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直接影響百姓收入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
人民網記者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0年07月14日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141339.html
勞動報酬占比與經濟發達程度并不具有直接的相關性
記者：我國勞動報酬占比的實際情況究竟如何？應該怎樣客觀認識“勞動報酬占比下降”？
答：勞動報酬占比是一個統計指標，其實際情況如何取決于權威統計部門。國家統計局是這樣的部門，全國總工會也有調研渠道，但是，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是不是也具有相關的調研渠道，我們不清楚。
從目前披露的數據和理論上的依據來看，勞動報酬占比下降，是公有制的比重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下降和工會未能在市場經濟充分發揮作用的客觀結果。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非公有制經濟成份（含內資和外資）越大，勞動報酬占比往往越低。而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中，由于左翼力量和工會運動的程度和效果不同，不同國家的勞動報酬占比與其經濟發達程度并不具有直接的相關性。蘇聯解體后，隨著工會運動受到打擊，西方發達國家的勞動報酬占比也普遍下降了。
直接影響百姓收入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
記者：“勞動報酬占比”與“勞動報酬”之間是什么關系？直接影響百姓收入多少的關鍵因素是什么？
答：勞動報酬占比是一個相對量，而勞動報酬是一個絕對量。勞動報酬高不等于勞動報酬占比高，反之亦然。與勞動報酬相比，勞動報酬占比更能反映勞動者在收入分配中的經濟社會地位。勞動報酬占比越低，勞動者的經濟社會地位越低。
直接影響百姓收入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統計資料顯示，非公經濟中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占比一般是低的，而勞動報酬通常也是低的。盡管某些外資企業中勞動者的報酬較高，但是由于這些勞動者本身的素質較高、勞動強度較大和勞動時間較長，所以與勞動貢獻相比，實際報酬并不高。這就是在某些中外私企拿較高勞動報酬的人還要跳槽到勞動報酬較低的單位之緣由。
提高職工工資目前具有三個方面的積極意義
記者：各地普遍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這是否反證我們的勞動報酬太低了？在當前形勢下，提高職工工資、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具有什么樣的重要意義？
答：即使各地已經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按照新的標準，與企業高管層收入、利潤率和勞動生產率相比，勞動報酬還是偏低。況且，各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與近些年來溫和的通貨膨脹有關，主要是通貨膨脹積累的結果的反映。
在當前形勢下，提高職工工資，解決財富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至少具有下列重要意義。一是深入落實科學發展觀，發展成果要合理分享的需要；二是刺激國內消費和拉動經濟增長的需要；三是促進產業結構和外貿結構升級的需要。馬克思曾經指出，由于工資太低，使用機器反而會使生產變貴，因而英國發明的機器曾經只能在北美使用。工資偏低同樣是目前我國產品結構、技術結構、產業結構和外貿結構調整與提升不快的原因之一。有輿論說，這些勞動者是落后生產力的代表，不值得為他們說話，這是謬論。
勞動報酬占比下降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結構的變動
記者：勞動報酬占比下降的原因有哪些？與各種統計口徑、經濟結構轉型等因素，有什么樣的關系？
答：各種不同的統計口徑計算出來的勞動報酬占比會不同，但真實的勞動報酬占比只有一個。最合理的計算方法是全國進行專項普查，否則計算誤差會較大。
勞動報酬占比下降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結構的變動，其次是工會等職工維權組織作用的沒有發揮。在私有經濟中，雇主為了追逐利潤最大化，必然極力壓低工資，使得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好處盡量為雇主和資本所得，從而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報酬占比必然越來越低。當前，中國在經濟結構轉型中強調更多地發展私有經濟和對外招商引資，現存的國有和集體企業也大量被股份私有化，這必然會導致勞動報酬占比的下降。
企業的利潤是由勞動創造的，資本只是提供創造的客體條件而已
