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斗爭的必要前提

　　英加爾斯·布爾拉克斯*

　　Kgb1986 譯

　　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明確的，成體系的意識形態，出現于19世紀。作為與封建殘余關系進行斗爭的手段，民族主義的發展在很長時間內與那個時代的自由主義思想有著顯著的聯系。后來隨著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必然地產生了如何看待這一因政治和歷史原因而廣泛流行的意識形態的問題。關于這一點，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已在足夠多的著作中進行過論述，結果不外乎一個，歸結起來就是那句眾所周知的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同時，偉大的十月革命和革命后的斗爭表明，革命者低估了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思想上和情緒上對于廣大人民群眾的影響。這種影響加上民族資本和國際資本的武力反抗，導致了工人階級在芬蘭，拉脫維亞和波蘭等國的失利，之后更進一步，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中將意大利和德國的法西斯、國社黨推上了臺，使一系列歐洲國家處在了法西斯專制之下。

　　蘇聯——第一個，也是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遭到毀滅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正是民族主義的噴發。

　　直至今日，民族主義仍是前蘇地區、東歐國家勞動者團結道路上的最主要障礙。

　　有充足的理由認為，在大肆宣傳自身政治正確、多元化和其它自由主義價值觀的一系列國家中，民族主義恰恰是其資產階級government能夠用來鎮壓革命運動的萬能武器。

　　拉脫維亞社會黨的國際主義基礎(1904—1906).

　　1904年，在里加召開了拉脫維亞社會民主工黨〔Латышской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чей партии-ЛСДРП〕第一屆代表大會，“其思想和法理上的繼承者正是(今天的)拉脫維亞社會黨”[1]。自成立之初，拉脫維亞無產者戰斗的黨就組建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之上，并不斷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進行斗爭。

　　1905年1月9日的流血事件，引發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時也是拉脫維亞勞動者大規模行動，表現出國際主義團結性的開端。拉脫維亞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向工人們號召 “現在，彼得堡馬路上的雪已被我們同志們的鮮血染紅，為那些剝削我們的人的利益去工作和流汗是可恥的。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我們的義務、全體勞動者的義務，是丟掉工作，與彼得堡的同志們聯合起來!我們宣布總罷工!”[2]。聯合進行國際主義斗爭的經驗在革命的進程中成為了決定性因素之一，它給予了“聯邦制機會主義”[3]——這一原先在黨內盛行的聯邦主義者主張毀滅性性一擊。到了1906年3月，列寧在《提交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代表大會的策略綱領》中指出：“……必須采取最有力的措施盡早實現所有俄國各民族的社會民主黨的合并，組成統一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4]。根據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拉脫維亞社會民主工黨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合并條件提案》，在列寧(提出)的原則基礎上，拉脫維亞社會民主工黨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實現了合并。合并的問題在拉脫維亞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得到了最終解決，在取得了新名稱——拉脫維亞邊疆區社會民主黨〔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я Латышского края-СДЛК〕后，1906年7月，拉脫維亞社會民主工黨成為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地方組織。

　　革命經驗：勝利和失利(1914—1920)

　　在一戰的最初階段，拉脫維亞邊疆區社會民主黨堅決地站在了列寧的立場一邊，依照“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開展行動。

　　1915年，地方民族資產階級試圖維護自身的階級利益，取代德國資產階級及德國貴族在拉脫維亞的經濟政治地位，于是發起并成立了民族主義的武裝組織——拉脫維亞步兵隊〔Латышские Стрелковые Части〕。"

　　二月革命后，拉脫維亞資本家曾指望民族主義的步兵隊會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旗幟下奮起(抵抗)。然而這一切并沒有發生。拉脫維亞邊疆區社會民主黨在整個一戰期間對步兵隊進行了長期宣傳，闡明了民族問題上的馬克思主義構想，捍衛了勞動者團結的國際主義立場。1917年5月，拉脫維亞步兵代表大會召開，在會議上拉脫維亞邊疆區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提出了決議案，并在其中說明了同德國士兵停戰，與全球資本家進行斗爭的必要性，之后該決議獲得大會通過。大會宣告：“民主革命的號召就是我們現在的口號：一切權力歸工農兵代表蘇維埃”[5]，這標志著紅色拉脫維亞步兵——忠實革命士兵的誕生。"

