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浮夸、放衛星、餓死人真相

揭密浮夸、放衛星、餓死人真相　　

康秀峰　　

反革命右派對主席的最大的幾個栽贓污蔑之一就是講毛主席浮夸、放衛星以至餓死四五千萬人，并且在教育上對學生進行這種教育，在宣傳上統一口徑進行這種教育宣傳。直到今天沒有停止。所以才有北京中學歷史課教師袁騰飛和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郭世佑、中央黨校黨史博士副教授胡尚元、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解啟揚、浙江大學近代史博士副教授鄧文初污蔑毛澤東、妖魔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如果不是教材上反毛，任何右派是無此膽大妄為的。　　

搞浮夸、造假、放衛星，嚴格講是發生于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國在完成新民主主義過渡期，剛剛以三面紅旗為政策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農村剛好成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成立是有歷史背景的。　　

【一】１９４９年的中國農村社會　　

遠期不說，明末晚期開始，將亡之，災異特多。如太白晝見，日食地震地裂湧血，婦女產蛇產肉胞異物，不一而足。崇禎即位，將就寶座，突巨聲發于西殿，若天崩地裂，同時見黃袱題天啟七還有福王一。崇禎元年，陜西大饑，庚午三年秦大災。樹皮盡人相食，張獻忠李自成揭竿而起，推高迎祥為闖王，這就是著名明末農民起義事件。清立后，至嘉慶朝時，因官僚貪婪無厭，至官逼民反，貴州苗族和川楚先后發生農民起義，抓到王三槐解到京城由仁宗親審，供言官迫民反，仁宗怒曰；官皆不法耶？三槐曰＂只一劉青天＂。指建昌道劉清言。苗民和白蓮教起義被鎮壓后，殺死數十萬人，鄉勇平民死亡不計其數。道光１３年鴉片戰爭爆發，此仍禁煙愈禁愈猖獗所引起。史迪威說，中國的各級官僚，在臺前禁煙，在臺后販賣鴉片，把大把大把銀子裝進自己的口袋，對眼前滿目衣不蔽體衣衫褸襤的平民毫無同情之心，反而極端鄙視。文宗朝的洪秀全楊秀清起義，1851年成立太平天國，1853年建都天京（今南京），現代有人估計1850年的中國人口大約有4.1億人，經過清軍鎮壓太平天國、捻軍及回族等起事后，到1873年人口下降至大約3.5億人。　　

清朝因１９１１年武昌起義，而正式邁上滅亡之路。武昌起義后袁世凱北洋軍隊南壓，革命停頓。開始南北議和，達成協議在清帝退位后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并推舉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大軍閥馮玉祥進兵北京，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宣統遜位，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孫只４５天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正式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１９１９原沙俄被列寧推翻，蘇聯建立，此時之前沙俄是很落后的，大部分物質靠進口。這與民國初期和清朝是同一平面上。　　

1915年12月7日，北京及各省投票推戴袁世凱當皇帝之民主選票一律告竣，上報參政院，并推定參政院為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12月11日上午9時，舉行解決國體總開票。各省國民代表共1993人，贊成君主立憲票正好1993張，沒有一票反對，也沒有一張廢票。各省的推戴書上一致寫著：“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并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1915年12月１２日袁世凱稱帝，這里順便說一句，袁世凱稱帝是中國的文人精英和士大夫豪強所推上去的。至今沒任何證據能推翻此觀點。８３天皇帝夢后，袁世凱死，中國進入北洋軍閥時期。因此武昌起義為導火索逼清交權而建立的中華民國在1915年12月１２日已亡國了。　　

【二】國民黨時代的災害　　

1924年國民黨成立，與共產黨聯合北伐，1927年成功而得政權。國民黨時代22年的災害餓死人的詳細數據，今天大陸只保留未被蔣逃臺灣之時毀掉和來不及運走而遺下部分省縣資料。據這些不完全資料證明，這些資料所記載的和我爺爺（１９００－１９９８）對我所述是完全符合的。　　

史載；1920——1921年，發生在華北四省區的旱災和饑荒餓死了1000萬人。直隸的800萬饑民幾乎只有一半活下來，妻兒被賣，數百萬人闖關東，饒陽境內一片荒蕪。1850-1932年，華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饑荒，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殺死女嬰的情況惡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　　

1925年川黔湘鄂贛五省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1300多萬人。　　

1929年斯諾采訪過大饑荒的內蒙古薩拉齊，根本就沒有兵害，卻餓殍滿地。他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諾的中國》一書（EdgarSnow’sChina，RandomHouse，1981。這本書好象沒有中文譯本）中提到，“饑民的尸體經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莊，人肉公開售賣。”這本書中有很多斯諾拍攝的駭人的饑民尸體的照片。由當時中華民國的交通部長孫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為了讓斯諾寫寫沿途的風光名勝，以便吸引美國的觀光客。斯諾第一次采訪任務是沿著中國8000英里長的鐵路線作旅行報道。在連年饑荒的中國北方農村，斯諾第一次看到了餓殍遍野的可怕場面。他在報道中寫道：“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兒童們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面對這些觸目驚心的人類災難，陜西長期以來就以盛產鴉片聞名。幾年前西北發生大饑荒，曾有三百萬人喪命，美國紅十字會調查人員，把造成那場慘劇的原因大部分歸咎于鴉片的種植。當時貪婪的軍閥強迫農民種植鴉片，最好的土地上都種上了鴉片，一遇到干旱的年頭，西北的主要糧食作物小米、麥子和玉米就會嚴重短缺。 摘自斯諾《西行漫記》第四章《通過紅色大門》　　

