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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流:狐假虎威的王明

千流 · 2011-04-21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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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流:狐假虎威的王明  

   

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下的革命形勢發展迅猛,中國共產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二次革命論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治地位,放棄了無產階級領導權,而蔣介石、汪精衛不愿與中共分亨勝利成果,于同年4月12日和7月15日先后在上海、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到失敗。大革命失敗后,帝國主義直接支持下的蔣介石,在全國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反革命政權。此后,中共由右傾速轉為左傾,而王明則是中共早期左傾路線最重要代表,是中共紅區根據地喪失百分之九十、白區喪失近百分之百的主要責任人,是黨史必涉的人物。  

1、簡歷  

1904年,出生安徽六安金寨縣雙石鄉碼頭村。  

1924年夏,成立“豫皖青年學會”。  

1925年6月,在武昌積極參圳支持上海“五卅”運動的活動,是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  

1925年11月,王明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7年夏,王明乘中共清算瞿秋白錯誤,捏造“浙江同學會”事件首犯錯誤。  

1929年,王明海歸派在米夫支持下掀起了“中山大學風潮”。召集了為期十天的黨員大會,形成所謂的“二十八半布爾什維克”。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9年王明回國,任中共上海滬東區委宣傳干事,后調中共中央宣傳部任《紅旗》報編輯。提出了在新形勢下的“左”傾政治綱領。  

1930年年底,王明帶頭,羅章龍、王克全、何孟雄等起哄,集中攻擊三中全會和瞿秋白。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   

 1931年1月7日 ,在米夫的操縱下,中共在上海秘密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主持中央工作。  

1937年11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王明在武漢和延安的毛澤東對抗,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嚴重損失。  

1938年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免去王明的書記職務。王明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國女子大學校長、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中央委員等職。  

1941年后王明因病長期休息。  

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王明受到了嚴厲批評。  

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統治黨4年之久、影響黨達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傾錯誤路線破產。  

“七大”之前,王明主要從事婦女和統戰工作。“七大”以后,中央決定由王明擔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黨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條文。  

1946年6月,中央又成立了法制問題研究委員會,王明為該委員會主任。解放戰爭時期,王明領導該委員會完成了制定陜甘寧邊區憲法草案、全國性的憲法草案等工作,還在山西參加過一段時間的土改。  

1949年9月,王明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并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新中國建立后,王明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在此期間,王明做過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  

1950年負責主持制定了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 6月9日 ,黨的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王明同志的決定》。 10月25日 去往蘇聯養病三年多。  

 1953年12月9日 ,王明回到國內,繼續在法制委員會工作。  

1954年4月,他的舊病復發,住進了北京醫院再沒有工作過。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大決定將政務院改為國務院,并精簡調整撤銷了一些部委,法制委員會也在撤銷之列。自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沒有擔任任何職務。  

1955年10月,黨的七屆六中全會召開,會前,王明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請他轉交中央,稱自己因病不能出席,并主動提出因長久不能工作,請求中央解除自己中央委員的職務。中央雖批準了他的假,但并未撤銷他中央委員的職務。  

1956年,王明再次提出赴蘇治病的請求。經中央同意抵達莫斯科。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選舉為中央委員,不過在97名中央委員中,他的得票最少。從此,王明長期留居蘇聯。  

自60年代起,王明在蘇聯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化名馬馬維奇、波波維奇等,先后撰寫、發表《論中國事件》、《列寧、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等書,攻擊毛澤東、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后,王明被視為“機會主義頭子、蘇修代理人、大叛徒”,成了反面典型,中央也沒有開除他的黨籍。  

 1974年3月27日 ,王明病逝于莫斯科,葬于新圣母公墓。  

王明書籍有《王明詩歌選》《王明言論選輯》等。  

2、小聰明的革命青年  

王明,原名陳紹禹,又名陳紹玉,字露清,1904年出生安徽六安金寨縣雙石鄉碼頭村。5歲啟蒙識字,6歲入塾就讀,打下深厚的舊學基礎。  

1920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種農業學校(簡稱三農),受到進步師生的思想熏陶,開始從事革命活動。  

1924年夏,成立“豫皖青年學會”。同年秋,考入國立武昌商科大學預科學習。  

1925年6月,在武昌積極參圳支持上海“五卅”運動的活動,被推選為武昌學生聯合會干事和湖北青年團體聯合會執行委員。是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并擔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宣傳干事。  

3、共產國際的工具和馬列教條專家  

1925年11月,王明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學習很努力,馬列書本水平可以說是中共第—,據說能倒背馬克思《資本論》。王明還能說一口流利俄語,深得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領導米夫賞識,進入這個直屬斯大林主義的小團體。1927年2月,米夫率聯共一工作小組訪問中國,并出席了五大,王明任翻譯。中共六大,王明也參加了翻譯工作。斯大林會見中共領導人他也擔任了翻譯。王明常以馬克思理論家自詡。王明的馬列書本水平高和受共產國際看好是他雖資歷淺、無功勞卻領導中共的原因。  