　　對于分離主義的決定性反擊是在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я Латвии-СДЛ〕(拉脫維亞邊疆區社會民主黨1917年7月改名為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完成的。會議強調：“目前國家生活以及個人生活的決定性話語權不屬于無產者，到那時所有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孤立將會阻礙……發展，并使其對資產階級有利，妨礙世界無產者在社會主義斗爭中的聯合”[6]。10月16日，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非常代表大會做出決議：“……現在擺在(拉脫維亞無產者)自身面前的是全方位的任務，盡全力和一切手段支持俄羅斯無產者奪取政權的斗爭，拉脫維亞無產者應當保持與彼得格勒，莫斯科工人的最緊密團結”[7]。

　　當拉脫維亞工人剛一得知彼得格勒武裝起義勝利的消息時，蘇維埃就立即開始在未被德軍占領的拉脫維亞領土上接收政權。在全俄立憲會議選舉時，利夫良季亞省(利沃尼亞省)72%的選民投了布爾什維克候選人的票。在拉脫維亞步兵團中，有96.5%的人用選票支持了以列寧為主要代表的布爾什維克黨候選人。[8]

　　必須要指出的是，在1918年2月中旬，蘇維埃俄羅斯領土上大約有5萬5千名紅色拉脫維亞步兵在履行自己的國際主義義務，其中就有第6圖庫姆團，它按照蘇維埃government的指示，駐守在斯莫爾尼宮(后來又駐守克林姆林宮)。當時，在未被侵占的拉脫維亞領土上，大約有9萬5千名步兵。然而到了2月下旬，整個拉脫維亞就落入了德軍占領之下。而再一次，革命的步兵按照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的呼吁做出了抉擇：“……拉脫維亞步兵不能向德國軍國主義者繳械投降，而是要加入俄羅斯的無產階級軍隊”[9]。所有的拉脫維亞步兵隊，無一例外，全都退入了俄羅斯。到了4月，拉脫維亞蘇維埃步兵師得以組建——這是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最早的民族部隊。

　　1918年德國十一月革命后，蘇維埃government廢除了布列斯特條約。此時拉脫維亞勞動者有了爭取蘇維埃政權和第一個工農國家的希望。美國和協約國的帝國主義者自然是清楚這一點的。在他們的直接參與下(“……英國對于布爾什維主義的仇恨是主要因素”[10])，11月18日，德軍占領之下的拉脫維亞成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建立了臨時government——即所謂的人民委員會，所有當時處于活動的資產階級政黨和小資產階級政黨均加入了其中。

　　11月18日和19日，在召開了第十七次地下代表會議后，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決定組織武裝起義，將德軍驅逐出拉脫維亞，并推翻資產階級government。在關于民族問題的決議中，大會一致通過：“拉脫維亞的無產者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之間毫無共同點……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他們對于拉脫維亞獨立的圖謀是用來對付拉脫維亞無產階級的手段”[11]。

　　蘇維埃俄羅斯為拉脫維亞起義的勝利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在粉碎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作戰中，西方面軍(第16軍)和第7軍的部隊支援了拉脫維亞步兵師。1919年1月3日，里加的工人舉行了武裝起義，將政權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1919年1月13日，在里加召開了第一屆拉脫維亞蘇維埃代表大會，并通過了蘇維埃拉脫維亞的第一部憲法，它標志著革命在拉脫維亞國土上的勝利。在3月召開的第6次代表大會上，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更名為拉脫維亞共產黨〔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Латвии〕。

　　但隨后拉脫維亞白軍、德國大老板們和英美帝國主義者就發起了聯合武裝干涉，使拉脫維亞領土上的蘇維埃政權只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不僅如此，拉脫維亞資產階級還拉走了相當一部分民眾，首當其沖的是手工業者、農民和一些對“自己”國家民族主義主權抱有想法的工人。拉脫維亞蘇維埃government的軍隊開始失利、敗退。到了1920年初，拉脫維亞蘇維埃government不得不宣布自行解散。拉脫維亞共產黨轉入了地下，宣布以獨立分部的形式加入共產國際。

　　從資產階級專政到無產階級專政(1920—1940)

