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參加勞動·「黨的領導」·工人參與管理（初談「教育干部和群眾」）
正如上文所說，「首席執政」一直把「教育干部和群眾」視為國之大事。多年推動后，「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前沿要素「各級干部都必須參加集體生產勞動」[94]，最終寫進中國憲法。利用這一手段，權力核心希望達到多個「教育」目標：加強官員自律；改善干群關系；提高領導者的管理素質。
部長司令們挽著袖口扛起鐵鍬雨淋日曬之余，確曾紛紛起誓「我們決不能把職權當作特權，要做普通勞動者」[95]。這誓言遠非純粹的違心套話：不少「石光榮」、「姜大牙」式的工農干部尚未徹底淡忘「造反」的樸素正義感；五六十年代，「許多同志也以自己能以普通勞動者面貌在群眾中出現引以為榮」[96]（薄一波）。在工廠礦山，管理層發現了「以情動人」的超高紅利：「干部越是經常參加勞動，以身作則，沖鋒在前，退卻在后，工人的自覺性就越高」[97]；以大慶油田為例：哪怕干部與工人一同打飯睡幾天宿舍，也能激發部分淳樸職工的加班熱情[98]。
最后——也最重要——的目標，是讓車間實踐點撥干部「及時發現并認識生產的客觀規律，總結及傳播先進經驗，盡可能地按照客觀規律組織領導生產」[99]（黑龍江省委書記歐陽欽），亦即制度化地培養賢官能吏。作為「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發源地，黑龍江的最高長官說得直白透亮：鑒于「干部的主要任務是從事管理及其它工作，工人的主要任務則是生產」[100]，所以群眾管理的本質在于「加強工人群眾的主人翁責任感，培養他們的管理能力，運用他們在生產實踐中的經驗，豐富我們的管理知識」[101]（黑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工人的主要任務是生產」。有這條定位原則墊底，不難猜到書記們指引的「群眾管理之路」拐向何方。在「兩參一改」的首創地——慶華工具廠，「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沒有清算住宅等級制，而「首先是指向工藝規程、操作規程和勞動組織、生產組織等方面」[102]，讓省市領導興奮得烏紗亂顫（「（慶華廠）一九五九年的生產能力比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提高了一倍半」[103]）。在其它企業，各生產管理小組的工人分頭包攬考勤、記錄、計劃、工具、材料與質量檢驗，改善了作業流程：「由于工人發現問題及時解決，中斷工時大量減少，有些小組已消滅了這種現象，生產效率大大提高」[104]。
毛時代頭號工業巨人——大慶油田也未置身事外：「搞社會主義企業，要依靠廣大職工的革命行動。大慶石油會戰本身就是一個大規模的群眾運動」[105]。當地管理層不甘人后，火速呈上幾壇政績酸菜。除了已熟知的「發動群眾討論生產上的作業計劃，討論規章制度，討論生產技術的重大問題」[106]，油田領導鼓搗出一個「政治民主」的新款玩意兒：「各種會議或生活會上，工人都可以插話，對干部進行面對面的批評，正確的意見，干部就立即接受」[107]。誰判斷意見正確與否？干部。誰決定接納——哪怕十萬分正確的——進言與否？干部。誰應整治不聽勸的干部？看來只有更大的干部。大干部也有犯混的時候：「生產建設的瞎指揮，許多來自上面」[108]（薄一波），誰去對他們「面對面的批評」？誰來整治一意孤行的大干部？「政治民主」的新思維如此這般地墜入官僚專權的舊輪回。
