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貧困問題的根源:階段性分配策略的客觀結果
(一)國民收入分配的結構性傾斜
計劃經濟時期(1949-1978年),中國通過壓低居民消費、高比例資本積累的方式推動工業化。1953-1978年,國民收入積累率平均達30.8%,1976-1978年甚至高達36.5%。這種模式雖使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1.4%,但居民消費占比從1952年的76.3%降至1978年的48.8%。例如,1978年城鎮職工年平均工資僅615元,且30年間僅調整過四次工資。低消費導致農村貧困人口長期存在,1978年仍有近3億人處于溫飽線以下。
這種貧困本質上是"發展中問題"。在計劃經濟年代,當時領導人主張學習蘇聯的建設經驗,優先發展重工業,而不是按照比較優勢的思路優先發展輕工業。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需要大量的資本投資。中國是個窮國,國民收入本身就不高。優先發展重工業,就需要在國民財富分配中,把大量的資金用于投資而非改善民生的消費,因此中國人在計劃經濟年代較為貧困。但是,這樣做的好處是中國能夠在較早的年代建立獨立的國防,以及快速建成工業體系。所以,計劃經濟年代的貧困問題,不能歸咎于計劃經濟本身,而是發展戰略選擇的結果——隨著國民收入增長,計劃經濟之下的財富分配會逐漸向消費傾斜,從而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貧困問題就會逐步得到解決。
(二)工業化戰略的必然選擇
重工業優先的資本積累
1950-1978年,中國將80%以上資源投入重工業,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工業品高定價、農產品低收購)實現資本原始積累。例如1978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131元,而同期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365元。這種結構失衡雖犧牲短期民生,但為后續改革開放奠定了工業基礎。
低工資制度的制度設計
計劃經濟時期實行全國統一工資標準,城鎮職工工資由政府直接制定,缺乏市場調節機制。1952-1978年,居民實際消費指數年均增長率僅0.049%,低于國民收入0.06%的增長率。這種"高積累、低消費"模式雖抑制了居民即期消費能力,卻使1957年鋼產量達535萬噸(是1949年的36倍),為后續技術追趕提供物質基礎。
二、工業效率低下的原因分析:階段性特征與制度無關
企業辦社會模式:特定時期的社會保障替代
計劃經濟時期,工業企業需自辦托兒所、醫院、學校等設施,承擔本應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例如鞍鋼曾配置20萬員工從事非生產性工作。這種“大而全”的組織結構使1978年國營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僅增長0.3%。然而,這一模式是在社會保障體系缺失、就業壓力巨大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通過企業內部消化就業需求,避免了大規模失業引發的社會動蕩,為工業化初期提供了穩定的社會基礎。
缺乏競爭機制:集中資源優先發展的權宜之計
計劃經濟通過指令性計劃分配資源,企業無需面對市場競爭壓力。例如蘇聯汽車工業因缺乏競爭導致質量低下,而中國工業企業則通過“生產指標壓低再超額”的博弈策略完成計劃。這種模式雖在短期內實現了工業總產值年均11.4%的增速,但長期抑制了技術創新動力。1970年代中國生產一噸鋼所需投資是1960年代的2倍,技術應用率僅15%。然而,這種低效并非制度本質,而是工業化初期技術基礎薄弱、國際封鎖下的必然選擇。
信息傳遞與決策僵化:技術條件限制下的客觀約束
計劃經濟依賴縱向信息傳遞,而1950年代中國工業部門僅占工農業總產值的12.6%,市場需求復雜度遠低于現代。這種信息不對稱導致資源錯配,如蘇聯因計劃偏差出現物資短缺,中國則通過“埋伏”超額產品應對指標壓力。但隨著技術進步(如計算機技術普及),信息處理效率問題本可通過技術升級解決,而非否定計劃經濟本身。
三、科技差距擴大的歷史條件制約
工業化起點差異:后發國家的技術追趕困境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工業產值僅占工農業總產值的12.6%,而日本在1930年代已實現工業化,美國更擁有全球領先的工業基礎。這種起點差異導致中國需從零開始構建現代科技體系:1949年文盲率高達80%,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僅0.26%,而同期日本高校在校生超700萬,科研人員超400萬。基礎研究薄弱使中國在1970年代基礎研究占比僅5%,而美國為15%。這種差距本質上是農業國與工業國代際差異的體現,而非制度選擇的結果。
國際環境與技術封鎖的客觀制約
冷戰期間,西方國家對華實施全面技術封鎖,僅1950-1970年代中國就遭遇2000余項技術禁運。例如芯片制造領域,美國在1970年代已研發出1微米工藝,而中國直至1980年代仍依賴進口分立器件。日本則通過《拜杜法案》形成"高校-企業-資本"創新閉環,專利轉化率超50%,而中國依賴政府主導的"集中攻關",成果多集中于應用層(如兩彈一星)。這種外部環境差異使中國科技發展長期處于封閉狀態下獨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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