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加里曼丹共產黨與北加革命》（連載六）

　　探史先生(前北加里曼丹共產黨第二分局書記洪楚庭)將其文稿《北加里曼丹共產黨與北加里曼丹革命》一書電子版賜予烏有之鄉，本網站將予以連載。

　　第三章 北加里曼丹共產黨在武裝斗爭高潮時期

　　（1965－1973年）

　　第一節 歷史性的砂盟9.19坤甸會議

　　1965年9月17至19日，砂拉越解放同盟在印尼坤甸秘密召開中央擴大會議(簡稱“9.19會議”)。會議由文銘權主持，出席會議的除砂盟中央委員黃紀作和林和貴之外還增加了黃紀曉、葉存厚、楊柱中、貝文對、蔡瑞新、謝焉素、劉順勝、田云端、李玉蘭等人。此次會議是自1962年砂盟遭受敵人嚴重破壞之后首次召開的中央擴大會議。會議主要總結了砂盟過去的斗爭經驗和教訓，并討論了在新形勢下的奮斗綱領和斗爭策略，對北加里曼丹革命工作做了全盤部署。根據當時國內外形勢，與會者一致認為旗幟鮮明地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建立北加里曼丹共產黨的時機業已成熟，會議一致通過成立北加里曼丹共產黨，解散砂拉越解放同盟，并委任文銘權、黃紀作、林和貴三人組成建黨工作小組以具體負責此事。當時的想法是北加里曼丹共產黨成立后即成為領導北加里曼丹革命斗爭的最高組織。而剛成立不久的“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則作為其領導下的外圍組織。等黨正式宣布成立后，砂拉越解放同盟即告解散，所有砂盟盟員如無特殊原因都將直接轉為黨員。砂拉越解放同盟經歷了十多年的艱苦奮斗，在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爭取砂拉越獨立的斗爭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至此它已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被一個奮斗目標更高的組織-北加里曼丹共產黨所替代。“9.19會議”另一項重要決議是擴建武裝隊伍和創建革命基地。會議決定將革命活動的區域劃分為東部和西部兩大活動區，或稱兩個基地。東部是指砂拉越第二省以東的所有邊區地帶，計劃將它逐漸建設成為武裝斗爭的大本營和黨領導核心的駐地。會議決定派黃紀作、林和貴、貝文對和蔡瑞新先行到東部去開創這項工作，并決定以林和貴為首。后因林和貴沒按決議去東部(原因?)，黃紀作就成為東部的主要領導者;西部是指砂拉越第一省和印尼境內的阿桑山與雙空一帶，由黃紀曉、楊柱中、謝秀玲、李玉蘭負責領導，以楊柱中為首。“9.19會議”還決定文銘權除了繼續負責北加里曼丹革命全局的指導性工作之外，暫時的主要任務是領導葉存厚、林廣民等同志大力開展統戰工作，直接參與阿扎哈里領導的北加里曼丹革命政府的工作，以擴大國際影響和爭取國際援助。與此同時，砂盟也意識到與印尼共產黨協作的重要性，認為這關系到在邊區合作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問題。

　　9.19會議是關系北加革命一次很重要的會議，它也更發揚了黨的民主。它對北加革命工作的全盤部署，它對籌建北加里曼丹共產黨，它對擴建武裝隊伍和創建革命基地，它對東西部兩個革命活動區的劃分和對干部的分配與使用是基本正確的。

　　9.19會議也正式宣告我們的積極準備武裝斗爭已取得不小的成績，革命將開始逐步進入武裝斗爭階段。所以盟又對第三項革命總方針作了補充，即“以地下工作為主，以民族工作為中心，放手發動群眾，積極準備和適當開展武裝斗爭。”

　　9.19會議的勝利召開，它的決策和戰略部署，使在印尼西加的盟組織，在印尼9.30政變后的險惡環境里，不但避免了被瓦解和一網打盡，還加速了砂印邊區武裝斗爭的開展，也才能更早把武裝斗爭發展到國內，拯救了面臨被瓦解的國內革命組織。