　　在資產階級專政時期，處于地下的拉脫維亞共產黨進行了組織勞動者去爭取自身合法權益的積極斗爭，特別是發起和進行罷工、游行。共產黨人通過左翼工會組織和社會工人團體，獲得進行合法活動的機會。在第三屆議會[12]選舉中(1928年)，共產黨人成功地組織起“工人與勞動農民”聯盟〔Рабочих и трудов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獲得了6個代表席位(議會總共有100個席位)，組建起工農黨團。這在當時是巨大的突破。共產黨人代表積極地利用議會講壇宣傳自己的觀點，著重向勞動者闡明法西斯傾向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加強的危險性，不斷展示蘇聯勞動者生活的范例。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危機的背景下，拉脫維亞共產黨的地位獲得了顯著提高。在第四屆議會選舉中(1931年)，共產黨人取得了7個席位。 1931—1933年，全國各地都發生了拉脫維亞共產黨領導的勞動者罷工和失業者游行。意識到面對的是十年以來最尖銳的階級斗爭，反動的資產階級人士發動了政變，建立起以烏爾馬尼斯為首的法西斯獨裁統治。議會遭到解散，工農黨團被逮捕，所有工人團體和工會組織的工作陷于停頓。

　　烏爾馬尼斯的統治帶有當時歐洲許多國家都具備的傳統右翼保守思想色彩以及強烈的民族主義成分。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資產階級政權實施了民族主義的和反共的主要行動。所以1933—1940年資產階級專政時期(的種種手法)能成為今天拉脫維亞極端民族主義者和新納粹效仿的對象，這絕非偶然。

　　在這樣的環境下，拉脫維亞共產黨根據建立統一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必要性制定了自身方針。在拉脫維亞共產黨的倡導下，與拉脫維亞社會主義工農黨〔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че-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партией Латвии〕(該黨建立在左翼社會民主黨基礎上)達成了協議，還成立了拉脫維亞勞動青年聯盟〔Союз Трудовой Молодежи Латвии〕(在共青團和拉脫維亞社會主義青年聯盟合并的基礎上成立)。許多拉脫維亞勞動者接受拉脫維亞共產黨的號召，加入國際縱隊，并前去西班牙履行了自身的國際主義義務。

　　1939年10月5日，拉脫維亞與蘇聯簽訂互助條約，2萬5千名蘇聯軍人進駐拉脫維亞。然而烏爾馬尼斯卻不止一次地違約，1940年7月16日，蘇聯government向拉脫維亞大使遞交通牒，其中表示了對違約的關注，要求(拉方)最好能夠組建一個可以保證條約義務得到履行的government，并提出增加在拉脫維亞領土上駐扎的紅軍數量。

　　6月17日，紅軍的部隊進入了拉脫維亞——這對后來的革命事件帶來了重要影響。不過，這樣的影響并非是決定性的，至少不是資產階級史學家力圖描述的那樣。在接下來革命的日子里，沒有任何明確的證據表明紅軍踐踏了拉脫維亞的主權。是拉脫維亞勞動者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認清現實——“自己的”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和其它的剝削者國家沒有絲毫區別后，才成為了推動革命形勢起變化的真正力量。

　　盡管黨員人數相對不多，在經歷了烏爾馬尼斯獨裁制度的鎮壓后還未完全恢復，拉脫維亞共產黨在6月17日至6月21日還是組織了最廣泛的勞動者游行，提出了取締舊government，建立新民主government，共產黨合法化和釋放政治犯等要求。之后再次重建的人民government(它的組成中沒有共產黨人!)宣布將舉行新議會的選舉。在1940年7月的選舉中，97.8%的人將票投給了共產黨人和非黨人士組成的“拉脫維亞勞動人民聯盟”〔Блок Трудового народа Латвии〕。到了7月21日，規模宏大的十萬人游行上，勞動者們提出了解決拉脫維亞與蘇聯合并問題的要求。8月5日，最高蘇維埃通過了接受拉脫維亞成為蘇聯一部分的決議。

　　拉脫維亞蘇維埃共和國的勞動者們開始了和平的社會主義勞動，但不久后爆發的偉大衛國戰爭將打斷這一切。

　　火的考驗(1941—1945)

