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7月8日傍晚，毛澤東在延安約見王震。毛澤東告訴王震，中央作出了改組紅軍體制的決定，改編后組成115師、120師和129師。其中120師下轄358旅和359旅，359旅下轄717團和718團。359旅旅長由陳伯鈞擔任，王震當副旅長，實際是做政治委員工作。陳伯鈞帶718團留守后方，王震率717團上山西前線。王震當即表示，只要能上前線打仗抗日，擔任什么職務都沒有關系。
王震1925年在長沙當工人的時候就認識了毛澤東。在后來的接觸中，對毛澤東產生了崇敬之情，特別是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深信不疑。因此，在他率部出征山西的時候，就牢記了毛在新形勢下提出的作戰方針：“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
1937年8月25日，紅軍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11日改稱第十八集團軍，但八路軍的稱呼一直沿用下來)。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為八路軍總指揮部，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9月12日改稱集團正副總司令)。9月初，八路軍三個師主力出征山西前線。10月2日，王震被任命為359旅旅長兼政委。
配合友軍作戰，出手不凡
八路軍揮師山西是毛澤東在1937年8月中旬正式確定下來的。毛澤東認為，山西地勢利于牽制日軍在華北的擴張，利于阻滯日本機械化部隊;山西地方實力派首領閻錫山既怕日軍侵略，也擔憂蔣介石派兵開入后乘機搶他的地盤，因此有意與共產黨合作。當然，毛澤東考慮得更多的是，三個師主力全部開進山西，還是想能夠參與對日大規模作戰，以盡快形成全國抗戰的局面。因此，八路軍參戰后很快就創出了包括振奮人心的“平型關大捷”等戰績。當時的媒體就曾報道，八路軍的游擊戰在山西“屢次告捷”。
1937年10月上中旬，在日軍的猛烈進攻下，華北戰場山西的國民黨部隊退守到忻口一線。為了迎擊日軍的猖狂進攻，經過國共雙方高級領導會商，決定在忻口組織會戰，由國民黨部隊擔負正面作戰，共產黨部隊擔負外圍作戰，由國民黨高級將領衛立煌統一指揮。王震受命率部配合358旅，首先攻占了同蒲路上的大牛店等地，殲敵一部。10月20日，當王震得知八路軍129師夜襲日軍陽明堡機場的捷報后，料定敵人會進行報復，于是迅速令71團組織伏擊戰。此戰將正在前往陽明堡準備報復八路軍的敵軍打了個措手不及。此后王震又指揮部隊數次在此區域設伏，共殲滅敵軍300余人，使敵人這條交通補給線幾近癱瘓。10月31日，717團轉至大道口設伏，于11月1日下午等來了一支由八十余輛汽車組成的運輸隊。當車隊停下來清除八路軍預設的大石頭障礙物時，遇到717團的猛烈火力襲擊。此戰殲敵200余名，擊毀汽車20余輛。這樣，日軍的第二條補給線也被襲擾得難以安寧。八路軍連續不斷的游擊戰，有效地配合了國民黨部隊在忻口的正面戰場作戰。衛立煌后來對周恩來說：“八路軍把敵人幾條后路給截斷，對我們下面的部隊作戰幫了大忙。”衛立煌后來還專門宴請王震，特別稱贊359旅的作戰功績，表示對八路軍的戰斗力刮目相看。
參加忻口作戰前，王震也曾應衛立煌、傅作義的邀請，前往傅作義部隊講演紅軍擅長的游擊戰，使官兵們大開眼界。雙方就合作抗日進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談。
