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末期的“南方系”(下)

         所有那些將普通概念重復上千遍的人，群眾才會把他記住。
   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人們樂于相信彌天大謊，
   而不相信小騙術......人們有時對自己在一些小事上撒謊，但
   卻不敢在大事上信口雌黃。因此，他們料想不到有人這樣無恥
   地欺騙他們......
                                     ——阿道夫·希特勒

     “心理戰的手法之一是用歷史的過去偷換當代問題。這一方
    法于80年代末曾為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廣泛使用。他們圍繞20～
    30年代的種種事件，圍繞斯大林問題，推出了現在的歷史......
    第二個手法是將現代問題導入過去從今天的利益出發，挖掘歷史
    論據來證明今天的觀點是正確的......第三個手法是‘歷史’戰。
    在這場戰爭中把俄羅斯民族引以為榮，視為民族驕傲的所有英雄
    和杰出人物統統通過信息手段在道德上加以誅殺。”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

        “歷史”戰之一：卓婭·科斯莫杰米揚斯卡婭之死

    本文作者曾有個名叫“卓婭”的同學。“卓婭和舒拉”:不僅是蘇聯人民的紅色記憶，也是中國人民曾經的紅色記憶。卓婭因反抗德國侵略者而被殘忍地殺害，她的英名留存于偉大的衛國戰爭史。理所當然地，蘇聯末期她成為“南方系”“清除和消滅”的目標之一。
    1991年，紅得發紫的《論據與事實》雜志刊登了署名А·若夫季斯的文章。作者稱該文是根據已故作家Н.И.阿諾夫（伊萬諾夫）的回憶而寫成的。阿諾夫曾到過卓婭犧牲的彼特里謝沃村，但卻目睹了“居民們竭力回避談論卓婭”的異常現象。在把讀者的胃口調足之后，作者若夫季斯開始了瓦解卓婭“神話”的工作：

      聽我說，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即阿諾夫——本文作者注）說——我有個感覺，在這一切背后一定有個秘密，請告訴我全部真相好嗎？
       只有一名女教師在不無猶豫地聽完了阿諾夫‘此事將只有你我知道，絕不告訴他人’的誓言之后，才吞吞吐吐地講道：
       德國人在向莫斯科發起總攻期間占領了彼特里謝沃村。村長與駐扎在另一個居民點的占領軍當局保持著聯系。一天夜里，村里的一處木板房著起火來，大火把木板房燒了個精光......過了一天或兩天，縱火者被當場捕獲：一個不認識的姑娘（指卓婭——本文作者注）企圖利用浸透了煤油的破布等物點燃另一個木板房。此時正是嚴冬，一個失去了容身之處的家庭不得不擠到鄰居家里棲身，全村居民極為憤怒。站崗的人狠狠地打了姑娘一頓，然后把她拖進盧克里婭的木板房，早晨村長把她解送給當局并報告了所發生的事情。當天，姑娘被前來彼特里謝沃村執行特別任務的士兵處以絞刑......沒有德國人在此處宿營，因此也沒有任何（按照官方說法）似乎被女游擊隊員縱火燒掉的德國人的馬廄。
      我們的軍隊來到這里以后，村里的許多居民被逮捕并被帶走，不知去向。因此，留下來的人面對可能到來的鎮壓，人人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恐懼......
   
     作者最后寫道：

      是不是П.利多夫因受村莊里那些被嚇壞了的居民的欺騙而做了錯誤的報道，或者是他自己為了有利于斯大林宣傳而編造了這個事件？但是不管怎么說，正是他的這種說法出了大名并被“載入史冊”。     

