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光輝榜樣——紀念白求恩同志逝世七十周年

知識分子的光輝榜樣——紀念白求恩同志逝世七十周年

曹為平

今年是白求恩大夫逝世七十周年。對于白求恩大夫的事跡和優秀品質人們都說了不少了。我準備說的是，白求恩大夫是一個優秀的革命知識分子，是中國廣大知識分子的光輝榜樣。在現在，中國有許多知識分子和白求恩大夫簡直不能比較，可謂天上地下。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產黨員，五十多歲了，為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后來到五臺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職。正像毛主席說的那樣：“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么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相比之下，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連自己的國家都不愿意盡自己的力量好好建設。我在八十年代電視中看到了白求恩同志的家，簡直豪華到了使我眼花繚亂的地步。本來他完全可以在這樣的家里，加上他一個高明的外科醫生的職業，舒適地度過他安逸的一生。可是他不但不留戀這樣的生活，反而離開了自己的家，跑到了當時世界上最最窮的山溝里，和最窮的黨、最窮的軍隊以及極端貧困幾乎一無所有的農民中來，幫助中國人民的抗日救國戰爭。領導上考慮到他是外國的專家，給他每月100元的生活費，伙食中有雞。這個待遇對我們的抗日根據地來說雖然也不容易，和他在加拿大能夠得到的比實在不能算高，可是他這一些都不要。他和我黨、我軍和廣大人民共甘苦，每天不過吃一點土豆加點鹽。而工作起來卻不要命，在前線屢屢在極端危險，日本鬼子快要打來了時還堅持搶救傷員，常常幾十小時連軸轉。除了給傷病員醫治以外還得幫我們培訓醫務人員，寫教材，向國外寫信呼吁對中國人民抗日的支援，籌集醫療器材和藥品。每天只睡很少的時間。在中國工作一年多，身體健康大為下降，好像已經七十歲，年齡一下子老了二十年。
相比之下，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又怎么樣呢？許多人貪圖安逸，他們只會指責自己的祖國落后，甚至夸大其詞加捏造，經過建國二十多年的建設，我國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變，成為初步繁榮昌盛的國家，可是他們還是指責自己的祖國一窮二白，卻從來不準備為改變國家的落后面貌出一點力。不但不愿到貧困落后的農村中去，有的人讓他們從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從沿海到內地，甚至從上海、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到一些省會去就要罵娘。什么話都說得出，什么“發配”啊、“充軍”啊、“流放”啊云云。
由于精英在辦教育時脫離實際，不按照我國的國民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來辦，許多國家已經滿足的人才，學校仍然一批批地培養出來，而國家急需的人才卻沒有得到培養，以至于許多大學畢業生，尤其尖端科學的不能不改行。另一方面，國家需要大辦地方工業和實行農業機械化以及農村工業化，落后的農村也需要普及教育和社會發展，這方面急需要的人才卻很少培養。
本人就是典型的例子，我學的復旦大學原子核物理專業，是1958年大躍進時辦的，當時是結合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辦的。具體說就是結合我國需要建立原子能事業而辦的，為國家的原子能事業出了很大的力。最早的畢業生，在我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后有人得了紅色蘑菇云獎章。可見大躍進辦校是結合實際的、有貢獻的。但在我國的原子能事業取得了一定成就后，已經人員爆滿——畢竟原子彈不能當飯吃，可學校卻不能按照國家的需要停辦原子核物理專業，改辦其他國家需要的專業。因此在1964年我進復旦大學原子核物理專業時，該年的畢業生已經分配不出去了，而我們還是照樣一年三十多人地進入學校，這樣就決定我們注定改行。
也正是如此，文革中批判了精英后，我們的前途只有“四個面向”——面向工礦、面向農村、面向基層、面向邊疆。這是命中注定了的，是國家的需要，不得不改行是舊教育方針帶來的必然惡果。任何人只要是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著想，都應該明白，這是最最有利于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安排。如果說許多大學生不能不改行是一個損失，那么應該追究罪責的不是別人，正是在辦學方針上脫離實際的精英路線。這種損失在文化革命前已經造成了。而且應該明白偉大的無產階級WG中斷了這種脫離實際的教育方針是一個大功勞。可是他們對精英沒有一點怨言，卻對黨中央、毛主席、四個面向的方針、WG以及具體從事畢業分配的周總理橫加罪責。——對周總理，他們還把明目張膽的指責隱藏著，卻把和畢業分配毫無關系的“xxx”拿來頂缸，實際矛頭指向好像惟有他們才敬愛的周總理。
最最稀罕的是有的人畢業后分配到自己的家鄉，也是對口的，居然也破口大罵起來。比如我畢業后自己選擇到了離家幾千里的一個地區農業機械廠，就看到不少學機械的大學生，是本地人。他們應該各得其所了，可居然也大為不滿。我根本就不要誰為我抱不平，可他們卻常常拿我來說事，假惺惺地為我抱不平，說把我這個學原子能的分到了機械廠屈了才。還硬把自己的觀點強加到我頭上，硬說我自己就是這樣認為的。我也沒法為自己辯解。如果為自己辯解，他們還會說你虛偽。另外我還看到這么一個人，她是學小水電的，本來學了小水電就應該到農村去辦小水電，可不知道她用了什么辦法，不去建設小水電，而是先得以分配到縣供電局，又設法調到機械廠。原本是她自己使得自己不對口的，居然也對毛主席充滿了極大的仇恨，說什么：“要死不早點死”。——這種人為數不少。我真不知道他們要的究竟是什么？
在七十年代，畢業后專業不對口是大學生中間經常性的話題。可是到了“私有化市場化”，1978年進校培養出來的大學生到1983年畢業后也大批地不對口，還有許多早期畢業的大學生，工作對口并且已經多年，可是也紛紛跳槽改行下海去了。我的同學中在1978年很有一些回到原子核物理去進修的，但還是沒有一個搞核物理專業。八十年代末期，原本天之驕子的核物理等尖端科學分配不出去了，要學生自謀職業引起了恐慌（統一分配原本也是攻擊的對象，現在對許多大學生來說，畢業即失業求之不得）。本來這應該證明文革中的批判沒有錯，復辟以后恢復文革前一套使得我國的教育再一次地陷入脫離實際誤人子弟的地步。但對此他們倒沒有任何意見。2000年我跟一個同學說到此事，我說當初他們指責不對口，現在也沒有能夠對口，甚至就是他們自己不要對口的。到這個時候，這位也曾經為我抱過不平的同學再也不說什么對口不對口了，相反說：“不是什么對不對口的問題，而是政治。”什么政治，大家自明！！！
拆穿了講，這些人不就是要當個精神貴族嗎？什么專業不對口等等都不過是借口。
許多事情本來是一目了然的。比如大概1980年前后，那時正在大規模地控訴WG使得許多大學生不對口，不能發揮他們的才能，因此是打擊知識分子。許多大學生參與了。但也正是這個時候，《參考消息》登了一則消息，埃塞俄比亞的大學尖端科學的人才培養了太多，而實用的比如工業上需要的人才培養太少。我問他們，埃塞俄比亞該怎么辦？他們的一致回答是：只有改行。所以如果讓他們到埃塞俄比亞去安排大學畢業生的工作，除非他們存心要把埃塞俄比亞搞垮，否則一樣要把學原子核物理的分配到機械廠或其他普通的廠里去的。那就輪到他們挨罵了。
不能說在毛澤東時代，這些知識分子對國家的建設和社會發展都沒有出一點力，但也很難說國家——不要學費、免費醫療、不少人提供助學金、師范和地質等專業還供應伙食——培養出了這些人不是培養錯了對象，養出了一些白眼狼。國家辦大學就是應該培養真正愿意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服務的人。而那些人考大學，不就是為了圖謀一個好的待遇、一個貴族的地位、一個社會上令人羨慕的位置，而決不是為國家做出貢獻。如果真是后者的話，那么在學校的教育脫離了實際不得不改行后他們應該理解，為什么那么不滿？就是不滿也應該把仇恨對向脫離實際的教學制度。至于畢業后在自己的家鄉專業對口的人更不應該有什么意見了。
認真來說，有的人也沒有什么本事，不過是學校中的一些劣等貨，原因就是他們不是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努力學習，而是把自己的心思用在獲取精神貴族的地位上了。就以我在上面說的一些人來說。眾所周知，在WG前，像我們這樣的原子核物理專業是受人尊敬的，而學機械是不受重視的。不是機械對國家不重要，其實國家更需要機械方面的人才，尤其經過無產階級WG，我國地方工業大發展，機械廠以超指數建設起來。其他工廠如礦山、化工（主要是化肥和農藥）、鋼鐵、電力，農業機械等等，哪一樣不需要機械方面的人才？但在WG前，考機械專業的人被認為沒有本事、考不進尖端科學的差等生不得不將就的專業。這當然是偏見，但在那個時候就是這種偏見占了統治地位，許多學機械的也確實是些差等生。還有那個學小水電的，據說是中專，也許是中等技術學校吹為中專。小水電在文化界歷來為本科出身的知識分子們所看不起。此人不考大學去考小水電，只能理解為水平太差，是個劣等貨，考不進大學，只好考個小水電將就。
我不是說考機械的一定沒有水平高的，也不是說考小水電的一定沒有水平高的。也許有的人是立志發展祖國的機械工業和小水電事業而考這些專業的，但是絕對不是上面我說的那些人。如果他們是這樣的人，就應該非常高興地到機械廠來、到農村去搞小水電，何止于怨氣沖天稱之為迫害呢？拆穿講，即使在毛澤東時代，許多人考慮入哪個學校、哪個專業，也不是從國家的需要出發，而是從自己的個人利害出發。自知水平不高的不得不到被人們看不起的機械學院去，再不行就去學小水電。總算進了學校，還不知足，不掂量一下自己卻嫌自己地位還不夠高，于是把怨氣沖向毛澤東時代。我在《王立群不老實》里說到過：

1958年全國大辦學校，初高中生、大學生包括大專招生都大幅度增長。許多成績極差，40幾分、30幾分的也“考進”了大專。那一年的大專生大多如此。因為大躍進中國家急需人才，凡成績及格能夠進入大學本科的都進入了，大專就只好吸收這些大躍進前根本就沒有資格進入大專門檻的劣等生。
我們廠里就有幾個1958年的大專生。有一次他們在說大躍進如何如何，對待出身不好的又如何如何。我實在聽不得，就插了上去說：“你們實際是大躍進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問：“我們怎么是大躍進的既得利益者？”我回答說：“你們自己知道。”他們立即就不開腔了。——他們當然明白，自己原本就是劣等生，根本就沒有資格進入大專門檻，靠了大躍進才得以上大專，這豈不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如果還要說什么我就要掀他們的老底了所以只好閉嘴。1978年廠里考全面質量管理，只有我一個人做了開平方的，本來這是初中生的作業。我實在沒有想到，廠里平時夸夸其談的先生們水平會這么低。

正像我說過的那樣：

首先，從王立群的講話里我們不能不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王立群從頭到尾貫穿著一個心態——他必須事事享受最高的待遇，社會必須給他提供最高的待遇，如果沒能使他享受最高的待遇，那就是對他的迫害。這在所有的反對毛澤東時代的人中是一種普遍心態。凡是對毛澤東時代做出種種控訴的人大抵是這路貨色，而且往往還要夸大其詞，夸大對自己的“迫害”，也不自量力夸大自己的能力，極其缺乏自知之明。
…………
社會上確實有不少人，不自量力，缺乏自知之明，過分地抬高自己。自認為自己就有權利事事享受最高的待遇，如果沒能使他享受最高的待遇，那就是對他的迫害。這種人又以自認為自己屬于高人一等的貴族家庭的居多。他們是天生的貴族，社會必須滿足他們作為貴族的一切愿望，不然就是虧待了他們，就是什么迫害。