解放后，「許多廠礦企業整頓勞動紀律只整工人，對職員和領導干部的勞動紀律則不加過問」[109]，工人大眼瞪小眼；六十年代初，中央喝令下屬「不要把技術上的不同意見，隨便當成思想問題，更不要當做是政治問題」[110]隨意整人；嚷嚷「炮打司令部」的偉大領袖，真心指望的仍是灰色官僚：「黨的領導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將決定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命運」[111]；天庭尊神的紛紛倒地，沒讓凡間小民起身入堂：「要聽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話。使中央實行毛主席的路線就是大民主」[112]（周恩來）。聲浪蓋過天的「工人參加管理」呢？其實，當政者早已透徹揭示「鞍憲」的本質功能——「充分調動廣大職工群眾的主人翁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保證了更好地貫徹執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113]。花樣百出的背后，「黨」繼續端坐指揮決策的禁地明堂，堂下工農繼續跑腿賣命，延續著貫穿整個毛時代的尊卑秩序與利益格局。
翻身期盼與新型壓迫的巨大反差，特權階層及時行樂與無產階級「人肉換石油」苦斗氣魄的辛酸對比，不可避免地催生、深化著工人隊伍的失落與隔膜感。「首席執政」連發警報：「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114]，因為現實本就處處敲打工人勿忘自己的無權地位；但幻想耍幾套「以情動人」的把戲蒙混過關，未免低估勞苦大眾的階級直覺。內部會餐的酒席上，廟堂長老閑談間痛感部分青年工人「還不能很好服從國家利益；對待公共財產和勞動紀律還缺乏自覺性和主人翁態度」[115]，甚是可惡。首長們幾分焦躁、幾分失態，也越發抱定加大馬力「教育干部和群眾」的決心。
「政治掛帥」與工人熱情（再談「教育干部和群眾」）
中蘇決裂后，北京連聲呼吼「防止修正主義」，并把「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116]（毛澤東）列為第一防修法寶。眾所周知，「精神革命」與克制私欲（即「鞍憲」強調的政治掛帥）是毛式思想改造的主要旗幟，且隨著時間流逝越掛越高。
「首席執政」曾抨擊工資體系「評成三十幾級，這樣的讓步，就不對了」[117]，卻沒了下文。兩相對比，他更熱衷咒罵「官氣」：「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118]。這股「氣」（或曰「個人主義」），而非政治局的高薪、京滬特供店、北戴河別墅與主席夫人的品牌金表，成了當局「教育干部」時窮追猛打的惡鬼。上層——盡管較隱秘——日漸洶涌的拜金物欲，是特權系統的必然產物，中央有何對策？它時而沉下臉「反復告誡全黨干部，必須以普通勞動者和人民勤務員的態度出現，與群眾同甘共苦」[119]，時而哀告吁請「我也在內的407個人，應該作出一點表率」[120]（周恩來）。聲嘶力竭七葷八素之后，僅換來「我們這些人身上，個人主義或多或少地都存在」[121]（原公安部長謝富治）一類的虛浮表白。至于工農的自我組織權、硬性任免與決策權等等「洋八股」，更要三緘其口外貼封條。久居權力之顛，諸領袖益發深信萬物操之于我：「我看可靠、永久的（防止腐化的）辦法，可傳到我們子孫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級領導人的革命覺悟和革命嗅覺」[122]（陳云），連黨內監督也不入法眼了。
毛思想照耀下，官員「清洗靈魂」即可交差，工人被「洗」的卻是靈魂外加上衣口袋。以鞍鋼工人為例：1956年的企業工人工資總額包含了大約25％的獎金、津貼；高層聞訊大怒——「這顯然是不合理的」[123]（周恩來），半強迫半鼓動地廢除了津貼制。鋼鐵工人拼命「獻工」、「獻點」（即延長工時）之際，收入猛跌無異后腦挨了一棒[124]。冒進快車摔落泥坑后，低效浪費與饑荒恐怖的惡果由工農一肩擔起；溫飽無憂的官員們，卻送來更多「政治掛帥」的精神窩頭：「既要解決思想問題，又要切實解決應當而又可能解決的實際困難，而以提高思想為主」[125]（薄一波）。強勁宣傳與組織篩選，馴化了一批埋頭拉車的樣板順民：「保證在今后實際工作中積極努力，貫徹實現這次黨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126]（大連勞模、鉚工趙成滿）；工人階級越低頭，它的自治機構與自衛手段越退化。工會不必說，職工代表大會這個所謂的基層權力機關，也「往往變成領導布置任務、群眾提出保證的會議」[127]（工業交通工作部長李雪峰），混似不開張的聾啞店。