    卓婭不僅沒有打擊過德國人，反而燒掉了村民賴以過冬的木板房！？對于今天的我們而言，這是多么熟悉的風格和技巧！
    “我”或者“我”的某個知名朋友，來到某個“紅色神話”的發源地，與某個神秘的“老鄉”或是不肯透露姓名（或已故）的“村干部”聊起了有關于“紅色神話”的事。于是乎，在神秘“老鄉”或“村干部”對“歷史真相”的娓娓敘述中，狼牙山和地雷戰等“神話”依次破滅了。正如俄羅斯學者對若夫季斯文章所進行的分析：“這個例證清楚地表現了斯梅爾佳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中的人物，一譯斯麥爾佳科夫——本文作者注）繼承者們非常巧妙的手法。他們的創作依據，都是非常可靠的事實，如一個不認識的女教師對現已作古的作家阿諾夫以及公布這件事的本文作者А·若夫季斯的口授資料。從這篇短文中，還可以看到希特勒分子如何主持公道，他們對居民如何關心，還可以看到蘇軍占領彼特里謝沃村所帶來的恐懼和凄慘，以及對斯大林分子利多夫的揭露。這樣，А·若夫季斯的文章就像一枚多彈頭導彈，達到了一石四鳥的目的。”（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P271～27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除了《論據與事實》（！）雜志的文章，有媒體還斷言照片上的那個卓婭尸體是假冒的。對此，俄羅斯聯邦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研究所進行了相關鑒定，最終結論是“照片上被處絞刑的姑娘是卓婭·科斯莫杰米揚斯卡婭。”（上引書，P273）

                                          
             “歷史”戰之二：青年近衛軍的母親

    老一輩的人應該都很熟悉亞歷山大·法捷耶夫的小說《青年近衛軍》以及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主人公奧列格·科舍沃伊不屈服于敵人的嚴刑拷打，凜然赴死的精神感動了無數人。1991年，《自鳴鐘報》的撰稿人М·沃利娜發表了一篇名叫《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轟動性文章，文中驚人地聲稱奧列格·科舍沃伊還活著！而科舍沃伊的英雄故事完全是一場由其精神失常的母親引發的離奇騙局：

      在羅韋尼基地區的一個合葬墓穴中掘出了一些被德國人槍殺的人已經腐爛的尸體。當時在場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沃利娜文中奧列格·科舍沃伊的“母親”，實際上她把名字搞錯了——本文作者注）撲向其中一個有白發的老人的尸體并號叫起來：“奧列日卡，奧列日卡！”所有人都看到了：在她面前的是一個帶白發的老頭兒，可他還在哭喊著：“奧列日卡！”沒有人提出異議，于是......人們把那個不認識的老頭兒再次作為奧列格·科舍沃伊葬埋了。然而法捷耶夫卻據此杜撰出，奧列格在羅韋尼基監獄中遭受刑訊，并因此一夜之間這個16歲的男孩子竟白了頭！這樣，奧列格·科舍沃伊成了小說中的主人公，而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則成了主要英雄人物的母親.....

   
    沃利娜的文章風行全國。文章發表幾天之后,“一群肆無忌憚的流氓無賴在盧甘斯克市把青年近衛軍英雄半身雕像從底座上推了下來”。針對沃利娜的文章，電影《青年近衛軍》中扮演奧列格·科舍沃伊的弗·伊萬諾夫在《真理報》上發表了同樣名為《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反駁文章。他用充分的證據駁斥了沃利娜，指出了她的大量錯誤，并在文中提到不僅是科舍沃伊本人，他的母親葉連娜·尼古拉耶芙娜（不是沃利娜文中所說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就遭到過德國人的多次毒打，并導致她終身殘疾的事實。伊萬諾夫在文章中總結道：“我們這里出現了一種亂翻墓石的傾向，就像女新聞撰稿人М·沃利娜所做的那樣。然而死人不可能說任何話以自衛！......應該記住圣經中的戒條：‘不要做偽證！眾所周知，靠偽證社會不能生存——它將毀滅’。”（上引書，P274～275）

             “歷史”戰之三：尤利烏斯·伏契克的傳說

    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在大肆挖掘國內墓地的同時，又精力旺盛地折騰到了國外。《絞刑架下的報告》作者，國際共產主義的著名活動家尤利烏斯·伏契克就被掘了出來。
    伏契克據說沒有被絞殺于德國普勒岑塞監獄。“他不僅當了德國人的情報員，而且還以這個身份被派到玻利維亞，不久就死在那里。甚至還出現了一張尸體的照片。”眾所周知，納粹和法西斯主義勢力曾在拉丁美洲有很大的力量，二戰后不少的納粹分子都潛逃到拉美，而這就是發明這個玻利維亞傳說的根由。“另外一些人不堅持‘玻利維亞’說，但仍然斷言，他終究是叛徒—情報員。至于那個著名的《報告》，則無論如何不可能是他寫的，而是后來伏契克的黨內同志們偽造的......”（上引書，P276）對于這種剝奪著作權的手法，其實也無須多說。如同希特勒說的那樣，“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只要足夠厚顏無恥，只要“將普通概念重復上千遍”，即使編造出像季米特洛夫是個不能說一句整話的結巴，一樣可以使大眾相信。
    假如伏契克泉下有知，他一定會說：
   “人們，我愛你們！你們要警惕呵！”