　　9.19會議后，砂盟內部所出現的宗派斗爭和所犯的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不是9.19會議的產物。而是會議后文銘權立即離開自己的領導崗位和林和貴又無法填補文的領導空缺，呈現群龍無首的局面，有著重大的關系。

　　我們從林和貴《我的告白》中，可以了解到他對9.19會議取否定的態度，他不但認為這個會議撤了他的職，還有又決定把他調到東部，而他愛人則留在西部。這對他個人名利應是一次沉重的打擊。

　　第二節 北共的籌建

　　歷史性的砂盟坤甸會議，也是北共的建黨籌備會議。當這個建黨籌備會召開的時后，砂盟已活動了12年，它為黨的籌建和建立在思想、政治、組織和群眾基礎等等方面，都已創設了必備的條件。從各方面看，這時，應該是黨的籌建和建立的適當時機。但會議后不久文銘權又去了中國，9.30政變之后，他再也不能回來，使黨的籌建擱置下來，也使革命組織的發展中出現了從砂盟到黨建立的一個過渡階段。而這個過渡階段，還是繼續由砂盟起領導和組織作用。

　　第三節 西部印尼邊區組織內的宗派斗爭

　　楊柱中還在國內的時后，對林和貴的官僚作風和男女關系已有意見，關系已不夠融洽。到印尼之后，楊對林的領導作風、個人私生活和對同志的生活、學習、工作的處理有更多的意見與不滿。1965年底。林撤上邊區前又沒有與楊溝通，所以當楊發覺林也撤上西部邊區(林本須去東部)時就感到不滿和產生懷疑。林雖違背9.19會議的決定而留在西部，大家也還推舉他為西部的中心領導，但他還是無法隱定內部，更演變成林和貴和黃紀曉為一方與葉存厚和楊柱中為一方的宗派斗爭。雙方的矛盾主要是對同印尼右派統戰的決裂時機，對如何反擊印軍的殺害，對邊區基地反圍剿戰略戰術等等的爭論，以致不小的影響到雙方的感情、團結和合作。

　　林和貴上邊區前，已感到組織上不重用他。上了邊區又感到干部的不尊重，所以他面對這時的內部斗爭就更容易采取較消極和不夠負責的態度。對解決矛盾，他缺乏想方設法，深入同志，積極溝通，熱情化解矛盾，而顯得沉默、清高和孤獨。

　　1967年2月7日，當內部的矛盾還不是很劇烈和公開化之前，他就帶了身邊的幾位同志主動地離開了當時西部邊區的最高領導中心，即遜空基地，并主動放棄對西部邊區革命和武裝斗爭的領導，同時積極準備回國(由他當時親信提供)，忍心丟下革命重擔和拋棄戰友。

　　當葉存厚和楊柱中知道林和貴決心離開邊區基地時，他們感到不滿，并立即召開民主批判大會，對林進行缺席的公開批判，使矛盾公開和擴大化，對革命造成了更大的破壞。

　　至今，對這場曾影響革命重大深遠的宗派斗爭，林還說他沒錯，無須負任何責任，還是那么主觀自大!

　　1966年中，西部國內出了陳傳淦內奸，同時西部邊區領導內部的宗派斗爭正趨向劇烈化，這使砂盟陷入新的組織危機。

　　第四節 陳內奸事件

　　1962-1965年前后陸續共有十幾位省委和兩位組織部干部被捕，敵人制造了一批叛徒，有的被迫當政治部人員，還更企圖從中逼出內奸。

　　1966年中，第一省省委會直接最高負責人陳在古晉亞答芭被秘密逮捕，并在一個星期內當了內奸。

　　陳被捕后第七天終於出事,而且就準備結婚。陳出現后，還約見古晉市委書記許麗卿，她有警惕而沒有赴約，但有派人到約會地點偵察，而且發現有可疑的人出現。

　　陳秘密被捕后又放回，他以為別人不懂，還打著革命的旗幟，繼續在組織內工作和活動，但為的是敵人而不是革命。

　　陳一當上內奸就被許麗卿識破，所以當陳召開他當內奸后的第一次三人省委會過程中，為了引起賴錦玉的警惕，她冒險把陳當上內奸的事告訴了他，但他不怎么相信，還直接去追問陳，使他更加的警惕。