１９２８年延續到1930年的以陜西、甘肅為中心，遍及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魯、蘇、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災荒，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大約1000萬。陜西原有人口1300萬，在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于疫病的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占全省人口的70％。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饑荒：成都盆地各縣外都是災區，受災大約3700余萬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災中餓死的人數，沒有精確統計的數字，只能從當時的報紙上略知一二：四川萬源縣人口驟減三分之一。甘肅死人數目亦不詳。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1942年中原大饑荒：僅河南一省就餓死300萬人。1942年，“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天冷手僵從車頂上摔下來）軋而死者無數。婦女售價累跌至平時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只及過去的三分之一。1943年廣東大饑荒，300萬人凍餓而亡。 1945年東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東﹑浙江﹑福建﹑山西﹑廣東﹑安徽﹑廣西等省災民達一千九百萬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了1750萬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饑。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僅衡陽地區就餓死9萬余人。河南籍作家劉震云披露（見他的歷史報告作品《溫故1942》），在他的家鄉河南省延津縣，上歲數老人提起1942年，仍然不堪回首。“飛螞蚱那一年，一個村餓死幾十口。”“別提民國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壞得很！”陳布雷說，蔣介石根本不信河南有災，說省政府虛報災情。河南省主席的災情報告里有“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字樣，蔣介石大罵這是“謊報濫調”，見得太多了，嚴令河南的實物征集數額不能緩免。 　　

當時美國駐華外交官約翰·謝偉思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寫道：河南災民最大的負擔是不斷增加的實物稅和征收軍糧。全部所征糧稅占農民總收獲的30％－50％，其實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稅，通過省政府征收的全國性的實物土地稅，還有形形色色、無法估計的軍事方面的需求。 　　

一些政府軍高級軍官把部隊的余糧高價賣給災民，大發橫財。來自西安、鄭州的奸商，地方政府的小官吏、低級軍官，一些仍然囤積糧食的地主，拼命以罪惡的低價收買土地。1943年2月，白修德同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自重慶飛抵寶雞，乘隴海線到西安，過潼關進入河南。兩位記者坐著手搖巡道車自潼關來到洛陽。在洛陽，白修德“不時看見血肉模糊的僵尸從過往列車上掉下來”。在騎馬從洛陽到鄭州的路途中，“絕大多數村莊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只是野狗從沙堆里掏出尸體并撕咬著上面的肉”。 　　

白修德的憤怒無以言表。在由鄭州返回重慶途徑的第一個電報局，洛陽電報局，白修德義憤難平，向《時代》周刊本部匆促發稿。按照慣例，國民黨中宣部要例行檢查。湊巧的是，這份電報竟躲過國民黨嚴密的新聞檢查，順利發到紐約。 白修德都會傾吐他對中國受災農民悲慘命運的深切憤慨”。他毫無不掩飾他對國民黨政府的憎惡，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信說：“我開始讓每一個我認識的人憤怒起來。” 　　

1931年8月17日，也就是漢口市最后被大水淹沒的時候，蔣從南昌飛上海，為宋氏母喪執緯。2日，他在南京官邸接到何應欽從南昌發來的“促請赴贛督1剿”的急電。當天又匆匆乘艦再赴南昌。他坐在這條戰艦上，“由蘇而皖，自贛而鄂，上千里”地轉了一轉，算是對災區的“視察"！25日，蔣跑到漢口，9月1日發表了一通《呼吁餌亂救災》的電文。這篇奇文的重點在所謂“餌亂”，悍然宣布“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計其他。”同時又對在廣州召集“非常會議”的國民黨1反1蔣1派別進行恫嚇，制造要“籌劃對粵軍事”的輿論。而對于大水災，則聲稱此屬“天然災授，非人力所能捍御”，將無力更無心防災抗災的責任，推得一干二凈。如此呼吁“救災”，不如說是對“救災”的諷刺。正是蔣介石1政1權1“不計其他”的內戰決策和自上到下的腐敗無能，使千百萬人民陷入了滅頂之禍。更多的死人事件不須一一在此敘述。　　

近百年來，較大水災平均5～6年發生1次,旱災平均7～8年發生1次。民國時代曾經累計餓死過３億以上人口。解放前上海灘的某一個寒風刺骨的早上，環衛工人一下子清理出300多具餓殍來。 　　

對民國時期的這些大饑荒，不少歷史學家和政府官員們是閉口不談，即使說也只避重就輕。民國時期又餓死了多少人？有人去公布嗎？當今的不少官僚和文人精英，是對那段歷史一無所知呢還是沒去研究？沒去研究又怎么提出1926到1936年是蔣介石的黃金時代？沒去研究又怎么提出蔣委員長有海的胸懷？沒研究怎么會允許反毛小丑公開丑化共產黨和毛澤東？不少官僚和文人精英反毛小丑對蔣的歌功頌德連今天臺灣的國民黨也臉紅。對辛亥革命的頌揚也遠遠超過事實的作用。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說；那時，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只有35歲，比現在非洲人的平均壽命高5歲。到1979年，中國人均壽命是68歲，比當時的印度人高14歲。不知打在誰臉上？　　

【三】毛澤東時代及三面紅旗年代　　

1949年10.1日新中國成立后，實際上解放戰爭還在進行，衡寶戰役也正酣戰中，進軍西南還在籌備中。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聯合國軍以美軍為主導，英國、土耳其、加拿大、泰國、新西蘭、澳大利亞、荷蘭、法國、菲律賓、希臘、比利時、哥倫比亞、埃塞俄比亞、盧森堡、南非等15個國家也派軍隊參戰。韓美麥克阿瑟上將為美軍遠東軍司令。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參戰。　　