也正是如此，有些人動不動地說自己沒能考入初中、高中、大學或者沒能考入地位較高的專業，說成是排斥出身不好的。其實在WG以前根本就不存在大學排斥出身不好的事，剝削階級出身的在社會上占了極少數，在大學里占了很大部分，甚至大多數。我親眼看到過這種現象，有的人家子女沒考進大學，關起門來打。開了門，人家問他們孩子考大學結果如何，他們說因為家庭出身所以沒能考進，別人問他們：那么為什么要關起門來打孩子？他們才不得不承認考得“不太好”，還忘不了補充一句，如果不是家庭出身本來是應該錄取的。——不好就是不好！什么不太好？還有現在有的人動不動就說WG不讓他們讀書，實際上通過WG我國的教育大普及，高中生增加了十倍，初中生三倍。全國到處辦起了中學。
需要補充的是，有一些家庭出身工農的也把毛澤東時代讓他們進入大學看成是“機會均等”地混入貴族階級。這些人的貪欲也是無限制的，也是人心不足、受恩不報的。他們一樣地對毛澤東時代、對社會主義、對無產階級WG怨氣沖天。按理說國家把他們從一個普通的工農子弟培養成為一個大學生，目的就是為了讓工農階級掌握文化，他們就應該為自己父老所在的階級效勞。如果不是解放，他們那來的資格進入大學門？我父親雖然也是個工人卻從來沒有領過助學金，而他們中許多人還是靠助學金長大的。但是他們自認為自己已經登上了進入貴族階級的云梯，下一步就應該進入貴族階級了。
有的人過高地估計自己，把自己抬到極其可笑的程度。1980年我們廠里來了兩個大學生，就是這個樣子。他們絲毫不知道掂量一下自己，給廠里提出了極其荒唐可笑的條件。他們自以為有知識，要求一進廠，廠里就必須先給他們兩萬元錢（當時物價才開始漲而尚未暴漲，兩萬元一般工人一輩子才能掙到。就是在物價幾十倍暴漲的現在，大多數工人的年收入也沒有二萬元錢。）多少平方米如何規格的住房，擔任什么職務，至于工資，必須在200元以上。當時我進廠十年也不到這個數字的三分之一。廠里領導說：“我們廟小，養不起你們，請另請高就。”后來他們也不得不乖乖地來報到了。
他們實在是被所謂“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之風吹昏了頭，沒有一點自知之明，對社會極端地不了解，所以有如此幼稚可笑的行為。不但廠里的領導這樣說，不但工人們嘲笑他們，就是進廠多年的老知識分子們也嘲笑他們不自量力。不過在他們到廠里報到后，廠里并沒有虧待他們。他們進廠不過四年分到的住房就比我好，還讓他們帶薪去進修，等到他們學有所成后就飛了。一度有一個人扔下的房子說要分配給我。廠里許多人說他們忘恩負義，他們忘恩負義也決不是進廠以后。我不知道他們的家庭出身，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享受過助學金，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哪一年進入大學，本科還是專科。如果專科，那么他們絕對水平低不得不將就，如是本科那么他們是1975年進校的工農兵學員。即使他們出身不好也一樣受了毛澤東時代的恩澤。解放前出身地主資本家的也絕少能夠讀到大學，尤其不可能幾乎不要學費就上小學、上中學、一直到上大學。
這些人可笑到了頂點，除此以外包括嘲笑他們的人難道就沒有可笑之處了？而白求恩大夫卻放棄了悠閑舒適的生活，到了中國的窮山溝，給他100元工資他不要，用于傷員，給他雞他不吃，僅僅吃點土豆加鹽。他們能夠做到嗎？
如果要進入貴族階級，沒有人比白求恩同志更容易了，他的家庭本身就極豪華，他已經成了一個高明的外科醫生，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安樂窩里平安、富有、受人尊敬、地位高貴地度過自己的一生。可是他選擇了中國的窮山溝，和世界上最最窮、最最困難的軍隊在一起，和一群長滿虱子的農民在一起，全身心地為大家服務。他一個外國人尚且如此，而我們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卻連為自己的祖國改變面貌都不愿意。不要說到偏僻的窮山溝，連到稍微小一點的城市，甚至在自己的家鄉就怨氣沖天。——講穿了，他們的目標就是要當精神貴族，其他全是假的。沒有讓他們當精神貴族就是對他們的迫害。
現在這種可笑的人大為減少了，那是因為“私有化市場化”以來，中國許多先進的工業和科技被毀了。中國已經按照帝國主義和他們的殖民地如南朝鮮的需要成了殖民地的殖民地，中國人民成了國內外資本家剝削的，世界上最最龐大又最最廉價的勞動力。許多大學畢業生的待遇也很低，除非你有門路。1995年我們廠里來了一批大學生，工資130元，只能買104斤米，而我進廠時42.5元，可買300斤米。我們那個時候工資當然不算高，但是1995年130元的工資比我剛進廠時的學徒工還低（1970年學徒工每月16元工資加1.5元米貼。合計可買123斤米，第二年合計19.5元，第三年21.5元，滿師后我們這個地方工資較低為29.5元，再過一年轉正33.5元可買236斤米）。許多人反映連自己吃飯也不夠，廠里居然不是給他們以足夠的工資，而是讓他們向廠里借錢，以后要還。現在全國已經出現了一大批“蟻族”，就是指收入極低、還沒有生活保障的大學畢業生。在現在這個樣樣價格暴漲，四面八方伸手要錢的時代，有的人工資不過400元。
事情走向了精英集團標榜的反面，他們從來就沒有真正尊重過知識和人才。我早就說過，他們口頭上說的一套，實際上卻鄙視知識、仇視知識、敵視知識。以我來說，1978年我們廠里來了一些干部調查知識分子狀況，說要為被WG迫害的知識分子“落實政策”。有個女干部到我面前假惺惺地“同情”我一個原子核物理的大學生當了一個小小的化驗員，說要給我落實政策，問我有什么要求。我不需要她的同情，至于要求倒也有一些。我既然到了機械廠，當了化驗員，和以前的專業不對口。那么我希望到大學去再進修。反正原子核物理我是不會學了，即使讓我回到復旦大學原子核物理系我也不會好好讀，只是利用學校的圖書館，學我想學的。我在她面前表示，希望去學機械，或者干脆就學化驗，另外為了加強對社會的了解學社會科學也可以。她表示一定去反映并且幫我落實，臨走時還說了一大堆如何重視知識、重視人才的好話。但是這一去就沒有了下文。連最最簡單的回音也沒有。其實我也從來沒有對他們寄托什么希望，早就知道最最不尊重知識、也最最不尊重人才的正是他們。
他們只是需要一批精神貴族作為他們的社會基礎，真正做出貢獻的往往待遇最低，現在許多大學畢業生也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我們那個時代雖然說不上富裕，生活還是有保障的，收入決不致那么低，開銷也沒有現在大。當然現在社會兩極分化，還是有遠比我們那個時代好的，有的就是精神貴族，他們當然要說現在好。而在這些人中大多數往往只是會鉆營，學問、貢獻倒未必。
就拿我們廠里來說，1990年廠慶40周年，開科技大會，我做夢都想不到我的論文會評為唯一的一等獎，堂堂的總工程師和副總工程師都落在我的后面。有的人的論文只有現在這個瘋狂的時代才可以算論文，到了正常健康的社會里，如果把所有人的論文張貼出來，只怕他們得恨地上沒有個洞讓他們鉆（當然到適當的氣候這又可以算作迫害知識分子的罪行）。但是現在，我卻把他們全都得罪了，從此以后處處感受到排斥打擊。早在此以前廠里就不存在出成就的氛圍。我歷來認為自己的貢獻和國家當初培養我為大學生不相合，本來我至少該有幾十項成就，結果只有兩項科研成果受到國外收錄。歷來搞科研難，到處都是嫉妒的眼睛和動不動就有人下絆子。廠里的領導口口聲聲重視知識分子，但是從1977年以來我提出的科研項目，從來沒有哪個領導說過一聲支持，甚至還有冷眼相對的。廠慶40周年以后，就更難了。大概正因為得一等獎的唯我，所以那年的科技獎，有獎無金，如果是總工程師一等獎，大概我也可以沾光得到很高的獎金了。到2000年居然還要我下崗，最后是個內退，靠420多元勉強糊口，這在我們廠里的知識分子中也是唯一的。可笑的是有不少知識分子處境比我好不了多少，也要說現在這個時代好，大概他們還是希翼鉆進精神貴族的隊伍里去。1995年廠里建了兩幢“科技樓”，據說就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給有貢獻的知識分子住的。本人從來不幻想會分給我，化驗員輩分低。但是其他廠里不可缺少、輩分高的技術員中，為大多數人公認真正有貢獻的科技人員，一開始也沒有得到。而是官吏們分了。這些官吏中有的就是最最差的知識分子，有的是會鉆營或有關系的人。最后把分剩下來的一樓和七、八樓給了他們。
毛澤東時代據說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才，卻使得我國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文盲，成了絕大多數人有文化的國家，尤其WG中改變最大。現在文盲越來越多了，許多工農連唯一的一個子女也讀不起書。
解放前，我國長期以來文化為少數剝削階級所霸占，大多數人被剝奪了學習文化的權利。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以及官僚買辦資本的統治下，中國的經濟和文化都是服從于它們需要的。所以不但國家的文化不發達、工業和科技不發達，農業也極其落后，就是有一些可憐的工業、科技和文化也在全國分布極不合理，相差極端懸殊。長期以來，上海、北京等沿海大城市文化水平相對較高，內地沒有文化，農村更是完全沒有文化；沿海有一些工業也是為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掠奪服務的，內地幾乎沒有工業；有的大城市還有一些工業，有的如北京也沒有工業，廣大農村和中小城市沒有工業。必須改變這種狀況。所以知識分子必須到農村去、到中小城市去、到西部去，知識青年必須上山下鄉，目的正是讓他們去改變那兒的落后面貌。可是我們許多知識分子呢？他們只會指責自己的祖國落后，不但這些地方為他們看不起，不愿到這些地方去工作，甚至我國的沿海大城市，包括上海，我國的整體文化和工業狀況也為他們所看不起，只會吹噓美國如何如何，日本如何如何。如果讓他們到這些地方去改變自己祖國的面貌，改變內地、中小城市和農村的面貌，那就是迫害，就是流放、就是充軍、就是發配。我不知道是誰迫害了白求恩大夫，把他“充軍”到中國農村的窮山溝里來的。
不是說解放以前中國不落后，解放后改變落后面貌也需要時間，而且需要知識分子去改變落后面貌。既然他們特別強調中國落后，那么如果他們是愛國的，為什么不到落后的地方去工作，以改變落后面貌呢？
他們嫌棄自己的祖國，一旦學了一點文化，想的就是如何出國，如何留洋。私有化以來，甚至還出了一股傾向。如果有人出國學成回來真心誠意地為國家作貢獻，就會被人們看不起，為官僚機構們看不起，為各企業的老板們看不起，也為國內許多知識分子所看不起。認為他們回國是因為沒有本事，在外國出不了頭。就這樣中國培養的知識分子最后大批地為美國、日本等帝國主義國家所利用。
可是白求恩大夫，他是個加拿大人，出生在世界的城市，經過很好的文化教育，成了一個高明的醫生，有一個豪華舒適的家，卻主動地到世界最最落后的農村——我們偏僻的窮山溝里插隊落戶了。忘我地不計任何報酬地為中國的抗日事業而工作，直至以身殉職。我不知道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中有多少人為此而感到自慚，為自己的行為而感到無地自容，并且改正自己的錯誤觀念。
對于白求恩大夫來說，到了中國，不但生活條件極其低，工作條件之差，之艱苦，也都遠遠超出他在國外可以想象之外。可是他沒有一絲怨言，從來沒有指責中國的條件差、落后，更不會指責一通就跑了，而是努力地盡自己所能地改變落后面貌。

