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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勤（jixuie）題記：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我國合作醫療事業，在老人家親自扶持培養了一大批赤腳醫生以后，成了名符其實的一套完整的農村醫療體系，這是人類的壯舉，被稱為真正的“中國模式”，這一模式是國際公認的，完全是中國的，也就是民族的，也是科學的，更是大眾的，所以我們說這是毛澤東的赤腳醫生文化這一文化早已享譽全球。1975年有一部電影《春苗》在神州大地家喻戶曉，作為新生事物的“赤腳醫生”可謂人人皆知。后來這部影片停映了，影片主角田春苗的原型王桂珍受到審查。十分有意思的是，這之后有三件事情在我們這個世界里發生了，第一件是《春苗》的主題歌一直在民間有人唱，現在也無法抹殺其藝術性和思想性；第二件是后來人們發現當年的一部《赤腳醫生手冊》的發行量，僅次于《毛澤東選集》，此事轟動全球；第三件是2004年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贊中國“赤腳醫生”防艾模式可用非洲。赤腳醫生這個名詞也許主流媒體幾乎不用了，但是正如毛澤東時代的很多東西一樣，有形的也許看不到，因為有人故意不讓你看到，但是無形的卻在向整個世界擴散，在向人們的心靈深處流淌。這就是文化的力量。那些不懂文化的人，現在該好好向毛爺爺學學什么叫做文化，怎樣才算有文化軟實力了。那些文化漢奸憑著他們的那點鬼蜮伎倆，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毛澤東文化的力量，是連他們的洋主子也要畏懼得膽戰心寒。

1976年，當時我國最具影響力的一份畫刊《人民畫報》第八期的封面上選用了電影《春苗》的一張海報。電影中的女主角赤腳醫生春苗的原型就是王桂珍。這是電影的女主角（李秀明飾演）和她的原型人物王桂珍

一、電影《春苗》 (1975)故事梗概。　　

1965年，江南水鄉。朝陽公社湖濱大隊阿芳嫂的女兒小妹患了急性肺炎，被送到公社衛生院搶救，醫生錢濟仁對小妹見死不救，婦女隊長田春苗見此情景痛切地呼吁：這種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正在這時，毛主席發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公社黨委同意湖濱大隊黨支部派田春苗到公社衛生院去學醫。但田春苗卻遭到公社衛生院院長杜文杰和醫生錢濟仁的打擊和刁難。田春苗不畏卡壓，在醫務工作者方明等的幫助下，勤奮學習。她目睹了患腰痛病的老貧農水昌伯受到錢濟仁的刁難，杜文杰又不準她和方明為水昌伯治病，田春苗憤然回到大隊。在黨支部和貧下中農的支持下，她辦起了衛生室，背著藥箱，為群眾服務。

阿芳嫂的兒子得了急病，公社衛生院拒絕出診，并卡住田春苗的處方權，不準水昌伯取藥，田春苗連夜冒雨采來草藥，及時挽救了小龍的生命。

在田春苗的影響和帶動下，公社許多大隊紛紛成立衛生室，培養自己的赤腳醫生。這些都遭到杜文杰的反對，他對田春苗施加種種壓力，并摘掉了衛生室的牌子，沒收了田春苗和公社赤腳醫生的藥箱。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開始，杜文杰以名利為誘餌，辦起赤腳醫生集訓班，田春苗和赤腳醫生一起揭穿了杜文杰的陰謀，田春苗與方明等將水昌伯接進衛生院，用老石爺獻出的土方進行治療。水昌伯服藥后，原來麻木的雙腿突然劇痛起來，杜文杰借此大造輿論，誣蔑田春苗和方明謀害貧農，企圖轉移人們的視線。田春苗走訪了老石爺，證實水昌伯的病是好轉的表現，而且需要加大藥的劑量。

她不顧生命危險，試嘗含有毒性的加大劑量的草藥。這時錢濟仁妄圖暗中下毒謀害水昌伯，嫁禍于田春苗；杜文杰以搶救為名，調來救護車要把水昌伯劫走。這些都被田春苗識破后，杜文杰最后又利用職權禁止水昌伯繼續服藥，無理將藥碗砸碎。田春苗和群眾更看清了杜文杰的嘴臉，更堅定了把農村衛生事業辦好的信心。　　