　　陳重回革命組織后首先要各單位呈交整個組織系統，不但呈交化名還要呈報真姓名，這是很嚴重違反組織嚴密的規定;因為每位上級領導，只能了解直屬兩層屬下同志的真姓名。為了掌握組織的秘密，陳還故意把工、學和農部門的高層干部集中到郊區搞“集訓”，搞大暴露。當他的這個做法被責問時，他卻狡猾的推卸是聯絡員搞錯。

　　陳了解了組織系統之后，他還調查組織的經濟。他要各單位呈上經濟報告。他撈集了很多錢財，也買了地皮。他后期，生活豪闊奢侈，經常燉雞吃，吃不了就倒掉。

　　當時古晉市委的力量最強，陳為了了解更多的秘密，他軟硬的施加壓力，以爭取參加市委的工作。市委的工作，有工、農、學、政黨、出版和地下通訊聯絡(屬於盟中央的)。有一天，陳懂的一位負責第二省聯絡的女同志失蹤了，兩天后出現時精神恍惚，身上有傷疤，她推說是踏腳車跌傷的。但奇怪的是，她總是要上級同志快走。同時通過她寄出的文件，也總是沒有收到。后來，這位女聯絡員便跳樓自殺。

　　原先由市委主持的《學習報》，后來也為陳所控制。刊物的內容，沒有以前的革命和戰斗性，卻充塞一些黃色的、謬論的東西。當刊物的內容被質疑時，陳辯解沒有審查。后來，《工農報》的命運，也脫離不了陳的魔掌。

　　敵人通過逮捕、審問，通過有關的組織和人的關系，沿藤摸瓜，也榨取外省的許多情報。接著敵人就進行有計劃的破壞革命。1966年12月6至8日，敵人就實行第一次全砂大逮捕，第一省捕了57人，第二省20人，第三省20人和第四省22人，總共是124人，這是第一、二級組織內的成員。1968年6月26日又逮捕了一百多人，這些主要是組織第三級以下的成員。

　　這次內奸事件，被迫害的還有省委許麗卿，她不愿意同流合污而被長期監禁;曾繁皓受到一定的污染，后決心認錯改過，但戰死於海口區反圍剿中;賴錦玉曾口頭答應與敵人合作，不過后來擺脫了敵人的操縱，沒有造成對革命明顯的破壞;相反的避免了可能對革命的大破壞，因為賴對林和貴回國前后的情況是清楚的，如他向敵人提供情報，林的處境是很艱險的。

　　1967年，陳到印尼山口洋大白樹村開會，林和貴說還不能識破他的內奸角色。倒是他參加開會站崗時，突然受到印方逮捕，受到印方審問時，他暴露了他是馬方特務人員的身份，恰巧被同時被捕的群眾聽到，這位群眾放出后，才把他聽的情況告訴了我方，才真相大白。陳被捕兩三天后，就用直升機運回砂拉越。回國后，他仍然干他的罪惡勾當，直到林和貴1968年中回國時，他才聞訊逃到吉隆坡去躲藏。

　　陳內奸事件，一開始就被發覺，可惜第一省那時沒有一位更高級的領導能夠采取堅決有效的措施加予扼制，才使得第一省的革命組織被敵人操縱大約兩年，并造成惡劣的影響和嚴重的破壞。

　　第五節 林和貴的回國與恢復了西部國內的革命組織

　　自從印尼9.30政變之后,從馬印對抗到馬印聯合圍剿,我們在西部印尼邊區的武裝部隊，所處的整個斗爭形勢已起了根本的轉變。

　　進入了馬印聯合圍剿時期，印軍對我們西部邊區基地的群眾實行殺、搶、砍和燒的四光政策，極其野蠻和殘酷的鎮壓群眾，同時也向我軍發動連續不斷的瘋狂軍事圍剿和進攻，再加予組織內的嚴重宗派斗爭的破壞，所以到了1968年開始，邊區的武裝斗爭已面臨很大的危機。

