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我同全國上山下鄉和回鄉知青一樣，回到了農村那個廣闊的天地，開始迄今為止仍對我有重要影響的認識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經歷。
我家所在的自然村按當時的行政區劃，是某人民公社向陽大隊所在地的上河村，至今仍屬扶貧攻堅村。
回到農村的時候，正值轟轟烈烈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的期間，我也就成了以田間勞作和汗水改變農業生產條件的一員。由于山高坡陡，人多地少，所在生產隊1968年后學大寨的主要任務，就是在村莊右側一條叫做橫頭箐的山溝里填溝造地。
方法是把溝邊山坡上的泥土推到溝里填平，在適當的地方用石塊砌道埂子，再用炸藥在山坡一側的崖石上炸出一條水溝，以便排泄雨季奔涌而下的洪水。一個生產隊近20戶人家兩個冬春的勞作，一條長達一公里的山溝就變成了十多畝平整的水平梯地。
在那樣的地方建大寨地，離開炸藥是不行的。生產隊的倉庫里隨時都有炸藥、火索和雷管，喜歡做打炮眼硬頭活計的我，就經常與炸藥雷管打交道，即便隨手丟在工地上，也從未發生過丟失的現象，也無需擔心有人會有不軌之行。農民的民主被融合在了社員信得過、領導帶好頭的互動關系之中。
冬春是男女老少齊上陣建大寨地的季節，農忙就有組織地點種收割。出工是按勞力強弱記工分，年底分配是按基本口糧加工分糧的辦法結算分配。五包戶和軍屬均有照顧，不存在衣食無著等情況。生產積極性高，晚上隨時都要開會，對當前工作做出安排，或者記工分。治安很好，基本沒有偷盜，干群關系是真正的和諧。經濟收入主要是種烤煙和賣公余糧得到的款項。
社員的國家觀念很強，也很愛國，有的年成受災，糧食減產，生活有困難，但從不怨天尤人，糧食歉收仍然如數上繳公余糧，也不拖欠。交公余糧是全村的勞力都參加，每人用籃子背著百多斤幾十斤魚貫而行。交糧地點隨時都在變化，少的時候單程至少要走25華里，有時要走30多華里，也有要走50多華里交到城里的時候，往返路程就成倍增加了。
1970年初，生產隊決定利用村前河水的落差建水電站，我又參與建站施工。建成后在電站負責發電供本村及周邊村的社員照明，還負責過磅磨面收費等事宜。工作之余就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邊看邊做讀書筆記。由于集體主義教育的深入人心和大環境的影響，加之學哲學的啟發，經手現金做到一塵不染，至今問心無愧;隨時步行30公里進城買零件當天返回，從未報銷過差旅費。
1973年之前，被評選出席過市的知青先代會和民兵先代會受到表彰，成了生產隊的隊委委員、民兵排長。當年7月1日經支部大會通過加入中國共產黨。8月底，生產隊決定要辦一所民辦小學，解決適齡兒童就近上學的問題，我又成了唯一合適的人選。1974年8月，公社文教助理說某附中差語文教師，公社領導推薦我讀師范，畢業回去教語文，我就這樣結束了當農民的歷史。
1975年10月，領導決定師范一二屆學生參加農業學大寨工作隊，我成了某公社吉科大隊的工作組組長。那個工作組共有5名隊員，4人是我的同班同學，農水局一名副股長任副組長。我則由此前的農民變為負責一個大隊的學大寨工作組組長。
找準并解決存在的問題，參與建大寨地、修水庫、住村抓后進，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等等，都成了常規性的工作。激情燃燒年代的感染，我們盡到了最大的努力，受到市委的通報表揚。社員的積極性很高，與我們相處得很好，1976年8月返回。年底市里召開的四級干部會議有份簡報說，吉科大隊“頂著干，糧食增產32萬”(斤)，增產32萬斤糧食是生產隊過磅累計的數據而不是抓腦袋的結果，但“頂著干”(指四人幫)卻難免牽強附會。
1976年10月參加工作后，我又以市委工作隊員的身份，到過許多地方，深入村間了解情況，或協調駐村工作隊員對社干部和社值單位存在問題進行調查處理。以從由點到面、從特殊到普遍的視角看，農村和農業生產的集體化和高度社會化，簡直就是一大奇跡。說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農村問題如何如何多，吃不飽外出討飯、集體生產難以為繼等等，乃是自損文人或文化良心的悖論。
中國農民是個偉大而又淳樸的群體，他們以龐大的人口基數對國家建設的理解、支持與貢獻，構成國家穩定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政治基礎。不斤斤計較利害得失的社會風范，會讓不少官員汗顏。在只有通過權力配置解決農村問題的今天，告別想當然或想入非非的領導作風，真心實意深入民間發現解決農民需要解決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乃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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