他在報告中匯集的調查材料使他得到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結論。按西方的標準來看，八路軍和游擊隊并沒有真正的醫院設備。各“后方醫院”總共有三百五十張病床，但是這些病床并不是真正的病床，這些醫院也不是真正的醫院。……傷員是睡在鋪著草的土炕上面。因為沒有病員服，他們仍然穿著自己的那套骯臟的制服。工作人員雖然盡到了他們的力量，但是他們當中并沒有受過相當訓練的人員。這兒沒有麻醉藥——除了他自己帶來的那些，沒有正規的手術室，也沒有一件外科手術所需要的器械。紗布繃帶是用過了又洗，晾干了再用。縫傷口用的線是自己做的。藥品大部分是本地自制的丸散膏丹，功效不可靠。探針是用鐵絲做的。鐵片代替了鉗子和鑷子。這兒也沒有任何訓練醫生和護士的設備。

……甚至給傷員截肢的鋸子是鋸木頭的。白求恩曾經抱怨過為什么用這樣的鋸子為傷員做手術。等到他明白這還是當地唯一的一把鋸子時，就不再抱怨，在自己的醫療設備到位前把這把鋸子耐心地消了毒，替傷員做起手術來了。
正像人們說的那樣，其他的人如果處于他的情況，恐怕早就不干了。我們中國許多知識分子不正是如此？他們還是中國人呢！只會痛罵自己的祖國落后。白求恩是一個外國人卻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成了自己的事業，他本來是個客人，可是卻一再說，不要把他當作客人，他是八路軍中的一員。

他就職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擬訂計劃把一個簡陋的后方醫院改建為一個模范醫院。他認為軍區所有的醫院都不足以應付正規軍和游擊隊的需要。他覺得以他帶來的器材和眼前就有的一些簡陋設備，建立一個有較好的病房、訓練得較好的工作人員、照顧病人較為周到的醫院，并不是不可能的。他進一步想，設立這樣一個醫院的最大好處，是它能以榜樣來說明如何利用現有設備改善軍隊中的醫務工作。
白求恩指揮村里的群眾蓋起了一個手術室。按照西方的標準，這個手術室仍然極其簡陋，但是用處很大。無論如何，在整個邊區這是第一個真正的手術室。他組織了幾個“清潔隊”進行清除垃圾、殘食以及污穢的紗布繃帶的工作，并負責維持病房清潔。他建立了一個衛生制度，從撲滅蒼蠅一直到焚化垃圾。他畫出圖樣讓人做了一個器械和繃帶的消毒器。他給護士、護理員和醫生都詳細規定了各人的職責。他又從村里找了一些人，教給他們如何做胳臂和腿的夾板，擔架，病員證章，保存食物用的盆桶，以及敷藥時用的標準托盤。

為了建設這個醫院，白求恩大夫化盡了自己的心血，他什么都做，甚至親自做木工活。
這個模范醫院，是在八路軍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建設起來的，盡管在西方看來它還很簡陋，但在當地的農村人中可是開了眼界了。八路軍從來就沒有過這樣的醫院。在白求恩同志的領導下和親自教誨下，模范醫院為了培養八路軍的醫生和建立醫療事業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不久模范醫院被日本鬼子炸毀了，八路軍的條件太差，戰爭沒有固定后方。如果換了我們中國的某些知識分子，即使不得不到艱苦的地方去工作，遇到這種事情也決不會做一點自我批評，相反一定痛罵一通八路軍的條件太落后，為什么沒有強大的高射炮火竟然不能阻止日本鬼子的轟炸，而外國在這種情況下又如何如何強，然后一走了之。而白求恩同志卻真正地把自己融入了中國的抗日斗爭，他沉痛地作了自我批評，說自己原本應該想到這是一個沒有后方的戰爭。自此以后他組織了一個流動的醫療隊，并且親自設計制造了一個適應于流動作戰的醫療箱，吸收了我國老鄉們的經驗，折疊后放在騾子上就可以出發，并且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做“盧溝橋”。
就這樣，白求恩大夫由美洲大醫院里的一個著名醫生，成了一個巡回醫療隊的醫生。
——巡回醫療隊的醫生？？？
在中國許多大知識分子眼里實在是曲才了。無產階級WG把醫療工作的重點轉移到了廣大農村，許多大城市的醫生到農村巡回醫療，不是認為曲了他們的才？據說使得他們不能做出很大的貢獻。而其他知識分子中也有許多人是這樣看待他們，并看待自己的類似境遇的。但是誰能說白求恩大夫沒有做出很大貢獻呢？說穿了，我們中國許多知識分子會這樣說，骨子里根本不是為了做什么貢獻，而是沒能讓他們當精神貴族。論才能他們遠遠不及白求恩同志，卻自吹特別高明，也正是如此他們才做不出白求恩大夫那樣的貢獻。而白求恩大夫到了中國以后，經過一段實踐，認識了中國的國情，卻自愿地、認真地當起了一個巡回醫療隊的醫生。
這不是別的，正是馬克思主義說的，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正是他在參加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中，思想升華，適應了中國抗日游擊戰爭的具體情況，改進了自己的認識。
這不是別的，就是接受再教育！！！
再教育？！——這是中國許多知識分子最最聽不得的一句話。按照他們的想法，作為一個高明的外國醫生，到了中國的窮山溝里，還有什么可以受教育的呢？還有誰能教育他呢？應該是他教育別人才是。他們自己就從來以教師爺的面貌出現，只會教育別人，從來不肯接受別人的教育。甚至對于自己絕對無知的事物，學問，對于自己完全陌生的領域，明明是個文盲，還塞了一腦殼的偏見，也要作出一付唯有我最最有知識的樣子，絕對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并得到教益，卻也要來教育別人。在了有所知的人看來只是無知狂論使人發笑，可他們還洋洋自得。如果誰用事實證明了他們極度外行，他們就大為憤怒了。越是無可辯駁，他們越是憤怒。
凱豐在蘇聯留了學，吃過一些洋面包，就看不起我國國內在實踐經驗中總結出來的理論和人民戰爭的打法。在遵義會議上，他說：“毛澤東打仗，就只知道兩本書，一本是《水滸傳》，一本是《孫子兵法》。”毛主席問他：“《孫子兵法》有多少章，你知道嗎？”他無法回答。我倒知道經過曹操刪改有十三章。他連這樣簡單的問題都回答不出來，卻奢談毛主席打仗靠的是《孫子兵法》，這不是極其可笑嗎？其實在《孫子兵法》里也沒有“十六字訣”、農村包圍城市以及人民戰爭的思想。后來毛主席說，他也是在受到王明路線排斥后，閑了下來才讀的《孫子兵法》。他的“十六字訣”、農村包圍城市以及人民戰爭的思想，都是在中國革命斗爭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現在大家都嘲笑凱豐不自量力，對于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事情亂發議論。凱豐當然要好好地向白求恩大夫學習。但是決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格嘲笑凱豐的，凱豐還不至于回答說：“《孫子兵法》有多少章我們是不管的。”而許多知識分子在對自己一無所知的事物冒充內行夸夸其談時，如果你問他類似“《孫子兵法》有多少章”這樣起碼的啟蒙問題時，他們還會恬不知恥地回答說：“這，我們是不管的。”
而白求恩大夫到了中國后卻主動地努力地學習中國的國情，學習中國的抗日軍民。
白求恩同志來自加拿大，他對加拿大是了解的，也到過不少國家，了解那些國度。但他第一次到中國的窮山溝里來，自然不了解中國的農村和中國革命斗爭的極端艱難性。所以一開始好心出點差錯是難免的。他說自己原本應該想到這是一個沒有后方的戰爭，但從人們的認識規律看，他應該想不到。邏輯上已經可以推出的結論人們往往不會想得到它，只有在實踐中遇到的問題人們才會迫切需要從理論上來解釋它，也只有在這個時候才能比較容易地得到理論上的解釋。所以本來也沒有必要作自我批評。實在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錯誤，只要經過實踐認識了就好，人的認識那么可能一帆風順呢。確實需要一段時間的磨合才能適應中國的情況，了解中國，并進而很好地為中國的抗日事業工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雖然是一個高明的知識分子，如要很好地為中國的抗戰服務，也確實需要接受中國的農村游擊戰爭的再教育。正因為他主動接受再教育，所以才使得他為中國的抗日戰爭作出了最大的貢獻，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的醫療情況，即使這一改變，在眼睛只是盯著洋人的大知識分子看來還很低級，很不足道，對于我國的抗日根據地畢竟是個極大的進步。
對于偉大的無產階級WG推動下，我國廣大地方工業的興起和農村的極大變化，自命不凡的大知識分子不但沒有看在眼里，并且動不動就是用外國已經如何如何了來貶低和否定。照此，白求恩大夫最初建立的模范醫院和后來的盧溝橋更不足道了。而他們自己對于我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又做出了什么？即使WG使得他們不得不到這些地方去，也不能不作些工作，由于心不在焉也沒有做出應該有的貢獻，更沒有資格和白求恩大夫比了。
我們學習白求恩，就得學習他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主動地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主動地接受人民群眾的再教育。
正像他經常說的那樣，必須像毛主席說的：“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他說：“一年多來我也許教了你們一些技術，但是我從你們那兒學到得太多了。”
在我國許多知識分子的眼里，這些土八路，這些農民，難道是值得學習的嗎？要改變中國的面貌，廣大農村的面貌，內地的面貌，許多小城市和小城鎮的面貌，就需要廣大的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年把自己學校里學到的知識帶過去。他們必須到那些地方去生活、去工作，為此他們必須首先了解那個地方以及那個地方的人民，如果對那個地方根本不了解，對那兒的人也根本不了解，又怎么為改變這些地方的面貌工作呢？所以必須首先接受再教育。事實證明我國讓廣大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年接受再教育的政策是成功的，取得了很大成就的。盡管許多人不是自愿地到艱苦的地方去，不是自愿地接受再教育。但是他們到了一個地方，客觀環境不能不強迫他們和所處的環境磨合，所以還是使得廣大農村和內地以及地方得到了很大的改變。在經過WG以后，我國的各地都建起了自己的工業體系，私有化市場化復辟，把這些地方工業體系說得一無是處，稱為“小生產方式”要加以摧毀，也確實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復辟對于我國的經濟無異于一場災難。但是企圖摧毀生產力的人最后難免被生產力所摧毀。目前我國的地方工業已經壯大，而私有化市場化偏愛的中央工業卻一敗涂地。中央工業原本已經很有一些基礎了，有的已經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了，現在才真正落后了甚至被摧毀了。以前工業最最發達的遼寧省和東北老工業基地陷入嚴重困境，被許多原本工業落后的省超過。國家三線建設的重點，西南也落后了。而地方工業卻突破了私有化市場化修正主義集團的破壞和搜刮，已經發展得十分龐大，以至于把中央工業淹沒了。農村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變。
記得1969年夏天我到上海徐閔線的北橋公社勞動時——那是全國最大城市的近郊，稻麥脫粒抽水已經實現了電氣化——發現當地的農民根本不懂電。有個農民跑來向我們請教，說他曾經被電擊過，太厲害了，然后問我們：“為什么人被電打死后，血被電抽到發電廠去了。”原來當地的農民是這樣認識觸電身亡的。他還說，他那次肯定有許多血被抽走了。我們不得不詳細給他解釋，人被電打死是由于電從人身上通過，放出了大量的熱量把人燒死了。可是1978年春節，我到四川偏僻山區的岳父家去，正好遇到要安電線。請來的電工師傅全都是當地的農民，對電氣已經非常內行。這就是短短八年多時間里的變化，從全國最最發達的農村——上海近郊到極其偏僻的山區，農民由根本不懂電到對電工很內行。這是多么大的反差！另外1970年我去四川時火車經過貴州都勻，遇到一個少數民族的農民賣黃瓜根本不懂錢的大小。類似情況在那以前我已經聽許多上海的上山下鄉知青和內遷職工說過，那次可算是親眼看到了。電影《李雙雙》里還寫了一個農民因為懂得洋碼號子（阿拉伯數字）在當地就成了一個小知識分子。到了1978年還有這些現象了嗎？我國的初高中生在文革以前極少，此時雖然還沒有完全普及，卻已經不算稀奇。經過WG全國到處辦起了初中、高中，許多小學辦起了初中班，多數人民公社有了自己的高中。許多農民子弟入學，更不用說中小城市了。他們的教師就是上山下鄉的知青和分配到農村的大學畢業生。這就是無產階級WG發動的人口大遷移所帶來的成就，世界上也許沒有第二個國家能夠在那么短的時間內實現這樣的文化大普及。
就拿本人來說，我到了四川一個專區的農業機械廠里，后來成了一個小小的化驗員。即使如此，我親眼看到當地工廠一個個地辦起來，機械廠又一個個地辦起了化驗室。我的學生遍布全地區，還有外地區跟我學習化驗的，他們用的就是我制定的化學分析工藝。我的成就遠遠不能和白求恩大夫比，還時時有人制肘，但是我想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大概很少有企業的化驗員有條件能夠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培育出那么多的化驗員。
但是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在WG中不是人人都主動地到國家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不是為了盡自己的力量去改變國家的面貌、改變各地方和農村的落后面貌。如果說他們不得不去，那么許多人的心實際不在那兒。到了一個地方怎么能夠不適應那個地方呢？或者說怎么能夠不受那個地方人民群眾的再教育呢？許多人不能說沒有受到再教育，但不是自覺自愿的。還有更糟糕的人，到了一個地方純粹成了那個地方的累贅，什么貢獻都沒有做出來，光想跳走。這些人確鑿根本不能和白求恩那樣的外國同志比。他們連自己的國家都不愿做貢獻，光想做個精神貴族，更不愿意向所到地方的人民群眾學習，而白求恩同志到了中國，不但不怕艱苦的生活，還主動地接受再教育，并且認為他從中國的抗日軍民那兒學到的太多了。就是這樣，使得他給我國抗戰事業的貢獻之大，超過了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他們一百個也頂不上他一個。
在這兒又必須特別地提到方醫生事件。有一次，他在嚴寒和突如其來的風雪中掙扎前進，到了三五九旅設在河淅村的后方衛生部，沒有顧得上休息和吃飯，餓著肚子就開始檢查工作。發現一個傷員的腿治療得不好，他就追究是誰負責這個傷員。當知道是方醫生做的時，他就滿臉怒色嚴厲地責備了方醫生，批評他毀了一個反法西斯戰士的腿，理應受到處分。并且在自己的醫療器械到來前，用當地最最簡陋的器具給那個傷員認真地做起手術來。一邊抱怨方醫生：“我真不明白，我們怎么能夠對待傷員這樣漫不經心，還管自己叫做醫生。”
他一再追問方醫生是哪個醫科大學畢業的？“他是河淅村后方醫院的外科醫生。可是任何剛畢業的醫科學生都會比他把那個腿傷治得好些。”他說。但后來他發現方醫生對于學習醫療非常用功，感到奇怪，為什么這樣認真學習，技術卻這樣差。最后在董翻譯那兒才知道，方醫生在參加革命前夕還是一個從來沒有進過學校門、從來沒有見過書本、一個字都不識的放牛娃，更談不上哪個醫科大學畢業了。有一天，紅軍的一個支隊從村子里路過。他們在村里演戲，講戰爭，講國家大事。他就加入了紅軍。一開始他當警衛員。他自己努力學念學寫，不懂就請教別人。等到他識字了就當了護士。然后當上護士班長。接著他就開始請醫生們給他把藥品的拉丁文名稱寫下來，用中文注著，一個人在晚上學習這些外國字……直到他把它們全記住了。他又在手術室留心看醫生們工作。就這樣，他的一點外科技術都是從臨床上得來的。他一向只是靠用心看，用心聽，學到了一點醫學知識。逐漸地由于經驗而成了一個外科醫生，誠然是一個技術很差的醫生。在白求恩大夫到河淅村來前，他已經像學拉丁藥名似的在學習英文單字了，以便更好地向他學習。
總之：一個赤腳醫生！一個工農兵學員！
和WG中的赤腳醫生和工農兵學員比，他的起點還低得多。前者至少還開始于小學畢業生，不少是初中生，也有一些高中生，而他完全是從文盲開始的。前者還在赤腳醫生進修班進修了幾個月，而工農兵學員讀了幾年，而方醫生連一天學也沒有上過，他上的是紅軍和八路軍的大學校。
我們無所不知的大知識分子最最看不起的就是赤腳醫生和工農兵學員！對于方醫生，他們大概更加看不起。到現在為止還經常地到處聽他們以極度鄙視的態度說起文革中的赤腳醫生和工農兵學員！而且極度夸大其詞。居心不良的人還要造謠生事。比如我就遇到這樣的人，他們說我國的乙肝都是赤腳醫生造成的，據說赤腳醫生不消毒就用一根針給上百人打針。又據說赤腳醫生都使用雞血療法。方醫生大概更加該他們說了。現成的證據在那兒，你看！你看！一個姓方的赤腳醫生，一個放牛娃出身的工農兵學員，不是毀掉了一個傷員的一條腿！
他們遇到這種情況，肯定更加看不起方醫生了。會在鼻子里哼一聲說，就憑一個放牛娃也想當醫生，豈不是癩哈蟆想吃天鵝肉？而且他們會從自己的小人之心出發斷言：方醫生所以努力學醫就是為了鉆進貴族階級。
但是白求恩同志就和他們不一樣，他聽說后震驚了，這事可能嗎？在一個偏僻的小村子里，一個放牛的娃娃吸了一口外邊吹來的空氣，就讓一個在前方作戰、在后方教育人民的軍隊給帶走了。完全靠著苦學，把自己訓練成一個外科醫生，因為他知道有戰爭就有傷員，而且能治好傷員就能使抗戰勝利。因此在抗戰中，這個一字不識的放牛娃變成了方大夫，一個掌握生命和學問的人。這事可能嗎？

