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29年和1930年，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陳翰笙的組織和指導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聯合一些農村工作者和學者分別于1929年和1930年對無錫農村的22個村莊和保定農村的11個村莊進行了實地調查。調查的主要目地是用調查數據論證中國農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主持和參與調查的大部分骨干成員都為中共地下黨員，如陳翰笙、王寅生、張錫昌和秦柳方等。
20世紀上半葉，“土地改革”曾是國共兩黨共同倡導的政治主張。這一現象不僅說明當時的國共兩黨都已認識到土地問題的重要性，而且說明20世紀30、40年代中國學術界關于中國農村土地日益集中，土地問題日趨嚴重的主流觀點已經相當深入人心，以至不僅共產黨，就是國民黨也不得不提出“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的口號來。這一社會主流言論的形成與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努力密切相關;在論述和倡導土地革命必要性的理論宣傳中，生活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共地下黨員和左派知識分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實行“土地革命必要性”的論證
中國近代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觀點首先由列寧提出，但列寧對他的“半封建”的提法，并沒有展開深入討論，以至在后來的幾年中，共產國際對中國當時的社會性質并沒有一個統一明確的定義。這也為列寧逝世后，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之間針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理論交鋒埋下了伏筆。從1927—1928年，斯大林關于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理論觀點也漸趨成熟。1928年2月25日莫斯科通過《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指出“(中國)革命的目的是反對外國資本的壓迫，消滅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制度中那些資本主義前的半封建關系的殘余”。這個決議為莫斯科關于中國近代社會社會性質的理論交鋒畫上句號，也為中國共產黨在1928年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將中國近代社會定性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定下了基調。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會議第一次明確地提出當時中國的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并將“土地革命”確定為中國革命的中心內容。六大會議后，從理論上證明中國農村社會的半封建性顯得尤為重要，不僅是因為“半封建性”曾經是共產國際和中國黨內長期以來頗有爭議的問題，而且是因為對中國農村“半封建社會性質”的論證就是對在中國實行“土地革命必要性”的論證。如果像托派所言，當時的中國農村社會已經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性質，那么土地革命便沒有必要;而如果承認卜凱等人和鄉村改良主義者的觀點——前者為技術派，認為中國近代農村問題是土地、人口和技術等生產力因素的問題;后者為改良派，認為中國農村的問題主要源于農民之缺乏教育(晏陽初)和農民之缺乏組織和秩序(梁漱溟)——那么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關鍵則在于改變農業生產力、發展農村教育、建立合作組織等，而不是改變農村的生產關系。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誕生了“1929—1930年的無錫保定農村社會經濟調查”，1933年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和1934創刊的《中國農村》雜志。
革命知識分子開展農村經濟調查
1929年和1930年，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陳翰笙的組織和指導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聯合一些農村工作者和學者分別于1929年和1930年對無錫農村的22個村莊和保定農村的11個村莊進行了實地調查。調查的主要目地是用調查數據論證中國農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主持和參與調查的大部分骨干成員都為中共地下黨員，如陳翰笙、王寅生、張錫昌和秦柳方等。
1933年12月，在陳翰笙的牽頭和組織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在上海正式成立。研究會名義上為學術組織，但其實是在中共的領導下運作的。其主要骨干成員也都是地下共產黨員，如陳翰笙、薛暮橋、孫冶方、錢俊瑞、王寅生和張錫昌等。次年10月，中共秘密領導下的《中國農村》雜志也在上海以學術期刊名義正式出版發行。從1934年10月創刊到1943年6月被國民黨禁刊，《中國農村》積極配合共產黨的土地革命政策，從理論上為中國共產黨的農村土地革命進行輿論上的宣傳和準備工作。
關于“無保調查”資料的學術性，陳翰笙先生曾經對筆者說過一段很客觀和精辟的話。陳老說，主持和參加“無保調查”的很多人是學者;這些學者信奉馬列主義，在思想感情上接近中國共產黨，但他們也是嚴肅的學者;他們不是要制造事實以證明自己的論點，而是要在實踐中證實自己的觀點;他們真心相信只有進行土地革命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農村問題，并力求通過認真、扎實的實地調查來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因此，在整個調查的設計和進行中，他們都是非常嚴肅認真的。
1958年，張之毅等學者在“無保調查”數據分析中所得出的無錫保定農村土地關系“趨中化”的結論以及筆者在對無錫土地租佃研究中所得出的1929—1948年無錫土地出租率和地租率下降的結論，其實也從側面反映了無錫保定農村調查中實際調查數據來源的可靠性和真實性。
《中國農村》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近代農村經濟衰退論”的一個重要理論平臺。而“衰退論”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地權日益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土地關系日趨惡化;越來越多的農民因失去土地而淪落為雇農或農業工人或被迫離開農業而到城市謀生。可以說，“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和《中國農村》在理論上和輿論宣傳上對中國共產黨的農村土地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
(本文系未發表論文《陳翰笙與中國土地革命和無錫保定農村調查》的部分內容)
（作者單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學院經濟系）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