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毛澤東如何開展對外輿論斗爭

　　中國共產黨人認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戰火硝煙中，面對革命與反革命的意識形態角逐，“共產黨不曉得挨了多少罵”，最終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面對國際黨際復雜局面、東西方意識形態對立“罵聲”頻頻，以頗具革命色彩的對外輿論斗爭樹立起了在全國范圍執政條件下的中國共產黨、站起來了的中國人民的嶄新形象。尼克松都不禁贊嘆：中國共產黨人“是革命家，相信他們的利益和理想是值得為之戰斗和犧牲的”；有著世界上最能干的十億人民和龐大自然資源的中國，“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對外輿論斗爭，是老一輩革命家提領全黨勇氣、智慧與實踐的集體結晶。這其中，毛澤東的哲學思辨、戰略格局、廣闊胸懷、靈活策略熠熠生輝。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后，毛澤東用“鋼少氣多”總結了這場艱苦卓絕“武仗”的致勝之本。在對外輿論斗爭這場同樣慘烈的“文仗”中，學習毛澤東又是以怎樣的志氣、底氣、和氣、虎氣、勇氣應對“挨罵”，為我們在當前歷史條件下，繼往開來、爭取主動提供了寶貴鏡鑒。

　　理論自信、格局胸襟：毛澤東開展對外輿論斗爭的“志氣”

　　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堅信“我們共產黨人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全世界資本主義要被打倒”。因此，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自信，給予了毛澤東洞悉和把握歷史發展大勢的時代先覺。面對美西方“天天罵我們”，毛澤東笑對：“表明他恐慌，害怕我們很快強大起來。”歷來“不怕鬼”的毛澤東，20世紀50年代在會見外國記者時說道：“帝國主義歷來就是嚇唬人的，有時也動手打人，我們就是不要被他們嚇倒，不要怕他們。對西方的崇拜是一種迷信，這是由歷史形成的，現在這種迷信正在逐漸破除。說西方是先進的，這也是一種迷信：恰恰相反，他們是落后的。自然，他們有一點東西，無非是幾斤鋼鐵和幾個原子彈。其實這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因為他們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敗的，是低級趣味的，所以我們看不起他們。”毛澤東斷言：“他們一時耀武揚威，最后總是要垮下去的。”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在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會上講話。

　　萬事從來風過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包容、大度，同時也涵養了毛澤東面對“挨罵”時的格局胸襟，古老東方的千年底蘊和文化自信當與僅百年歷史的一些西方國家出現對撞沖突時，云泥之別高下立判。1958年11月10日，新華社《參考資料》刊登了美國合眾國際社污蔑我國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電訊。毛澤東讀后，在這篇電訊的天頭和旁邊，寫下了唐朝詩人劉禹錫的一首詩：“高髻危冠宮樣妝（劉禹錫原詩為“高髻云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偉人的才情和氣度躍然紙上。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中蘇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日漸加劇。面對我駐外使館反映：“蘇聯《真理報》不僅對我國的消息一點都不再報道，連‘中國’這兩個字也都抹掉了。”毛澤東批示：“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說道：“國際修正主義者在不斷地罵我們。我們的態度是，由他罵去。在必要的時候，給以適當的回答。我們這個黨是被人家罵慣了的。從前罵的不說，現在呢，在國外，帝國主義者罵我們，反動的民族主義者罵我們，各國反動派罵我們，修正主義者罵我們；在國內，蔣介石罵我們，地、富、反、壞、右罵我們。歷來就是這么罵的，已經聽慣了。我們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覺孤立。我們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還孤立嗎？”此時的會場響起了一片笑聲。

　　洞悉規律、把握本質：毛澤東開展對外輿論斗爭的“底氣”

　　毛澤東很贊賞魯迅的一句話——“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在對外輿論斗爭中，“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是“靠科學吃飯”。這里所說的“科學”，就是指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本質特點。如毛澤東所說：“我們做任何工作都必須按規律辦事，否則，工作就會搞不好或者走彎路。”正是因為掌握了對外輿論斗爭的規律本質，毛澤東才能夠教育引領全黨，有了不怕“挨罵”、敢于斗爭的底氣。

