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為貫徹《共同綱領》的文教工作方針，適應西南地區革命建設事業迅速發展對干部的迫切需要，1950年5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軍政委員會領導創辦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學（以下簡稱“西南革大”）。作為一所新型革命大學，西南革大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培養革命干部、塑造“新人”的積極探索。本文旨在通過考察其創建因由、辦學特色、歷史貢獻等，分析其在塑造“新人”方面的作用與意義。
一、西南革大的創建因由
新中國成立初期建立的西南革大，是西南地區接納和改造“舊人”、塑造“新人”、培養干部，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提供人才支撐的新型學校。它的創建，有著深刻的理論依據和歷史背景。
（一）馬克思主義關于塑造“新人”理論的科學指引
馬克思主義關于“新人”的闡述，可以追溯到恩格斯在 1847年 11月為共產主義者同盟撰寫的綱領草案——《共產主義原理》。恩格斯指出：“由整個社會共同經營生產和由此而引起的生產的新發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將創造出這種人來。”無產階級在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后，需要變革舊的生產關系，建立新的生產關系。與此相適應，新政權需要“按新的方式組織社會”，并創造一批“完全不同的人”即“社會新人”。列寧認為，共產主義建設者是具有廣博的學識、馬克思主義思想、集體主義精神和共產主義道德的一代新人，教育工作者和共產黨員應當“幫助培養和教育勞動群眾，使他們克服舊制度遺留下來的舊習慣、舊風氣”。在領導人民進行破壞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偉大實踐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基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提出了許多新觀念，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新人”理論在中國的發展。延安時期，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提出：“我們應當努力在工人階級中宣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并適當地有步驟地用社會主義教育農民及其他群眾。”他主張在根據地內開展新民主主義教育運動，倡導“廣泛發展民眾教育，組織各種補習學校、識字運動、戲劇運動、歌詠運動、體育運動，創辦敵前敵后各種地方通俗報紙，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與民族覺悟”。在干部教育問題上，他明確提出“教育包括業務教育和理論、思想教育”。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周恩來等在談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進行革命和建設時，多次提及改造舊人、塑造“新人”的問題。比如，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對于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以后，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壞，不搗亂，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周恩來在《團結廣大人民群眾一道前進》中指出，對于階級斗爭中可以改造團結的人員，要“使他們參加生產，逐漸地改造成為新人”。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著眼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全局，多次強調要建設新文化，培養符合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需要的“新人”。他要求，要“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對知識分子，要辦各種訓練班，辦軍政大學、革命大學，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