該片產生于“文革”后期，它的推出在全國產生了較大影響。它將對“赤腳醫生”這一“文革”中“新生事物”的歌頌與跟“走資派”作斗爭的內容緊緊聯系在一起，體現了“文革”時期藝術作品普遍具有的特點。　　

影片對田春苗熱忱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品質的表現還是相當出色的，這個形象成為“文革”時期電影人物形象的突出代表。

二、春苗的原型人物王桂珍。

文革前，上海市川沙縣江鎮人民公社出了兩名先進人物：公社衛生院知識分子代表黃玨祥大夫和貧下中農代表、赤腳醫生王桂珍。他們全心全意地為老百姓搞醫療服務的先進事跡被寫成調查報告《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　　

1970年初，上海電影制片廠一位青年演員看了這篇報道后，提議創作一部赤腳醫生題材的作品，得到制片廠軍宣隊、工宣隊的贊同，并得到上海市委的支持，很快立項，組成“《赤腳醫生》創作組”。經過一年深入生活，寫出舞臺劇本。　　

1972年，話劇《赤腳醫生》演出成功，引起轟動。　　

1973年10月，電影文學劇本《赤腳醫生》完成定稿。　　　

1973年11月2日下午2點45分至7點，上海市委在中蘇友好大廈召開了100多人參加的大型座談會，就《赤腳醫生》電影劇本進行討論，號稱“開門改本”。市委主管文教的書記徐景賢主持了大會，并在總結講話中提出了自稱是“毀滅性意見”。于是進行了8次修改。　　

1974年修改中，主人翁改為“田春苗”，片名也隨之改為《春苗》。　　

第8稿定稿后，送市委審查，獲得通過，隨即于9月中旬，到浙江紹興拍外景。1975年4月拍攝完成。　　1975年9月，電影《春苗》在全國公映。影片中一醫生對患者說的“病人腰疼，醫生頭疼”，一時成為流行語言。各大報刊在評介時，將影片與當時的政治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　　

1976年3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志第3期發表的初瀾的《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一文，首次披露了xxx看《春苗》將近一半時連呼“極左、極左”，“拂袖而去”的細節。　　

1976年7月故事片《春苗》被文化部評為優秀故事片之首，并被刊登于當年創刊的《人民電影》雜志封面和《人民畫報》封面。

一個只有小學文化，上海郊區地道的農民，被拍成了電影，還受到過毛澤東主席的表揚，并被突然升任國家衛生部副部級干部。她就是王桂珍。

1、贏得鄉親們的信任

一部拍攝于1974年的紀錄片《赤腳醫生好》，忠實地紀錄了當時的王桂珍：貧農的女兒王桂珍是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大溝大隊的第一名赤腳醫生，她刻苦學習鉆研醫療技術，以白求恩為榜樣，全心全意地為貧下中農服務。

一個普普通通的赤腳醫生，她的形象為什么會被紀錄片和電影反復搬上銀幕？

1958年6月30日，正在杭州視察的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看到江西省余江縣率先消滅了血吸蟲病的報道，他興奮地提筆寫下了著名的《送瘟神》一詩。但是，由于我國有限的醫療資源大都集中在了城市，廣大農村依然缺醫少藥。

20世紀60年代初，醫專畢業的大學生黃鈺祥和他的妻子張藹平相繼被分配到了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衛生院。

黃鈺祥(原江鎮公社衛生院醫生)說：當時的公社衛生院就是一幢租的民房，沒有高壓蒸汽消毒設備，連高壓鍋都沒有。針筒等最基本的醫療器械是用煮沸的方法消毒，按正規要求是不合格的。但當時的條件就是這樣。

張藹平(原江鎮公社衛生院醫生)講了一個細節：好多人得了膽道蛔蟲癥，蛔蟲鉆進膽囊感染，就發展成膽囊炎,膽石癥病人也相當多,農村的確需要大批的醫生。

1965年6月，衛生部向中央遞交了關于農村醫療現狀的報告。6月26日，毛澤東看到報告后立即指出，應當“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批醫療水平不是很高，但可以扎根農村，解決農村醫療問題的鄉村醫生。這番話成為此后幾十年中國農村衛生工作的指導思想。