　　針對“罵”我們的人究竟有多少，毛澤東指出：“所謂大反華，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過是一些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其他一些國家的反動派和半反動派，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分子和半修正主義分子，以上三類人，估計共只占全人類的百分之幾，例如說百分之五吧，最多不過占百分之十。假定說，一百個人中有十個人反對我們，全世界二十七億人中，不過只有二億七千萬人反對我們。而有二十四億三千萬人是擁護我們的，或者是不反華的，或者是暫時被敵人欺騙對我們表示懷疑的。”擁護者和反對派數量兩者對比，強弱自明。

　　◆1959年10月，毛澤東在北京會見了世界和平理事會代表團成員。

　　針對反華勢力怎么“罵”我們，毛澤東指出：“各國壞人半壞人反華，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間歇性的，有題目可借，例如西藏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他們就反一陣。這個題目也不能永遠借來反華，因為他們虧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相信他們的話，每天反下去，他們就越站不住腳。美國和我們的仇恨結得大一點，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華，也有間歇性。其原因也是因為無理由地天天大反，聽眾感覺討厭，市場縮小，只好收場，過一個時期另有新題可借，再來掀動反華。不但現在有較小的間歇性，而且將來會有較大的間歇性，看我們的工作做得怎么樣。”將反華勢力“罵”我們的手段、伎倆暴露于陽光之下。

　　針對“罵”我們能在國際社會產生什么影響，毛澤東指出：“第一，他們人數極少。第二，他們反華，損傷不了我們一根毫毛。第三，他們反華，可以激發我們全黨全民團結起來，樹立雄心壯志，一定要在經濟上和文化上趕上并超過最發達的西方國家。第四，他們勢必搬起石頭打到他們自己的腳上，即是說，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們自己的丑惡面目。所以他們反華，對于我們說來，是好事，不是壞事，證明了我們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證明了我們的工作做得還不錯。對于他們說來，是壞事，不是好事，是他們的不祥之兆。”通過對唯物辯證法的現實解讀，樹立了全黨在對外輿論斗爭中必勝的信心。

　　毛澤東一向善于一分為二看問題。在分析完“罵”我們一方的基礎上，他進一步分析了我們在應對“挨罵”時要把握的基本原則。

　　規律原則之一，毛澤東用陶淵明的“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這句古詩作出了浪漫主義解答。具體來說，就是“好好研究，公開發表，以便將正、反兩種材料對比起來，才能作出比較正確的分析和批判”。從哲學方法上講，就是“不批判唯心論，就不能發展唯物論，不批判形而上學，就不能發展辯證法。而要批判，就要掌握對方的材料”。1959年9月4日，毛澤東就指示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自己秘書的胡喬木和時任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的吳冷西：西方國家對中國“一些有利評論，宜大量發表，污蔑評論，也要發表，加以駁斥。反華越惡毒，對我們越有利”。在中蘇論戰中，面對一些國家共產黨的攻擊，毛澤東以雄文回擊：“我們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載你們的東西。在登載你們一切痛罵我們的‘偉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條地或者扼要地駁斥你們，當作我們的回答。有時我們只登載你們的錯誤文章，我們一個字也不作回答，讓讀者們自己去思考。”

　　這些規律原則還包括“不應吹得太多”“不要強加于人”“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等等。在對外宣傳工作中，毛澤東常常告誡黨內：“我們應注意自己的宣傳，不應吹得太多，不應說得不適當，使人看起來有強加于人的印象”，“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1968年3月12日，我國援外某工程移交問題的請示報告中的一段話，“舉行移交儀式時，應大力宣傳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說明我援×修建××××工程的成績，是我們忠實地執行偉大領袖毛主席關于國際主義教導的結果，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被毛澤東刪去，并批示：“這些是強加于人的，不要這樣做。”1974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還曾談道：“如果片面地介紹中國，說怎么好，那是不妥的。當然，說中國是一片黑暗，也是不對的。光明面是主要的，但是有時候有黑暗這一面。我們下面的工作人員就愛吹他的成績，而不愛把自己的錯誤講出來，所以你們要注意。別國大體也是如此，總是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缺點。”

　　廣交朋友、講好故事：毛澤東開展對外輿論斗爭的“和氣”