（二）中國共產黨干部教育的經驗積淀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教育和培養干部。早在中央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在瑞金創立了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中央黨校的前身），把“訓練新的工農干部，以適應目前革命與戰爭的需要”作為辦學目標。延安時期，1936年6月成立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遵循“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堅持“少而精，短而少，理論與實際相聯系”的教學原則，并創造性運用啟發式、研究式和實驗式三種方式相結合的教學策略，在 9年的辦學歷程中，共培養了 10余萬名德才兼備的新的軍政干部。此外，1937年 7月成立的陜北公學，以培養能夠參加抗日的軍政人才為辦學目的，主要招收社會青年，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注重軍事知識的傳授，并大力發揚教學民主。陜北公學在抗戰的烽火硝煙中培訓了 1.3萬余名革命干部。整風運動后，中國共產黨的干部教育工作更加成熟，廣大干部教育學校逐步樹立起“實事求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為人民服務”等優良作風和傳統，不僅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終勝利提供了人才保障，也為新中國成立后包括西南革大在內的干部教育培訓學校工作的開展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
（三）新中國成立初期西南地區解決“干部荒”問題的迫切需要
新中國成立前后，伴隨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統治體系的全面崩潰，中國共產黨開始對舊政權進行接管，建立各級人民政權，并繼續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如何解決城市管理經驗缺乏和干部緊缺等問題，迅速培養一批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新人”，為推動城市管理、民主改革、鎮反肅特等工作提供干部和人才保障，是當時一項極為迫切的任務。就西南地區來說，新中國成立前，西南大部分地區的“基層政權管理體制是縣鄉保甲制”，且“少數民族多數保持著土司制度”，地方政權還把控在保甲長和部分少數民族首領的手中。少數民族聚居、國民黨殘兵大量存留、匪患猖獗等情形相互交織。要想在如此復雜的情況下建立和鞏固新政權，做好各方面工作，干部是至為關鍵的因素。1949年 9月 20日，鄧小平在第二野戰軍及赴西南做地方工作的區、營級以上干部會議上指出：“這次去西南，主觀力量從上到下都不夠強，數十萬軍隊除外，各地集中的縣級以上干部約一千二百人，區村干部約五千人，共六千二百人，比一千二百萬人口的江西省配備的干部多不了多少。還有一萬名須經鍛煉才能發揮大作用的學生，以及四川、貴州的九千名地下黨員，云南的九千名地下黨員，二萬人游擊隊的重要力量。”因此，開辦兼具改造舊人員和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功能的人民革命大學，培養一大批善做基層工作和少數民族工作的新型干部，解決嚴峻的“干部荒”問題，就成為西南地區工作中一項緊迫的歷史任務。
二、西南革大的辦學特色
1950年5月14日，西南革大在重慶創辦，并在成都、川南、川北、西康、云南和貴陽設立分校，招收對象主要包括舊職員、青年知識分子與工農骨干等。通過漸進性、針對性、多樣化的教學策略，西南革大對學員進行思想、理論、技能層面的教育與培訓，為西南地區塑造“新人”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以舊職員、青年知識分子、工農骨干為重點塑造對象
西南革大招生對象成分多樣，既有舊職員、青年知識分子、工農骨干等，也有宗教人士、少數民族干部和民主黨派人士。基于實際，各分校辦學期次不同，不同階段招生對象的側重點也不同。總的來說，西南革大在不同時期招生側重點的變化主要呈現為以下三個階段。