　　在這同時，西部國內自1966年中陳被秘密逮捕后，很快當了內奸，并在內奸的協助下使到第一省的革命組織也很快的被敵人政治部掌握和支配，應盡快從敵人手中奪回這種支配權，不然對第一省革命組織的破壞就更大。

　　1968年中，不論在西部印尼邊區或國內，我們的革命組織和革命斗爭都處於危亡的關頭。林和貴能夠這時回到古晉海口區，并建立起領導中心和開展對叛徒和內奸的揭露和批判，從而從敵人和內奸手中奪回革命的領導權，也收編了從邊區歸來的人員，使組織得到鞏固;同時結合改編軍隊和開展武裝斗爭，使組織從鞏固走向新的發展。

　　第六節 國內革命組織的重新鞏固與發展

　　自從1962年6月22日，英帝逮捕和驅逐了文銘權、黃紀作、雷皓瑩、陳紹唐、王馥英、沈欽炎、阮春濤和溫立憲等地下和公開的高級干部之后，一直到武裝斗爭在國內爆發之前，敵人都不斷的開展大小的逮捕鎮壓,國內革命斗爭處於節節敗退,組織的力量和革命群眾的力量都受到較大的削弱,革命面臨不小的危機。

　　可是1967年初，當北加人民軍開始在第二省砂印邊區開展武裝斗爭時，組織立即得到鞏固和發展。當1968年尾，北加人民軍進入第三省國內開展武裝和民族工作，也立即促進了組織和革命的鞏固發展。當1969年7月13日，西部在古晉海口區宣布改編砂拉越人民游擊隊為北加里曼丹人民游擊隊，并開展武裝斗爭時，組織和革命就興旺起來，共同發出革命的神奇力量。

　　在國內武裝斗爭高潮時期，除了黨得到鞏固發展之外，第一省和第三省的農運和學運也鞏固發展;還有東西部印尼邊區和第三省的民族工作都有廣泛的開展。可惜，在敵人的破壞下，這方面的工作都不能鞏固發展。從1967至1973年,是國內的武裝斗爭高潮時期,革命組織和民族工作都是隨著武裝斗爭的開展而鞏固發展，也隨之受挫而被削弱。

　　第七節 在武裝斗爭高潮中宣告了黨的成立

　　北加里曼丹共產黨的建黨籌備會，於1965年9月19日召開。但由於戰爭的困難環境，在克服了重重的難過之后，東西部才取得聯絡，而且建黨的事再也不能拖延下去，才由林和貴和黃紀作商定建黨的正式日子是國內武裝斗爭最高潮的1971年9月19日，并共同公開宣布和開始吸收黨員。

　　北加里曼丹共產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主席文銘權，委員林和貴、黃紀作和王馥英。中央委員會之下分設中央第一和第二分局：第一分局書記林和貴，委員黃紀曉和謝嫣素，負責砂拉越西部的工作。第二分局書記黃紀作，委員貝文對和洪楚廷，負責砂拉越東部的工作。

　　第八節 黨在武裝斗爭高潮的政治思想工作

　　黨在武裝斗爭高潮時期的政治思想工作，除了主要繼承砂盟的教育內容與形式之外，還有不同的發展與提高。

　　在這個時期，黨主要是建立在軍隊里，黨的部分政治思想工作也通過部隊進行，例如黨員和部隊戰士一起學習毛澤東思想，開思想檢討會和亮私會，開政治動員會和各種紀念會，集體聽各種革命廣播臺，寫日記和小字報舒發思想情懷，開展五好戰士評比會，等等。這些政治思想教育形式，更加的實際和豐富，并提高了政治思想工作效力。

　　我們的武裝斗爭高潮，幾乎都伴隨著中國文化大革命而發展的，所以它對我們的斗爭，尤其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影響是不小的。