由于平漢線日軍攻陷娘子關，侵入晉東，太原告急。11月2日，閻錫山令忻口守軍全線撤退保衛太原，忻口戰役結束。11月8日，太原失守。雖然中國軍隊失利，但國共兩黨展現出來的共同抗日精神，鼓舞了全國人民。華北正規戰爭隨著太原失陷而結束，游擊戰爭轉入主要地位。就在太原失陷的同一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指出：八路軍將成為全山西游擊戰爭之主體，應該在統一戰線的原則下，放手發動群眾，擴大自己，征集給養，收編散兵，應照每師擴大三個團之方針，不靠國民黨發餉，而自己籌集供給之。電報還指出：第115師主力應立即迅速轉移至呂梁山地區，第129師全部在晉東南，第120師在晉西北，堅持長期游擊戰爭。
359旅一面戰斗一面發動群眾，擴大隊伍，還特別大膽地收編了一些真心想抗日的國民黨軍隊的散兵游勇，有時甚至是一個連一個排地收編，名氣也越來越大。1938年初，英國《每日先驅報》記者詹姆斯•貝特蘭專程訪問了359旅。王震在與貝特蘭談話時，贊揚了國民黨部隊在忻口作戰時的頑強抵抗，特別是郝夢齡將軍的以身殉國，給了八路軍很大的精神鼓舞。他還說：“我們在忻口北面沿公路一帶的部隊都加倍努力起來，天天進襲;有一個時期，我們在各處固定陣地的正規軍和我們這支從事游擊戰的部隊取得完全的合作，證明統一指揮下真誠合作的部隊是能夠干出驚人的成績的。”王震還告訴貝特蘭，因為八路軍始終是老百姓的軍隊，所以總能獲得老百姓的支持，不管到哪里，都能獲得糧食和所需要的新兵。這樣，用游擊戰對付優勢武器的日本軍隊很有效果。貝特蘭后來把這些內容都寫進了他的《華北前線》一書。貝特蘭在書中寫道：“我覺得這個旅團的長官和士兵的團結，即使在八路軍里，也算得是最強固的。”
收復晉西北七城，王震獲“飛將軍”稱號
八路軍進軍山西后，不斷開辟抗日根據地。群眾的踴躍支持，游擊戰的蓬勃發展，對敵人造成了日益嚴重的威脅。1938年初，120師創立的晉西北根據地初步形成。主力部隊和地方部隊的力量不斷增強，120師由出征時的兩個旅3個團共8200人，發展到兩個旅6個團共25000人。各新兵陸續歸還建制。359旅由東渡黃河時的717團一個團，擴編成了717團、718團(原718團留守延安)和719團三個團，兵員激增至12000多人。
120師的襲擾使日軍惶惶不安。為了解除這個后顧之憂，1938年2月下旬，趁120師主力在同蒲路北段作戰之際，日軍及偽蒙軍共1萬多人，分5路對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發動圍攻。留守根據地的自衛軍頂不住日軍的進攻。從2月21日至28日，日軍連續攻占寧武、神池、保德、五寨、岢嵐、河曲、偏關七座縣城。其中一路進占汾陽、離石后，繼續向黃河東岸的軍渡、磧口進攻，并炮擊黃河西岸的陜甘寧邊區河防陣地，擺出一副隨時準備渡河進攻陜甘寧邊區的架勢。國民黨閻錫山部在這一地區駐有四個軍，基本上未戰即退。
3月6日，毛澤東電示八路軍總部及120師：集中主力打擊敵軍一路，“破壞敵之包圍計劃，鞏固晉西北根據地。策應其它區域之作戰”。120師決定發起“收復七城戰役”。選擇的第一個攻擊點是岢嵐縣城，359旅承擔了首戰任務。王震接到命令后即率359旅直屬隊和717團及718團第二營，日夜兼程奔赴戰地。
3月7日，王震率部到達岢嵐。即令717團迅速奪取了城南、城東高地，當地游擊隊配合占領了城西北制高點，把敵軍圍困在城內。王震隨即帶領旅、團指揮員和參謀查勘地形并了解城內情況。他們發現岢嵐四面環山，城內無水源。一條河(嵐漪河)在城郊外流過，城內一切生活用水都取自于流向城內的叉渠。此渠斷流，城內敵軍必無法死守。于是，王震立即召開會議，作出了圍城斷水、逼敵出城再在運動中殲敵的作戰計劃。當夜在城北堵塞了叉渠，然后又將部隊工事推進到叉渠附近，編織了火力網。第二天出城搶水的敵軍一踏入水源區，就受到猛烈射擊。這樣一連三天，敵軍每天都有數人因搶水而被擊斃，最后不得不棄城出逃。王震下令不加阻攔，而是按計劃在追擊中尋找戰機殲滅敵軍。那天王震對參謀人員說：“天快黑了，敵人可能在三井宿營，我們夜襲三井，消滅它。”王震知道，自己的部隊中，三井地區參軍的不少，熟悉地形地貌，由他們夜間出擊，加之這幾天以逸待勞，士氣正旺，定有勝算。果然，這一仗打得相當漂亮，殲敵300余人，還俘獲了28個日本兵。岢嵐成了七城中第一座被八路軍收復的城市。