              “歷史”戰之四：“斯大林森林慘案”

    按照“符號空間改造法”的理論,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毫無疑問是蘇聯時代的象征,高峰中的高峰；蘇聯歷史的光榮與悲劇都在斯大林時代得到了最深刻的體現。
    “1987—1991年國內幾乎沒有一家報紙，沒有一家雜志，沒有一個電視頻道看不到指責斯大林及其時代的材料的。”（Ю·葉梅利亞諾夫《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在權力的頂峰》，P608，譯林出版社）雖然“非斯化”運動在斯大林去世后就已開始，但在“想象力奪權”——這句五月革命時期的經典口號諷刺性地被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成功實現了——的時代，“非斯化”運動到達了它登峰造極的境界。黨的最高領導人米·謝·戈爾巴喬夫對這一運動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在戈爾巴喬夫執政中期，他向記者和社會學家公開了在蘇共中央委員會馬列研究所的中央檔案館中曾受到特別保護——1987年之前任何人不得調閱——的斯大林檔案資料中的部分文件，“其目的在于扶持反對斯大林的勢力，因此只公開了能證明斯大林是一位血腥暴君的資料，例如：與黨內政敵的斗爭，30年代鎮壓運動的經過。那些中性的，特別是缺乏揭露性的材料仍被封存。”而仍被封存的資料中則包括了斯大林對當時的“個人崇拜”表示反感等內容（Н·津科維奇《二十世紀最后的秘密》，P53，中國書籍出版社）。
    和中國的南方系對毛澤東時代“鋨死”數千萬和“整死”數億人的指控一樣，斯大林時代的歷次鎮壓自然也成了這種數字操縱的對象：“例如，很多人的意識中，已經沉淀下了幾百萬農民背井離鄉，作為‘富農階級’被流放的說法。奧·普拉東諾夫說：‘在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階級的歲月里，約有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數百萬農民被關進集中營和監獄’”。對此，俄羅斯研究意識形態和心理戰的著名學者謝·卡拉—穆爾扎質問道：“‘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連家屬加在一起，那可是3000萬～4000萬人啊！”而后來經過對當時史料和數據的認真研究，“事實是：1930～1931年間，總共381026個家庭計1803392人被特別遣送（所謂‘富農階級流放’）。占農戶總數的1.5%（約3%農戶被官方劃定為富農）。”（謝·卡拉—穆爾扎《論意識操縱》下，P54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是反對斯大林和“極權主義”的巨大圖騰，是“南方系”在對蘇聯歷史進行審判時的權威證人：“在他的筆下，古拉格‘島民’歷年的動態，包括徒刑死刑、釋放調轉、患病死亡等方面的情況，逐年均有詳盡研究，列表資料也堪稱卷帙浩繁。”不過正像此書的副標題——《藝術性研究嘗試》一樣，“索爾仁尼琴的數據亦當以藝術夸張視之，而整個文化界的人士則幾乎是把這些東西作為集中營社會學學術研究資料來看待的。他所造成的意識裂變真可謂令人拍案驚奇：一個人讀了那種似乎言之鑿鑿的紀實材料，就會聽而信之，而且更會相信他那‘4000萬人被槍斃’的說法。”（上引書，P549）即使是激烈批判斯大林的羅伊·麥德維杰夫，也撰文指責索爾仁尼琴“過于經常地對事實進行明目張膽的歪曲、篡改和有意的回避”（李輝凡 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P447，青島出版社）歷史學家澤姆斯科夫用近10年的時間系統整理了反映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古拉格）各方面情況的檔案資料，并且發表了各類被鎮壓人員狀況的詳盡匯總材料。“他雖非斯大林主義者，但是尊重事實。”但是“民主派卻刻意竭力不理睬他，也不和他論戰”，少數應戰者如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也都立即露了大怯。澤姆斯科夫指出他的論敵在引用他本人并未見過的1945年秋季全蘇集中營和勞教所資料時犯了一個“小錯誤”：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漏掉了”一個小數點（МЛН.），其結果就是把160萬人變成了1600萬人。“多么輕而易舉，拿掉小數點，再通過傳媒擴散開來，而億萬人竟然信以為真。當一種思維范式已經形成的時候，操縱家就不在乎理智的論據了。”“操縱家們也正是為了對想象力而非理性施加影響，才會如此夸大數字的，有時會夸張幾十倍，甚至幾百倍。恰恰是這種非要夸大真實數量不可的意圖，才能成為操縱的一種特征”。（卡拉—穆爾扎上引書，P549）
    不久之前曾鬧騰過一陣“卡廷森林慘案”事件，我國的南方系也是不甘人后，積極響應。然而早在1988年的蘇聯，就發生過一個轟動全國的“庫羅帕特森林慘案”事件，據當時的“南方系”媒體報導：