白求恩在心里咒罵自己。他為什么就不知道呢？在方不回答他的問題的時候，他為什么還猜不到呢？而且這兒有多少像方一樣的人！肖，那個失掉了腿而不肯喊痛的游擊隊員。平山的女縣長，她擺脫了上千年的奴役來領導一個縣政府。松巖口的那個護士，他克服了比死亡還可怕的恐懼來輸血。多少年輕的學生忍著饑餓從敵人所占領的城市徒步走到延安進抗大，一路上偷越敵人的防線，在經過的村子里傳播他們從書本上吸收來的智慧。他身邊的董，是個受過高等教育而且曾榮任縣長的人，但他卻愉快地陪他來到荒野的地方。無數村里的男男女女，在敵人的進迫下燒毀了自己的房舍，背著少數幾個包袱撤退，加入游擊隊，然后手里拿著槍回到家鄉。他們正在從黑暗中奮起，這些一聲不響的、百折不撓的、像方一樣的五億人民。他們為一股偉大的熱情，一種與方一樣強烈地要求學習、要求生活、要求收復國土的愿望所激勵。而他——白求恩想——卻竟然羞辱了這些人中間的一個！

革命隊伍就是一所大學校，這所大學校是大量地出人才、出奇跡的。
正是在這所大學校里，培養出了一千多名將軍和元帥。而這些將軍，不但絕大多數人沒有進過正規的軍事學校，還有許多人原來是目不識丁、從來沒有機會讀書識字的農民。不但有放牛娃成了醫生，也有放牛娃當上了飛行員打下了美國雙料王牌飛行員。還有放牛娃成了空軍司令。正是這批將軍和他們統帥下的主要來自農民的士兵，打敗了日本鬼子，也打敗了蔣介石陸軍大學出來的高材生。封建統治下受壓迫的村女，不但有人成了縣長，有人成了醫生，還有進了解放區的“化工廠”最后成了火箭專家。普通的工人成了兵工專家，來自上海的一個工人出身的小老板，大躍進中造出了萬噸水壓機。共產黨在革命斗爭中，從農民里培育出了大批的干部，接管了960萬平方公里解放了的國土。私有化市場化剛復辟時竟然說：“管理經濟是很復雜的，不像打仗那樣簡單，駁殼槍一拔：沖。”許多老將軍憤憤不平起來，打仗是簡單的嗎？那是活人和活人的搏斗。僅僅靠駁殼槍一拔：沖，那簡直是兒戲，非打敗仗不可。而這樣的話居然還出自自吹為指揮了淮海戰役的人之口。其實正是在這所大學里，培育出了大批的經濟管理乃至金融管理的人才。早在紅軍時期，毛主席的弟弟毛澤民就成了紅軍根據地的財政部長和銀行行長，他的文化程度比毛主席低得多。后來到了新疆，幫盛世才把新疆的經濟和財政管理了起來。蔣介石手下大概不乏科班出身的經濟管理人才，但是把中國的經濟管得一敗涂地、徹底崩潰。而解放區沒有多少科班出身的人，經濟卻蒸蒸日上。
白求恩大夫親身體驗了這個革命的大學校，在里面當老師，而最先卻當了學生。

幾個星期以前，他曾把一句深刻的中國格言寫進了他的日記：“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他以為自己懂得了這句話。也曾努力把這句格言的意義貫穿到他的講演里。但是學無止境！永遠有更多的東西需要了解，需要學習，需要傳授，需要親身體驗……

