難、最艱辛、持續時間最長的階段。在這一階段，毛主席為首的中央軍委領導中共軍隊排除萬難、克服了來自日寇和蔣介石匪幫的雙重壓力，實現了革命力量的繼續發展。這一時期，作為全軍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同志協助毛主席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也發揮了不可忽視的巨大作用。“從六中全會后到1943年7月，以毛(澤東)、王(稼祥)、或毛、朱(德)、王聯名簽署給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的指示文電達數百件之多。從六中全會閉幕到1938年年底的40多天內，毛澤東等發出的指示文電王稼祥參與署名的就有十幾件。”（《王稼祥傳》，第197頁。）當下的很多黨史文章對這一歷史真相宣傳程度不足，無疑是不太合適的。
這一時期，對于毛主席關于在敵后進行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戰略、對于敵后游擊戰爭的具體方針，王稼祥同志在1939年1月9日做了非常重要的系統化表述，他清晰指出：“一、要按照游擊戰爭的戰略形勢，重新劃分軍事的行政的區域，以便領導與指揮敵后的游擊戰爭。區域的劃分應當根據敵情、地形、我方游擊戰略之形勢等等，而不應束縛于過去的省界。每個區域不僅應當有統一的軍事指揮機關，并且應當有統一的最高行政機關。二、抗日根據地中的軍、政、黨、民各種工作應當很好的配合。執行‘一切為著堅持敵后長期抗戰’的原則，軍、政、黨、民的機關必須有很好的協調動作，而不應彼此妨們互相磨擦。三、整理與強化我們在敵后的隊伍與游擊隊。在正規軍方面應該改造政治工作，提高部隊的政治質量，嚴格軍隊的紀律，加強游擊戰爭的訓練，提高各級指官的機動與各部隊獨立行動分散行動之能力，開辦訓練班及學校培養軍政干部。在擊隊方面應當嚴密組織與紀律，服從集中之指揮，禁止零亂、自由、各自為政與破民力等行動。四、高度的發揚民力與合理的使用民力。”“在敵后抗戰勝利，不僅依靠于軍力，并且依靠于民力的真理是最明顯沒有了。”“敵后抗戰是長期的，民力的使用必須合理化。一切不顧長期作戰之準備而浪費民力的行為，只會引抗戰到失敗的道路，是應該嚴格禁止的。五、堅持敵后抗戰的中心關鍵，是在于各黨各派各軍各階層的團結一致，以孤立日寇，瓦解偽軍偽政府，以便長期支持和爭取勝利。”（《王稼祥傳》，第199頁—200頁。）王稼祥同志講的五條措施，全面到位：根據實際情況劃分行政區域，從而方便對戰爭的統一指揮；綱舉目張，統籌兼顧，以抗日游擊戰爭為中心，黨政軍民各領域事業相互配合；嚴格加強對軍隊的紀律要求、政治教育和政治建設，保證軍隊嚴格聽黨指揮、執行黨的革命政治路線；堅決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反對濫用民力、過分增加群眾壓力；堅決堅持抗日統一戰線，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一致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無疑，王稼祥同志提出的五條措施，為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是對毛主席“農村包圍城市“正確戰略的精準總結。
1940年1月，為了實現新四軍主力在長江以北大發展、打開南方戰局的戰略目標，毛主席、王稼祥同志致電項英、葉挺：“甲、你們主要出路在江北，雖已失去良機，但仍非力江北不可。”“乙、須秘密準備多數渡口，為緊急時用。”“丙、經費絕無他項出路，全黨均須自力更生。”（《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皖南部隊須力爭江北》）但是，項英仍然畏縮不前。皖南事變發生于1941年，距離1940年有一年多的時間。如果項英決心北上，按著毛主席、王稼祥同志的正確指示在敵后發動游擊戰爭、發展革命隊伍和根據地，新四軍不僅不可能在皖南事變損失七千，而且會實現大發展！這個項英簡直是一個危害中國革命、危害中國共產黨、危害抗日戰爭大局的有罪之人，他對不起7000新四軍烈士！
1940年7月20日，毛主席、朱德同志、王稼祥同志再次強調：“華中目前斗爭策略，以全力對付韓德勤及蘇北其他頑軍，切實發展蘇北。對李品仙應取守勢并力爭和緩，以防蔣桂聯合對我，不要截斷皖省從敵區運私貨孔道。”（《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目前華中應切實發展蘇北》）可見，向北發展一直是毛主席為首的中央軍委堅持的戰略目標，同時，主席特別注意強調利用蔣介石嫡系和桂系之間的矛盾，從而避免多線作戰。但是，項英依舊繼續貽誤戰機，為皖南事變新四軍損失慘重埋下了禍根。
為了繼續打開抗日局面，毛主席、朱德同志、王稼祥同志指出：“敵占寧波、奉化、溫州、福州。如系久占，你們應注意組織各該地之游擊戰爭。有地方黨者指導地方黨組織之，你們派少數人幫助之，無地方黨者由你們派人組織之。從吳淞經上海、杭州、寧波直至福州，可以發展廣大的游擊戰爭。”（《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發展上海到福州廣大地區的游擊戰爭》）利用敵人兵力分散于城市的有利時機，打入敵人的薄弱環節——農村，從而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發展革命軍事力量、實現農村包圍城市、最終消滅敵人——這就是毛主席指導敵后戰爭的主要方針。隨著八路軍和新四軍實力逐漸發展壯大，主席根據新的情況也制定了更加猛烈進攻敵人的戰略方針：“向各方表示，八路軍新四軍均在敵后猛擊敵人”（《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八路軍新四軍均在敵后猛擊敵人》）。