      在明斯克郊區庫羅帕特森林發現大批犧牲于斯大林大恐怖時期人士的遺骸，這場恐怖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機構在1937年至1941年6月期間制造的。

     媒體稱這個慘案的死難人數約為數十萬。國外的傳媒也不遺余力地進行大肆宣傳——這是斯大林及其極權制度嗜血成性的又一罪證。最后，在對這個“庫羅帕特森林慘案”事件進行了仔細調查后，得出如下結論：

      內務人民委員會各機構與所謂庫羅帕特森林受害者之間沒有任何關系。在扎斯拉夫公路和明斯克環路之間丘陵地帶的戈迪謝鎮附近，安葬著不少于30萬希特勒種族滅絕暴行的犧牲者（“庫羅帕特森林案：時代的篡改”，《軍事史》雜志，1991.No.6,轉引自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上引書,P267,)

     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庫羅帕特這個地名在白俄羅斯地圖上就從來沒有過。杜撰名稱的目的是為了充分發揮情感的力量，影射斯大林在這里槍殺人就跟殺山鶉[俄語“山鶉”的發音為“庫羅帕特卡”（Куропатка），故有此說——本文作者注）一樣無所顧忌。庫羅帕特森林案只不過是整個虛偽報道龐大體系中的一個事例而已。”（上引書，P267）在蘇聯末期的混亂歲月里，盡管一些謠言被揭穿，但謠言總能淹沒真相：制造大量新謠言的速度永遠要快過被動地對舊謠言的逐個駁斥。關于斯大林，“有人寫的東西甚至已經離譜到了讓人想瞧一瞧還能編出什么玩意兒來的程度......出現了大量編造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特務的文章。有的文章說，流放中的科巴（斯大林早期的黨內別名）襪子臭不可聞，幾乎所有的精神病他都有；他只不過是個神學校里不學無術的學生而已，等等，等等。布爾什維克一詞居然成了一句罵人話......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攜帶斯大林畫像參加群眾大會被認為是低能兒；大眾傳媒曾經專門在各地群眾大會上尋找攜帶有斯大林肖像的人，以便表現他們的淺薄和粗俗。”（上引書，P266）“一個穿網眼針織背心的人坐在電視機前。——人們在街上游行，臉上帶著喜悅。他手指熒光屏上斯大林時代那些缺心眼的人，笑得前仰后合，說不出一句話來。”（上引書，P243）（筆者在此想插入一件事情:去年,某城市的一位收藏者——他是毛澤東時代的人——舉辦了一場關于毛澤東時代的影像與圖片展。一個在改革時代成長起來的中年人熱心地從外地趕來參觀——他對那位收藏者感嘆道：“你辦的這個展覽很好，很有意義，像這些我的父母那代人都經歷過的；你看那些人（指毛澤東時代廣場上的游行者），都像是發瘋了一樣，像機器一樣。”收藏者聽完后說：“我們當時對于領袖和國家的熱愛都是出于肺腑的，并不像你說的那樣，是失去了自己意志的表現。”談話由此陷入了尷尬。）
    斯大林在世的時候，如同從天而降的巨神，其威望甚至超過了列寧。然而他身后的歷史命運又是如此無常，甚至顯得凄涼。1953年在斯大林的別墅里，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曉夫等人看著斯大林生命垂危，卻遲遲不去叫醫生；斯大林剛死，“非斯化”的運動就隨即展開：先是貝利亞——如果不是他在黨內斗爭中被擊敗，也許就輪不到赫魯曉夫來做那個轟動一時的秘密報告了——接著就是赫魯曉夫的高潮戲。赫魯曉夫先是斯大林狂熱的吹捧者，后來又是斯大林狂熱的反對者。在他與中國交惡的時候，甚至憤怒地聲稱要“把斯大林的棺材直接送到北京來！”到了蘇聯末期，在所謂“公開性”政策和勢大滔天的“南方系”的力量之下，“非斯化”運動終于進入了歇斯底里的狀態。“卡廷森林慘案”也好，“庫羅帕特森林慘案”也罷，其實斯大林早就被一次次地拖進了名叫“斯大林”的歷史森林里，遭到了無數次的審判和槍決。