中央在1950年6月6日至9日召開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把土地改革作為8項工作任務的首要任務，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法草案》。6月14日至23日，又召開以土地改革為中心議題的全國政協第一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討論土改法草案。毛澤東號召各階層人士積極支持土地改革，過好土改關，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會議討論并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于30日正式公布實施。隨后，中央人民政府頒布《農民協會組織通則》、《人民法庭組織通則》、《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等文件。至此，在中國延續數千年的小農個體經濟和大多數土地由地主占據、大多數人無土地的歷史到此結束。正如外國著名學者所說，毛澤東把封建的中國體制翻了個底朝天！毛澤東是人類社會和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家，哲學家和思想家。　　

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國還存在著大量的資本主義的工業和商業，并且大量地存在著個體的農業和手工業。隨后依憲法進行了三大改造。農民就是由高級互助社的優越性而自發要進入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的。中央依據人民的激情，于1958年8月，作出了成立農村人民公社的決定。　　

改革初起到現在有權有勢的反動文人和＂設計師＂都把人民公社建立初有些人刮起了“一平二調三收款”的“共產風”，大搞浮夸和餓死人的責任全推到已去世的主席身上，又發出不準爭論的命令。并把這些放到教育中去，以致于不少人信以為真。互聯網官方網站也至今把浮夸和餓死人的責任全推到已去世的主席身上，吳敬璉以“國務院經濟研究的主管官員”和“著名經濟學家”這一“官方權威”宣稱；第二，大躍進、餓死人是毛澤東一手造成的：“各級政府響應毛澤東‘三年超英、十年超美’的號召……無償調撥農民的資源，來完成‘鋼鐵生產一年翻一番’之類絕無可能實現的高計劃指標。結果很快爆發了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爭奪資源的大戰，‘一平（平均主義）、二調（無償調撥）、三收款’的‘共產風’盛行，經濟秩序一片混亂。”  “在食品供需出現短缺，全國性饑荒即將爆發的時刻，毛澤東卻在思考‘糧食多了怎么辦’的問題，提出采取‘休耕制’‘敞開肚皮吃飯’一類解決辦法。在人民公社中，紛紛采取了‘公共食堂’‘五包’‘十包’等‘各取所需’的分配辦法。”。胡亂邦、趙紫陽的反毛汚陷就不用再說了。　　

那么真相在哪？　　

新中國時期的黨內中央，毛澤東是唯一一個種過田的人，唯一一個知道農時的人，唯一一個創建井岡山根據地，江西蘇區根據地，陜北根據地的人，靠這些根據地的人民解決軍隊吃飯生存的人，會去大吹畝產萬斤？下面我們看看主席的講話和批示，就能明白無恥之極之徒的丑惡卑鄙手段了。　　

毛澤東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論十大關系，是經典之作，不在此贅述。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指出；　　

現在有些干部爭名奪利，唯利是圖。在評級過程中，有那樣的人，升了一級不夠，甚至升了兩級還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級才起床。實行農業合作化，黨內也有人起來反對。總而言之，黨內有這樣的高級干部，他們過不了社會主義這一關，是動搖的。這類事情結束沒有呢？沒有。是不是十年以后這些人就堅定起來，真正相信社會主義呢？那也不一定。十年以后，遇到出什么問題，他們還可能說，我早就料到了的。“殺幾千幾萬人”，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嗎？能得到大多數人同情嗎？“打倒法西斯”，“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這不是公然違反憲法嗎？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政權是革命的，社會主義有優越性，這都是憲法里頭講了的，是全國人民公認的。“要戰爭不要和平”，那好呀！你來號召戰爭，統共那么幾個人，你的兵就不夠，軍官也沒有訓練好。這些娃娃們發瘋了！石家莊那個學校，把那三個口號一討論，七十個代表，只有十幾個人贊成，有五十幾個人反對。然后，又把這幾個口號拿到四千學生里頭去討論，結果都不贊成，這十幾個人就孤立了。提出和堅持這幾個口號的極反動分子，只有幾個人。無論什么時候，都要謙虛謹慎，把尾巴夾緊一些。學生中間跟我們對立的人也不少。現在的大學生大多數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對我們的人，毫不奇怪。這樣的人北京有，石家莊有，其他地方也有。　　

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農業關系國計民生極大 要 注意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　　

首先，農業關系到五億農村人口的吃飯問題，吃肉吃油問題，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農產品問題。這個農民自給的部分，數量極大。比如，去年生產了三千六百多億斤糧食，商品糧包括公糧 在內，大約是八百多億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歸農民。農業搞好了，農民能自給，五億人口穩定了。　　

合作社的積累和社員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價值法則搞經濟核算，要勤儉辦社，逐步增加一點積累。今年如果豐收，積累要比去年多一點，但是不能太多，還是先讓農民吃飽一點。豐收年多積累一點，災荒年或者半災荒年就不積累或者少積累一點。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關于農業問題指出；　　

七個規劃一起討論太多了，還是要分期分批拿到群眾中去鳴放、辯論。這是講長遠規劃。作了，將來不適合怎么辦?再有幾年經驗，還要修改的。比如四十條，過幾年還要修改。不可能不改。我看大概是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有一個規劃總比沒有好。一共十二年，過去了兩年，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緊，四十條中規定的三種地區分別達到畝產糧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計劃指標，就有落空的危險。抓緊是可能完成的。 　　