　　中國人常講“以和為貴”。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就提出：“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和團結國際友人是鞏固革命勝利的兩個基本條件。”這一時期，我國雖然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方針，但同時也與西方國家的友好人士和團體進行廣泛交往，為營造良好的國際輿論氛圍提供支持力量。1949年12月3日至4日，英中會議在英國倫敦召開。這是一次有工會領袖、國會議員、教授、醫生、主婦、合作社社員、工人和學生等三百多名各界人士參加的會議。會議主要討論發展對新中國的友誼和貿易、認識新中國的政策和前途，要求英國政府撤銷對國民黨政府的承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立外交關系。毛澤東給英中會議致賀電，提出：“中國人民歡迎一切加強中英人民友誼的努力，并希望這種努力獲得成功。”面對一些國家在國際輿論斗爭中與中國交惡，毛澤東不計前嫌、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實現了以斗爭求團結的目的。1956年2月10日，毛澤東在會見泰國人民促進友好訪問團時說：“目前你們處在困難中，要慢慢來，必須按照實際情況去做。必要時對美國說幾句好話，對我們說幾句壞話，我們是諒解的。”毛澤東還將外國政府和人民加以區分，以團結各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1961年10月7日，毛澤東在同前來接洽《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日文版翻譯、出版等事宜的日本朋友談話時指出：“日本除了親美的壟斷資本和軍國主義軍閥之外，廣大人民都是我們的真正朋友。你們也會感到中國人民是你們的真正朋友。”

　　◆1960年5月，毛澤東會見蒙哥馬利。

　　一個故事勝過一打道理。對外傳播中，講故事是最好的方式。所講故事的內容固然重要，但由誰去講，更關系到故事的可信度和傳播力。本身作為一位“具有軍人的心智，兵權之劍倚掛在史籍之旁”的英雄（[美]羅斯·特里爾著：《毛澤東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97頁）、“一位戰斗到最后一刻的戰士”（[美]理查德·尼克松著：《領袖們》，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270頁），毛澤東更加傾向于“讓英雄講英雄中國的故事”。早在20世紀30年代，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就在西方暢銷；1937年1月25日出版的美國《生活》周刊第2卷第4期，又用7個整版的篇幅對中國紅軍領袖和長征作了介紹。至新中國成立初期，十多年來，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對紅軍長征的故事和中國共產黨“英雄好漢”的形象已經非常熟悉。1950年初，新中國擬派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針對任命張聞天為代表團首席代表，毛澤東特別囑咐：“新華社發布新聞時，須介紹張聞天是中共中央委員，曾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及各項革命工作。”1月19日，新華社廣播了《張聞天簡歷》，其中就提道：“在一九三四年冬至一九三五年冬，中共中央領導中國人民革命軍隊舉行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時，張聞天是這一長征的領導組織中的一員。”國際輿論場為之一振。1960年5月，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訪問中國。27日晚，毛澤東會見了蒙哥馬利并共進晚餐，雙方就國際局勢等問題進行了廣泛交談。英雄之間總是“惺惺惜惺惺”的。蒙哥馬利回到英國后，6月初就發表演講，夸贊“他在中國期間，看到了幾千年延續下來的中國文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只有向前推進，并未受到損害”。6月20日，蒙哥馬利又在《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文章《我同毛的會談》，詳細敘述了他在5月下旬訪問中國的經過和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會談的情況，提出毛澤東建立了一個統一的、人人獻身和有目的感的國家；中國軍隊給他印象“太深刻”，有“充分的質量高的人員供應”，民兵組織遍及全國，因此若入侵中國“要大倒其霉”。蒙哥馬利奉勸“西方世界最好與這個新中國交朋友”。作為享譽國際的二戰英雄，他講述的“中國故事”，成為西方世界審視新中國的重要參考。