                “歷史”戰之五：“回歸列寧”

   “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時代在社會意識中被一筆勾銷之后，蘇維埃國家的締造者列寧的名字仿佛成了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最后一座橋梁，它象征著幾代人之間的繼承性。因此，損害業已形成的列寧的形象詆毀他的活動，就成了把整個蘇聯時期說成是黑暗和愚昧時代并使人們離開社會主義的一個必要步驟。”（上引書，P169 ）
    在蘇聯還沒有走向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末日之前，為了非斯大林化，必然要借助列寧的威名，列寧代表了蘇維埃國家的終極真理。正如赫魯曉夫提出的“回歸列寧原則”那樣；戈爾巴喬夫在“改革”初期也曾化身為列寧的忠實傳人。而在蘇聯末期的大混亂到來后，所有蘇維埃國家的偶像與禁忌一個個被羞辱被打破；當蘇聯全部的歷史都成了被“清除和消滅”的對象時，列寧這個最后的禁忌也就不能幸免了。所謂“回歸列寧”的意義，可以看作是一步步地把所有的都清算完之后，最后必然來到的總結性清算。
    “列寧是德國間諜”，“列寧是毀滅俄羅斯文化的罪人”，“列寧是俄國人民的劊子手”“列寧是美好的沙皇俄國的破壞者”，這些都是老調重彈了。到了這個階段，連編造歷史的工夫都可以省去，而直接使用“純文學”風格了。《自鳴鐘報》的“政治評論家、詩人”——總是這號人物不是嗎？——A·伊萬諾夫斷言：“總的看來，我們的領袖和導師是死于梅毒。”而1990年的另一篇奇文《崇拜的誕生：列寧是典型的神話》（М·魏斯科普夫，《波羅的海時報》）這樣寫道：

        大約是1924年，克里姆林宮的下水道經受不住布爾什維克的猛烈沖擊，終于跑水了。陵墓里灌滿了污水，一名神甫（好象是大牧首本人），這樣說：“圣尸上也是要涂油的。”
          ......那副傻瓜表情、那顆禿頭 、那張喝得醉醺醺的電報員也差不哪去的鬼臉......打旱地里冒出來的一顆苗苗兒：要模樣沒個模樣，要氣派沒個氣派。
         瓦洛佳搞俗家的科學也在行。他雖說沒有一點詩才，但只要老師吩咐，就可以立刻“用正確的六音步長短短格來翻譯荷馬史詩”。
         他的房間保持著修道院式的整潔。一個中學生正在做筆記，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一個個小耗子似的字母——字雖然寫得緊緊巴巴，倒不妨礙思想馳騁。這個中學生寫滿了一個又一個本子，若有所思地瞅著墻壁，眼前是兩片畫著斑斑點點的大屁股似的東西半球——蘇聯國徽的原型......
         最后，終于有機會談一談那個與大救星聯姻的她——娜杰日達（指列寧的妻子娜杰日達·克魯普斯卡婭——本文作者注）——的問題了。想不到吧，這個講起話來跟馬卡爾·杰武什金一副腔調的、黨內綽號叫“魚”的革命的女修道院長，居然不乏抒情的想象力......而在那圍著灰毛皮圍脖、像東歐平原一樣扁平乏味的胸膛里......居然還有一顆監獄未能使之喪失慈愛的心在......跳動？（上引書，P268～269 ）