記者：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實現普通職工收入的正常增長，有專家認為，企業的利潤是由勞動和資本共同創造的，企業利潤分配理當由經營者和勞動者共同決定，所以，采取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或叫“工資共決”，對于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對此，您是怎么看的？
答：企業的利潤是由勞動創造的，資本只是提供創造的客體條件而已。正如我們不能因為黃世仁出租土地給楊白勞去勞動，我們就說糧食及其價值是黃世仁和楊白勞共同生產出來的。實際上糧食的源泉是楊白勞的勞動與土地、種子、勞動工具等生產資料，而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只是憑借私有產權而不勞而獲地收取實物地租。同樣，企業的剩余價值或其轉化形態利潤同地租的性質一樣，作為生產資料的資本自身的價值只是轉移到新產品中去，而不會創造新價值。不具體參與生產經營管理的私人雇主與地主在獲取“剩余索取權”（西方產權理論用語）或剩余產品（馬克思用語）這一性質上是相同的。
工資共決可以抑制雇主對于工資的過分壓低，可以在一定條件下改善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是，只要雇主能夠獲得利潤，資本的積累就會越來越多，資本所得的占比就會越來越大。
政府應當像當年英國政府一樣向企業派出工廠視察員
記者：企業應對職工工資之策無非有二：要么不給員工漲工資，據統計，目前我國70%以上的勞動者在非公企業就業，加不加工資主要由老板說了算，政府干預的空間很小；要么通過產品漲價消化工資成本，那樣又會引起物價快速上漲甚至通脹，影響百姓生活和社會穩定。而有專家認為，提高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最可行最合理的辦法是降低政府財政收入。對此，您怎么看？
答：不能混淆居民收入與勞動者報酬。降低政府財政收入只會增加雇主的收益，而對于改善勞動者報酬無益，甚至有害。因為這減少了政府通過再分配向勞動者轉移的份額，反而會降低勞動者報酬的占比。
目前中國所有嚴重的現實問題往往都是有誤的理論左右著人們的思考和決策。首先，政府干預的空間很大而不是上述理論所認為的很小。實際上，如果嚴格檢查落實法定勞動時間和勞動合同法等保障勞動者利益的措施，甚至立法規定所有企業的職工收入增長應與企業的高管層收入、勞動生產率和利潤三者增長密切掛鉤，那么，勞動者報酬本來可以更高一些。政府應當像當年英國政府一樣向企業派出工廠視察員，對于侵犯職工利益的行為直接進行起訴，而不能僅僅要求每個單位的工會一對一的集體談判，每個職工花大精力去進行效果不佳的維權，并導致許多企業內外不和諧的行為和局面。政府還可以進一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等。應當看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調節和干預的空間非常大。
其次，馬克思曾經指出，如果資本家能夠通過產品漲價消化工資成本，那么即使不漲工資，資本家也早就漲價了。那種認為漲工資必然會導致通貨膨脹，只是代表雇主利益的西方經濟學的錯誤理論而已。
新建企業員工的收入共決機制以提高勞動占比
記者：如何提高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對于勞動報酬問題，國外走過什么樣的路，有何借鑒作用呢？
答：首先是全面落實黨中央關于科學發展觀所強調的“兩個毫不動搖”，而不能是毫不動搖地大力發展非公經濟，而毫不動搖地大力消除公有經濟，在積極發展壯大公有經濟過程中擴大國有和集體企業的用工量。這是因為，統計資料表明；在相同情況下，公有經濟的平均勞動報酬高于非公經濟，勞動報酬占比相對較高。其次是國家立法規定職工收入的勞資共決制度和增長制度。其要點，一是規定企業高管層收入（廣義收入含變相收入即福利）、勞動生產率和利潤的增長須同職工收入的增長保持一定的比例。二是新建企業員工的收入共決機制。加強工會在企業職工收入的勞資談判中的作用。只有董事會的薪酬委員會（或成立相關分配和福利機構）與工會集體談判的書面協議，才能作為董事會最后通過的法定有效協議。
對于勞動報酬和福利問題，二百多年國外資本主義國家始終走在雇主階級與雇員階級此起彼伏和程度不同的博弈道路上。當前西方金融和經濟危機再次引發歐洲、日本等雇員階級的不斷罷工和游行示威。因為西方政府是站在雇主階級的立場上主要是事后來協調勞資關系的，這就要求作為人民政府而非“中性政府”的社會主義政府記取西方的教訓，應當站在雇員階級的立場上主要是事先和主動地積極協調勞動關系或勞資關系。過去西德法定企業董事會中雇員的比例和收入共決機制、工會依據企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來談判雇員收入的合理增長、日本企業依據職工工齡的增加而增加收入等等，都是我國可以借鑒和進一步變通創新的。
記者：值得關注的就是產業工人收入分配占比問題，據說是逐年下降的。21世紀經濟報道分析，2006年的數字，農民工報酬只占當地城鎮居民的37.8%。提高產業工人工資水平具有什么樣的重大現實意義？