廣大醫務工作者熱烈響應，在組織巡回醫療隊下鄉巡診的同時，半農半醫衛生員的培訓工作也在各地相繼展開。

江鎮公社的培訓班開課比較早，公社從21個生產大隊挑選了28個人參加培訓。

1965年12月，21歲的王桂珍走進了培訓班的大門。

王桂珍那時候是大隊的團支部書記，已經被培養入黨了。貧下中農出身，根紅苗正，所以鄉親們就選舉她當赤腳醫生。

作為當時的培訓師黃鈺祥后來回憶說：“他們還是肯學的，就是文化差一點，我們講課都要講得比較通俗，原來的醫藥書不能用，因為從醫學基礎學起來，時間也不允許，他們只能培訓幾個月，就要去給病人看病。所以我們自己編一些講義，油印一下，給他們用。 ”

王桂珍他們大隊氣管炎病人比較多，老師把聽診器放在病人身上教學員聽診，這種聲音叫濕羅音，那種聲音叫干羅音，把書上講的知識和病人的癥狀結合起來，理論聯系實際，王桂珍他們聽得懂記得牢。

1966年3月，王桂珍等28名學員結業了，他們回到各自的生產大隊，一邊勞動，一邊給人看病。

王桂珍開始聽人家也講，做一個醫生要學好幾年。她還擔心自己這個黃毛丫頭只學4個月就能當醫生？能看病嗎？

一個病人牙齒痛，要給他針灸，她就先給自己扎，病人就不害怕了。當她給病人把針扎下去，那位病人說真好，不痛了。王桂珍別提有多高興！

病人的宣傳比醫生自己宣傳更有力的多。

“一根銀針、一把草藥”是當年赤腳醫生手中的兩件法寶，王桂珍他們在村邊一塊坡地上種了一百多種中草藥，村里還專門建了土藥房，他們利用自己有限的醫療知識，想出各種土洋結合的辦法，讓身邊的老百姓少花錢也能治病。

王桂珍說：“我是赤腳醫生，毛主席為我們貧下中農撐腰，我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不能放在口頭上，是要用實際行動做出來的。”

此時，赤腳醫生已經遍布中國的山山水水，最多時人數達到500多萬。究竟又是怎樣的機遇，讓王桂珍成為了全國上百萬赤腳醫生的典型呢？

1968年9月，當時中國最具政治影響力的《紅旗》雜志發表了一篇名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調查報告，文章介紹了黃鈺祥、王桂珍等人的事跡。隨后，《人民日報》、《文匯報》等各大報刊紛紛轉載。于是，在當年的中國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學習赤腳醫生、學習王桂珍的熱潮，王桂珍漸漸被推向了榮譽的巔峰。這也是她政治生涯的開始。

1973年王桂珍擔任了江鎮公社黨委副書記。1974年5月，第27屆世界衛生大會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王桂珍代表中國的“赤腳醫生”出席了會議，在大會上做了交流發言。

王桂珍在會上說中國赤腳醫生是怎么培訓的，我們是怎么給貧下中農看病的，外國人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代表都紛紛來跟我握手，都說中國赤腳醫生好，都要走中國赤腳醫生的道路，他們都說ok、ok、ok。

恐怕安南也就是那個時候被中國的赤腳醫生所感染的。

回國之后，已經是江鎮公社黨委副書記的王桂珍，又被任命為川沙縣衛生局黨委負責人，面對沉甸甸的榮譽和責任，她立志要在農村為鄉親們服務一輩子。

2、戲劇性的變化

1975年12月，正在村里給人看病的王桂珍突然接到了一個來自上海市委的電話。通知她去北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王桂珍到了北京后，有同志跟跟她講貫徹“三三制”。