我看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請同志們摸一下農民用糧的底。要提倡勤儉持家，節約糧食，以便有積累。國家有積累，合作社有積累，家庭有積累，有了這三種積累，我們就富裕起來了。不然，統統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　　

從這里看出，主席在1957年就明確提出了靠精耕細作吃飯，要提倡勤儉持家，節約糧食，以便有積累。國家有積累，合作社有積累，家庭有積累，不能統統吃光。還提出在農業技術改造后，四十條中規定的三種地區分別達到畝產糧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計劃。這充分說明了主席對農情的深知。　　

毛澤東1958年6月22日在報告上批示指出；　　

糧食、鋼鐵、機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這三件，別的也就會有了。三件中，糧食及其他農產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們應當十分注意農業問題。　　

毛澤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個教訓指出；　　

在我們對于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于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干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干，少干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余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1958年11月10日、12日對《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修改和信件指出；　　

（四）在注意抓工業的同時，必須注意抓農業。必須特別注意堅持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允許用簡單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去處理有關廣大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必須嚴格禁止和糾正假借組織軍事化的口號而打罵捆綁群眾和任意處罰群眾的現象，嚴格禁止和糾正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用所謂“大辯論”、“辯你一下”，即整你一下的方法來壓服群眾的現象。２、對于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一定要采取老實態度，反對謊報成績，隱瞞缺點。無論工業、農業、文教、衛生等哪一方面的數字，也無論對內對外對上對下，都應該是多少就說多少。是好就說好，是壞就說壞。現在有一種在成績方面以少報多，怕說缺點的傾向，這是十分有害的；必須在全體干部中進行一次教育，徹底克服這種不良風氣。　　

（六）幾個具體政策問題　　

１、對于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主人士的生活水平，不宜改動。定息不宣布取消，要不要聽其自便。愿意參加勞動的歡迎，不愿意勞動的不要勉強。　　

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提綱指出；　　

最近四個月內（１９５８年十一月到１９５９年二月）大鬧糧食油料大不足的風潮。一方面，省、地、縣、社黨委大批評生產大隊生產小隊的本位主義，即瞞產私分；一方面，生產大隊小隊普遍一致瞞產私分，深藏密窖，站崗放哨，保衛他們自己的產品，反批評公社、上級的平分主義，搶產共產。我以為生產隊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是合法的，它們基本上不是所謂不合法的本位主義，而是基本上合理合的法的正當權利。一、窮隊富隊拉平〔的〕平均主義分配辦法，是無償占有別人的一部分勞動成果，是違反按勞分配原則的。　　

公社和縣從生產隊的總收入中抽去的積累太多，如河南，竟占百分之二十六，連稅收（國家積累）７％，共為３３％，再扣除１９５９年的生產費２０％，再加公益金、管理費（包括很大的浪費，用人太多，一個公社竟有三幾千人不勞而食，其中有的有脫產文工團１８０人之多），共計５３％以上，社員個人所〔得〕只有４７％以下，這太少了。公社是１９５８年秋季成立，括〈刮〉起了一股共產風，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還有三是豬雞鴨無償歸社，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碗筷無償歸公共食堂，以及自留地歸公，這幾項中，有些是歸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食堂房屋用具，有些則是不應當　　

歸社而應當不動的，如全部雞鴨和一部分豬，另一部分豬應當作價歸〔社〕，而不能無償歸社。　　

這樣一來，共產風就括〈刮〉起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是不能被許可的。我們只無償剝奪帝國主義的（日德意）、封建主義的、官僚資本主義的財產（生產資料），我們曾經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資料（糧食、房屋），而這些都是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并非侵占帝國主義者、地主、官僚資本家的勞動成果，他們是不勞而食的，無所謂勞動成果。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采取了贖買政策。我們怎么可對農民采取無償占有他們的一部分勞動成果呢？　　

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指出；　　

全年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八大二次會議、北戴河會議、鄭州會議和這次武昌會議，算是抓了六次，南寧會議是夸夸其談，解決相互關系，成都會議就有些具體東西了，解決一些具體問題。武昌會議，是成都會議的繼續。　　