　　在偉大衛國戰爭的年代中，不僅社會主義經濟經受著考驗，也考驗著全蘇聯人民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法西斯計劃從戰爭一開始就在各加盟共和國中煽動民族分離主義主張以破壞蘇維埃政權，毫無疑問，若處在來自法西斯和內部的雙重夾擊下，蘇聯將會崩潰。

　　(發生在)拉脫維亞(的那些)可作為證明當時所施行方針——將資產階級(作為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最主要力量)在階級層面上清除、對“第五縱隊”實施斬首行動是正確的例證。衛國戰爭對于拉脫維亞而言兼具有激烈階級斗爭的性質。盡管在戰爭爆發前一周，“第五縱隊”已遭到逮捕和遣送，但在拉脫維亞，這個一年前剛剛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國家，農村的資產階級因子依然留存，城市的資產階級依然幻想著恢復被國有化的財產。這時民族主義又被用來麻痹勞動者，為地方資產階級和法西斯侵略者謀利。納粹分子和叛徒向自己的人民鼓吹“會有的經濟和文化獨立”[13]，對蘇維埃政權的頭一年卻大肆進行欺騙宣傳，諸如“恐怖的一年”、“對拉脫維亞人民的種族屠殺”[14]。這種宣傳的結果就是相當一部分拉脫維亞人加入了武裝黨衛隊。必須要承認的是，不少拉脫維亞農民(首當其沖的是擁有大片土地和生產資料的富農)都積極地支持了戰后的民族主義武裝匪幫。

　　當然，斗爭的階級性也展現了這樣一個事實，跟隨紅軍退入蘇聯內陸的是大批的工人，蘇維埃和黨的積極分子，擁有少量土地和無土地的農民。在1941年組建的第201拉脫維亞志愿步兵師(62%工人，29%普通職工，和9%農民)[15]中，階級成分的力量也得到了體現，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保衛革命，抵御世界資本主義最反動部分的旗幟下，他們奮起而戰。

　　“民族共產主義”的力量實驗(1956—1959)

　　包括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在內的蘇聯統一經濟體系和人民兄弟般的家庭，其戰后的經濟重建，已開始的工業化進程，都需要大量從事腦力和體力勞動的工作者，以及具備經驗的蘇維埃和黨的積極分子。但由于客觀原因，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當時無法為自己提供足夠的熟練干部(1950年人口194萬3千，其中106萬3千是農村居民)[16]。而這導致的結果就是人口的大量自由增長(人口自由流入)。然而在涉及其它加盟共和國外來移民的民族問題上(外來移民的語言教學問題，與地方文化習俗的銜接問題等等)，卻并未采取合理的經過深思熟慮的辦法。相反，外來人口的出現還被一些黨員和工作人員所利用，以達到民族主義和單方面上(個人)的目的。所謂“民族共產主義者”登場的“催化劑”正是蘇共二十大的決議以及所推行的“去斯大林化”修正主義政策。在“保護獨特文化”的借口下，首都(里加)曾試圖限制人口的自由性增長。當里加成為蘇聯最發達工業城市之一時，也曾出現過這樣的觀念“必須將重點從重工業發展和生產資料生產上移開，轉而放在輕工業上，以滿足共和國居民的需求。”[17]，它們的本質正是破壞蘇聯統一經濟，將拉脫維亞經濟從蘇聯經濟中分離出去的嘗試。

　　不過，那時的共產黨還能夠對分離主義的表現予以回擊，在1959年召開的拉脫維亞共產黨中央全會上，“民族共產主義”的頭頭們遭遇到了思想上的慘敗。

　　民族主義—反革命的手段(1988—1991)

　　由蘇共二十大開啟、并在六十年代中期經濟改革中得到延續的有害的機會主義路線，最終帶來的結果是蘇聯領土范圍內公開的反革命資本主義復辟以及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失利。

　　毫無疑問，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是反革命勢力用于瓦解蘇聯的手段之一。在它的推波助瀾下，各加盟共和國眾多居民的分離主義情緒被煽動起來。這一過程在波羅的海沿岸國家表現得尤為明顯，其中也包拉脫維亞。