　　中國共產黨在文革中，大力號召活學活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大學毛語錄和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大力鼓吹反帝反修、下鄉上山、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和狠斗私-閃念等等。這對於黨的理論與思想建設，打下更強固的基礎;使政治思想教育的內容更豐富和形式更多樣化;也使黨更能發揚革命的徹底精神和革命的大無畏英雄氣慨，更堅決地將革命斗爭進行到底。

　　在文革的影響下，我們太偏重於學習毛澤東思想，而使知識面不夠廣。我們太過藐視敵人和困難，夸大了精神和主觀動的作用，因而不夠實事求是，對敵斗爭易犯過左的錯誤。我們也夸大了批斗的威力，對思想改造的破私立公和狠斗私心一閃念也抓得太緊，造成過多的斗爭和過多的精神負擔。對犯錯誤的同志也容易出現過早過激烈的斗爭。事實上，當武裝斗爭爆發之后，我們所犯的主要錯誤是左不是右。

　　在這個時期，北共中央沒有出版黨報，西部有出版《勞動報》、《解放報》、《新聞報》，東部印尼邊區有出版《朝陽》和《人民軍報》，國內第三省還有繼續出版《群眾報》、《解放之聲》、《農民報》和《學生報》等，以供黨員、人民軍戰士和革命群眾閱讀。

　　第九節 黨的海口區會議

　　為了解決與西部領導的聯絡和開會問題，1968年底黃紀作特地從印尼馬羅河尾基地到第二省邊區。當1969年初，葉、楊壯烈犧牲后，黃就只有爭取和林聯絡與召開會議而已。在當時，第一省和第二省之間的聯絡還相對方便，但黃還至少兩次派專人去一省找聯絡。一次派警衛隊員辛澤標化白去，為期一個多月。另一次還特派北加人民軍第二支隊指導員楊傳興去，卻被出賣而被政治部官員古博光請到古晉西連路17哩警察所去“做客”。在海口區會議前，黃曾向洪楚廷泄露，他感到林對聯絡和開會都不夠主動和積極。林對聯絡和開會所拖的態度，這對海口區會議不能是個好的預兆。

　　黨的海口區會議，是於1972年8、9月間在古晉海口區森林里召開的，出席會議的有中央第一分局書記林和貴和委員黃紀曉、謝嫣素及第二分局書記黃紀作，沒有人負責主持會議，采用大家談的形式，會議只開了幾天就休會。

　　從坤甸會議到海口區會議時間相隔約7年，國內外革命斗爭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馬印對抗早已變成馬印聯合，東西部印尼邊區的武裝部隊都堅持不了，并已完全撤進國內。這時國內第一、第三省的武裝斗爭雖還是處於高漲，但也呈現民族工作和殺敵奪武難於突破的困境，1970年開始獄中的分化淘汰也明顯的涌現，而且華族也即將可能面臨敵人建立新村的嚴峻考驗。因此，在上述情況下召開的海口區會議，所負的任務是很繁重的，要總結研究和解決的問題也是不少的，會議的成敗，對黨和武裝斗爭的影響是不小的。

　　會議后，由黃紀作傳給中央第二分局的是：(一)新的革命總方針是以“放手發動群眾，壯大革命力量，進行人民戰爭，開展游擊區，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努力搞好各條戰線的工作，積極支援和配合武裝斗爭。”(二)北加里曼丹人民軍和北加里曼丹人民游擊隊統稱為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軍。(三)北加里曼丹共產黨中央第二分局書記黃紀作，副書記黃紀曉，委員洪楚廷。(四)通知洪楚廷準備好船只，接送黃紀作及其隨行人員到拉讓江地區。除此，就沒有別的文告和說明。此外，由中國出版的一本書叫《各國共產黨總覽》，它報導“1972年8月，北加共中央舉行會議，會議增選洪楚廷當中央委員，并任中央第二分局副書記。”洪楚廷向林和貴核對時，他表示可以這么說。從這次會議所傳下的決定，令人感到會議對印尼邊區和國內武裝斗爭都沒有較好的研究總結，對黨中央的健全沒有加予處理，軍隊的統一領導機關沒有建立起來，對如何突破民族工作和殺敵奪武沒有新的指示，對國內武裝斗爭即將可能遭到敵人實行“新村”的鎮壓也沒有對策，對新的革命總方針也都沒有作任何說明，所以這次會議沒有給全黨帶來新的有力號召和鼓舞。