我們中國的剝削者是愛面子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也特別愛面子，即使自己錯了也絕對不肯認錯，甚至硬要保持自己的面子，越是別人正確而自己錯了，越不肯自我批評，而且越是憤怒了。他們尤其不肯在一個原來的文盲，一個放牛娃，一個赤腳醫生和工農兵學員面前作自我批評。可是白求恩大夫就不一樣。他是不給任何人留面子或者丟面子的機會的，但是更嚴格地要求自己。他跟董翻譯說：“我要去找方，并且一定要在他面前‘丟盡我的面子’。”
他到了方醫生那兒去認真地做了自我批評。他得過嚴重的肺結核。那時候，關于治肺結核的外科手術正在創新之中，一度以為必死無疑了。可是居然想辦法讓自己治好了。就是在那時候他決定要做一個胸外科醫生。在一位世界知名的醫學大師的指導下工作。通過學習和鉆研，他終于戰勝了這個大病，多年來只靠一葉肺活著，并且成了一個胸外科醫生。——附帶說一下，就是這樣，他還去過西班牙，最后來到中國貧困落后的小山溝里，為著反法西斯戰爭忘我地工作。
他檢討說：“我的第二個疾病可不那么簡單了。”那就是他的脾氣大。不能像治傳染病那樣用藥來去掉它。
人人都說白求恩大夫為人急躁，脾氣很大。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這樣的例子，但是，從他的脾氣里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可愛。沒有一次發脾氣，他是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而正是他全心全意地為人類的解放而發的。比如，有一次一個護士給傷員換藥時粗心，他對他擺出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他做事馬馬虎虎要影響人命的。”他自己前來給傷員解綁帶。不過他還是努力地改變自己說話的態度。他又對這個護士說：“你換藥粗心，不能由我原諒你，只能由這個受傷的戰士原諒你。”那個戰士仰頭望著他，很認真地說：“我原諒你。”護士幾乎哭了出來。他說：“我想我以后用不著再對他發脾氣了。而且我想我以后也再不愿發脾氣了。”
“這是在我明白了肺結核不僅僅是一種人體的疾病，而且是一個社會的罪惡以后——這是我在我國看到了少數人很富，而大多數人很窮以后；在我到了西班牙以后，那兒的人民和中國人民一樣正在進行著斗爭。我看見人們為了爭取生存而犧牲了生命。”他說。
從此以后，白求恩大夫就格外照料方醫生，把他留在身邊，但是仍然嚴格地要求方醫生。“要做一個好的外科醫生，你以后一定要努力工作，并且一定會碰許多釘子。你必須補上所有你從前沒學過的東西。你必須鉆研學習。”
他認為自己在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中學了很多的東西。包括方醫生，不但是他的學生，而且也首先是他的老師。想起自己如何在教別人的時候反而出乎意料之外地受到了教育。兩天之內，松巖口的模范醫院就要正式開幕了，到那時候他得發言。這必須是一篇有意義的講演。那天晚上白求恩從炕上爬了起來，點了一支蠟燭，搬出了他的打字機。他寫道：

我很累，可是我想我有好久沒有這樣快樂了。我很滿足，我正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而且請瞧瞧，我的財富包括些什么！我有重要的工作，我把每分鐘的時間都占據了。這里需要我。而且尤其能滿足我的資產階級虛榮心的，是他們表示了需要我。
我沒有錢，也不需要錢，可是我萬分幸運，能夠來到這些人中間，在他們中間工作。對于他們，共產主義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說一套或想一套。他們的共產主義是又簡單，又深刻，像膝關節顫動一樣的反射動作，像肺呼吸一樣用不著思索，像心臟跳動一樣完全出于自動。他們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他們的愛能包容全世界。
還說什么不懂感情的中國人！在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們。他們遭遇過殘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們嘗受過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們受過無窮的苦難，可是依舊保持著他們的耐性、樂觀精神和靜謐的智慧。我已經愛上他們了；我知道他們也愛我。

確實！沒有高工資、沒有獎金、沒有任何隱性收入、沒有職稱、沒有貴族的地位，甚至一個來自北美的醫生還沒有自己的福利住房，更談不上豪宅和汽車。有的只是無窮盡的工作和經常性的自我批評。
在白求恩大夫不幸逝世前夕，據他對方醫生說：“你已經成為一個優秀的外科醫生了。方，你的技術大大超過了許多從最好的醫科大學畢業的醫生……我因為你感到驕傲。”
我們中國的大部分知識分子有多少能夠像白求恩大夫那樣想、那樣做呢？
中國的知識分子最最注重自己的“面子”。他們肯向一個他們看不起的赤腳醫生檢討自己嗎？他們只會指責別人，絕對不愿意在比他們“低賤”的人面前做一次真正的自我批評。尤其不會說自己的知識少，需要向他們看不起的工農兵學習。他們只會指責自己的祖國落后，卻對需要改變落后面貌的農村、內地、中小城市甚至中國的一切，巴不得離得遠遠的。根本不會為了改變自己祖國的面貌，好好地了解自己的祖國特別是完全陌生的落后地區。白求恩大夫對于自己到了中國感到萬分榮幸，他們卻不幸自己出生在中國，長著黃皮膚。盡管他們的知識不多，甚至對自己的國家都不了解，但為了保住面子，他們總是裝出無所不知的樣子，好像世界上什么事情他們都知道。真是“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對于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事情怎么辦？——知識不夠，想象來湊。他們可以夸夸其談，完全憑自己的想象甚至需要胡編。真正懂得的人一聽就知道他們簡直是在出丑，可他們居然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毛主席早就教導大家：“不懂就是不懂，不要不懂裝懂。”在知識分子里不懂裝懂的事情可多了。好像學了一個專業就無所不知了。不少人即使在自己內行的專業里也不是全才，不是一切都懂，卻樣樣都要以教師爺的態度發議論，妄加評論。更有人實際上連一技之長也談不上，什么知識都沒有，只是在那里主觀武斷、裝腔作勢。
毛主席引用過一個對聯：

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
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毛主席說：“對于徒有虛名并無實學的人，你們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診治自己的毛病的話，我勸他把這副對子記下來；或者再勇敢一點，把它貼在自己房子里的墻壁上。”在現實生活中這種人實在太多了。可是我沒有看到那個人勇敢地把這副對聯貼在自己的床頭上或者案頭上。如果他們能夠這樣做，或許知識會多得多，也不會經常出丑了。
白求恩大夫和董翻譯在交談中說：在西方，在許多關于中國的書里，都特別提到中國人認為要保持榮譽就不能“丟面子”。只有地主和有錢的人注重“面子”。但是在解放區里許多事情都變了。在八路軍以及在邊區的各種組織里，大家做自我批評。在戰斗當中，沒有人有工夫去想這種事。所以已經很少看到這種情況了。幫他們補充一點，知識分子特別愛面子。尤其復辟以來到處可以看到，知識分子越來越注重“面子”了，越愛面子的人就越是沒有知識。我不是說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怕丟面子，即使現在還有謙虛的人，尤其在毛澤東時代特別強調自我批評，強調學習，也確實有人老老實實地向工農學習。關鍵就是在于究竟是為自己當精神貴族，還是為了大多數人的事業。如是后者，那確實不會有工夫去想這種事。
我國的反動勢力和大多數知識分子似乎完全有理指責方醫生，一個赤腳醫生、一個工農兵學員，毀掉了一個傷員的腿。他們絕對不會像白求恩大夫那樣想、那樣做。可是這也是沒有辦法時候的唯一辦法。正像毛主席說的那樣：赤腳醫生即使本事不大，總比巫醫和騙人的醫生要好。我們中國那么大，要盡快解決廣大農村的醫療問題，靠科班出身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馬月？也許永遠等不到。方醫生確實不能像一個科班出生的醫生那樣治好一個傷員的腿，但是沒有他，那個傷員失去的可能就不是一個條腿，而是整個生命。方醫生雖然本事不大，但他畢竟是當地僅有的一個外科醫生，挽救的人肯定比據說被他“毀掉”的多得多。沒有他，更多的傷員連生命都不保，因此被他“毀掉”的本來就不可避免要毀掉，至少在白求恩大夫到來以前是這樣。白求恩大夫在明白了事情真相后，就非常理解他了。而我們自命不凡的大知識分子是決不會諒解方醫生，更不會認為方醫生還有值得自己學習的一面。他們只會指責自己的國家落后，而決不肯為了改變國家的面貌而真正出力。按理，如果他們也是醫生的話，那么在抗戰時期就更應該像白求恩大夫那樣到八路軍的抗戰前線去，而不是縮在安樂窩里。可是一直到了WG我國農村的條件比解放前大為改善，也沒有了戰爭的威脅，許多醫生讓他們到農村去參加巡回醫療，還留下了一輩子的話柄，說成什么“迫害”。一切反動分子出于需要還會極力夸大其詞甚至捏造。所謂乙肝是赤腳醫生帶來的，就是他們的杰作。
附帶說一下，關于乙肝的來源幾十年來我已經聽到過好幾個版本了。首先說是伊拉克蜜棗帶來的，后來說是秘魯的沙丁魚罐頭帶來的，再后來說是古巴砂糖帶來的。全是出于政治需要的捏造。美國一貫推行殖民主義，和第三世界搞“國際分工”，要第三世界國家成為他的“專業戶”，不搞工業。比如古巴專門種甘蔗生產砂糖，需要的糧食、石油以及工業品由美國供應。相應地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受美國控制。一旦古巴不聽美國要求民族獨立，美國立即停止供應糧食、石油和工業品，也不要他們的糖了，讓他們經濟陷入絕境。就是這種“國際分工”迫使第三世界許多國家的經濟成了美國的附庸。古巴革命后，美國果然這樣做，企圖卡死古巴。當時社會主義國家把古巴砂糖買了下來，同時提供糧食等。中國還幫助古巴學習種糧食。國內親美賣國的反動派心中不爽，于是造出古巴砂糖造成乙肝的謠言。同時以恩人自居，竭力夸大中國對古巴的援助。秘魯的沙丁魚和伊拉克的蜜棗大致也是如此，反正中國的外貿在那兒觸犯了他們的干爸爸就說是什么造成了乙肝。其實稍有頭腦的人就應該知道。伊拉克蜜棗、沙丁魚罐頭和古巴砂糖原本是美國要他們“專業化生產”賣給美國的。美國人怎么不怕吃了得乙肝？何況沙丁魚罐頭還經過高溫消毒。這三個謠言都出于WG前，以古巴砂糖為最后。毛主席援外也不是冤大頭，絕不支援沒有自立精神的人。由于古巴后來認為種糧食苦，接受了赫魯曉夫的“國際分工”，1965年要中國長期以優惠的價格用糧食來換他的砂糖，毛主席立即停止了對古巴的援助。伊拉克蜜棗更是早在1960年發生右派反動政變后，就停止進口了。這三個謠言正說明早在WG前乙肝已經人所共知，既然如此怎么能夠說乙肝是赤腳醫生帶來的呢？乙肝應該早就存在了。解放前我國絕大多數人民沒有醫療，醫療事業也不發達。所以許多人死了就死了，不知道什么乙肝。甚至絕大多數人連癌也不知道，五十年代經過宣傳才知道。乙肝知識的普及應該主要是大躍進的成就，正好遇到伊拉克革命，于是國內親美反共的賣國賊就造出了伊拉克蜜棗帶來乙肝的謠言。后來相繼是沙丁魚罐頭和古巴砂糖。出于對偉大的無產階級WG的仇恨，現在又造出了赤腳醫生造成乙肝的謠言。——這個謠言七十年代還不能造，因為赤腳醫生是不是一根針管不消毒就給一百多人打針，是不是用雞血治病，是人人看見的。
言歸正傳。也正因為先做學生，后作先生，所以白求恩大夫成了一個貢獻極大的老師。他把自己的醫療技術毫無保留地貢獻給抗日隊伍中每一個醫生。為我國的抗日事業培養了大批優秀的醫務人員。不但學習技術，也學習了他的精神。