“三三制”，是當時的一種干部制度，由陳永貴副總理到北京工作以后，向中央提出來，毛主席親自批準的。也就是說從基層選拔上來的干部每年要在中央、地方和基層3個層次的崗位上輪換任職。于是，王桂珍又有了一個新頭銜：國務院衛生部防治局副局長。1976年2月，離任不久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夫婦第二次訪問中國，王桂珍應邀參加了宴會，此時，她的身份是衛生部黨委核心小組成員、副部長級干部。

成為“三三制”干部以后，王桂珍更加忙碌了。或是去北京，或是到全國各地開會、辦事，就算是在公社當赤腳醫生的4個月里，也還要在家里接待各地慕名而來的拜訪者。

就在別人看來風光無限的日子里，王桂珍的生活卻日漸窘迫。雖然她擔任著衛生部的領導職務，但她的身份還是一個拿工分的農民。生產大隊一年給她記2000個工分，當時每個工分7分錢，一年總共給她140塊錢。

王桂珍曾經說：“我在衛生部一天補貼5毛錢，我揀最便宜的菜吃，像菠菜、豆腐，中午吃兩個窩窩頭。 ”

邱水興(王桂珍的丈夫)說：“我在甘肅支邊。她有時給我寫信，說上北京開會去了，到國外去了，到外省去了，那意思我知道，她沒有錢了，我趕快給她寄二三十塊錢，有時候自己沒有，就跟朋友借一下，給她寄點過去。她是沒有一分工資的，都是靠我寄給她。 ”

王桂珍那批干部那時候只知道做，從來不計報酬的。

1976年10月以后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王桂珍卻被免去了所有黨政職務，回到江鎮老家，一邊務農一邊接受審查。

經過一年多的漫長等待后，王桂珍終于通過審查，甩掉了那頂壓得她透不過氣的帽子。可是，重獲清白之后，王桂珍卻不能再當赤腳醫生了。通過輾轉努力，她才最終到一家企業當了一名廠醫。之后的幾年，為改善生活，她做過服裝、養過長毛兔，考取了醫師資格。

從1969年參加國慶觀禮的一名赤腳醫生，到后來的衛生部副部級干部，再到一名廠醫，王桂珍在10年的時間里，仿佛經歷了一場悲喜輪回。

但是，因為她的赤腳醫生的本色從來就沒有變過，她本來就是在平淡中工作、學習和生活，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適應不適應的問題。

這是一種淡定的心態，一種醫生不可缺少的心態，也只有如此心態才能算是真正意義的健康，那是醫德的基本保障，而醫德又是醫術高明的前提。

沒有醫德，醫術越高明，害人越大越深越重。

這是毛澤東的赤腳醫生文化最本質的特征。這是文化的深刻力量所在。也是這種文化至今依然影響如此深遠的最重要的原因。

三、發行量僅次于《毛選》的《赤腳醫生手冊》

1968年夏天，上海《文匯報》刊載了一篇《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文章實際是一篇關于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培養赤腳醫生的調查報告，介紹了黃鈺祥、王桂珍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的事跡。

同年第三期《紅旗》雜志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都全文轉載，也就是在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農村半醫半農的衛生員正式稱為“赤腳醫生”，毛澤東在當天的《人民日報》上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

從此，“赤腳醫生”成為半農半醫的鄉村醫生的特定稱謂，王桂珍則被看做“赤腳醫生”第一人，她的形象還被印在了1977年上海發行的糧票上。　　

赤腳醫生的興起是與當時在全國普遍開展的農村合作醫療密不可分的，赤腳醫生是合作醫療的忠實實踐者。

新中國合作醫療的典型是一個叫覃祥官的人在鄂西長陽土家山寨創造的，1966年8月10日，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樂園公社杜家村大隊衛生室”掛牌了。

覃祥官主動辭去公社衛生所的“鐵飯碗”，在大隊衛生室當起了記工分、吃農村口糧的“赤腳醫生”。農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醫療費，大隊再從集體公益金中人均提留5角錢作為合作醫療基金。除個別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藥的以外，群眾每次看病只交5分錢的掛號費，看病吃藥就不要錢了。覃祥官首創的看病吃藥不花錢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由于毛澤東親筆批示和《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道，該制度在全國90%以上的農村推廣，惠及億萬農民。