　　復辟勢力—未來的資產階級很清楚，公開打出將國家資本主義化的口號是不得人心的，因為人民不會拱手讓出蘇維埃政權斗爭來的成果，比如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實際上免費的住房、勞動權、休假保障等。所以重點被放在塑造人們的民族感上，在邊陲地區灌輸“削弱聯盟中央影響”的觀念，降低人口的自然增長水平等等。逐漸地，這些口號為更激進的要求所替代,諸如“從蘇聯國民經濟體系中獨立”、“自治”等等。最后——“恢復1940年之前存在的那個國家”。不過實事求是地說，沒有一份文件能夠指出，這樣的“恢復”同資本主義復辟有何差別。

　　反革命勢力的組織——拉脫維亞人民陣線，形成于1988年10月。需要指出的是，那時拉脫維亞共產黨思想上的分裂就已初見端倪。主要體現在：拉脫維亞共產黨領導層的一部分成員不僅不阻止，反而還為那些組織的成立感到歡欣鼓舞;而另一部分成員卻公開地進行反對，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步驟。一年之后，拉脫維亞人民陣線召開第二次代表會議(1989年7月—8月)，將“democratic”、“蘇聯框架下的主權”等口號替換為了《拉脫維亞共和國必須退出蘇聯，完全獨立》的聲明[18]。還需要指出的是，那時資產階級就已經制定好了國家去工業化、破壞工業工人階級和打碎成千上萬勞動者集體的計劃。隨后，一切就在民族主義的口號下，就在必須減少外來移民勞力以維護本土人口數量的夸夸其談中變為了現實。在拉脫維亞人民陣線的綱領中是這樣寫的：“拉脫維亞人民陣線主張，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的經濟發展只能依靠本地勞力。因此必須裁減共和國內大量過余的工作崗位。”[19]拉脫維亞人民陣線也通過鼓吹“民族農業”(接下來就是全面瓜分集體農莊和相應的私人資本土地使用權)來抬高自己的威望，在“保持工業移民”的問題上他們采取反對態度，以博得占人口多數的農村居民的好感。“拉脫維亞人民陣線認為農業具有優先地位，主張徹底地實施這一方針”[20]這樣的論調從一開始就被寫進了拉脫維亞人民陣線的綱領內。

　　1990年4月，拉脫維亞共產黨出現分裂。在代表大會上，700名代表中有242人宣布另立新黨(成立另一個拉脫維亞共產黨)，并表示支持拉脫維亞人民陣線。

　　盡管拉脫維亞的勞動者沒有聽信民族主義說客的說辭，也意識到了預定方針的破壞性，試圖維持蘇維埃政權(1989年初成立了勞動者國際主義陣線-Интерфронт，1991年5月，與拉脫維亞共產黨聯合成立全拉脫維亞拯救委員會〔Вселатвий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пасения〕)，但捍衛社會主義的嘗試最終未能成功。

　　復辟后，資產階級繼續借助民族主義來分化工人運動(時至今日依然如此)。

　　為了進一步擴大自身影響，資產階級奪權的第一步便是查禁那些堅決執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方針的團體。1991年8月24日，在未經審判和調查的情況下，拉脫維亞共產黨被禁止活動，共產主義宣傳被禁，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被投入監獄。

　　在破壞廣大勞動集體的過程中，資本主義者非常明白，拉脫維亞工業無產階級中的大部分是蘇維埃政權時期從別的地方遷居而來的，于是他們剝奪了這些人的政治權利(公民權)。

　　與此同時，媒體上對人民的思想展開了大規模的進攻。隸屬于拉脫維亞共和國總統的歷史委員會開始積極地篡改歷史——美化那些直到戰后仍然武裝對抗蘇維埃政權的武裝黨衛隊軍團和民族主義資產階級匪幫。將1940年對于拉脫維亞的“占領”變成不容置疑的事實，蓄意抹殺拉脫維亞人民同資本主義者進行的英勇革命斗爭。

　　資產階級宣傳機器的一切行為都意在使大部分本土居民，特別是年輕人，形成對于蘇維埃政權時期的偏見，歪曲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思想，讓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深入人心。很明顯，年復一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都去參加當局默許下進行的“軍人游行”。至于民族主義在社會中已達到了怎樣的影響力，則可以用這樣一個事實來說明：拉脫維亞議會最近一次選舉中，有6名當選的人出自新納粹黨派“一切為了拉脫維亞”，還有1名“人民選中的人”竟然是再次當選的前武裝黨衛隊士兵。