在“邊干邊學”的口號下，他開始給醫務人員上起課來，講授基本的醫學知識，在這以前，這些知識只有延安衛生學校里有限的幾個人才能得到的。講授是隔一天一次，從下午五點到六點在院子里舉行。當醫務人員盤著腿坐在他面前，聚精會神地聽講的時候，他站在一塊黑板前講授解剖學、創傷治療法、生理學等等，他一面講一面在黑板上飛快地畫著圖。
他除了給醫務人員上課以外，還開辦了一個附屬于這個醫院的衛生學校來訓練護士和醫生。他擬訂了全部課程，留給這個學校在他走后采用。因為晉察冀全區也找不出任何一本醫學教科書，他就自己動手寫，并用了許多圖解來簡化課文。他在每天工作結束以后，以極大的速度編寫著。……這本書寫成以后由晉察冀邊區政府印行了，這是世界上第一本游擊戰醫療手冊。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他說這本手冊將分發給全體的醫務人員，并附帶說：“如果這本手冊成功，我要再寫一套關于公共衛生、預防醫學等等的小冊子，現已著手寫一本兩百頁的更詳細更基本的醫學教科書，希望在兩個月內完成。”

正是白求恩大夫不但醫治了大量的傷病員，完全免費地為農民醫病（比如有一次為一個嘴唇裂開的孩子做了整容術），也為我國的抗日事業培養了大批的醫療人才。他的教科書長期得到使用。
而我國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把自己擁有的一些可憐的知識和技術看成自己的私產，尤其害怕工農來分享自己的知識，以免妨礙了自己精神貴族的地位。動不動就要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一般來說，真正知識多、技術高的往往還不那么保守，而越是知識少技術低的人，越是像一個守財奴一樣，要牢牢地守住自己的那點點知識和技術。無產階級WG中批判“知識私有”他們始終恨恨不已。如果那時樣樣都保護知識產權，那么什么事情都不會搞成。哪可能在極短的時間里各種科學技術極大發展，工農業創造發明層出不窮？任何人只要不帶偏見地認真地去了解真相，就會驚奇地發現，那個時候國防科技和尖端工業有了多么驚人的發展。國內外反動派所謂的WG破壞科學技術完全是一派胡言。別的不說，我國的氫彈能夠在法國以前爆炸，就是因為參加者都一心把我國的氫彈搞出來。凡是為我國氫彈爆炸作出重大貢獻的人，沒有誰去想過：“這是我的知識產權。”從鄧稼先到普通的工人，人人毫無保留地出主意想辦法。普通工人毫不自卑，而鄧稼先也不傲視工人。那個時代，只要一紙介紹信，就可以使得全國所有的單位在短短的一個小時以內，提供自己擁有而制造氫彈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術，而用不著為了知識產權進行馬拉松式的談判。在現在正因為處處要保護知識產權，再加上私有化市場化反動賣國，適應帝國主義的需要，摧殘自己的經濟和科學技術，所以大大落后了。以電子計算機為例，1973年我國成批生產的臺式計算機DJS-100系列和美國比僅僅差三年，硬件全部自己制造，居世界第二位。為人津津樂道的日本，還有英國、法國、西德，甚至前蘇聯生產的臺式計算機硬件還是從美國買來組裝的。現在一個龍芯長期搞不出來，弄到后來還是給外國付了專利費的。
白求恩大夫雖然脾氣大，卻也最會理解人，最體諒人，而且以身作則。
他到抗日根據地開始工作不久，有一天當他正在做手術的時候，一個傷員流血過多，他問護士有沒有愿意給他輸血的。結果沒有一個人自告奮勇。他解釋輸血對身體并沒有損害，他們還是畏縮不前。他不由得大發脾氣。當董翻譯告訴他：“他們還不懂。你不妨先取我的血，以后再解釋給他們聽……”后。白求恩大夫一言不發地獻出了自己的血液。在其他人的愧色中替傷員做完了手術。
后來白求恩大夫了解到那些護士都是非常勇敢的人。只要奉到命令，他們就會穿過日軍的防線，在最危險的襲擊中與敵人交戰，或者冒著生命的危險進入敵占區。敵人侵犯了中國的國土，他們愿意不惜任何代價來抵抗。他們現在害怕了，不是怕死，不是怕受傷，而是他們不懂，從來沒看見過輸血。
白求恩大夫在日記里寫道：

對于我們所不了解的事物，我們總是害怕的。他們和我以及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克服恐懼，最主要的是靠了解和知識。當他們看見我如何抽出自己的血，而對我自己并無副作用時，他們就不再覺得有什么神秘不可解的東西值得他們害怕了。然后他們看見那個傷員救活了過來，看出了這與輸血之間的關系，他們就覺得羞愧。至于我對他們大發脾氣，那就和他們害怕輸血一樣地毫無根據。

他再一次地想到毛主席說的：“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而且他決心要做一個更好的先生，必得先做一個更好的學生。
于是他到了村里的人們面前和藹地說：“我要表演一次輸血”當著大家的面，他讓大家看到一個垂死的傷員，如何由于他再一次地輸血，起死回生。原來不肯輸血的護士膽怯地請求獻血，并說白求恩大夫不久以前剛輸過血，他年輕身體好，愿意代替白求恩大夫。
白求恩大夫很高興，但是這次還是抽自己的血。因為還不知道那個護士的血型。他躺在擔架上面，當涌出來的血液注滿染紅了瓶子時，大家都吃驚得張大了嘴。大家也親眼看到垂死的傷員復活過來。現在，不管是農民還是醫護人員都紛紛地加入了要求獻血的隊伍。……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志愿輸血隊。以后，在白求恩所去過的鄉村和城鎮里，也都成立了同樣的志愿隊。在短短一年里，獻血隊發展到4000人，每天需要5輛送血車將血液送往前線提供給傷員，并創下了1年里1900人獻血的紀錄。
白求恩大夫在中國工作一年多，前后一共獻血三次。
正由于白求恩大夫忘我無私地為我國的抗日事業和農村的醫療而工作。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愛戴。我們的戰士喊著他的名字去打仗。
“沖啊！白求恩就在我們后面！”
“沖啊！白求恩在這兒照顧傷員呢！”
戰士們沖了下去，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
只要白求恩大夫聽說什么地方有傷員，他會馬上就要去的。盡管他疲勞極了，但是他工作得比任何人都快，工作時間比任何人都長。以至于大家要想辦法使得他多多地休息，能哄白求恩多睡一個小時，實在是一個大勝利。
甚至在他的手指受了感染后，人們為了讓他休息向他隱瞞了戰斗正在進行，他都非常生氣。他說：“你們為什么把我當一個殘廢的傷員似的留在這兒？我有一只手指發炎，算什么！你們應該拿我當一挺機關槍使用……我要全隊準備好立刻出發！”
他做的是如此地多，但是所索取的卻是如此地少，在部隊里，他是生活在最低的水平上的。
比如，有一次他到河北的一個村子去，當地駐軍的指揮員預備了一桌酒席來歡迎他。當他看見盤盤碟碟熱氣騰騰的大魚大肉時就沉下了臉，露出不快的神情。指揮員大吃一驚，問他是不是菜做得不合口味。他回答說：“你們拿我當客人看待了！我不是客人。我是一個八路軍的醫生！”游擊隊和正規軍自豪地傳頌著這個故事：他是他們的近親，不是有一副恩人面孔的遠親。
而我們的許多大知識分子呢？有的人不能像白求恩大夫那樣地盡心工作，卻動不動就計較利益、名譽和地位。白求恩大夫把自己當作一個普通的八路軍的戰士，也只需要一個普通戰士的待遇，而他們總認為工農的待遇理所當然地應該低的，而自己理所應當地該得到比工農高得多得多的待遇。對于普通的工農，他們一貫要求高人一等。和他們格格不入，即使確實稍微地為大家做了一些事，也要人們把他們當作高級人或者恩人地供著。
白求恩大夫做事從來不分工作的高下，只要對于醫治傷員有利的、需要的什么都作。當他認為護士手腳重了時就推開護士，自己小心地給傷員纏綁帶。經過一個傷員，看到他要大小便，就給他端屎盆子。看到對某個傷員的醫療有好處的雞蛋或什么食品，他就親自為他煮，并且一口口地喂他。還親自鋸木頭、做木工，用洋鐵皮制造烤火的爐子。

“對于一個醫生”他對他們說，“沒有任何工作是不屑一做的。同時對于一個最低級的醫務人員，只要他全心全意地去努力學習和工作，將來有一天沒有任何工作是他做不了的。”