這一時期，主席開始準備我軍主力向北轉移。早在1937年7月，主席就考慮過打通我軍和東北的聯系。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隨著戰局和我軍實力的發展，主席進一步將準備我軍進入東北提上日程，并緊密籌備八路軍、新四軍主力向北轉移。1942年7月，主席說：“須估計日本戰敗從中國撤退時，新四軍及黃河以南部隊須集中到華北去甚或整個八路、新四須集中到東三省去”“如此則山東實為轉移的樞紐”“故掌握山東及山東的一切部隊(一一五師、山縱、楊蘇縱隊)造成新四向北轉移的安全條件，實有預先計及之必要。”(《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434-435頁)這無疑是高瞻遠矚的部署。正如楊冬權老師所說：“日本投降后，華東新四軍以及華南游擊隊大部都經山東而轉移到東北三省去，山東果然成了戰略轉移的樞紐，就連包括山東在內的華北的八路軍，也有不少去了東三省。毛澤東提前三年多預見到山東將成為戰略轉移樞紐、八路軍和新四軍要集中去東北的局面，并提前作出部署，說明他確實是先人一步、高人一籌的。”（《遇見:毛澤東預見的歷史驗證》：《預見251》）這就為我軍從容主動在抗日戰爭之后向北發展、向南防御提供了必要的戰略準備。無疑，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方針是毛主席的獨創，而不是劉少奇的獨創，誰把這個功勞放在劉少奇身上、否定毛主席的獨創性貢獻，誰就是臭不要臉、歪曲事實，誰的臉皮就比經常說“下級無能，非我之罪”的蔣介石還厚。
綜上所述，抗日戰爭相持階段，中共領導的敵后戰場就是主戰場。在這一階段，在毛主席、王稼祥同志領導下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披荊斬棘、攻堅克難，不僅克服了來自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的雙重壓力，而且實現了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力量的繼續發展。
三、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的戰略反攻階段
隨著抗日戰爭和整個二戰局勢的變化，特別是隨著八路軍和新四軍的逐漸發展壯大，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進入了戰略反攻階段。毛主席敏銳的把握住了戰機，精準指出：“淪陷區擴大，如我黨能執行正確政策，便可使現有軍隊獲得鞏固，并可在新發展地方擴大軍隊。”“希望你們努力向雁北、綏東、察哈爾、熱河及冀東敵占區發展，擴大解放區。”（《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晉察冀部隊應努力向日軍占領區發展》）這也是七大路線的雛形。
在1945年中共七大，毛主席做了比《論聯合政府》更精彩、更深刻、更生動的口頭政治報告。毛主席指出：“我們黨的七大應該決定一條什么路線呢?一條什么政治路線呢?怎么樣決定才好呢?我們想，應該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這就是我們黨的路線，我們黨的政治路線。這里所說在我們黨的領導之下，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就是組織我們的隊伍。組織隊伍干什么呢?不干別的，就是要打倒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毛澤東文集（第三卷）》：《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我們的方針是什么？就是抓住抗日戰爭即將勝利的有利戰機，實現革命的政治、軍事、經濟力量的全面大發展。主席生動講道：“根據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特別是一九四四年的經驗，我們的任務需要發展攻勢，擴大解放區，集中大的兵力(五至六個團)和小的兵力(武工隊)，到敵后之敵后舉行攻勢。因為日寇的情況變化了，它的兵力疲憊，自顧不暇，而我們的地方擴大了。我們和敵人兩方面的情況都變化了，世界的情況也變化了，柏林快打下來了，所以我們應該集中相當的兵力，在可能條件下對敵人最薄弱的地方舉行進攻。這對我們的防御，也有很大的好處。”（《毛澤東文集（第三卷）》：《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根據實際情況、以自己的絕對優勢進攻敵人的薄弱環節，從而克敵制勝，典型的毛氏風格！如果說日寇和一切反動派是獵物，毛主席就是最懂捕獵的狩獵者。
