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是特指來自非北京地區的，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人，他們在來京初期都很少有固定的住所，搬來搬去的，給人漂乎不定的感覺，這些人大多擁有一定學歷或較高的文化素養與技能，想在各自領域一展宏圖，但是卻由于其諸多因素而不能對于北京有更多的認同感，故此得名。乍一看，“北漂”是個近年來才有的新鮮詞匯，“北漂一族”更是21世紀新新人類當中的一個特殊群體的代名詞，然而，當我們翻開塵封已久的歷史，驀然回首，卻發現，早在上個世紀初，“北漂一族”就已登場，并且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揮灑著自己的青春。
民國時期一大批有志青年，由于受到當時進步文化的感染，紛紛云集北平追逐各自的理想，在北平開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活。1918年8月15日，毛澤東和蕭子升、李維漢、羅章龍等二十四名青年一起第一次離開湖南，奔赴心向已久的北平。此行他們是為了赴法國勤工儉學而做準備。初到北平，對于連來北平的路費都是向同學籌集的毛澤東，北平的物價與長沙較之更高，對于他來說，生活上的開銷實在是太大了。
此時的毛澤東的處境與北平的繁華喧囂正好相反，沒有工作，沒有經濟來源，生活非常窘迫。為了生存，他只好向曾經在湖南省第一師范任教的恩師楊昌濟求助。這時的楊昌濟已經成為了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他把初出茅廬的得意門生毛澤東介紹給了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先生。
在李大釗先生的安排下，毛澤東成為了圖書館中的一名助理員。他每天除了打掃衛生之外，便是在第二閱覽室登記新到的報刊和前來閱讀者的名字。作為“北漂”的毛澤東生活頗不容易，在同時期的1916年，魯迅的月俸薪是300塊，1917年26歲的胡適在北大任教一個月以后的月俸薪是280塊，而毛澤東每月只有8塊大洋（當時的一塊大洋可以買到30斤大米）。盡管收入微薄，毛澤東并沒有抱怨，相反，他對這個工作相當稱心，因為這份工作意味著他可以閱讀各種新書刊，結識名流學者和有為青年。
可是畢竟是地位懸殊，毛澤東后來回憶說：“由于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愿意同我來往。”在來來往往借閱書籍的人當中，他認出了新文化運動中的頭面人物，如傅斯年、羅家倫和胡適等人，毛澤東打算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沒有一個人肯花時間去聽一個圖書管理員的南方口音。然而，在與名師交往中的阻礙卻絲毫沒有影響到毛澤東探求真理，積極向上熱情。他積極參加北大的學術團體，不放過任何可以學習的機會，分別參加了《京報》社長邵飄萍組織新聞學會和由楊昌濟、梁漱溟等發起的哲學會。
毛澤東作為“北漂”，在北平居無定所。剛來的時候，他在鼓樓后豆腐池胡同九號楊昌濟家和看門的人同住在一個小屋。由于與其他同伴往來相聚諸多不便，不久他和蔡和森、蕭子升、羅章龍等人搬進了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七號，他們八個人像沙丁魚一樣擠在一間小屋的炕上，人多炕窄，每逢要翻身，都得和兩邊的人打招呼。這群年輕的學子卻毫不在意艱苦的生活環境，仍然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追逐自己的理想。
由于大家的生活都很艱苦，一到冬季，出門連像樣的御寒衣服沒有，他們為了御寒，只好八個人合買一件大衣輪流在有事的時候著穿，既可以抵御北平的嚴寒，也可以穿著的相對體面。
1919年的春天，由于毛澤東的母親病危，他不得不趕回湖南老家，結束首次的“北漂”生活。與此同時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也結束了半年的預備學習，就要啟程出國了，他轉道上海送別蔡和森等人，由于毛澤東意識到自己要多了解和研究中國當時現狀，堅持留在國內而放棄這一次出國的機會。他們從此分別，在不同的地方，尋找各自的理想。
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北平已是生機盎然，作為“北漂”，此刻毛澤東的心情無疑是復雜的，色彩斑斕的新思想一下子展現在他的面前，他雖然不能立即消化接觸到的色彩繽紛的新思想，但是北京的這段“北漂”經歷，畢竟打開了他的眼界，邁出了從湖南到全中國第一步的跨越。
當今的青年，在走出校園步入社會的初始階段，總會遇到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很青年人總是抱怨各種困難，于是出現了“北漂”、“蝸居”和“蟻族”等一些新的名詞，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成為了抱怨社會的理由。但是不管是在什么時代，剛走向社會的青年總會碰壁，但是只要我們青年人常懷理想和激情，學習青年毛澤東樂觀、積極與淡定。定能克服各種人生道路上的困難，為人民作出時代的貢獻。毋庸置疑，沒有當時毛澤東的首次“北漂”生涯，他很難成為一代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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