三）談一談明天晚上的問題。以鋼為綱帶動一切，（一九五九年）鋼的指標，究竟定多少為好？北戴河會議定為二千七百萬噸至三千萬噸，那是討論性的；這次要決定，鋼二千七百萬噸，我贊成，三千萬噸，我也管成，更多也好，問題是辦到辦不到，有沒有根據？北戴河會議沒有確定這個問題。因為沒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萬噸，都是好鋼，今年翻一番，一千〇七十萬噸，是冒險的計劃，結果六千萬人上陣，別的都讓路；搞的很緊報。湖北有一個縣，有一批豬運到襄陽專區，運不走放下就走，襄陽有很多土特產和鐵運不出，農民需要的工業品運不進，鋼帥自己也不能走路。北戴河會議后，兩三個月來的經驗，對我們很有用，明年定為二千七百萬噸至三千萬噸，難于辦到。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種辦法，把指標降低。我主張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萬噸有無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鶴壽、趙爾陸他們已經睡著了，我從被窩里頭把這幾位同志拖起來，就是講，不是什么三千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而是一千八百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昨天晚上，我跟大區和中央幾個同志吹了一下，究竟一千八百萬噸有無把握，我們所得到的根據不足。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已經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并為此奮斗，打我屁股與你們無關，無非是將來又搞個馬鞍形，過去大家反我的冒進，今天我在這里反人家的冒進。昨晚談的似乎一千八百萬噸是有把握的，這努力可以達到，不叫冒進，明年要搞好鋼一千八百萬噸，今年一千一百萬噸鋼，只有八百五十萬噸好的。八百五十萬噸翻一番，是一千七百萬噸。一千八百萬噸翻一番還多，這樣說是機會主義嗎？你說我是機會主義，馬克思會為我辯護的，會說我不是機會主義，要他說了才算數。還說我大躍進，不是大躍進，我不服。一千八百萬噸，我覺得還是根據不足，好些關未過，你們修改文章，要證明什么時候過什么關，選礦之關、洗礦之關、破碎之關、選煤之關、冶煉之關、運輸之關、質量之關，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過關。現在有些地方已經無隔宿之糧（煤、鐵、礦石）有些廠子因運輸困難，目前搞得送不上飯，這是以鋼為例，其他部門也都如此。有些關究竟何時能過，如果沒有把握還得下壓，一千五百萬噸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萬噸，再有把握、二千二百萬噸，再有把握二千五百萬噸、三千萬噸我都贊成，問題在于有無把握。華北去年只有六十萬噸，今年一百五十萬噸，明年打算四百萬噸，今年增加1.7倍，這是馬列主義。明年增加到四百萬噸，這是幾個馬克思主義了，你辦得了嗎？你把根據講出來，為什么明年搞這么多？　　

我看不能隨便批評XXX，也不能隨便批評XXX，因為基數大了，西北去年只有一萬四千噸，比蔣介石少一點。今年五萬噸，超過蔣介石，明年七十萬噸，增加了十三倍，這里頭有機會主義嗎？華南去年二千噸，今年六萬噸，增加三十倍，馬克思主義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萬噸，增長十倍。這些數字，還要核實一下，要各有根據，請富春同志核實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聲。又如鐵路，原定五年只搞二萬公里，現在幾年就搞二萬公里，需要是需要，但能不能搞這樣多？（XXX：明年第一季度，只有二百九十萬噸鋼材，加上進口，不過三百萬噸，不夠分配，進口要三萬噸，只能給一萬噸）呂正操，沒有鋼怎么辦？（呂正操：可以搞球墨鑄鐵）成都會議是五年二萬公里，現在1958年就搞了兩萬公里，呂正操的報告氣魄很大，我很高興，問題是能不能辦到，有沒有把握，要找出根據，還有什么辦法？（柯慶施：他的辦法就是要各地自己造）（XXX：幾個事我們都是見物不見人，看看部的報告，嚇一跳，寫不出來），有矛盾，呂正操你真是思想解決了，中央可以夸海口，擔子則壓在地方身上（XX：任務是第三本帳，材料是第一本帳），例如湖北第一季度地方要鋼材八萬噸，武鋼要七萬五千噸，六十五萬五千噸，而中央只給七萬噸，所以那些項目是建不成的。不給米，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災民就有各種辦法抵制我們。例如區上，為填表報，專設一個假報員，專門填寫表報，因為上面一定要報，而且極少了，不像樣子，一路報上去，上面后以為真，實際根本沒有，我看見現在不少這樣的問題。今年究竟有沒有八百五十萬噸好鋼？是真有還是報上來的？沒有假的嗎？調子上來就有虛假，我看實際設有這樣多。　　

(四)作假問題。公社決議（按：指鄭州會議提出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初稿）現在要搞成指示，作假問題要專搞一條，不要同工作方法寫在一起，否則人家不注意。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有一個公社，自己只有一百頭豬，為了應付參觀，借來了二百頭大豬，參觀后又送回去。有一百頭就是一百頭，沒有就是沒有，搞假干什么?過去打仗發捷報，講俘虜多少、繳獲多少，也有這樣的事，虛報戰績，以壯聲勢，老百姓看了舒服，敵人看了好笑，欺騙不了的。后來我們反對這樣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實，才不敢作假了。其實，就都那么老實嗎?人心不齊，我看還是有點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實。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說消滅了四害，是"四無"村，實際上是"四有"村。上面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世界上的事，沒有一項沒有假，有真就有假。沒有假的比較，哪有真的？這是人之常情。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如果樣樣都不相信，那就變成機會主義了。群眾確實做出了成績，為什么要抹煞群眾的成績？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錯誤。比如一千一百萬噸鋼，你說一萬噸也沒有，那當然不對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嗎?又比如糧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億斤，今年先說九千億斤，后來又壓到七千五百億斤到八千億斤，這是否靠得住?（譚震林：七千五百億斤到八百億斤，差不多。）（XXX：九千億斤，已經打了七折。）（李先念：七千五百億斤是有的。）去年三千七百億斤，今年七千五百億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XX：丟掉不少。）丟掉不要緊，物質不滅，變了肥料。農民很愛惜，聽說又收第二道。　　

搞評比，結果就造假；不評比，那就不競賽了。　　

"端起巢湖當水瓢"，這是詩，我沒有端過，大概你們安徽人端過。巢湖怎么端得起來?即使檢查了，也還要估計到里頭還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來，人家開了會，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這三級都懂得這個問題，有個清醒頭腦。　　