4、中共六大后的左傾核心  

1927年夏,王明乘中共清算瞿秋白錯誤,要出人頭地,便捏造“浙江同學會”事件首犯錯誤,說這是一個從事地下活動的“反動組織”,而后臺老板,則是瞿秋白,造成一些學生的被開除、被逮捕。 蘇聯格伯烏調查結果,竟然認為確有這種“反動組織”存在。瞿秋白、周恩來等人調查后,認為并不存在這樣一個組織。瞿秋白于是給聯共政治局寫信,對蘇聯格伯烏的調查結論提出異議。后來,共產國際監委、聯共監委、中共代表團聯合組成審查委員會審理此事,最終周恩來在中山大學全體師生大會上宣布不存在“江浙同鄉會”組織并處分了王明,王明遭挫。  

1929年,聯共發動反對布哈林“右傾”的清黨運動后,中山大學的米夫派更加活躍起來。王明海歸派在米夫支持下掀起了“中山大學風潮”。 他們召集了黨員大會,形成所謂的“二十八半布爾什維克”,標榜自己是唯一正確的”永遠的布爾什維克“,使用卑劣的手段,發起對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團的攻擊。而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一致肯定米夫、王明,批評中共代表團,認為瞿秋白應負中山大學反黨小組事件的主要責任。瞿秋白被解除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職務,反對王明的共產黨人分別受到開除黨籍、團籍、學籍,送到西伯利亞作苦工的處分,致使有些人自殺,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失蹤”,如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  

1929年王明回國,任中共上海滬東區委宣傳干事,后調中共中央宣傳部任《紅旗》報編輯。王明先后在《紅旗》、《布爾塞維克》等報刊上發表文章30多篇,宣傳共產國際的思想、方針、政策。其間,他還寫了《兩條路線》(后改稱《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的小冊子,提出了在新形勢下的“左”傾政治綱領。  

1930年年底,王明帶頭,羅章龍、王克全、何孟雄等起哄,集中攻擊三中全會和瞿秋白。王明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   

1931年1月,米夫被派到中國,擔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在米夫的操縱下,中共在上海秘密召開六屆四中全會。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主持中央工作。按照共產國際指示,派特派員和中央代表到各蘇區進行反右傾斗爭,導致“肅反”嚴重擴大化,傷害了大批忠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中高級黨政軍干部。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在上海被捕叛變后,王明指令他的親信博古代理總書記。10月王明去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不久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負責亞洲、拉美各國共產黨會議根據米夫的旨意,撤銷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員,而王明卻一步登天,從一個普通的黨員進入政治局—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竊取了中央的領導崗位。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他的親信秦邦憲(博古)擔任臨時中央總負責人。  

 1931年3月18日 ,蘇區中央局傳達了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4月中旬,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上海代表團來到中央蘇區,傳達六屆四中全會的精神。這兩次會議,王明的“左傾”路線開始影響中央蘇區,毛澤東正確路線被否定。  

由于向忠發被捕,王明指導的上海中央混不下去,開始向蘇區和紅軍擴展,打起“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旗號,向堅持正確路線的毛澤東為代表蘇區黨政軍領導干部奪權。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團主持下,在瑞金召開蘇區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該選了蘇區中央局,解除了毛澤東擔任的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  

1932年8月到9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召開第12次全會,會上,王明發言說,中國革命勝利的條件已經成熟,蘇維埃紅軍即將勝利,國民黨迅速崩潰。根據大會精神,要求中國加緊革命戰爭,對中共提出了“為推翻國民黨政權而斗爭”的六項任務。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召開會議,會議無視周恩來提議毛澤東留在前線指揮作戰的意見,對毛澤東進行了指責,排擠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會議決定調毛澤東專門做政府工作,使他離開紅軍領導崗位,接著,還撤銷了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這樣,毛澤東就被剝奪了對蘇區黨和紅軍的領導權。  

1933年 1月,上海中央在上海已經難以立足,經共產國際批準,遷往中央蘇區瑞金。這樣一來,王明便可以更直接的插手蘇區的黨政軍事務。2月,中央開展對堅持逃跑退卻路線的“羅明路線”展開斗爭。4月,又斗爭了抵制王明路線的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說他們是“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的領袖”,必須“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派往農村或撤換職務,把矛頭指向毛澤東。  

中央蘇區取得了第四次“圍剿”的勝利,中央革命根據地日益鞏固。王明—伙則更加捉緊了對紅軍的控制。共產國際派軍事顧問李德來蘇區后,李德取得了軍事指揮權,和博古、周恩來組成三人團,實行左傾軍事冒險主義。把第五次反圍剿看作“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斗爭”。最終第五次反“圍剿”徹底失敗,紅軍被迫進行長征。  

