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毛澤東與蔡和森等一批湖湘熱血青年，建立新民學會，把“改造中國與世界”作為學會方針。他們聚集在岳麓山上、橘子洲頭，縱論天下大勢，討論社會人生問題，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指出“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呼吁民眾大聯合。為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們組織新民學會會員去法國勤工儉學，出國“猛看猛譯”。經過比較分析，終于找到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良方——走俄國式的革命道路。
毛澤東給人留下“老成持重，沉默寡言”的印象，很少發言，更多是傾聽和吸收他人意見。在1920年毛澤東的工作重點一度是改良性質的“湖南自治”運動。其他馬列主義者都在探索組織工會（尤其是鐵道、礦山、海員工會）與教育工人，毛澤東在“湖南自治”民主運動與群眾革命運動之間如何抉擇，選擇何處作為革命動的新戰場，一貫注重調查研究的毛澤東踏上了尋覓之路。
一、力推“湖南自治”得罪趙恒惕
1920年8、9月間，“湖南自治”的輿論聲勢已成。身在“廟堂”者與身在“江湖”者，首先在由誰主持“自治”上發生了根本的分歧。
主政湖南的譚延闿們，搞的是官辦自治：為操控“自治”的主動權，于9月13日召集“自治會議”，決定由省政府和省議會各推舉若干人草擬一部“省憲法”，然后召開制憲會議。
“在野”的毛澤東、彭璜、龍兼公們則搞“民辦自治”，起草了《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湖南憲法”以建設“新湖南”之建議》的文件，其中提出了一個要害問題：人民憲法會議代表，必須實行直接的平等的選舉；由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憲法，根據憲法產生正式的湖南議會、湖南政府以及縣、區、鄉自治機關。這個文件10月5日至6日在《大公報》上公開發表后，簽名支持者達377人，幾天后增加到436人。在毛澤東等的組織下，10月10日，長沙近兩萬群眾冒著大雨上街游行。到達督軍府門前時，省學聯主席彭璜等代表向譚延闿遞交了毛澤東、龍兼公起草的《請愿書》，要求迅速召開人民制憲會議。在省議會門前，出于對包辦“制憲”的不滿，還有人扯下了省議會的旗幟。
譚延闿在接下了《請愿書》后，對其中所提各項要求斷然拒絕。而11月下旬擠走譚延闿而成為湖南實際統治者的趙恒惕，面對“草根”們更是只有一張陰沉鐵青的臉。無論譚還是趙，都不會放棄“制憲權”。趙恒惕們知道毛澤東是“草根”們的旗手，先得鎮住他，便把“扯旗”之事加在毛澤東頭上，接著，又造謠說毛澤東想運動軍隊，以搗毀省議會。警察廳隨即把毛澤東召去詰問，還對彭璜發出通緝布告，想借此造成一種高壓恐怖氣氛，讓“草根”們知難而退。
二、老虎嘴里討碎肉
其實，毛澤東對“湖南自治”既是熱情的，也是冷靜的。他知道，讓湖南擺脫“南”、“北”戰爭的蹂躪，是全省上下共同的心愿，但為什么就不能讓民眾通過自治得到一定的權利呢？盡管他知道后者如同“在老虎嘴里討碎肉”。因此，他對“湖南自治”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不僅僅是他，就是整個湖南“在野階層”都投入了熱情。
毛澤東運用在湖南《大公報》做特約記者的身份，對“湖南自治”進行了一系列理論層面和操作層面的探索。9月3日，他在《大公報》上，發表《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提出先分省自治，后解決全國總建設的觀點。“湖南共和國”是一個驚世駭俗、違經背道的觀點，一時間，長沙城內，乃至全省都鬧得沸沸揚揚的。在不到5個月時間內，他發表了15篇文章，從不同的側面、角度，從理論上闡明湖南人民自治運動有其發生的歷史必然。
毛澤東們與譚趙集團存在分歧也是必然的。譚趙集團的自治，不過是在“南北夾縫”中討生活，維護他們的“長治久安”——“湘人治湘”，而毛澤東們要的“民治主義”——湘人自治。
“江山是老子打下的，豈能拱手讓人？”不論是文人出身的譚延闿，還是武人出身的趙恒惕，都無法擺脫歷史的慣性。他們絕對不會把權力讓給草根！民眾起來了，他們集會、游行、請愿，確實是向譚、趙集團施加壓力，這當然是他們不能容忍的。在將譚延闿趕出湖南后，趙恒惕雖仍然掛著這塊招牌，可那是刺刀下的“湖南自治”——連連制造血案。在他的刺刀下，“草根”們還能實現自己的訴求么？
毛澤東們成了趙恒惕心上的“刺頭”。毛澤東們心目中的“湖南自治”運動失敗了！
三、安源路礦工人在20世紀頭二十年發動七次反抗