要估計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有時候事情還沒辦，他說辦好了。（XXX：群眾知道。）你講一縣一省的，群眾也搞不清楚，群眾只知道本村的。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種是優良的造假，值得高興的造假。比如瞞產，干部要多報，老百姓要瞞產，這是個矛盾。瞞產有好處，有些地方報多了，上面就調得多，留給它的就沒有多少了，吃了虧。再有一種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對付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的。中南海有個下放干部寫信回來說，他所在的那個公社規定要拔掉三百畝包谷，改種紅薯，每畝紅薯要種一百五十萬株，而當時包谷已經長到人頭那么高了，群眾覺得可惜，只拔了三十畝，但上報說拔了三百畝。這種造假是好的。王任重說，他的家鄉河北某地，過春節時，要大家澆麥子，不讓休息，老百姓有什么辦法，只得作假。夜間在地里點上燈籠，人實際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見遍地燈光，以為大家沒有休息。湖北有一個縣，要群眾日夜苦戰，夜間不睡覺。但群眾要睡覺，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見干部來了，大家起來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覺。這也是好的造假。總之，一要干部有清醒頭腦，一要對他們進行教育，不要受騙，不要強迫命令。不然，人家起來放哨怎么辦?現在有種空氣，只講成績，不講缺點，有缺點就臉上無光，講實話沒有人聽，造假，講得多，有光彩。講牛尾巴長在屁股后面，沒有人聽，講長在頭上，就是新聞了。要進行教育，講清楚，要老老實實，幾年之內能做到就好。我看經過若干年，上了軌道，就可以比較踏實。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系，國家一定的強制，還不能破除。六千萬人上陣，阜陽五萬人口無鐵無煤，還不是聽共產黨的話沒錯。命令六千萬人搞鋼是有強制性的。是北戴河會議，幾次電話互譯逼上梁山的。這種強制性，強制分配勞動，到現在還不能沒有。如果自由報告，自由找職業，誰愿意釣魚就釣魚，畫畫就畫畫，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億人唱歌，一億人跳舞，一億人畫畫，還會有糧食啊？那就要滅亡了。有人說，兩三年，三四年，五年七年進入共產主義，是否可能？要進，鞍鋼先進，遼寧后進，（他們2400萬人中有800萬人在城市），而不是別省，中國就那么厲害？我們還只有幾年，就起野心，這可能不可能？有許多人想：中國可能先進入，因為我們找到人民公社這條路。這里有個不可能，也有個不應該。一塊錢工資怎么進入？這些問題不好公開討論，但這些思想問題要在黨內講清楚。　　

主席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是人民公社成立才二個多月時，從主席講話中已明確看出了公社剛成立，就有人造假，正如主席講＂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沒有就是沒有，搞假干什么?過去打仗發捷報，講俘虜多少、繳獲多少，也有這樣的事，虛報戰績＂。這個武昌會議是為了繼續糾正"左"傾錯誤,繼以前幾次會議后，于1958年11月21～27日,又在武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反復強調，要糾正"左"傾錯誤。其主要之點：批評搶先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空想。毛澤東說:現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指某某某),我看不符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沒有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現在一吹,吹得那么厲害,想當先鋒,這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對的規律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說過渡就過渡……。主席強調"壓縮空氣",把高指標壓下來。11月21日,毛澤東就壓縮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問題說：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余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有點右傾機會主義了。 毛澤東在1958年11月武昌會議上反復說：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那么，又是誰在”橫豎浮夸、衛星、爭名譽、造假呢”？是毛澤東本人嗎？參加這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人難道都把這些忘了？某些研究黨史的人又研究到那里去了呢？難道專門研究如何說謊言造假嗎？重蹈58年的覆轍嗎？　　

在五十年代中期中央已分一線、二線了。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想要使國家安全，鑒于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個一線、二線、現在看起來，不那么好。我處在第二線，別的同志處在第一線，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所以，十一中全會對一線、二線的問題，就做了改變。　　

 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么震動。以前的意思是那樣。大家也贊成這個意見。但處在第一線的同志處理得不那么好。我也有責任。為什么說我也有責任呢？第一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注：鄧小平實際職務是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不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政治局常委里頭有一線、二線。再，就是過于信任別人。這說明了除毛主席在二線外，國家主席、黨的副主席劉少奇、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以及周總理等均為一線，周總理專管工業，那么農業就是劉、鄧主管。　　

1959年2月27日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指出；　　

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把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制之間的區別模糊了，實際上否認了目前還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極大重要性的生產隊（或者生產大隊，大體上相當于原來的高級社）的所有制即否認生產隊的所有制，否認生產隊應有的權利，任意把生產隊的財產上調到公社來。同時，許多公社和縣從生產隊抽取的積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費又包括很大的浪費（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員不勞而食或半勞而食，甚至還有脫產文工團）。公社應當實行權力下放，三級管理，三級核算，并且以隊的核算為基礎。在社與隊、隊與隊之間要實行等價交換。　　

公社是１９５８年秋季成立，括〈刮〉起了一股共產風，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還有三是豬雞鴨無償歸社，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碗筷無償歸公共食堂，以及自留地歸公，這幾項中，有些是歸社的，如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食堂房屋用具，有些則是不應當歸社而應當不動的，如全部雞鴨和一部分豬，另一部分豬應當作價歸〔社〕，而不能無償歸社。這樣一來，共產風就括〈刮〉起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是不能被許可的。我們只無償剝奪帝國主義的（日德意）、封建主義的、官僚資本主義的財產（生產資料），我們曾經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資料（糧食、房屋），而這些都是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并非侵占帝國主義者、地主、官僚資本家的勞動成果，他們是不勞而食的，無所謂勞動成果。對于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我們沒有采取無償剝奪的辦法，而是實行贖買政策。因為他們雖然是剝削者，但是他們曾經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現在又不反對社會主義改造．我們采取贖買政策，就使我們在政治上獲得主動，經濟上也有利。同志們，我們對于剝削階級的政策尚且如此，那么，我們對于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又怎么可以無償占有呢？　　