　　必須指出的是，現如今，拉脫維亞的少數俄語人群的問題已經成為俄羅斯當代帝國主義謀利的主要借口。蘇聯解體后，如果說還有來自俄羅斯方面的支持，那么也是那些以“俄語人群保護者”的面貌出現的資產階級政黨提供的。它們不斷激化族群矛盾，毫無國際主義精神和對于社會進程的階級立場，還不止一次地在活動中打出民族主義的宣傳口號“俄羅斯人在行動!”。

　　在當前狀況下活動的拉脫維亞社會主義政黨在生活中堅決貫徹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堅持人民兄弟般的友誼。拉脫維亞社會黨對于現況的解釋是從無產階級利益角度出發的，而不是站在什么民族利益的立場上。它向勞動者說明：歷史教訓表明，正是背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才造成了資產階級的當權和對勞動者的壓迫，才造成了為自身從資本主義中獲得解放而斗爭的工人統一戰線的分裂。

　　資本主義最新的靠山

　　就像歷史上多次出現過的那樣，面對(經濟)危機和爆發革命的威脅，資本主義從不會放棄使用最下流卑鄙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力：公開對人民使用暴力，四處挑起軍事斗爭，甚至發動世界大戰。然而自二十世紀后半頁，隨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出現，發動戰爭對于國際資本自身來說已不再保險——若爆發核大戰，地球上將不會有一處地方能夠保證資本的代理人安全存在。另外，由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和勞動者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所進行的斗爭，資本主義不得不在社會—生產(經濟)關系中采取某種程度上的人道主義。隨著社會主義體系遭到破壞，雖然某種程度的人道主義已不再必要，但又不能立刻剝奪勞動者爭取到的權益——因為這會引爆社會矛盾。所以，在最近十年中，許多國家都以“應對危機措施”、“穩定金融體系”或是“提高國家信用評級”為借口，逐步實施著消除(勞動者權益的)策略。

　　不過即便如此，還是引發了來自勞動者的抗議，并且經常演變為由左翼政黨和左翼工會主導的大規模行動。不能公開使用暴力，又要設法消除這種憤怒，此時資產階級只得將大眾的不滿轉移到別的方面或別的對象身上。于是國際關系、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再一次被廣泛利用起來，成為意識形態的基礎。一系列歐洲國家極右勢力和新納粹的抬頭，一些國家，諸如德國，公開承認“多元化政治破產”的言論，都是此類手法的體現。盡管這一切都是非公開的，但這的確表明，二十世紀下半頁確立的民族關系原則已遭摒棄。

　　歐盟一直推行的以民族分別為基礎的文化多元主義和政治正確性，是徒勞無功的，而且還不時遭到公然歪曲。事實上，這類政策本身就在各國間制造起緊張局勢，并為民族矛盾提供了溫床。

　　如下幾個原因，會使得在未來，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將愈發地泛濫，以便資產階級維護其權力：

　　1. 成本低廉(使用方便)。發生在前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拉脫維亞)的種種事件表明，這不需要有充分的理由和長期的準備。只需造成“我們和他們不同，所以他們是外人。而外人就是敵人”的印象。然后，昨日的同事、黨內的同志、鄰居就成為了不能放過的敵人，要么準備去種族仇殺，要么就奪去“外人”的公民權。

　　2. 作用廣泛。利用這種手段，可以“扭轉”任何一個國家的形勢。大部分的多民族國家，或是(歷史上)前不久還存在的多民族國家，其形成原因要么是勞力遷徙，要么就是某些歷史事件。而以單一民族為主體的國家，或多或少都有僑胞在他國生活，可以借助“保護海外僑民”之類的口號對其施加影響。

　　3. 具有累積效應。利用民族因素上的缺陷和弱點，能夠輕易地激化歷史問題，引起領土爭端。關于侵略、遷徙、移民的史實或是無稽之談都可以被拿來當作催化劑。

　　在拉脫維亞所發生的一切證明，民族主義不僅被用在了破壞蘇聯的過程中，直到后來和今天依然是屢試不爽的手段。拉脫維亞當局貫徹民族主義政策的方式和方法，恐怕在西歐國家和美國看來都是不可思議的。歐盟國家的government及政客，包括那些號稱自己是“左派”的社民黨代表、政治勢力代言人，一邊猛烈地抨擊他國禁止同性戀、忽視動物權利，一邊卻坐視成千上萬的人被剝奪公民權，縱容赤裸裸的種族保護主義，放任對二戰納粹分子的美化。