以西南革大總校為例，第一階段以舊職員等知識分子群體為主，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近80%，其中有機關保送和挑選的留用人員、失學失業的青年學生以及少數工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一是招收舊職員、青年學生等可在短期內緩解西南地區的“干部荒”問題。鑒于“工人、農民的平均文化水平比較低，較難通過考試”這一客觀實際，優先培訓具有一定文化基礎的人員，能夠更快解決迫在眉睫的干部短缺問題。同時，舊職員熟悉崗位的工作流程并擁有管理經驗和業務技能，可在較短時間的集訓后分配于各類崗位。二是招收舊職員等群體可在較短時間內緩解嚴重的安置和就業問題。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軍管會在接管政權后，西南地區“近九十萬的國民黨軍、四十萬左右的舊有員工”亟待安置，合理安置此類人員并實施教育改造便成為解決就業問題、保持政治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方式。三是西南革大的辦學性質與目標是“繼承和發揚抗大革命傳統，大量吸收知識分子，迅速提高工人覺悟的革命熔爐……并逐步地過渡到正規的西南人民大學”。以舊職員等知識分子群體為首批主要招收對象，既能起到很好的先行示范作用，也能在先易后難中穩步積累經驗，保證后續各項工作有序推進。第二階段主要培訓產業工人和輪訓抽調的在職人員，小學文化程度的占52.2%。產生此種變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國內外局勢復雜多變，要求加快新型產業工人的培養，以做好生產與后勤工作；西南地區各單位各部門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軌，但對于“新人”的塑造并非一蹴而就，在職干部需要持續接受教育，以實現從思想到行為的徹底轉變；西南革大“堅決向工農開門”的辦學原則也要求加強對工農骨干的接納與塑造。第三階段主要面向革命干部和優秀青年知識分子。為迎接即將到來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1952年4月，中共中央西南局計劃將西南革大轉變為西南人民大學。西南革大為此調整了原有組織與院系結構，盡管也兼有少部分短期專修班，但已著手向正規的新型大學轉變。同年 4月 29日，由西南革大擬定的《本期工作初步方案》明確提出，學員“必須具有一定政治覺悟。中學以上文化水平，有一定實際工作經驗，經過學習能培養成為工作中之骨干者”，“主要對象應是革命干部和優秀的青年知識分子”。培養各領域的專業和骨干人才，成為這一階段的重點任務。
（二）以思想、理論、技能為核心教學內容
西南革大注重在教學過程中貫穿思想、理論和技能三個層面的教學內容，以幫助學員成長為內外兼修、德才兼備的社會主義“新人”。
第一，對學員進行思想革新。西南革大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注重對學員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和社會主義教育，引導學員樹立社會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譬如，在社會主義發展史教學中，西南革大強調，學員要把學習“同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斗爭密切地聯系起來”，“同自己的思想實際結合起來”，以培養理論聯系實際的革命作風。西南革大也注重學員的思想總結和民主鑒定，發動“學員們討論和自學，寫學習心得，交總結”，并將部分學習體會刊登于校刊供學員參考。比如，在刊登于《云南革大》的《論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關系》一文中，作者坦陳，“當學習勞動觀點的時候，雖然在理論上能夠接受勞動創造人……但在思想上總不免弄不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正確關系”，而在馬列主義的指導下重新認識二者關系后，便解答了這一疑惑，加深了對“勞動創造世界”等觀點的理解。
第二，對學員開展理論教育。一方面，西南革大圍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積極開展普遍性的政治理論教學。不僅在總體上注重對《共產黨宣言》《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等馬列經典著作的啟發性教學，而且注重深化學員對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經典著作的研讀。此外，還結合中國革命實際與形勢變化，設置了“中國革命基本問題”“時事與政策”等系列課程。為提升政治理論學習效果，西南革大也根據實際情況為學員提供參考資料。例如，《西南革大云南分校第二期學員學習參考資料》（第二輯），摘選了劉少奇的《人的階級性》、艾思奇的《從頭學起》、沈誼的《什么是工人階級的主人翁思想？》等幾篇文章，為學員正確認識“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階級觀念”等問題提供了參考。西南革大總校 1952年 12月編印的《中國革命史參考資料》，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關系》等文章作為學員學習中國革命史的參考。另一方面，西南革大還依據形勢變化和學員的分類及特點開展差異化、專業化的理論知識教學。例如，針對第二期的工人學員增加了黨章黨綱和工會法、工廠管理法的教育，針對司法干部學員編印了蘇維埃刑法、民法及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等專業授課教材。為應對即將到來的大規模經濟建設，貴陽分校在第四期以后增開了“經濟建設常識”和“政治常識”兩門課程。為農村減租退押和土地改革運動作準備，云南分校則安排了農村政策學習，包括《土地改革法》及減租退押的有關政策規定，并組織了農村調查。