而我們許多知識分子會說：這是護士的事，這是勤雜工的事，這是炊事員的事，這是木匠的事。即使自己不過舉手之勞也不肯高抬貴手。因為他們是貴族，不是下等的苦力。他們把人類分為兩等，把工作也分為兩等。自己就封就了自己為高等人，只能從事高等的工作。而低等的工作絕對不愿意沾手。反過來，他們眼里的低等人，工人農民等，也只能從事低等的工作。那些被他們視作高等的工作，由他們壟斷著，絕對不許普通的工農沾手。在他們眼里，醫生和護士是一條鴻溝，他們會說：“一個低級的醫務人員，準備在將來當一個高明的醫生，那一定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而且他們一定會這樣想：這個人是想鉆到我們這個貴族隊伍里來，和我們當初一樣。
毛主席歷來教導我們，知識分子要勞動化，工農群眾要知識化。不要脫離勞動、脫離工農。有的人對WG說起來恨之入骨，好像曾經進牛棚，受批斗甚至挨過打那樣。其實說到底，不過到農村去勞動過一兩個月，或者下車間勞動過一兩個月，我看到一個例子甚至只勞動過兩天，就此落下了一輩子的話柄。就拿那個王立群來說，他說他曾經受到過的迫害，弄到后來不過曾經參加過體力勞動，用小車子推過磚。我在上網時還經常看到有人這樣控訴WG。比如有一個人說，在1970年下鄉如何為了割稻子而累斷了腰。另一些人說：曾經參加過修水利，大為訴苦并對修水利大加攻擊，竭力貶低修水利的必要性，把“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作為嘲笑的資料，甚至把私有化造成的水利破壞說成當初修的就是爛尾工程。還有人對于參加過一些工業的勞動甚至在學校里掃過地痛加哭訴。又有一些人，文化革命中安排到工廠里工作，那時他們還不是知識分子，論文化程度也不見得比其他工人高，后來不知怎么到了學校里混了一下，竟然把當初的工人生涯作為WG的迫害。
甚至七十年代初我剛畢業分配到機械廠里時，就聽說一些學機械的大學生在議論，說讓他們到了廠里竟然要他們下車間干車工、開動刨床（其實不過體驗一下直接的生產勞動不是光干這些）。更不要說我從事的鑄工了。其實對一個學機械的來說，參加一些車工、刨工、鑄工和鍛工等勞動，學一點這方面的技術，不是沒有好處的。創造發明時也不容易走彎路，所設想的也不容易脫離實際。西方工業革命的時候，工程師、機械師還不像現在那么疏于動手，瓦特制造蒸汽機大概沒有制圖。到十九世紀的中期，蒸汽機還是由工程師親自設計、親自制造、親自操作使用，制造一臺、設計一臺、使用一臺。一旦壞了親自造出零件來配上，那個時候可沒有零配件買。甚至每次配上的都不一樣。那時的工程師和機械師都有極強的動手能力，相當于現在的技師，屬于優秀的工人。可是當他們發明了機械制圖，寫作了教材，教出了學生，社會看來是進步了，可是工程師和機械師卻退步了。也許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們學生的學生居然會把親自動手看作是迫害。而且還看不起工人，哪怕是技術較高的技師。其他專業的知識分子也一樣。
WG中辦的五•七干校是某些人聲淚俱下的控訴對象。有一個年輕人說，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五•七干校，以為是關在那里天天上老虎凳、灌辣椒水。后來才知道原來不過是到農村參加一些農業生產勞動，下下田，養養豬。讓大家體驗一下生活，工資一分錢都不少。如果這算苦，那么現在我比你們苦得多。我年紀輕輕的就要我買斷工齡，從此失去了生活保障。如果現在有五•七干校那樣的好地方，也只要下下田，養養豬，體驗一下農民的生活，工資一分錢都不少。那么我第一個報名去。
他們把參加一些體力勞動說成是迫害，可是廣大工農不是天天都是這么干的嗎？那又是誰在迫害他們呢？如果有人問他們，即使他們口中說不出，那么心頭還是會認為，工農是低級人，就是該這么干，自己是高等人和低賤的工農就是不一樣，于是即使僅僅參加了一兩天的體力勞動就是不可容忍的迫害了。在現在有的人還很可能會大言不慚地這么說。只是他們經不起人們的追問：你究竟有多大的本領？有多大的貢獻？你高在那里？貴在那里？
WG讓知識分子和干部參加一些體力勞動，被許多干部和自命不凡的大知識分子看成迫害，其實正是這些人最最會拿參加體力勞動來迫害人。1975年我們廠里有一個干部因為和上級意見不合到五•七干校去了，就有人層層下達說：“要吸取他的教訓”，然后又欲蓋彌彰地說：“當然五•七干校是鍛煉干部的地方。”——那是由于毛主席還在，所以才這么說。正是他們，把干部和知識分子下放勞動作為打擊異己的手段。唐山大地震前，唐山市群測群防辦公室的楊友宸同志不是因為匯總了群測群防站提供的地震前兆，要求像遼寧省那樣發動群眾睜大眼睛抓地老虎，在地震來臨前被送到了五•七干校。他們真的是讓他去鍛煉嗎？不過是反對地震群測群防的一個懲罰手段罷了！到現在還沒法追查出直接的罪魁禍首。
也正因為他們把勞動當作了懲罰的手段，所以他們自己或其他人參加一些體力勞動，就要控訴起“發配”啊！“充軍”啊！“流放”啊起來了。
我們廠里許多學機械的讓他們開車床、開刨床不過一、二個月，或者三、四個月。他們就怨聲載道了。我在翻砂車間干了三年零七個月。最最討厭的就是那些故意拿我做例子為我抱不平的人。有的人問我為什么不想辦法跳出去，有的人提議我去向領導反映提要求。跳出工廠？那我機會再好也沒有了！1973年當我在鑄工車間滿臉烏黑地清沙時，當地的石油學院缺少物理教師請我去，可是我把他們引到另一個人那兒去了，放過了這個機會。我不是說當大學的教師一定不好，但是我在工廠的三年多，告訴我還需要在工人中繼續學習。他們都在那里說什么“發配”啊！“充軍”啊！“流放”啊。好像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就是為了懲罰廣大的知識分子才讓我們參加體力勞動的。我那個時候就說：“我就不相信中央會把我們當作一個單純的勞動力。”所以雖然我在鑄工車間時間比較長，最多的時間還不是翻砂工而是清砂工，從來沒有哪個領導來問候，最后還是調到了化驗室。到了化驗后我還是滿腔熱情地參加下車間、下農村的體力勞動。復辟不提倡這些了，我還是經常到車間里去轉轉，并且受到教益不少。
廠里的領導確實是把我當作單純的勞動力了。所以說如果后來把我調到化驗室決不是他們的恩德。中央有指示，要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那兒談得上用畢業分配來懲罰我們了？
把我當作單純的勞動力不是我到廠里以后的事，而是我進廠以前就決定了的。本來到機械廠當個翻砂工正是我自己的選擇。我到當地的畢業生分配辦公室報到前，希望能夠到電子工廠里去當個工人。因為我們原子核物理系綽號叫作“無線電二系”，既然命中注定不能搞原子能了，那么最好就是到電子工廠里去，所學的還有所用處。那個時候，我才出校門還受著陳伯達“第二次工業革命論”的影響。據陳伯達說，我國經過WG就應該搞第二次工業革命。教育革命時，我們學校在紅衛兵領導下，也真的在1968年辦成了一個電子工廠，批量生產集成電路，并且使我知道我國當時電子工業發展很快，和外國先進水平的差距大為減小。這是我接受陳伯達“理論”的原因之一。現在看來，這是從局部產生的一種片面性，就好像唐朝發明過蒸汽機不等于已經能夠工業革命那樣。按照WG對條條專政的批判，我國更重要的是發展地方工業以及瞄著農業機械化。為了表明自己并不反對條條專政，陳伯達說：全國每個縣都要辦電子工廠。在學校里我們哪里知道我國的經濟情況啊！聽他這么說，我以為我國真的到了可以立即發動“第二次工業革命”，每縣都辦電子工廠的地步了。何況我是到了一個有十一個縣的大地區去（那也是我自己選擇的，原來分到河南大城市許昌市，有人想離家近，就和他換了），那么有電子工廠就無疑了。但是到了畢業生分配辦公室后，對于我國的經濟情況我才補了必要的一課。當地根本就沒有電子工廠，更談不上每個縣辦電子工廠。我在填表時明確表明要到工廠里去當個工人，堅決不當教師。因為我知道我必須向工人們學習。對于到農村去我缺乏思想準備，那也是對的。因為盡管有一些高年級的同學畢業后到了軍墾農場，盡管許多人把這當作對知識分子的有意懲罰，我才不認為國家會讓我們當農民。我認為那是暫時的鍛煉，另外他們畢業早，文化革命促進的地方工業大發展在當地尚未開始，暫時的安置。除非學農業的才會讓他們到農村去當一個農業技術員。
我們的前途我認識得很清楚。一是各地方要發展工業，所以我們這些畢業生許多人要到當地的工廠里去；第二WG文化要大普及，要大辦教育，所以許多人要當教師。當然各地的其他事業如醫療、新聞等也要發展，也需要人，但我不是醫學院和新聞系畢業的。
當地的畢業生分配辦公室的軍代表要我去教書，并且再三強調，讓我去的中學是當地最最好的中學，哪個中學當時我不熟悉忘了，后來回想大概是一中和高中吧。我再三請求去電子工廠，但是他們說當地沒有電子工廠，如果要去工廠，就只好到農業機械廠去，當一個翻砂工。而且軍代表還告訴我，翻砂工是非常艱苦的工作。
他們給我留下一個印象，好像是強迫我就范，“我就不相信你會選擇翻砂工”。可我就是選擇了翻砂工。這大概出乎他們的意料。如果歷史可以從頭開始，我也決不會不去工廠當工人。我可能會要求跟當地的化肥廠聯系，讓我去化肥廠。我雖然不是化學專業，但對化學歷來很感興趣，自以為高中學得不錯，大學里也自學過化學教科書，覺得像讀小說那樣很好懂，不像機械制圖我確實沒法自學。按照毛主席的定義，化肥廠也是農業機械廠。
翻砂工確實是我自己的選擇，但是軍代表的一番話，卻使我對即將去的工廠領導非常反感。他說到農機廠去當翻砂工是我們為你爭取來的，農機廠的領導還說：如果是學熱處理的很歡迎，學原子核物理的不要。我招一個學徒工每月只要17元半，而一個大學生每月42元半。
——我意味著42元半！
——在我自己選擇的單位領導眼里我就是42元半！
我知道在我將去的工廠領導眼里，我不過是一個單純的勞動力，而且是一個價格太貴不太歡迎的勞動力。即使如此，我還是選擇了農業機械廠，還是翻砂車間。
到廠里后，三年半的時間里沒有一個領導問候過我。在他們眼里我只是一個價格太貴的單純勞動力！！！他們是這樣理解黨的政策的。周圍的知識分子為了自己發牢騷，也最最喜歡拿我為例子，好像替我抱不平，并且還要把我不可能說的話強加到我的身上。可是明明是我自己選擇來的。
我當然從來不會把自己當作單純的勞動力。我借來了機械制圖的書籍，想：既然到了機械廠就得補上機械學知識。我的目標一度是在以后當個不脫離體力勞動的鑄工技術員，或者說一個有文化的鑄工工人。可是盡管在學校里好像沒有哪個學科能夠難倒我，到了機械廠里后，自學機械制圖真正地把我難倒了。剛開始，簡單的圖還可以看看，后來稍微復雜一點的圖就云里霧里了。我看到許多工人還看得懂機械制圖，決心拜他們為師，本來我堅決到廠里來就是為了向工人階級學習的。可是，不知道是我自己的態度不誠懇，還是工人們對我的不理解。聽說我不懂機械制圖他們就是不相信，說我原子核物理都能學，為什么會看不懂機械制圖。我去找領導，明確說：要求領導讓我正式拜個工人為師傅。可是領導竟然再三地問：“你到這兒來究竟是為了什么？”我再三回答：“就是要向工人階級學習，希望正式地拜個工人為師傅。向他們學習，包括學技術。”可是他們還是一再地問：“你究竟是為了什么？”到最后叫我“不要亂想”。我是亂想嗎？這不是黨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教導的嗎？這些領導也許會一本正經地在會上說：“知識分子必須老老實實地向工人農民學習。”實際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說的是什么。或許他們眼里，學會說這一套就好像以前做官就必須會做八股一樣，或許他們也意味著不過是騙騙人的，或者他們也是把文革中的畢業分配看成了對知識分子的懲罰。現在一個知識分子到了他們的面前，主動要求向工人階級學習，他們居然以為這背后一定有著什么另外的目的？？？！！！由于他們根本不理解，于是就以為我是在亂想。也正是如此，他們從來就不過問我。在他們眼里我就是一個價格太貴的單純勞動力！！！
知識分子中肯定會有不少人，聽了我這一經歷后采取嘲笑的態度。但是我想白求恩大夫絕對不會嘲笑，肯定會理解我的。這就是白求恩大夫和他們、和我廠的領導的不同之處。
在他們眼里工人就意味著單純的勞動力，所以如果讓大學畢業生到工廠來當工人，那就是讓他們當一個單純的勞動力。而且和其他工人一樣，既然是單純的勞動力，那么除了讓他們多做一點少拿一點以外，就沒有什么值得過問了。所以我的遭遇正是所有工人的遭遇。只是在我身上才表現出極大的反差罷了。其實讓知識分子當個單純的勞動力不對，把工人當作單純的勞動力同樣不對。毛主席歷來說的：“知識分子要勞動化，工農群眾要知識化。”工人階級也要學文化，辦七•二一工大，到大學里當工農兵學員，學成工人出身、不脫離體力勞動的工程技術人員。七•二一工大必須多多地辦，讓每一個工人都來輪訓，訓練后既搞技術工作又沒有特權、不脫離體力勞動。