軍事上的失敗,導致了黨內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斗爭。1935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貴州遵義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路線和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5、抗戰期間的右傾  

1937年11月,王明由蘇聯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王明在抗日戰爭的路線中,由左傾變右傾,要—切通過統一戰線,反對毛澤東的獨立自主,在武漢和延安的毛澤東對抗,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中共抗日力量遭到嚴重損失。  

1938,共產國際轉而支持毛澤東的核心地位,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免去王明的書記職務,王明從此失勢。六中全會后,王明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國女子大學校長、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中央委員等職。  

6、王明先左后右路線遭清算  

1941年后王明因病長期休息。  

1942年,中共延安整風運動發起,清算王明路線是重點之—。  

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統治黨4年之久的王明先“左”、后右錯誤路線被批判否定。  

7、恨君子終成小人  

毛澤東是君子  

毛澤東對政敵王明是寬宏大度的。“七大”之前,讓王明主要從事婦女和統戰工作。  

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提議讓王明繼續擔任中央委員,王明在44名當選中央委員中,以選票倒數第一當選,如不是毛澤東提議,王明后補中央委員也當不上。  

“七大”以后,中央決定由王明擔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黨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條文。1946年6月,中央又成立了法制問題研究委員會,中央任命王明為該委員會主任。  

1949年9月,王明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并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新中國建立后,王明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  

1950年9月上旬,王明突然向中央提出去蘇聯治病的請求。毛澤東考慮到他確實有病,同意了他的請求。 10月25日 ,王明和他的夫人孟慶樹、兩個孩子王丹芝和王丹丁以及中央派遣的保健醫生陳鋒禹、保姆陳啟珍一行六人,在警衛秘書田書元的護送下,由北京乘火車出發,經東北去往蘇聯。王明第一次赴蘇養病一呆就是三年多。  

 1953年12月9日 ,王明回到國內,繼續在法制委員會工作,仍舊住在北京孟公府胡同2號寬敞幽靜的四合院里。1954年4月,他的舊病復發,住進了北京醫院,再沒有工作過。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大決定將政務院改為國務院,并精簡調整撤銷了一些部委,法制委員會也在撤銷之列。自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沒有擔任任何職務。  

1955年10月,黨的七屆六中全會召開,會前,王明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請他轉交中央,稱自己因病不能出席,并主動提出因長久不能工作,請求中央解除自己中央委員的職務。毛澤東、中央雖批準了他的假,但并未撤銷他中央委員的職務。  

1956年,這時,王明身體十分不好,于是他再次提出赴蘇治病的請求。經毛澤東、中央同意,王明和夫人、孩子等一行于 1月30日 從北京乘飛機出發, 2月1日 抵達莫斯科。從此,王明長期留居蘇聯。中央在王明赴蘇時專門派了保健護士、警衛員和保姆,后來又派了兩名針灸大夫赴蘇達半年多,協助蘇聯方面給王明治病。9月召開黨的“八大”前夕,中央曾于8月上旬致電王明,希望他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回國參加會議。 9月8日 ,王明回電表示因病無法回國參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團請假。黨中央和毛澤東從黨的利益出發,仍提名王明為中共中央委員的候選人,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選舉為得票最少的中央委員。  

王明終成小人  

自60年代起,王明在蘇聯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化名馬馬維奇、波波維奇等,先后撰寫、發表《論中國事件》、《列寧、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等書,攻擊毛澤東、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  

當國內在“文革”的浪潮中猛烈批判王明的時候,得到蘇聯支持的王明開始在國外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大肆攻擊黨和毛澤東,逐漸走上了與黨完全對立的道路。進入上世紀70年代后,王明已是病魔纏身。但王明即使躺在床上也沒有停筆。1971年,他相繼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五十年》、《“整風運動”是“文化革命”的演習》等文章。《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毛澤東的叛逆行為》是王明抱病編寫的最后一部作品,約20萬字。全書主要圍繞“文革”展開,否定毛澤東思想。王明抱著一個目的,那就是貶低搞臭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為自己的錯誤路線翻案。  

毛澤東對王明可謂仁至義盡,面對王明的攻擊,文化大革命爆發后,王明被群眾戴上了“機會主義頭子、蘇修代理人、大叛徒”的帽子,受到了深入揭批,成了反面典型,但毛澤東沒有開除王明的黨籍。  

 王明的左、右錯誤是歷史,不容翻案。但要明白王明犯錯還有著深刻的國際和國內原因,共產國際因素也不少。  

王明之狐,假馬克思主義之威,被人識破了,但其陰魂不愿散去,現在還有個別假馬克思之威的新王明之狐正昂首挺胸地大行其道。  

   

 20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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