在三井逃脫的敵軍進入了五寨縣，五寨就成了第二個攻擊點。針對五寨的具體情況，120師將358旅調來參戰。此戰仍沿用岢嵐之戰的逼敵出城，在運動中殲敵的思路。王震布置359旅718團二營及當地游擊隊偽裝成主力，不斷在城邊襲擾，造成敵人心神不定，只能龜縮在城內。而359旅的主力部隊和358旅則布陣在城外的兩條交通要道上，待機殲敵于運動中。3月22日，359旅主力逼近了最后兩縣之一的神池，守城敵軍沒有交火就撤走了。
最后一個攻擊點是寧武。寧武具有一定的戰略意義，日軍原有長期據守的計劃。120師領導決心乘勝殲滅寧武之敵。王震仍采取圍點打援的戰術。他們和358旅協同作戰，先是石湖河殲滅日方援軍300余人，后來在敵軍逃離寧武時，在追擊中又于石咀子、石湖河附近殲滅敵軍后尾一部。至4月1日，八路軍及地方武裝完全收復了七座縣城，鞏固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保衛了陜甘寧邊區。、
359旅在“收復七城戰役”中所做的重大貢獻，用120師師長賀龍的話來說，“光復七個縣城，七團(即717團)功勞很大。七團不但在一二零師是戰斗力最強的一支勁旅，在八路軍中也是主力之一。”賀龍還說：“廣大人民給你們的旅長王震同志起了個綽號叫‘飛將軍’。這個綽號叫得好，因為它是人民自己叫出來的啊!”
上、下細腰澗戰斗：一次漂亮的殲滅戰
1938年12月下旬，活躍在晉察冀邊區的359旅，一面捕捉戰機出擊，一面加強根據地建設。1939年3月，王震到718團了解廣靈、靈丘一帶敵情，實地勘察地形并成功伏擊了日軍。5月9日，日軍5000余人由五臺繁峙，沙河鎮、大營鎮分四路出動，企圖合擊駐龍泉關地區的晉察冀軍區領導機關和駐臺懷鎮地區的359旅部隊。駐在臺懷西南豆村的717團發現日軍突然進犯后，一面將情況報告旅部和晉察冀軍區，一方面避開日軍主力，且戰且向臺懷鎮轉移。旅部根據戰情，令717團改向龍泉關地區靠攏。轉移途中，717團一度幾近被日軍合圍。后在一位當地老樵夫相助下，沿著一條地圖上找不到的山道，跳出了日軍的合圍圈。5月12日，在軍區開完會的王震直奔718團駐地青羊口。在了解戰況后，決定還是采用“集中主力打擊敵軍一路”的戰術。他派出718團三營與該敵保持接觸，監視其行動，自己則率718團另外兩個營和旅直屬部隊尋找機會消滅這股日軍。13日深夜，這股日軍大部到達一個叫上、下細腰澗的地區時，已疲憊不堪，便在大山南面休息。正巧跳出日軍合圍的717團，這天晚上宿營在大山北面。分別宿營在山梁兩面的雙方，互相均未察覺。
14日，717團先頭部隊突然發現山梁那邊的日軍正在集合。717團團長劉轉連首先想到的是“兩軍相逢勇者勝”，毫不猶豫地下令警衛連和一營搶占了制高點并向日軍突然猛烈開火，日軍在突襲面前亂作一團。劉轉連一面通知已出發上路的二、三營堵擊日軍，一面派人向王震報告情況，力求全殲該部。王震這時已率部從南面包圍了日軍，攻占了上、下細腰澗附近的高地。這樣就與717團形成了南北夾擊之勢，將日軍壓縮在山溝里面。717團的部隊堵住日軍退路，打退了日軍一次又一次猛烈突圍。當夜12時許，王震指揮部隊向被圍日軍發起總攻，至15日清晨將其全部殲滅，共斃傷日軍500余人，生俘11人，繳獲武器彈藥一批及大量軍用品。在打掃戰場時又收俘日軍傷兵53名。
上、下細腰澗戰斗，被軍史學家認為是359旅在華北抗戰期間打得最漂亮的一次殲滅戰。能在短時間內隨機應變地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殲滅了日軍一支精銳部隊，在華北戰場上可以算是奇跡。這生動地證明了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的正確性。