　　這樣鮮明的不干涉態度，恰好表明了國際資本將拉脫維亞和一些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當成了特殊“試驗場”，用以尋找在未來能夠將大眾革命熱情從社會—階級斗爭方向轉移到內外民族沖突上去的方法。這是非常危險的趨勢，而過度的善意會導致對它的忽視。民族主義實際上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同反共主義緊密相連，并且具有轉化為新納粹、新法西斯以及種族主義的傾向。

　　此外，拉脫維亞的形勢還表明， 想要借助自由主義—世界主義思想和大量的renquan運動來抗衡民族主義是不可行的。進行過這種嘗試的政治勢力，要么失敗了，要么為某種公開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而放棄了自己曾經的思想。

　　只有以徹底地、革命性地變革社會作為目標的工人階級的自覺的國際主義思想，才能夠真正對抗民族主義、世界主義，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種種消極后果。

　　注釋：

　　* 英加爾斯·布爾拉克斯〔Ingars Burlaks-Ингарс Бурлакс，1985年3月22日—〕，拉脫維亞社會黨政治委員會副主席。2004年加入拉脫維亞社會黨，2009年畢業于里加斯特拉京什大學醫學系，獲博士學位。

　　[1] 《拉脫維亞社會黨綱領》(俄文版)〔Программа СПЛ〕，第4頁。

　　[2] 《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的拉脫維亞社會民主主義組織》〔Листовки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Латвии в период перв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1956年里加版，第26頁。

　　[3] 約·斯大林：《社會民主黨怎樣理解民族問題?》。(見《斯大林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6頁。原文中俄文與斯大林原文有出入，全集中的中譯文為“聯邦主義形式的機會主義”。——譯者注)

　　[4] 見《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210頁(原文中此條由拉脫維亞語譯出)。

　　[5] 《拉脫維亞步兵史：1915—1920》〔История латышских стрелков: 1915-1920〕，1972年里加版，第136頁。

　　[6] 烏·奧·米里爾：《拉脫維亞人民的第一個主權國家》〔Высварис Оттович Миллер: Первое сувере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латышского народа〕，1988年里加版，第40—41頁。

　　[7] 《1917年十月革命中的拉脫維亞共產黨》〔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Латвии в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里加，第466—467頁。

　　[8] 《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史》〔История Латвийской ССР〕，第2卷，第32頁(原文中此條由拉脫維亞語譯出)。

　　[9] 同上書，第42頁。" x; B& b, l6 f

　　[10] 《拉脫維亞史：20世紀》〔История Латвии, ХХ век〕，2005年里加版，第106頁(原文中此條由拉脫維亞語譯出)。

　　[11] 《1918年和1919年的拉脫維亞共產黨，文獻及材料》〔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Латвии в 1918 и 1919 годах.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58年里加版，第160—161頁(原文中此條由拉脫維亞語譯出)。

　　[12] 拉脫維亞議會有個專門稱謂，俄文為“Сейм”，英文為“Saeima”。

　　[13] 《拉脫維亞史：20世紀》，2005年里加版，第247頁(原文中此條由拉脫維亞語譯出)。

　　[14] 同上書，第225頁。

　　[15] 《偉大衛國戰爭中拉脫維亞人民的抗爭》〔Борьба латыш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1984年里加版，第117頁(原文中此條由拉脫維亞語譯出)。

　　[16] 《拉脫維亞版蘇聯大百科全書》〔Латвий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1984年里加版，第117頁(原文中此條由拉脫維亞語譯出)。

　　[17] 《拉脫維亞史：20世紀》，2005年里加版，，第364頁(原文中此條由拉脫維亞語譯出)。

　　[18] 《拉脫維亞百科全書》〔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Латвии〕，2007年版，第4卷，第28頁(原文中此條由拉脫維亞語譯出)。

　　[19] 《我們的歷史，1985—2005》〔Наша история, 1985-2005〕，2007年里加版，第126頁。

　　[20] 同上書，第1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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