     與此文那種妙語連珠，油腔滑調，下流無恥地嘲諷偉人的水平相比，我國那位說毛澤東的字像“狗扒似的劃拉出來了”的小京油子實在只能算是托兒所的程度了。
    在“清除和消滅”列寧這座最后高峰的運動中，著名的斯大林傳記作者德米特里·沃爾科戈諾夫上將（我國的“辛同志”可以看作是他的翻版）是一個代表人物。這位擔任過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曾在斯大林傳記中指責斯大林違背了偉大的列寧及偉大的列寧主義的黨內軍內的權威理論家，也終于發現了與“極權主義”做斗爭的必要性。“特別是他在自己全盤否定列寧的著作的封面，為強化對讀者的負面影響，登載了一幅重病患者的照片，那張臉被痛苦折磨得已經變了形，實際上當時人已處于瀕死狀態。”有人指出：“書的封面是對死者的粗暴侮辱（不論大家對列寧的態度如何），故爾他必遭報應。”沃爾科戈諾夫在書出版后不久，就患病并很快死去了。不管這是不是報應應驗，對列寧的詆毀還是見出了成效。《論據與事實》雜志1991年就“列寧應當躺在什么地方”向路人提問。莫斯科一位15歲的少年季馬對此回答道：“應該把他從這里扔出去......嗯，不是扔，應該是運出去。他做過什么好事嗎？他把全國都搞亂了，現在卻躺在這里。把他埋到某個墓地去吧！”（上引書，P270）

                 “把蘇維埃墓地全掘開......”