這一時期，毛主席親自栽培的能文能武、軍政皆優的黃克誠大將指揮的蘇北戰場極其杰出的貫徹了毛主席的軍事方針。“1944年元旦，黃克誠發布文告，號召全區軍民‘動員與組織根據地一切力量紛碎敵偽'掃蕩’，準備反攻敵人。’”（《黃克誠傳》：《第十四章、指揮三師反攻作戰》）黃克誠大將的指揮爐火純青，“第三師及蘇北軍民在黃克誠指揮下，局部反攻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蘇北解放區不斷擴大，日偽軍顧此失彼，惶惶不可終日，最后不得不將兵力龜縮在幾個較大的據點之中。”（《黃克誠傳》：《第十四章、指揮三師反攻作戰》）這實際上實現了蘇北戰場農村包圍城市格局的形成。后來，黃克誠大將又親自指揮了兩淮之戰，而兩淮之戰和之后的勝利，“使蘇北、蘇中、淮南、淮北解放區連成一片，為中人民解放戰爭準備了廣闊的戰場和鞏固的大后方。”（《黃克誠傳》：《第十四章、指揮三師反攻作戰》）大反攻之中，黃克誠大將集中優勢兵力，以避實擊虛、各路相互配合、圍點阻援的戰術，實現了打通各個根據地之間聯系、切斷敵人之間的聯系、攻克敵人重要據點的戰略目標，取得了輝煌的戰績！
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在毛澤東的指揮下，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游擊隊，在從1937到1945年的8年全面抗戰中，共進行大小作戰12.5萬余次，殲滅日軍52萬多人，殲滅偽軍近120萬人，繳獲長短槍近70萬支，機槍1萬多挺，各種火炮1800門，收復國土100余萬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億。”（楊冬權：《抗戰旗幟毛澤東》）神矣，偉哉——咱們的領袖毛澤東！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都能創造出來！
小結：
以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實現武裝奪取全國政權，是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人開辟的一條完全不同于俄國革命的新道路，這條道路不僅是扎根敵人的薄弱環節、避實擊虛的革命方針，而且是為中共生存發展以及中共領導的革命事業輸送源源不斷的活力、動力的戰略方針。抗日戰爭最大的意義，就是實現了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色革命力量的大發展、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格局、為中國無產階級奪取全國政權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中國近代城市極少，全國工人僅僅200萬，而且分別分布在多個城市之中，形不成合力。按照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根據地1億人口中的1.27%可以組成127萬軍隊來計算，200萬產業工人最多能形成2萬支部隊，而且這2萬還要分散在全國各大城市。所以，中國近代的城市工人根本難以組成一支足夠強大的武裝集團、根本無法形成足夠集中起來抵御“三座大山”的強大的人民軍隊。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時期和抗日戰爭前期、中期如果想死守一個或幾個城市，就必須用農村大量人力資源“輸血”，這無疑是得不償失、嚴重損耗革命戰士的選擇——這就像“八戒沙僧救師傅”一樣：滅敵一千，自損八百，得不償失。農民是近代中國的最主要人口，他們有足夠的力量用來分別進行生產斗爭和軍事斗爭，從而為中共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輸送源源不斷的經濟活力和軍事動力。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領袖毛澤東對這一狀況洞若觀火，所以排除了來自國內外的一切壓力，選擇了這條曾經沒有人走過的道路。有了農村包圍城市，就有了源源不斷地、發展到了五百萬的強大的革命軍隊，就有了“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以絕對優勢的力量、盡可能小的損失，解放了數萬萬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
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全面抗戰八年的實際行動向世界宣告——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堅持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首先提出的人民戰爭和統一戰線是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是無往而不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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