六中全會公社決議的一套制度，二個半月來根本沒有實行。實行了集體福利、公共食堂、勞動與休息。問題不這樣提，共產風會繼續發展。我提議請你們開一個六級干部會，找一批算賬派參加。　　

十二句話應再加兩句價值法則，等價交換。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適當積累，合理調劑，收入分配，由社決定，多勞多得，承認差別，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不解決這個問題，大躍進就沒有了。　　

趙紫陽的報告和內部參考中的材料你們看到沒有？我就不相信長江、珠江流域馬克思主義就那樣多？我抓住趙紫陽把陶鑄的辮子抓到了。　　

開條子調東西調不動，就讓許多人拿秤去秤糧食，群眾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進而進行神經戰，一頂帽子“本位主義”一框----。什么叫情，情者情況也，等價交換也，不是人家本位主義，而是我們上級犯了冒險主義，翻箱倒柜，“一平、二調、三收款”，一張條子，一把秤，一頂帽子，這是什么主義？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四方”那里有錢就往那里跑。你不等價交換，人家人財兩空，我們許多政策引起他們下決心這樣做，這是合法的。我們領導是沒有群眾支持的。當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鍋碗筷，去年工業抗旱，大鬧鋼鐵，獻工獻料，什么代價也沒有。此外，還要拿人工，專業隊都要青年，還有文工團都是青年，隊長實在痛心，生產隊稀稀拉拉。這樣下去一定垮臺，垮了也好，垮了再建。無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萬隊長級干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搞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來貫徹，我一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　　

無代價的上調是違反中央的，要搞工業，不搞農業，未到期的貸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兩條腿走路？人民公社正在發展，需要支持，不能攔路搶，李逵的辦法，文明的辦法叫做“剪徑”，綠林豪杰叫“剪徑”，現在綠林豪杰可多了，你們是否在內。　　

你們認為怎樣才能鞏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調、三收款，我看這樣下去公社非垮臺不可。糧食供給要堅持下來，“無竹令人俗，無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筍炒肥肉”。多種經營，付業生產都要歸隊辦。　　

1958年毛主席在武昌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嚴厲反浮夸共產風后，浮夸共產風并沒有得到糾正，反而繼續在進行。看主席在1959年春給小隊級的信，就能明白主席講話指示對某些人根本起不了作用，這又那來專制？　　

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的信指出；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糧食問題指出；　　

(二)下年度銷售計劃，我感覺不但一千零二十億斤是太多了，這個文件上調整為八百五十五億斤，似乎也略為多了一點。是否可以調整為八百億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億斤呢？多儲備，少食用，以人定量，糧食歸戶，食堂吃飯，節余歸己，忙時多吃，閑時少吃，有稀有干，糧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飽吃好，可不可以這樣做呢?(三)多產糧，是上策。田頭地角，零星土地，誰種誰收，不征不購，主要為了解決飼料，部分為了人用。恢復私人菜園，一定要酌給自留地。凡此種種，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豬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細地安排過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實際產量安排過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過得還不錯嗎?這樣做，農民的糧食儲備就可以增得較多了。手里有糧，心里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關于發展畜牧業問題指出；　　

我建議，共產黨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地委、縣委、公社黨委，以及管理區、生產隊、生產小隊的黨組織，將養豬業，養牛養羊養驢養騾養馬養雞養鴨養鵝養兔等項事業，認真地考慮、研究、計劃和采取具體措施，并且組織一個畜牧業家禽業的委員會或者小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組成，以一位對于此事有干勁、有腦筋而又善于辦事的同志充當委員會或小組的領導責任。就是說，派一個強有力的人去領導。有人建議，把豬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馬、牛、羊、雞、犬、豕(豕即豬)”，而是“豬、牛、羊、馬、雞、犬”。我舉雙手贊成，豬占首要地位，實在天公地道。我國的肥料來源第一是養豬及大牲畜。一人一豬，一畝一豬，如果能辦到了，肥料的主要來源就解決了。這是有機化學肥料，比無機化學肥料優勝十倍。一頭豬就是一個小型有機化肥工廠。　　

以糧為綱、多種經營、全面發展、反浮夸、反造假、反共產風、反“一平、二調、三收款”就是毛澤東一直強調的。是各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多次講的話題，可謂苦口婆心了。然而，主席去世后，78的十一屆3中全會就迫不及待的分田單干，這做法和大躍進時期解散人民公社是一脈相承的。但是，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十一屆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卻指出；　　

（１７）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其正確的一面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但是，更由于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從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但是，廬山會議后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斗爭。八屆八中全會關于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這場斗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主要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一九六○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并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隨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這是這個歷史階段中的重要轉變。　　