1969年，黃鈺祥，就是那位王桂珍的醫學培訓師所在的江鎮公社衛生院接受了一個特殊的任務，編寫一本適合南方地區使用的赤腳醫生實用教材。

黃鈺祥當初的講義自然被視為教材的藍本。1970年6月，《赤腳醫生培訓教材（供南方地區使用）》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50萬冊，一搶而空，后來數次加印，最后印了118萬冊。　　

此后，南北方不同版本的赤腳醫生培訓教材不斷改進、再版。

不久，由上海中醫學院、浙江中醫學院等集體編著的《赤腳醫生手冊》出版，這本深紫色塑料皮封面的手冊，立刻成為風靡全國的暢銷書，各地的赤腳醫生幾乎人手一冊。它不按照傳統的做法先講解剖學、生理學、生化學、藥理學，而是以問題為中心，清晰明了、簡單易行、務求實效，成為醫學教育成功的案例。　　先后被翻譯成50多種文字　　

在長達30年歲月里，《赤腳醫生手冊》不僅為解決幾億人的醫療問題立下了汗馬功勞，也一直是中國人的全民健康指導手冊，它的發行量僅次于《毛澤東選集》。　　

《赤腳醫生手冊》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英國、美國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其進行了翻譯，先后被翻譯的文字達50多種，在全世界發行，時至今日，在一些西方國家的書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腳醫生手冊》。

這就是毛澤東赤腳醫生文化的國際影響，其中也影響了那位叫做安南的人。

科菲·安南，加納人，第51屆聯大任命安南為聯合國第七任秘書長，是出身聯合國工作人員行列而當選的第一位秘書長，也是第一位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加納的聯合國秘書長。1962年，安南進入聯合國工作，先后在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聯合國總部、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聯合國難民署和世界衛生組織等部門擔任行政工作。1974年，安南回到加納，擔任國家旅游局局長。于1997年1月就任聯合國秘書長職。2001年6月26日，第56屆聯大批準安南連任，同年6月29日根據安理會的建議聯合國大會正式任命，安南先生連任下一屆秘書長任期至2006年12月31日。

由于安南贊中國“赤腳醫生”防艾模式可用非洲，使得毛澤東的赤腳醫生文化在21世紀再一次在全球掀起波瀾。

結語：赤腳醫生讓合作醫療充實，成為完整的體系。

我們知道，我國農村合作醫療始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1959年11月，衛生部在山西省稷縣召開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介紹合作醫療的作法和經驗，并要求各地參照執行。毛澤東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后，衛生部選取了湖北省麻城、江西省句容縣、北京通縣和湖南省湘陰縣四個地方進行試點，總結了很多切實可行的經驗。

1968年底，毛澤東批發了湖北省長陽縣樂園人民公社舉辦合作醫療的經驗，稱贊“合作醫療好”。一時間，《人民日報》、《健康報》、《紅旗》等多家報刊連續發表宣傳合作醫療的報道，大辦合作醫療的政治動員促成了1969年合作醫療的高潮，到1976年全國普及率達到90%以上。合作醫療以最低的成本獲得了滿足農民基本醫療需求的最高效益，因此，被世界衛生組織譽為“是發展中國家群體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范例。”并被作為“中國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推廣。

我們必須鄭重指出，毛澤東文化是我們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是和漢奸文化尖銳對立的，因此漢奸最仇恨毛澤東文化，只要是和毛澤東沾一點邊的東西，他們就會百般刁難，極盡攻擊、謾罵、污蔑之能事。

可惜的是，這幫漢奸他們的囂張氣焰，得不到他們的洋主子的最后支持，因為他們的洋主子也不得不在毛澤東文化強大的軟實力面前裝的乖一點。

如果要想領略一下毛澤東赤腳醫生文化的光輝和力量，就請聽聽這首紅歌吧！

《春苗出土迎朝陽》——電影《春苗》插曲：　　

翠竹青青喲披霞光，　　

春苗出土喲迎朝陽，　　

頂著風雨長，挺拔更堅強，　

社員心里扎下根，　　

陽光哺育春苗壯，　　

陽光哺育春苗壯。　　

身背紅藥箱，階級情誼長，　　

千家萬戶留腳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