    “不僅僅戰爭年代，而且整個70年蘇聯歷史都逐漸被迅速蔓延開來的污點所覆蓋，許多歷史畫面簡直就是一幅諷刺性漫畫。其中對曾經支持過蘇維埃政權的作家們的態度即為一例。按照各種報刊媒體的說法：阿·托爾斯泰是貪財鬼和酒徒，馬·高爾基是一個虛偽的，名不副實的人，弗·馬雅科夫斯基是發育不全者，米·肖洛霍夫則是抄襲他人作品的人。甚至很難數得清針對《靜靜的頓河》作者究竟有多少造謠中傷。”（上引書，P277）“從‘民主派’的宣傳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整個蘇聯時期的歷史上是一批不合格的人在活動，他們以自己的‘極權政治’威脅西方的偉大民主。”（上引書，P308）B.伊柳欣在《控告總統·起訴狀》（1992年）中說道：“在他（指戈爾巴喬夫——本文作者注）的統治下，整個國家都被變成了考古發掘地。”（上引書，P283）
     人們會有一個疑問：為什么在蘇聯末期大眾會輕易地相信那些荒唐無稽的政治謠言？由于這涉及到具體的蘇聯意識形態蛻變問題，并且不是本文的主題，所以在此僅簡單地談以下一點。蘇聯官方在對其自身歷史的解釋上有著一個非常不好的傾向——這也并非是蘇聯獨有的問題——即用庸俗化的歷史觀念去解釋蘇聯史上所發生的諸如黨內斗爭在內的一系列復雜問題。在1953年清算貝利亞問題的蘇共“七月全會”上，蘇共中央書記赫魯曉夫的發言就是這種庸俗化歷史觀的典型：“......早在斯大林生前我們就知道貝利亞是個大陰謀家。他是個奸詐的家伙，是個狡猾的鉆營之徒。他用自己骯臟的爪子牢牢吸在斯大林同志的內心，他善于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斯大林同志......我們大家都尊重斯大林同志。不過歲月不饒人，最后一段時間斯大林既不能看文件，也不能見人，他的健康狀況不佳。貝利亞這個卑鄙小人狡猾地利用了這一點，非常狡猾......貝利亞對黨的態度跟希特勒沒有區別......貝利亞不是黨員，而是鉆營之徒，可能還是間諜，在這方面還要再挖一挖......”赫魯曉夫等人用一套忠臣/奸臣——明君/昏君的模式去向人民解釋貝利亞問題，甚至用庸俗化了的階級斗爭觀念把貝利亞與希特勒并列——而此人就在不久前還是和自己很親近的同志。“妖魔化貝利亞的形象，把他描繪成悄悄混入黨的領導層的家伙——這都貶低了社會進程在歷史中的重要性，創立了用某些個體的不良意愿解釋蘇聯歷史事件的先例。”（Ю·葉梅利亞諾夫《未經修改的檔案：赫魯曉夫傳》，P309，譯林出版社）赫魯曉夫在二十大上全盤否定斯大林領導蘇聯的“三十年”——盡管他后來出于政治原因又多次反復——把大肅反時期的鎮壓描繪成是“暴君”對那些無限忠誠于黨的“老干部”的迫害，而掩蓋他本人就曾是一個積極的鎮壓者，掩蓋了黨的“老干部”們對他人的迫害行為以及確實存在的反斯大林的密謀等等事實。正如斯臺芬·茨威格所說：“熱月九日之所以具有世界歷史意義，并不是因為羅伯斯庇爾被處以死刑，而是他的繼任者采取這種怯懦虛偽的態度（指將罪過推在羅伯斯庇爾一人身上——本文作者注）。因為直到這天為止，革命無論采取任何行動，全部理直氣壯，同時也心安理得地承擔一切責任”（斯·茨威格《約瑟夫·富歇——一個政治性人物的肖像》，P70，華夏出版社）這種對待歷史隨心所欲和胡作非為的態度，使蘇聯官方的歷史解釋逐漸失去信譽。勃列日涅夫雖然沒有宣布赫魯曉夫是“希特勒”，但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意識形態語言完全是由連篇的廢話和貌似正確無比的空話與套話構成的。戈爾巴喬夫及其“意識形態專家”延續了赫魯曉夫的精神。但是他們嫌后者對斯大林時代“刨”得還不夠徹底，于是決定直接往祖墳上刨：“現在請想象這樣一種情景。羅馬教皇走到羅馬的圣彼得廣場，對圍攏來的人說了下面一番話：親愛的教徒們，我必須向你們宣布，沒有什么上帝，天主，教會只是一個犯罪組織，我把它解散了。您會怎么評價這位教皇的行為呢？須知蘇聯的意識形態專家們正是以這種精神表述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P64，新華出版社）蘇共官方的歷史解釋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終于土崩瓦解：既然老一套已經令人厭煩，那為什么不去聽那些更新鮮、更刺激的故事呢？而蘇聯末期的“南方系”進行的大量歷史發明,融驚險、偵探、色情、科幻等所有吸引人的要素于一爐,正好滿足了大眾的心理欲望。當然，這并不是蘇聯末期“南方系”能夠大獲全勝的惟一內因，但至少是重要的內因之一。

                       《零城》的意義

     1996年俄羅斯國家杜馬安全委員會舉辦了一個為期半年的講習班，“專門研究破壞社會‘文化核心’的技巧。”參加者包括了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專家。講習班在最后的幾次會議中，重點地討論了卡倫·沙赫納扎羅夫（其父格·霍·沙赫納扎羅夫曾是戈爾巴喬夫的心腹助手之一）的影片《零城》（1988年）。與會的專家一致認為《零城》準確地預見到了蘇聯社會“文化核心”被破壞的過程。
    《零城》講述了莫斯科的工程師拉瓦金在“零城”出差時遭遇到的怪異和恐怖經歷：拉瓦金剛到“零城”時，前往一家工廠找廠長，結果竟然“見到女秘書在接待室全裸地坐著。人們進進出出，把緊急要打字的材料交給她，但對怪誕卻視若無睹......出門的時候他病了。那些習以為常的秩序的標志物——列寧像呀、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榜呀——再也抵御不住迷亂的局面了。”只有裸女或者只有列寧像的社會都是一個——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秩序的社會”。而當裸女和列寧像在同一個時空中并存，甚至裸女和列寧像被奇妙地拼接在一起，難分彼此的時候，則標志著“秩序的社會”開始走向混亂和崩潰之路。
    在《零城》的尾聲部分，“零城”的“整個匪幫——官員們、地下企業家們、作家，還有好多浪蕩女人——紛紛撲向一顆象征政權的‘俄羅斯國家樹’，開始摧毀它，撕擄它的枝葉。”（卡拉—穆爾扎上引書，P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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