　　會議后，黃紀作身邊的人員，很快就傳出海口區會議中，雙方談不下，會議不歡而散。會議后，雙方隨同的工作人員，都有反映這次會議是有爭論和不夠融洽的,不是令他們感到鼓舞的。黃紀作的隨同人員黃賽鶯和范國強，因發現領導的不和而很快產生對革命失去信心，決心送黃紀作到了第三省就放棄革命。還有其他同行的同志的情緒也不很好，黃紀作自己也心情較沉重和表現不夠積極。這證明，這次會議不是帶來鼓舞，而是帶來了消極不革命的思想。

　　林和貴對這次會議，會后只談好的，開口不談消極的，有意掩蓋矛盾。所以，會議對他屬下的影響，除了個別，一般就不明顯。

　　黃紀作曾向黃冠俊透露：海口區有談7-10天。會議期間，有談別后的一般情況、形勢、新的革命總方針和北加里曼丹人民游擊隊與北加里曼丹人民軍的合并問題。當談到軍隊合并后誰當政委與總司令的職位上談不下。還有黃紀作對林和貴處理葉存厚和楊柱中的問題也出現了劇烈的爭辯。從以上黃紀作的透露，可證明海口區會議中已出現了林、黃的宗派與權力斗爭。

　　還從以下幾方面了解到的情況，可以判斷海口區會議也是一次分裂會議。這些情況主要是：(一)會議后，黃紀作傳達黃紀曉調到東部當二局副書記，后來林和貴反復否認沒有參與這個決定。(二)“和談”之后，黃紀作寫信給黃紀曉，也寫給洪楚廷表示通過和談結束武裝斗爭的決定，唯獨不寫信給林和貴。(三)黃紀作簽了《諒解備忘錄》之后，曾約見洪楚廷并在私下交談中透露西部組織內問題的嚴重性，要弄垮了再重組，洪表示反對。(四)大約1973年11月底，黃紀曉和洪楚廷的一次私下交談中,黃認為林和貴立黨為私，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是被架空;他還認為林和貴貪生怕死,必定會放棄武裝斗爭。(五)“和平行動”開展后，黃紀曉藉口找聯絡，實則把林和貴周圍的人，能夠動的統統都拉出來，砍斷林的手腳，局外人是難於理解的。當再也拉不到人時，又通過官方廣播電臺以密碼通知，以動搖領導中心，主要是林的警衛隊。(六)1974年初，黃紀作在與曾佩雄、蔡南生等同志的交談中，他表露他和林和貴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曾表示異議;黃還表示黃、林之間的斗爭，即使革命勝利了,還要經過許多年的斗爭才能得到解決。以上這些情況，反映了黃、林之間矛盾很尖銳，已不可避免地要走上分裂的道路。

　　林和貴大加否定9.19坤甸會議，他卻花言巧語地說成為“當年的海口區會議我們還是開得團結、融洽和愉快的。”引自《歷史回顧，我的告白》

　　不能開好海口區會議，會議中所呈現的黨內宗派和權力斗爭，從而產生黨內的分裂，是黃紀作走向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前導因素。

　　第十節 黨受到右傾投降路線毀滅性的破壞

　　黃紀作走上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之前，必然有個對革命和武裝斗爭的思想轉變的過程中;他在第二省邊區武裝斗爭所面對的困難(如民族工作、殺敵奪武及人員的逃跑犧牲，等等)和失敗，可能是他思想立場變化的開始，海口區會議中的宗派和權力斗爭已使他決心走上組織的分裂，這也更容易促使他最后走向投降的路線。不然，就沒有可能在他的親信黃賽鶯公開呼吁他放棄武裝斗爭，重返社會的兩三天后就緊接派黃紀權和張和云送信給當時的州首席部長，以個人名義主動要求通過和談結束武裝斗爭,也更不可能在通過兩三天的接觸和談就簽了《諒解備忘錄》，宣布反馬武裝斗爭的死刑。