第三，對學員實踐能力及專業技能進行培訓。塑造“新人”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解決實際問題提供人才支持。西南革大注重對學員實踐能力的培養，讓學員在參加各種社會實踐活動中提升自身的專業技能。1950年 10月，貴陽分校組織學員“1255人，加上干部兩百多人，共有 1500人”參加下鄉運動，執行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和土改等任務。川南分校則在“全校抽調 100多人參加征糧工作”，并在征糧中與土匪進行了英勇斗爭。1951年 12月，云南分校組織全體學員參加了“三反”運動，使他們在實際斗爭中明白了運動的意義和作用。同時，西南革大還在不同期次開辦了“新聞班”“統戰班”等專業訓練班，集中培訓符合不同建設崗位需要的干部。特別是在后期著手向正規大學轉變的階段，學校下設“財政、經濟計劃、工廠管理、貿易、俄文、政法、政治教育等 7個系，財政、會計、統計 3個專修科及工程管理、司法干部 2個培訓班”，教職員也按業務類型編入不同教研室，以更專業、更具針對性的方式對學員進行專業技能培訓。
（三）堅持漸進性、針對性、多樣化的教學策略
西南革大在辦學過程中，注重教學策略的靈活運用，漸進性、針對性、多樣化是其教學策略的顯著特征。
第一，堅持循序漸進的教學方法。從西南革大的教學步驟來看，教學過程“大體都經歷了預備教育、理論學習、時事政策學習、全面思想總結和鑒定等幾個階段”。預備教育階段以說服教育和示范教育為主，通過系統宣講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和集中進行校風、校訓教育，消除學員顧慮、擺正其態度。理論學習階段則圍繞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展開系統的理論教育，在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原則下肅清錯誤觀念。時事政策學習階段則是從國內外的視角出發開展教學，并結合實踐活動幫助學員明確未來工作的方向。全面思想總結和鑒定階段，以整風精神為指引，總結與鞏固學員的學習成果。同時，西南革大在組織實施每一階段的教學計劃過程中，將每個單元的學習目的、內容、掌握要點等向學員作布置，并注意收集教學過程中的各種思想傾向和思想觀點，以及時進行正確的引導；在每期結束后，組織各單位總結本期工作，進行交流討論，明確經驗教訓，以更好地開展下一期的教學工作。這種有步驟、分階段、具體化的教學安排，符合循序漸進的教學規律，在教學實踐中廣受學員好評。有學員表示：“學習幾個月，勝讀十年書。”
第二，實行因人而異的培養方針。西南革大學員成分的復雜多樣決定了必須實行因人而異的培養方針。針對以舊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教學，西南革大側重于“勞動價值觀”與“社會主義發展史”的學習引導，“輔以實踐勞動鍛煉與教育”。其目的就是要改變舊知識分子過去輕視勞動的觀念，在明確階級立場的同時，“使他們在較短期間拋棄舊的錯誤的政治觀點，取得新的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從而運用他們的文化知識與業務能力為新中國建設而奮斗。針對以工農骨干為主要成員的教學，西南革大采用了“講授、啟發、引導與互助教學，自覺自愿相結合，并輔以班輔助課，小先生制”等貼合工農學員實際的教學方法。在后期著手轉變為正規大學階段，西南革大開始針對不同類型人才進行招生和教學，設有中國革命史教研室、政治經濟學教研室、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政治教育教研室、俄文教研室、工程管理教研室、統計教研室、財政教研室及經貿教研室等 13個教研室，培養方式向專門化轉變。
第三，采用形式多樣的教學方式。一是運用啟發式教學方法，以戲劇、電影等形式配合教學。如云南分校“學習‘土改’時，放映電影《白毛女》，演出歌劇《血淚仇》《赤葉河》；學習中國革命問題時，放映電影《趙一曼》《上饒集中營》”。成都分校為配合教學，演出了話劇《思想問題》，對學員思想震動較大，收到了“臺上演戲臺下比，看看別人想自己”的效果。二是堅持自學為本原則，充分發揮學員的主觀能動性，始終發揚教學民主。如云南分校“實行自學、講課和討論相結合”，“在自學的基礎上，以上大課為主，上小課為輔，結合小組（必要時聯組）的充分討論”。三是實行學生自我管理。西南革大創設了學代會、俱樂部等學生組織，特別是學代會以“及時反映同學的意見，交流學習經驗，提高同學的積極性，指導俱樂部建設”為宗旨，“分為班的、部的和全校的三級學代會”的組織形式，以此推動各項學習任務的達成。