這個決議，根本不提1957年以來的成都、鄭州、武昌、等會議上毛澤東的反造假、反浮夸、反共產風的講話和嚴厲批評，也根本不提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六十條、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的信、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關于發展畜牧業問題等各問題的批示。也根本不提一線、二線負責問題，反而把責任歸于毛澤東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甚至于說是毛主席頭腦發熱。隨后，右派和某些學者便在此決議之庇護下，把河南信陽、安徽、四川、山東、甘肅的造假、高征購、求政績和嚴重違紀，以至餓死人的責任全部栽到主席身上。并無限夸大餓死人的數據，從二千多萬到七八千萬人。根本無視49年全國只47500萬人，1960年全國六億來人的事實。重災只五省，還不是五省全部地縣，那來餓死四千多萬到七八千萬人？如真餓死了四千多萬到七八千萬人，那么責任也是全由劉、鄧負責，因他們才是一線具體負責人。另外，一個是黨的付主席，另一個是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兩人均主持日常工作和主管農業，如果能執行主席的指示，執行中央的決定，落實主席的講話，三年困難和餓死人的事就不會發生。如果在59年能執行主席給小隊信中的意見，也不會發生餓死人的事。這些是不能否定的歷史證據。為何不提出來呢？決議中隱含了只有他的領導，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國民經濟得到了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人們如果沒有健忘，“反右傾”專案組組長和反右政策丶定性等不就是這個組長嗎？講劉伯承丶粟裕不能平反不就是這個組長嗎？摘“右派分子”帽子和對戰犯的特赦是從1959年建國10周年國慶時，怎么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七千人大會后開始呢？廬山會議就不在此談了。　　

毛澤東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堅決制止重刮“共產風”等違法亂紀行為指出；　　

去年三月鄭州決議忘記了，去年四月上海會議十八個問題的規定也忘記了，“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于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他們全不理會。　　

毛澤東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徹底糾正“五風”指出；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　　

發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報告一件，湖北省沔陽縣總結一件，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公社糾正錯誤后新情況報告一件，供你們參考。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干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　　

毛澤東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指出；　　

我們在井岡山時期紅四軍的布告中就講平買平賣，“八項注意”中就有買賣公平這一條。平買平賣就是等價交換。我們歷來主張買賣公平，等價交換。公社在短短的時間內，搞來了那么多東西，怎么搞來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堅決退賠。縣、社兩級和有關部門都要退賠，有實物退實物，有錢退錢。大辦縣、社工業，大辦副食品基地，我們都同意過。幾個大辦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調。縣、社干部不滿意不要緊，我們得到了農民群眾的滿意，就得到了一頭。機關、學校、工廠、部隊，誰平調了誰賠。社、縣、省這一頭賠了，少了，那一頭就有了；這一頭空了，那一頭就實了。那一頭就是幾億農民。要糾正“共產風”，就要真兌現，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訓。苦一下、痛一下，這樣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一平二調是上面搞出來的，誰搞誰負責。　　

我們搞了十八條，十四句話，也搞了六條指示，這些就是為了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縣、社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又大刮起“共產風”。這就是前后矛盾，對不起來。現在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廬山會議后，估計今年是好年成。一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風”壓下去了，對一個指頭的問題作了解決；二以為反了右傾，鼓了干勁；三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四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沒有料到，一九六○年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一九五八年厲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敵人破壞也增加了，大辦也不靈了，“共產風”大刮了。　　

無恥文人們，你們看看主席從1956年論十大關系起到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的一系列指示，和武昌、鄭州、成都、北戴河、上海等等大小會議上的講話，你們為何不講？能毀掉嗎？毛澤東反浮夸造假反了整整5年，到1961年才好些。這根本抹不掉！你們拿出否定這些證據來嘛！不能嘴巴如妓女的逼不值錢。　　

‘一平（平均主義）、二調（無償調撥）、三收款’的‘共產風’盛行，‘休耕制’‘敞開肚皮吃飯’一類就是賊喊捉賊。　　

主席講；明年增加到四百萬噸，這是幾個馬克思主義了，你辦得了嗎？你把根據講出來，為什么明年搞這么多？西北去年只有一萬四千噸，比蔣介石少一點。今年五萬噸，超過蔣介石，明年七十萬噸，增加了十三倍，這里頭有機會主義嗎？華南去年二千噸，今年六萬噸，增加三十倍，馬克思主義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萬噸，增長十倍。這些數字，還要核實一下，要各有根據，請富春同志核實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聲。這里的南方這個人從二千噸浮夸到明年六十萬噸，這不是放衛星吹牛皮？本性不改，80年后又改不了吃屎！　　

這里的南方這個，主席又是批評誰呢？主席曾多次說過，我是孤立的。寧都會議解主席的一切職權時，主席就說；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后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處理。”中斷了幾秒鐘，他又說了兩個字“完了”。　　

毛澤東在1965年接見一個外國共產黨的代表團時，曾回憶起這段被打入冷宮的往事。毛澤東風趣的說：“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后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在糞坑里，再拿出來，搞得臭的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1965年2月的一天，周恩來到毛澤東處匯報工作，其中談到對經濟指標黨內有不同意見。毛澤東說，＂理無常是，今日是之，后或非之；今日非之，后或是之＂。這句話是30年前，即江西蘇區時期，在寧都會議上說的。在那次會議上，博古、張聞天、顧作霖、項英等人，對毛澤東進行了批判，并剝奪了指揮四次反“圍剿”勝利的毛澤東的兵權。周恩來也參加了這次會議，對毛澤東不服判決的發言印象深刻。于是，周恩來就檢討自己保守。毛澤東擺擺手，笑言道：恩來，你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往自己身上攬，你不用多慮，有些人是覺得我毛澤東的思想過時了，不想跟我走了，可是，你還會跟我走的。　　

無數亊實證明，人民公社制度應是人類最先進的。今天的以色列就是如此制度。無數亊實證明，毛澤東思想是中華民族避免受屈辱丶亡種和崛起強大的最偉大旗幟。古賢言；江山可改，本性不能移，造假丶謊言丶浮夸的人永遠不會立地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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