　　黃紀作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獨斷黨軍大事，這重要是跟他的革命和武裝斗爭立場的動搖，以及跟他的黨性、組織紀律性差是分不開的。另一面，當時黨中央的不健全，沒有黨的中心領導，他對林和貴也失去信心等有著密切的聯系。

　　黃紀作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能夠造成大的破壞，這是由客觀的困難和領導的錯誤所促成的。客觀的困難上，當時在印尼邊區的武裝已堅持不了都撤進國內，民族區的武裝斗爭和民族工作都遭到不小的挫折，不論是第一、第二和第三省的武裝力量都主要集中在華區;同時又面臨敵人在華區農村建“新村”的打擊與鎮壓，革命和武裝力量的保存也必將遭遇不小的困難。獄中革命力量，也出現明顯的分化淘汰。因此，為了更好的堅持武裝才有利用《諒解備忘錄》實行精兵簡政的錯誤決定。如果沒有以上的困難，黃紀作的錯誤路線是不可能發揮大的作用的。再加以錯誤路線一出現，北加里曼丹人民游擊隊總司令和中央二分局委員黃紀曉立即積極響應;以洪楚廷為首的第三省省委，為了堅持武裝斗爭和推動公開合法斗爭而錯誤的利用《諒解備忘錄》,出人毀槍，對錯誤路線也起了推波逐浪的作用;林和貴對錯誤路線有先覺之明，但沒有堅持武裝斗爭之志，也順流而去。這樣，客觀的困難和領導的錯誤的相互作用，錯誤路線便沒有受到多大的阻擋，就任意的破壞革命。

　　自汶萊人民武裝起義和我們的革命斗爭進入武裝斗爭時期,我們的革命斗爭和黨的鞏固發展，是必隨著武裝斗爭的起落而動的。所以當一個黨軍的最高領導之一公開宣布武裝斗爭的死刑，對動搖黨心、軍心和民心，特別是對動搖獄中同志的心，無疑是一門重炮，必然對黨軍產生毀滅性的破壞。

　　幾十年后的今天，黃紀作還自認為他1973年的"和平談判”和“和平行動”是為了糾正林和貴決定武裝斗爭的錯誤而提出和實行的，而且還說是無私和為了挽救革命的。

　　第十一節 黨在武裝斗爭高潮時期的發展規律

　　當1965年前后，我們在印尼邊區的武裝斗爭開始得到發展的時后，北共的前身砂盟也得到鞏固發展，但隨著就組織內出現宗派的斗爭以至產生分裂和反圍剿犯上死守邊區的左的錯誤，致使砂拉越人民游擊隊第三支隊瓦解，其余留下部隊也不得不撤進國內，提早結束西部印尼邊區的武裝斗爭。當部隊回到國內開展武裝斗爭，砂盟也隨國內武裝斗爭的開展而鞏固發展。但當國內發到高潮時，黨也於1971年宣布成立，可是卻由於1972年海口區會議中所呈現的宗派、權力斗爭以至又產生分裂，并犯了1973年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使革命遭受毀滅性的破壞。印尼邊區和國內的武裝斗爭的開展，使砂盟和黨得到鞏固發展，但兩次組織內的宗派斗爭和犯左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卻使革命組織的元氣大傷。

　　宗派、分裂和犯機會主義為什么會成為黨在武裝斗爭高潮時后的不治之癥?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當時歷史條件下，還產生不出更多徹底革命和更高智慧的革命高級干部，不但領導力不強，而且高級干部之間產生了矛盾，都不能以革命大局為重，互諒互讓，求同存異，共同對敵。另一方面，黨的中心領導遠離領導崗位，對高級干部可能出現的矛盾不能加予防止或進行調解。所以在這個時期，黨一產生了高級干部的矛盾，都解決不了并以悲劇告終，真是革命的大不幸。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