359旅將“兵民是勝利之本”演繹得非常精彩，值得一提。王震在與貝特蘭談話時說，組織民眾是“抗日戰爭的決定因素”。因此，359旅在發動群眾方面卓有成效。東渡黃河后，王震立即帶領359旅戰地工作團到平山擴軍征兵。僅1個月零3天，就有1700名平山子弟參軍入伍。其中1500人正式編入359旅718團。因為作戰出色，被稱為“平山團”。上、下細腰澗戰斗后，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于1939年5月20日通令嘉獎平山團，稱其為“太行山上鐵的子弟兵”1939年7、8月，平山人民又掀起為“平山團”補充兵員的參軍熱潮，短短的一個多月，有1158人參軍。
意義重大的俘敵行動與戰俘教育
在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的“優待俘虜”時，359旅有特別的作為。俘虜敵人并使之受到感召，對振奮軍心、鼓舞民心和瓦解敵軍都有著特別的意義。但日軍官兵頑固之極，要俘獲他們確實很難。例如國民黨軍隊的長沙會戰，蔣介石聽完匯報戰果后說道：“幾次戰斗毫無俘獲”，“像這次長沙會戰，我們有這樣雄厚的兵力，有這樣良好的態勢，我們一定可以打敗敵人，一定可以俘獲敵人很多官兵，一定可以繳獲敵人無數的軍械!即使沒有一萬俘虜，也應該有一千!一千沒有，總要有一百!一百沒有，少而言之，也應該有十人，但是你們連十個俘虜都沒有!如何對得起自己的職守?”(曾瀛洲《抗戰中的南岳》，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版)
1938年2月下旬王震率部襲擊平社車站時，120師師長賀龍對指戰員們說：“現在天天傳八路軍打勝仗，就是看不到活的俘虜。你們這回再攻平社車站，少繳幾支槍不要緊，一定給我抓幾個俘虜回來，看看他們還驕橫不驕橫。我就不相信鬼子那么厲害，抓不住他。有人說，抓住的鬼子都不走。不走?你就抬起他走，怕他不來?”果然，這次戰斗抓到了幾名日軍俘虜，有的真的是被捆起來抬回的。從此以后，359旅參戰時總是想方設法多抓俘虜。
例如在“收復七城戰役”的三井地區作戰中就俘獲28名日軍。上、下細腰澗戰除生俘11人外，還收俘了日軍傷兵53名。戰斗結束后，王震親自對被俘的日軍進行教育。這些被俘的日軍中，有的留在了359旅，后來參加了由日本反戰人士組成的“反戰同盟”。王震在上、下細腰澗戰斗結束后與日軍俘虜談話時，隨軍的著名電影工作者袁牧之拍下了幾張照片。其中最著名的照片“王震與日軍俘虜談話”，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畫卷中的珍貴史料。
關于上、下細腰澗戰斗，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撰的《華北治安戰》有所記載，稱“與優勢之敵遭遇，我方不斷出現傷亡”。另據后來繳獲的日軍文件稱359旅“作戰勇猛，出沒無常”，告誡日軍要“千萬謹慎，切記!”
359旅在華北抗戰中的突出表現，不斷得到前總和晉察冀軍區的嘉獎，曾被授予“模范黨軍”、“百戰百勝的鐵軍”等稱號。
1939年8月，陜甘寧邊區河防(即黃河防御)日漸緊張。為了對付日軍的渡河進犯和國民黨頑固派的摩擦挑釁，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中央軍委電令359旅回師延安，擔負起了保衛黨中央的重任。1942年初，毛澤東特意在八路軍大禮堂接見了359旅717團的全體指戰員，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毛澤東說：“你們359旅在王震同志的領導下，立下了很大的功勞。你們到了東邊東邊就安全，你們到了南邊南邊就安全，這次你們又到了北邊，北邊也安全了。總之，不管你們走到哪里，都沒有辜負黨中央和邊區人民的重托。希望你們繼續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在保衛和建設邊區的斗爭中再立新功。”(原載于《同舟共進》2015年05期)
(作者系文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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