　　同時，毛澤東還善于在對外傳播中“借嘴說話”“借船出海”。1960年10月22日下午，毛澤東會見斯諾，并共進晚餐。老朋友相見，毛澤東感慨：斯諾1939年離開延安后，“一隔就是二十一年”。毛澤東十分關注對美宣傳問題，對斯諾說：“你提到在美國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對美國的政策并不都是同意的，說我們的宣傳應該注意這些人的情緒。在這方面我們是應該注意。”他還特別提出：“我們發的新聞，美國人看不慣，看不順眼”，因此，“要有一批人專門研究美國，注意美國各階層的情況。除了上層的以外，你所說的那些中層、下層的輿論我們也要注意”。這次談話后，毛澤東專門審定了一段談話：“對。不管美國承認不承認我們，不管我們進不進聯合國，世界和平的責任我們是要擔負的。我們不會因為不進聯合國就無法無天，像孫悟空大鬧天宮那樣。我們要維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戰。我們主張國與國之間不要用戰爭來解決問題。但是，維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國有責任，美國也有責任。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這點我們是要堅持的。”毛澤東同意斯諾公開發表，為12年后尼克松訪華以及后來的中美建交發出了輿論先聲。

　　理直氣壯、針鋒相對:毛澤東開展對外輿論斗爭的“虎氣”

　　斗爭精神貫穿毛澤東一生，他自喻：“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談到國際問題時，毛澤東曾說：“未來總是光明的。要經過斗爭。不斗啊，人家不聽你的話！”但毛澤東的斗爭不是“亂拳打死老師傅”的一味蠻干，而是有“識”、有“方”、有“膽”。

　　◆1950年，毛澤東、朱德在中南海接見出席全國新聞工作會議的代表，右二為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

　　國際輿論斗爭面對的是不同國家歷史文化、意識形態、現實利益的差異，很多時候往往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毛澤東斗爭有“識”，將理論外宣擺在突出位置，往往不糾結于具體國際事務和輿論細節，而是努力將中國共產黨的精神特質、理論品格、價值追求展現在世界面前。1958年10月31日，《人民日報》轉載了《毛主席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一組論述，經補充調整，定名為《毛澤東同志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對此，毛澤東批示吳冷西：“這篇文章可以轉載。這個問題，在世界范圍內都是一個大問題，永遠有許多人總是不得解決。”“似不妨予以轉載，并予廣播。建議重新譯成三四國外文出一小冊子。”1958年至1967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發行了英、俄、法、德、日、烏爾都、印尼、印地、西班牙、阿拉伯、波斯、越南、斯瓦希里、葡萄牙、緬甸等文版本，使毛澤東的這一理論在國際輿論場得到廣泛傳播，并使國際社會對“紙老虎還是并非紙老虎的問題，自然感覺興趣”。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后，中蘇兩黨之間意識形態的爭論愈演愈烈。蘇共領導人、蘇聯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和公開信，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其他一些黨。1963年12月20日，中央宣傳部、中央編譯局相關負責同志報告中央領導同志：“《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俄文本的譯稿，早已定稿，但根據主席指示，尚未出版。由于目前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斗爭的形勢，同三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我們建議俄文本即由我外文出版社出版。”兩天后，毛澤東就批準了相關報告。1964年，《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俄文版出版，向社會主義陣營、俄語世界展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思想偉力。

　　在國際輿論斗爭中，有理沒有渠道發聲、發了聲別人聽不懂就要失語，失語就要挨罵。毛澤東斗爭有“方”，一方面注重對外傳播渠道建設。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先后為《南僑日報》《美洲華僑日報》等國外報紙題詞，還接受巴西等國記者采訪，鞏固和拓寬了新中國在國際輿論場中的發聲渠道。1955年12月，他指示新華社：“應該大發展，盡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記者，發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另一方面，毛澤東還在一些話語表述上貼近西方習慣，讓西方人聽得懂。1950年1月12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美國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長篇講演攻擊中國。1月21日，毛澤東以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的名義發表與新華社記者的談話，諷刺道：“美國帝國主義的官員們舉艾奇遜這類人為代表，一天一天地變成了如果不乞靈于最無恥的謠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騙子，這件事實表示了美國帝國主義制度在精神方面墮落到了什么樣的程度。”“謝謝上帝，美國帝國主義者們在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掃蕩之下，除了造作這樣的謠言之外，已經沒有別的更好辦法了。”