當時湖南境內的鐵路有兩條，一條是粵漢鐵路，有工人約3000人，多數集居在長沙；另一條是株萍（株洲到萍鄉）鐵路，全線工人1100余人，該鐵路有一半在江西境內，大多數工人集居在萍鄉安源。安源煤炭資源豐富，1898年，清朝鐵路總公司督辦、漢陽鐵廠督辦盛宣懷為解決漢陽鐵廠燃料問題，引借外資和技術，設立萍鄉等處煤礦總局，以安源為中心，圈定120多平方公里的地面為礦區，禁止別人開采，不久又修通萍鄉宋家坊萍河邊至安源的萍安鐵路，1904年，萍安鐵路延至湖南株洲，稱株萍鐵路。萍鄉煤礦（又稱安源煤礦）加上株萍鐵路，合稱安源路礦，共有煤礦和鐵路工人13000多人，大多為湖南、湖北和江西等地的破產農民，另有失業工人四五千人。雖說萍鄉煤礦在中國最早采用機械生產、運輸、洗煤和煉焦，采煤工作還得靠礦工完成，環境之惡劣、條件之艱苦可想而知，他們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高，井下采煤時無法直立，只能蹲著或側躺著挖，挖出的煤用竹筐裝，如牛馬之馱車一樣，人工推拉到主巷道。礦井里的工人赤身裸體，自備一條約1米長的藍布，在井下包在頭上，出井后用來圍身遮羞，到澡堂便當洗澡巾。井下發生火災時，礦局救井重于救人，有時工人被堵閉在井下致死。
1920年2月東平巷大火，死40人，傷20人，礦局規定，事故死亡的工人僅發給16元安葬費，不及一匹馬的價值（60元）。“早晨下得礦井去，不知晚上出不出”是礦工們的心聲，他們干著最累的活，拿著最少的錢，還要被工頭克扣，遇上礦局延期發餉，只好舉債度日。20世紀頭20年里，安源工人為改善待遇自發掀起了7次反抗斗爭，從破壞機器到罷工、搗壞洋人住宅再到驅逐德國工程師和管理人員，在當局的武力面前，風潮很快又被壓下去。安源行政上雖隸屬江西，同長沙的聯系卻比南昌方便得多，路礦工人湖南籍占了70%，加之江西當時還沒有中共黨組織，安源于是成為毛澤東第一個新選擇。
四、湖南自治運動失敗之后扯起造反旗幟
湖南自治運動失敗的無情事實迫使毛澤東冷靜下來。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他告訴朋友，“我的生活實在太勞了”。毛澤東的學生張文亮在11月21日日記記載：在通俗教育館，毛澤東告訴他，不日將赴醴陵(株洲、萍鄉)考察教育……
1920年11月22日夜幕降臨后，坐了一天火車的毛澤東，提著簡單的行李，出了萍鄉火車站。他穿過石板鋪就的街道，來到城郊找了一間私人小旅館住下。11月25日，他分別給遠在法國的向警予、歐陽澤，北京的羅章龍，新加坡的李思安，南洋的張國基寫了回信，談得最多的是時局，特別是湖南的“自治”運動。毛澤東曾說過，他參加共產黨是被趙恒惕逼上梁山，也就是說，本想通過別的途徑實現“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毛澤東，這時只能扯起造反的旗幟了。
在萍鄉，毛澤東又從行動回到了思考。11月25和26日兩天，是冷雨淅瀝的日子，毛澤東夜不能寐。他思考了許多，結論和想法也清晰起來，似乎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披衣起床，將帶來的新民學會會員從各地的來信拿出來，一封一封重新閱讀，并揮筆一一回復來信者。在給向警予寫信時，毛澤東聯系湖南“自治運動”失敗的教訓，思考著社會改造的新途徑，不由得吐露心聲：“幾個月來，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在給李思安的回信中，他提出了“另造環境”一法。在給羅章龍的回信中，他提出了“旗子立起”一法。
毛澤東在編輯《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第二集時，于易禮容信后的按語中，進行了直白的解說：“必須從事根本改造之計劃與組織，確定一個改造的基礎，如蔡和森主張的共產黨。”
五、在萍鄉發現“吃磨飯”的有效斗爭方式
1921年4月出版的《共產黨》月刊第三號第二面至第七面，發表了毛澤東寫的《告中國農民》一文。文章說：“萍鄉今年這件事，也是中國農民覺醒后的曙光……有了這線曙光，青天白日就要隨著來的。”“這件事”就是“吃磨飯”。
毛澤東到萍鄉后，聽到了一個新鮮的名字——“吃磨飯”。原來，1920年冬，萍鄉許多農戶無糧過年，一些膽大的莊稼人便開始醞釀去財主家“吃磨飯”。先是長興館姚滿嫂秘密串通300余戶數千人，突然聚集到財主羅老四家，不吵不鬧，不打不罵，就是等飯吃，吃飽了便一哄而散。接著坪埠里彭、楊、陳家，南門張、李、姚家及城內大店鋪均被吃過“磨飯”。在赤山橋、長睦嶺、神童嶺、擔米嶺、蠅頭嶺等地農村，以何冬古、何增茂、羅秋荷、何奶巴子等人為頭領，發動男女老少三四千人，分頭到當地財主家“吃磨飯”。一時間，萍鄉“吃磨飯”成風，吃得貧苦農民喜形于色，“磨”得財主豪紳叫苦不迭。
萍鄉農民的特殊的反抗斗爭，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和重視。在渡過25、26兩天冷雨淅淅的日子后，毛澤東便下鄉調查。在離開萍鄉后的12月23日，他寫下了《告中國農民》一文，熱情贊揚了萍鄉農民的斗爭，并告訴全國農民：“你們若都照著萍鄉的鄉民這樣行動，共產黨就能使你們脫出一切的痛苦。”
月底，毛澤東帶著思考的成果，也帶著對自己28歲(1920年12月26日是他的生日)的展望離開萍鄉，回到長沙，掀開了他的人生又一頁。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