然而，解放初的工人大眾有失望、有痛楚，卻仍充滿期待、鼓舞與火山樣的熱情。與黨同歷革命血途的工人干部，視自主騰飛為人民新生的開始：「這里是新記錄，那里是新發明，‘首次通航’、‘首次開工’……這一切標志著勞動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運」[128]（吳運鐸）；老工人里面最堅韌的一群，當年笑對老板爪牙的槍口，把紅色政權的強固看得比命還重（孟泰[129]）；飽嘗洋資本歧視的部分青工，在民族工業的熱潮中找到了自身價值（「鐵人」王進喜）。某個時刻，官方與群眾似乎無限和諧——上層公告「支持廣大青年進行大膽思考和頑強試驗的創造精神」[130]（共青團書記胡耀邦），下層的技術創意山呼海嘯而來[131]。在北京，「參觀了（合理化成果）展覽會以后，許多工人興奮地說：‘咱們的力量真是無窮無盡’」[132]；在華南，「工人群眾對加快建設速度、擺脫繁重體力勞動和手工操作的要求更加迫切」[133]（上海市委），自發的技術鉆研浪頭無數[134]。在「風暴眼」鞍鋼，眾多文化夜校與技術訓練班改善了工人素質；上級誘導與生產突進，使陶醉情緒彌漫于高爐車間：
「海城五金合作工廠的職工，大干十天實現了半機械化和機械化后，工人們興奮地說：‘這回可和老君爺留下的大錘、風箱離婚了’，并紛紛照像留念」[135]。
夢總要醒的。
收起動員大會上的笑臉，黨委會議撥著冷冷的算盤：「（工業拓荒）很需要（王進喜）這樣的模范人物，來帶動人們、引導人們不怕苦、不怕困難、不愛錢」[136]。犧牲與匱乏年復一年，希望熬成了眼淚；除了雙手的老繭，工人仍舊幾乎一無所有。官府的秘密報告留下幾行文字：「工人的業余時間大量地被侵占，所以工人得不到休息，許多廠礦的會議是無限制的，業余活動或者業余學習是強制的」[137]。不斷被「大搞」而抗拒無門，令群眾的無力感日增；憤怒的暗流，只在文革初期稍得宣泄。自我組織經驗與抗爭常識的斷代與缺席，使中國工人……前潰不成軍，至多且退且戰。
「鞍鋼憲法」與……
看盡……的腐惡吏治，國家機器偶爾也感慨社教運動「能找出這樣那樣的缺陷，但當時確實教育和挽救了不少干部」[138]（原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一聽「運動」二字，老板的家臣立馬腮幫亂顫：「無論如何，決定權應該還是在所有者個人手中，而不能讓局外的非所有者也插手支配」[139]（秦暉）。聚斂資本的同時，政商精英面臨升級換代的大使命：「國際競爭中，廉價勞力只能給‘福特主義’帶來暫時的優越，而‘后福特主義’的質量型競爭才是我們民族工業振興的關鍵」[140]（崔之元）。雖說對紅色精神遺產頗懷忌憚，從速培養無產大眾的奴役文化，漸成……的時髦思路。
在南方，寶鋼落實「無庫存生產」，誘導工人替老板把關產品質量；資方還引入「大工種」概念，驅使職工掌握相關技能，提升了勞動力素質。在北方，商界大佬認準「改造人的思想是最難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生產力的源泉」[141]（青島港集團董事局主席常德傳），實為強化剝削的秘方。鐵人精神也好，「三知五必到」[142]也好，舊官僚控制工人的若干訣竅讓新主子頗感興趣。%%%%%%%%%%%%%%%%%%%%%%%%%%%。%%%%%%%%%%%%%%%%%%%%%%%%%%%%%%%%%%%。馬列先賢的實踐精華，將有益于奴隸們最終贏得「攻打天空」的戰爭：
「無產階級建立了一種新型組織。它有廣泛代表性，可容納不分職業和覺悟水平的工人大眾；它極靈活，不斷拓展影響并廣泛吸收新階層，向靠攏無產階級的各城鄉勞動階層敞開大門。工人階級賴以自治、搏殺及奪取國家政權的這種組織，既獨一無二，又已經受各國實踐的檢驗。它是當代無產者的最偉大成就，它是百試不爽的階級利器」[143]。
3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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