　　“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毛澤東斗爭有“膽”，在對外輿論斗爭的戰場上敢于“刺刀見紅”。1959年3月，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武裝叛亂，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奉命進行平叛作戰。對此，英國、印度以及一些西方國家對我內政進行攻擊。4月25日，毛澤東就西藏叛亂事件的宣傳報道問題批示：在宣傳報道中，要“直指英印，不要躲閃”，人大、政協就此事的發言，也要“理直氣壯”。5月4日，針對挪威報紙就西藏問題侮辱中國領袖，毛澤東指示宣傳、外交部門相關同志：“挪報第二次登出在中國主席面部打大白×的漫畫，并說毛是比希特勒還壞的獨裁者，人能罵神，不能罵毛，毛比神還厲害嗎？如果中國不屈服，繼續胡鬧，那末，西方將有一千張報紙大罵毛的獨裁云云。”“我意應借此同西方不是一千家，而是一萬家、十萬家報紙挑戰，讓他們都在我的面上打白×，罵希特勒的更甚者，我認為如此極為有益，將此事鬧大鬧長，讓世界人民注意，想一想，在西藏問題上和革命反革命界線問題上鬧清楚。這是好題目，不應放過。挪威兩次漫畫及其兇惡論點都應登《人民日報》，并加駁斥，引起挪報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報復，和我們的反報復。”1963年12月23日，美國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希爾斯曼發表演說，批評中國是“一個敵視西方、威脅鄰國的激烈的敵對力量”等等。毛澤東指示劉少奇、鄧小平和外交部門：“建議寫一篇文章公開發表，要認真研究亞洲情況，進行合理的批評。在半個月內寫好，多次研究、修改，采取攻勢。”1964年2月19日，《人民日報》刊發了題為《在死胡同中徘徊的美國對華政策》一文，對美方觀點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駁，文章酣暢淋漓地指出：“正如毛澤東主席所指出的那樣，帝國主義的邏輯就是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到滅亡。”

　　正視問題、有則改之：毛澤東開展對外輿論斗爭的“勇氣”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是毛澤東對待批評時的一個重要態度。面對國際輿論紛爭，毛澤東認識到：“一切問題的中心在于我們自己的團結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在“挨罵”中發現問題、找出原因、解決矛盾，團結好、工作好，國家強大了，那么“一個長江大橋，可以說服許多人。你沒有長江大橋他就不信，出了個長江大橋，許多人去看了，他就信了”。對外輿論斗爭中的許多問題也自然迎刃而解。這正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大智”“大勇”。

　　◆在國際輿論斗爭中，毛澤東強調駁斥國際敵對勢力的攻擊和誣蔑既要堅決果斷，同時又要對具體對象作具體分析，講究策略和方法。

　　1957年6月24日，新華社《參考資料》刊登了美國《新共和》雜志發表的題為《在我們的對華政策上的辯論》的文章。文章在“垮臺論”的小標題下，一開頭便說：“‘一百萬人委員會’說：‘北京政權現在并不能牢靠地控制住大陸。’工業產品、豬肉、棉花和煤的缺乏，反映出一種‘嚴重的經濟危機’。”對此，毛澤東給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商業部部長的陳云寫了批語：“這一句是唱反調的，但也應當促使我們注意。有人提議農業投資應占百分之二十，少了不利，請你研究一下。”陳云收到批語后立即批示：“擬開一次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會，研究一下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的農業問題。”

　　1958年12月22日，新華社《參考資料》刊登了日本共同社《人民公社的幾個問題》等評論，評論指出：“人民公社從今年夏季開始出現以來，在全世界，善意的和惡意的批評紛飛，莫衷一是。有人認為（人民公社是）‘向共產主義前進了一步’，而加以注意；又有人認為‘人民公社是違反人性的制度，是一定要失敗的’。”毛澤東在這段話中，畫下了許多下劃線，還在“是違反人性的制度，是一定要失敗的”前標記了三角記號。在這段話旁邊，毛澤東寫下“基本正確”四個字。往前回溯12天，黨的八屆六中全會剛剛結束，全會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決議》集中體現了黨對初步糾正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左”傾錯誤的思想認識。此時的中國，正以《決議》精神為指導，相繼開展整頓人民公社的工作，剎住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產主義過渡的勢頭。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