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素質人口儲備:教育普及與生育友好的長期效應
計劃經濟時期通過基礎教育普及和生育政策調整,為改革開放儲備了規模龐大、素質較高的人力資源。1949年文盲率高達80%,小學入學率僅20%;到1978年,全國小學學齡兒童凈入學率達95.5%,初中毛入學率提升至66.4%。這一時期建立的完整學制體系(如1951年《關于改革學制的決定》)和面向工農的教育政策(如全免費小學、人民助學金制度),使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從1949年的1.6年提升至1978年的5.3年。生育政策方面,計劃經濟通過單位福利制度(如住房分配、醫療保障)間接支持生育友好環境,1963-1978年人口年均增長率達2.1%,為改革開放后從長達三十年的勞動力紅利釋放期(1980-2010)奠定基礎。
二、工業體系根基:計劃經濟時期構建的完整產業鏈
改革開放后中國工業騰飛的物質基礎,源于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獨立工業體系。1953-1978年,國家將80%以上基本建設投資投入工業,其中重工業占比超90%。通過“一五”計劃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如鞍鋼、一汽),中國建立了鋼鐵、機械、能源等核心產業。到1978年,中國已形成包括41個大類、666個小類的工業體系,成為全球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這一時期積累的工業固定資產(如1978年國有工業固定資產達9600億元)和技術儲備(如1970年代自研的萬噸水壓機),為1980年代鄉鎮企業崛起和外資技術引進提供了物質條件。由于中國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完善配套的基礎設施,以及高素質低工資數量龐大的勞動力,才使得工業投資利潤超高,外資被這里的投資回報率吸引,中國成為利用外資第二大的國家,成為全球第一大工業生產國。
三、農業現代化:四三方案的技術突破與糧食安全
1970年代的“四三方案”(引進43億美元技術設備)是改革開放后農業飛躍的關鍵前提。通過引進13套大化肥設備、4套化纖裝置等,中國化肥年產量從1972年的344萬噸增至1979年的1065萬噸,支撐糧食單產提升47%。同期建立的33套大化肥廠,使尿素產量占全球比重從1970年的0.8%增至1980年的15%。數據表明,1978-1984年糧食總產量增長33%(從3.05億噸增至4.07億噸),其中化肥貢獻率超40%。至于說家庭承包提高了農民積極性,帶來了農業豐收,這個作用是有,但,一,作用不那么大,沒有化肥和提高糧價,單純依靠農民積極性高,做不到豐收。二,不可持續。農業經營需要協調,缺乏協調的農業經營不利于豐收。事實上,打破集體后,1985年開始糧食產量就波動徘徊了。
四、對外開放底氣:國防尖端技術的戰略威懾
計劃經濟時期突破的國防科技(如“兩彈一星”)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安全保障。1964年原子彈爆炸成功、1966年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使中國成為第五個擁有戰略威懾能力的國家。這種軍事技術優勢,使中國在1970年代突破西方技術封鎖(如“巴統禁運”),通過“四三方案”引進關鍵設備。1978年后的外資引入(如寶鋼、大眾汽車項目)得以避免重蹈拉美債務危機覆轍,避免重蹈東南亞經濟危機的覆轍,1979-1993年實際利用外資年均增長28.6%,無主權債務違約記錄。東南亞國家拉美國家乃至日韓都由于“美元潮汐”而被“割韭菜”,中國能夠利用外資而沒有被割韭菜,發達國家不敢強行割韭菜,獨立而強大的國防力量的震懾作用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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