正像白求恩大夫說的那樣：沒有任何工作是高級的醫生不屑一做的。最低級的醫務人員只要全心全意地學習和工作，也可以在將來沒有任何工作做不了的。一方面只要對于醫療傷員有利，他什么事情都做，另一方面他對于從未上過學的方醫生又那么關心。他所寫的教材培育了一大批醫務人員，我想他們大概很少是高中畢業的吧！也許不少正是原本沒有學習文化機會因此目不識丁的農民、放牛娃。換句話說，他們大多數絕對是赤腳醫生或工農兵學員。
無論是大學出身還是工人出身最后確實應該同歸于一，不應該同歸于單純的勞動力，更不可能同歸于精神貴族，而是不脫離體力勞動的知識分子，或者說有文化的工人。
如果我的領導是白求恩大夫就決不會這樣。一定在我到廠后一方面教導我不要脫離體力勞動，和工人相結合，另一方面盡量地發揮我的作用，如果他們不了解我學的那些知識在廠里可以得到使用，就會來問我。當我要求補習機械制圖時，也會派人認真輔導。對于普通工人，除了上班以外，也關心他們學文化，積極地辦七•二一工大，讓每一個工人都來輪訓。不過話要說回來，不知是自覺的還是隨大流，當時的廠里領導還是做了一些工作的。比如每個車間都訂了十幾種報紙，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參考消息》等，而且在廠里的圖書館，不但有很多書籍，還訂了很多雜志，除了技術雜志以外，甚至有《哲學研究》、《歷史研究》、《紅樓夢研究》、《自然辯證法》雜志等。顯然有工人翻閱。復辟以后書報越來越少，最后干脆關閉了。從此以后工人絕對被排斥于文化以外。
共產黨打天下就是這么干的，如果不是這樣，當初極少數的知識分子加上絕大多數目不識丁的農民和少數的工人，怎么打得下天下？又怎么管理打下的天下？
如果換了我國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在他們看來：放牛娃？不識字的農民？還有什么資格來學醫學？他們只能當個普通的小兵和敵人拼命，就是當個衛生員也只能喂喂飯、提提屎尿、充其量纏纏綁帶罷了。也正如此，所以這些是低級人干的，自己那樣的上等人、人上人是絕不愿意干這些低級活的。
他們把人類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己，另一種是大多數，自己必須高踞于大多數人之上。
附帶要補充的是，就是在1970年我到廠里不久，報上開始了對陳伯達“第二次工業革命論”的批判。批判文章我拜讀過，并不使我服氣，這些文章也確實缺乏說服力，那可能得由張春橋和姚文元負責。不過不久以后一系列事實使我明白，陳伯達的“第二次工業革命論”確實應該批判。那完全不符合我國的實際。如果我不是堅決要求到工廠，而是一心脫離體力勞動和工農，就根本不可能明白這個道理。事實證明，這樣的人確實到現在也始終弄不明白。當時我國首先需要的是廣大地方圍繞農業辦工業，辦了工業促農業。至于第二次工業革命至少是時機未到。電子計算機好比靈魂，機械化好比是軀體。我國的絕大多數農民還在手工勞動，沒有機械、沒有軀體，靈魂安在那里？不是成了幽靈了。所以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辦了地方工業后實現農業機械化，而我正在農業機械廠里。現在中國的農業機械化被私有化破壞了，氣勢洶洶地對批判“第二次工業革命論”反攻倒算的人，把我國的電子計算機工業也毀了。雖然從外國買了大量的電腦（實際是洋垃圾）卻大多數成了玩具，不但沒有實行什么工業革命，而且我國的中央工業垮了，地方工業成了龐大而頭腦簡單的恐龍。現在工廠里的電腦都是用在管理上，在生產上哪兒用了電腦？至少絕大多數工廠里看不到。
長期以來，赤腳醫生、工農兵學員、七•二一工大受到了新老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嚴厲抵制，久久不能推廣。學校的教育革命也阻力重重。毛主席在1967年就說過：教育革命有三個前途，第一是革命，第二是改良，第三就是失敗。一開始我們無法理解，為什么私有化市場化路線斗倒后還會如此？一旦著手才發現是如何地困難！學校里知識分子熱心的不多，大多數人不過冷眼相對。在工廠里干部和知識分子熱心的也不多。等到不能不推行開來時，正像俗語說的那樣：他終于把新娘迎來舉行了婚禮，但是新娘已經被奸污了。在許多情況下竟然被有的人當成了讓自己和自己的子弟脫離工農轉入貴族階級的階梯。真正像方醫生、像春苗那樣的人卻被排斥。也正如此，比如七•二一工大，一些單位久久不能辦起來。一旦辦起來就只是一期，不是讓所有的工人都來培訓。優先培訓的也不是工作最最認真負責積極的工人，而是有關系的人。一旦培訓出來，就要地位、要加工資。按理你經過單位的培訓，你的工作理應做得比其他工人好，可是竟然成了某些人認為自己理應得到比其他工人高的收入和福利待遇的“根據”。這種情況到了復辟時期表現得最為明顯。按理七•二一工大培訓過的人平均工資應該和其他工人一樣，實際普遍超過了其他工人。體力勞動也不參加了。有的人已經混跡于貴族階級了。
有的赤腳醫生、工農兵學員現在也混跡于貴族階級，自己封就了自己是個無所不知的大知識分子，說話的口氣，都和其他科班出身的大知識分子一樣。按理，赤腳醫生是為大多數群眾服務而且不能脫離大多數群眾。工農兵學員許多人是帶薪學習的，既然學習的條件是國家提供的，脫產學習時其他工人都在努力勞動，回來后他們的平均工資收入應該和其他工人一樣，也不能脫離體力勞動。即使貢獻比其他工人大，收入也不能超過其他工人，因為你得到了其他工人沒有的帶薪學習的條件，貢獻比別人大就是應該的。但是有的人說話的口氣都不一樣了，自此以后也擺脫了體力勞動，好像他們自此以后就高人一等了。這種情況復辟以來非常普遍。復辟時期一方面大肆攻擊赤腳醫生和工農兵學員，七•二一工大，另一方面對于原來在七•二一工大出來的、當了赤腳醫生的，又百般引誘他們貴族化。
另外在毛澤東時代，人民公社和大隊、生產隊讓某些人去學習配合飼料、學習銀耳等菌類養殖、學習對蝦、珍珠等水產養殖，本來學成后應該為集體作貢獻的。私有化，人民公社被強行摧毀，集體安排并提供條件讓這些人脫產學習的技術，就成了個人的私產。有的人因此“富了起來”，置大多數農民于貧困狀態。
以上這些雖然不能說在復辟以前個個是如此，但相當程度地存在著，在復辟以來則大批地被拉過去了。
不能說WG搞工農兵學員和七•二一工大沒有一點成就。我國經過WG，辦起了一大批的企業，雖然大多數是地方性的五小工業，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企業不等于設備，首先還是技術力量。我國的鋼鐵廠、機械廠、化肥廠、水泥廠等在數量上幾倍、十幾倍、甚至幾十倍地猛增。每一個廠就有一套技術力量，包括技術工人，工農兵學員和七•二一工大就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也正是由于有了這樣的一套人才，才有現在龐大的地方工業和某些地區的農村工業。
早在解放初，我國就開始培育工農兵學員了。也真正是有實踐經驗的工人，以及生產建設中的模范。那時工農兵學員少，都是著名的全國勞模由中央選拔，還不大受官僚主義階級的歪曲。最最有名的兩個是郝建秀和李瑞懷。郝建秀創造了郝建秀工作法，在1956年入學。過來人都知道，她到學校時連四分之二與二分之一那個大都分不清，但還是刻苦學了下來。李瑞懷是個木匠，大躍進中因為發明了放大樣進大學。當時他們都確鑿有很大的貢獻。他們應該感謝黨和毛主席以及社會主義。應該積極贊成WG提倡赤腳醫生、七•二一工大和工農兵學員，應該堅決擁護工農群眾成為文化的主人。是不是這樣大家判斷。至于現在他們所以特別出名，倒不是工作和技術，原因也人所共知。大浪淘沙，五十年代的工農兵學員看來現在也有混跡于貴族階級的。
解放以前，從革命隊伍這個大學校里出來的也有變質的。有的人當時打仗很勇敢，并且由農民成了將軍，現在卻成了貴族老爺。
電影《春苗》總的來說很好，但也有個很大的缺點。赤腳醫生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不是單純一個春苗加上一個與工農結合的醫生創造的，而是大躍進中自然地涌現出來的。對于《春苗》本人建議重拍，要寫出這個時代背景，要多寫寫在1961年和1962年她的遭遇，而且還要出下集。在下集里春苗既得到了學習醫術和為廣大農民服務的機會，又再一次地受到了排斥和打擊。而某個沒有什么本事，也不熱心于為農民服務，削尖腦袋鉆營的人卻通過關系當上了赤腳醫生，又不好好鉆研技術。到了復辟時期終于成了人們憎恨的貴族，一個文盲加流氓，一個騙人的庸醫。為了改變醫改下廣大農民、工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藥，春苗努力培育自己的接班人廉價地替工農治病，卻被剝奪了醫療權。而騙人庸醫到處橫行，可以不受懲罰，甚至有大醫院為他們開綠燈。最后春苗和她的接班人參加了推倒反動復辟王朝的斗爭，并在革命成功后積極加入了改變廣大工農缺醫少藥的局面。歷史的積累使得要拍好這個電影，素材真是太豐富了，現在到處可以找到貴族老爺式的醫生和騙人庸醫的模特兒，以及庇護他們的官僚和醫院。可以組織個班子，并全國性地征求模特兒和素材。
知識分子在學校里學了一點書本知識并不是壞事。世界上最最壞的就是缺乏自知之明、自命不凡、讀了一點書就自以為了不起，把尾巴翹到天上去了，自以為高人一等。也正是這樣，他們的認識必然受到了限制，自以為無所不知，實際上在許多方面只能算文盲再加上一大堆偏見。文盲還僅僅無知，頭腦白紙一張，認識到自己無知翹不起尾巴，還可能有自知之明經過努力學習變成有所知，甚至在白紙上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而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自滿自足把自己封閉起來，從此油鹽不進再也不能得到知識有所長進。科班出生的尚且不應該如此，那些明明學了半瓶醋卻要混跡于精神貴族，自充一個大知識分子就更加令人討厭了。
人貴于有自知之明。任何人都不能翹尾巴，不能高人一等。
白求恩大夫醫術是很高明的，但是他在技術上還是精益求精，就是因為他有自知之明。方醫生是一個赤腳醫生，在革命隊伍里從革命的需要出發，所以能夠認真學習，終于成了一個比科班出身的水平還要高的醫生。白求恩大夫的輔導是不可少的，但首先是他自己意識到革命的需要而認真學習，不是為了混跡于貴族隊伍。所以白求恩大夫來后，他就認真地學習外文，以利于向他學習醫術，即使沒有白求恩大夫，他這種精神也會使得他的醫道逐步提高的。
最最關鍵的就是是否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學習知識是用來改造世界、為大多數人服務，還是為了自己混跡于精神貴族？如果是為大多數人服務，就會精益求精。如果為了混跡于貴族，那么學習知識也僅僅是個敲門磚，一旦混入貴族階級，就可以滿足了，甚至只要能夠混入貴族階級，不需要認真學習，或者學一大堆知識垃圾，什么手段可以混入就什么都可以做得。稍微學了一點皮毛、出了一點力就自吹為了不起，在別人面前表現出一付我比你高貴的樣子來。而白求恩大夫當初學習醫術就是為了幫助大多數勞動人民擺脫疾病的痛苦。當他明白大多數人民的痛苦不是醫術能夠改變的，這個社會需要改造時，就成了加拿大的共產黨員，并且全身心地用自己的醫術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斗爭和人民的解放斗爭。所以他對工作極端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極端熱忱。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所處的環境條件有優劣。關鍵就在于為了誰？正是由于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所以白求恩大夫升華成了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方醫生也是這樣，因為他知道有戰爭就有傷員，而且能治好傷員就能使抗戰勝利。春苗是因為看到家鄉的村民們缺醫少藥。
所有這一切，都是我國廣大的知識分子學習的好榜樣。我國的大學生、工農兵學員、赤腳醫生是不是都是像白求恩大夫、方醫生和春苗那樣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學習的呢？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每一個知識分子都應該以白求恩同志為鏡子，好好地照一照自己，并且向白求恩大夫學習。

埋葬帝國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強國
曹為平跨千紀惡魔
二〇〇九年九到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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