三、西南革大的歷史貢獻
從1950年5月開始到1953年9月結束，西南革大及其分校在大約三年零五個月的辦學實踐中，盡管面臨著經費不足、師資力量短缺、教學設施簡陋等嚴重困難，但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仍取得了很大成就。
（一）培養了一批適應新中國革命和建設需要的“新人”
據不完全統計，西南革大及其分校“為西南地區培訓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需要的各類干部和專門人才近 10萬人”，這些人經過培訓后分布于西南地區城鄉的各個崗位，充實了大西南的人才儲備。以西南革大總校為例，短短 3年多時間就為西南地區的機關、學校、工礦、財貿、交通、銀行和部隊等戰線輸送建設人才 2.389萬余人。其中，培養知識分子干部1.503萬人、產業工人積極分子 4342人、專業干部 4494人。在專業干部中，包括學習指導員、工人政治教員、中學政治教員、理論教員、財經干部、工程管理人員、司法干部、機要干部、各民主黨派干部、檢察人員、新聞干部等各類人才。西南革大各分校也為西南地區各單位輸送了大批建設人才。比如，云南分校在 3年中培訓各類干部 14587人。總之，西南革大的學員在接受教育后，已然成為具有堅定政治信仰與過硬本領的社會主義“新人”。
（二）促進了西南地區新生人民政權的鞏固
新中國成立初期，整個社會從人民思想到現實境況都是十分復雜的。當時，不僅需要重塑經歷百年烽火硝煙的中國社會，而且需要通過新式教育開展全社會范圍內的思想革新，增進民眾對新中國的政治認同，以鞏固新生人民政權。西南革大以豐富多樣、卓有成效的辦學實踐，引導廣大學員在提高思想覺悟后，逐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激發了主人翁意識，從而自覺自愿地加入到鞏固新生人民政權的革命隊伍中。例如，1950年 10月，云南分校第一期 900多人畢業時，革命熱情很高，表示愿意服從革命需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工作，爭相報名參加農村工作隊和解放西藏的工作。在抗美援朝運動中，成都分校一部學員 543人報名參軍到抗美援朝戰爭前線，并積極捐獻財物，還普遍訂立了愛國公約；云南分校也組織全校學生多次捐款并舉行“控美大會”，“全校共捐得 69798050元（舊幣——引者注）”，并在同年“1月 17日至 30日舉行控美周”，掀起了愛國主義熱潮。在西南革大選派參加土改、征糧和清匪反霸等工作的學員中，有不少人獻出了寶貴生命。事實證明，西南革大的教育是成效顯著的，學員在畢業走向工作崗位后為各項革命和建設事業以及西南地區人民政權的鞏固作出了積極貢獻。
（三）推動了西南地區人民教育事業的穩步發展
西南革大是新型教育的一次探索，在第三階段的教學中已著手向正規人民大學轉變。隨著國內形勢的變化，經濟建設與地方性教育改革任務逐漸凸顯，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文教部從實際需要出發，改變了將西南革大過渡為西南人民大學的預設方案，轉而采取“打散西南革大，加強和充實西南各大專院校、黨校的辦法”。西南革大總校的政法系、政治教育系獨立新建為西南政法學院，俄文系獨立新建為西南俄文專科學校，財政系、經濟計劃系、工廠管理系、貿易系并入四川財經學院，其余部分于 1953年 9月并入中共中央西南局黨校。西南革大各地分校也相繼于 1952年下半年起先后轉為行政干部學校或黨校。如 1952年 9月，川北、川西、川南、川東四個行署，以西南革大的干部教員為基礎，合并改建為四川省第一行政干部學校和四川省第二行政干部學校。次年 3月，云南分校、西康分校也分別改建為云南省行政干部學校、中共西康省委黨校。同時，西南革大總校與分校一部分干部也被調去充實了高校、黨校等教育機構。西南革大的打散與重組，優化了我國西南地區的教育機構，“成為了西南教育事業發展新的起點”。
西南革大產生于特殊的歷史階段，后因現實發展的需要而退出歷史舞臺。雖然它存續的時間有限，但貢獻和意義很大。它注重圍繞時代任務教育和塑造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的“新人”；注重教育內容間的互動關系，圍繞思想、理論和技能三方面展開教學，推動學員素養的綜合發展；善于運用漸進性、針對性、多樣化的教學策略，大大提升了人才培育的成效。這些經驗和做法，不僅在當時取得了扎實成效，培養了大批社會主義事業急需的干部人才，也為我們今天做好干部培訓工作、人才工作、教育工作以及培育“時代新人”提供了有益借鑒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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