答：逐年下降的原因，一是因為中外私有經濟的比重是逐年提高的；二是因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資本的積累是逐年進行的。提高產業工人工資水平，不僅可以大大推動中國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產品結構和外貿結構的升級，而且可以大大緩和社會各種矛盾，對于構建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和雇員分享發展成果的公平正義社會意義非凡，也可以帶動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等其他領域人員收入的相應提高，從而拉動各階層的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
記者：在我國經濟發展現階段，勞動報酬占比究竟多少合適？勞動報酬占比提高到多少，才能使勞動報酬增長與GDP增長大體同步？勞動報酬占比有沒有一個“黃金比例”，以對國民經濟的增長以及國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很好的促進作用？
答：勞動報酬占比究竟多少合適，取決于勞動報酬的絕對量和GDP的絕對量。GDP越小，勞動報酬的占比應當越高。從勞動報酬的絕對量來看，勞動報酬應當使勞動者及其家庭維持一個不斷進步的社會最低生活水平以上。要使勞動報酬增長與GDP增長大體同步，必須采用指數化工資，即每年參照GDP的增長率制定工資的增長率。
這樣看來，勞動報酬占比并沒有一個黃金比例，但西方經濟學通常用柯布和道格拉斯最早測算的比例為75%即四分之三。如果能夠達到這樣一個比例，自然會對國民經濟的增長以及國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起著很好的促進作用。
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率是同方向變動和互相促進的關系
記者：勞動報酬占比不僅關系到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更關系到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關系到社會的公平正義。十七大報告指出，從“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改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對此，您是如何解讀的？
答：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事物是普遍聯系的辯證法的。這是因為初次分配與再分配是相互聯系的，而不是完全獨立的。從西方發達國家的歷史來看，如果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那么初次分配就會隨著再分配的進行而發生反向變化，使得再分配無效反而成為對于資本家的補貼。例如，英國的地主和租地農場主曾經付給農業短工極低的不能養活自己的工資。其差額部分由救濟金補足。而如果沒有救濟金，這些地主和租地農場主將不得不支付農業短工可以養活自己的工資，正是由于沒有在初次分配中注重公平，結果救濟金就轉化成了地主和租地農場主的地租和利潤。
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率是同方向變動和互相促進的關系，也就是說，越公平，效率越高，反之則相反，而并不是現代西方經濟學所說的二者呈現反方向變動和互相替代關系，即越公平，效率越低，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過去流行的所謂初次分配講效率、再分配講公平，是錯誤的觀點和政策。十七大報告糾正了以往種種有誤的觀點，強調兩次分配都要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是十分準確的。
逐步提高勞動報酬同保持經濟發展和出口比較優勢并不存在尖銳的矛盾
記者：過去我們的經濟高增長特別是出口高增長，是以我們的低勞動力成本為代價的，特別是低勞動收入為代價，今后既要保持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又要逐步提高勞動者報酬實現體面勞動，如何處理這個二難選擇？
答：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學說與勞動力成本有一定的聯系，但主要與勞動效率有關。只要兩個國家的兩個不同產業具有不同的生產效率，這兩個國家就都具有各自的比較優勢。低勞動力成本有時也沒有比較優勢，否則，非洲和拉美一些國家的工資比我國還低，為什么他們沒有實現經濟高增長和出口的高增長？
顯然，隨著中國勞動者報酬的提高，企業將升級產品結構、技術結構和產業結構，而在新的產業結構中，即使中國提高了工資，相對于國際市場，仍然可能具有較低的所謂比較優勢。譬如2008年，作為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資收入，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低于發達國家的50%。這就是說，我國漲工資收入的空間還很大，逐步提高勞動報酬同保持經濟發展和出口比較優勢并不存在尖銳的矛盾，有時往往看似壞事，其實是好事，能夠產生新的層次較高的比較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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