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所面臨的民族與宗教問題是其內部的問題，但同樣也是一個具有國際性的問題。其解決不但是內政，也是外交。因此，嘗試應對這類問題不應當僅僅停留在一國一族的框架內。如何積極參與到國際政治中，充分利用阿拉伯內部的矛盾與分裂，利用多種普世主義話語之間的緊張與沖突，在變動的碎片化格局中區別朋友與敵人，抑制瓦哈比主義，進一步緩解這種格局下的分裂傾向，則是未來意識形態與權力政治中一個不可忽略的方面。
碎片化與后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政治
隨著俄國正式出兵烏克蘭，美國媒體便開始將此描述為“新冷戰”的開始。雖然美蘇兩國的軍事緊張局面很容易讓人想起冷戰時期的古巴導彈危機，但是，無論從任何一個方面來看，這種對峙的核心仍舊是國家利益的絕對爭端。與冷戰時期相比，這種爭端缺少普遍主義的意識形態話語支持。它凸顯的，恰是在后冷戰時期新自由主義話語全球化后的一種各國政治普遍內卷化的特點。在這種去意識形態化的政治土壤上，我們看到的是民粹主義與排他的宗教極端主義在世界各個角落的野蠻生長。
烏克蘭所發生的政治危機，在一些基本點上幾乎重現了2010年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動蕩。冷戰結束之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擴張，以及相應的自由市場化改革使得包括埃及、敘利亞、突尼斯、伊拉克等國在內的阿拉伯世俗政權出現了嚴重的資源分配不平等現象。同時，在這些國家內部，都發生了市場經濟改革之后產生的嚴重產能下降，大量社會經濟改革產生的財富進入到一批寡頭囊中，失業率居高不下，國內經濟嚴重依賴外來金融援助及國際市場動態。在這種情形下，迅速資本化的官僚體系一方面分裂成互相競爭的利益團體，另一方面，也喪失了對于國內人民的意識形態領導權。冷戰之后蔓延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其理論預設在于對發展邏輯的肯定，其合法性來自于共同富裕的保證。
與冷戰時期的政治相比，后冷戰時期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從本質上強調的是一種去社會化的分裂政治。這種基于庸俗個人主義邏輯的政治意識形態無法為社會共同體政治提供資源。取而代之的，是純粹無政府式的功利主義市場原則。這種意識形態政治包含了兩種內在矛盾。首先，這一原則對一切具有普遍主義特色的政治想象持敵視態度。然而其本身的全球化過程，則體現了以美國為中心的普遍主義霸權政治原則。其次，這種政治意識形態敘述試圖以經濟發展原則領導、甚至取代政治話語及政治行動。由此創造的政治意識形態真空，卻恰恰成為了包括民粹主義、宗派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等意識形態，以反霸權主義的姿態，重新浮現出來。出于對于這一系列散亂全球的極端主義運動的回應，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全球霸權政治也逐漸開始收縮，并在奧巴馬任期內，開始出現明顯的內卷化色彩。反恐戰爭的退潮與恐怖主義的滋長，則是這種全球政治結構的重要表現。而在阿拉伯地區(美國新自由主義霸權的邊緣)以及東歐(前蘇聯解體后其沙文主義霸權的邊緣)各地所產生的政治動蕩，則凸顯出了分裂主義與排他的極端主義的色彩。這愈加顯示出了后冷戰時期全球政治現場中的碎片化特點。這種碎片化，是意識形態分裂與民族/國家政治經濟利益對峙的結果，是新冷戰時期全球的力量結構與政治問題基礎。
阿拉伯政治動蕩與新冷戰的全球危機
與其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標志著新冷戰的開始，不如將2010年開始的阿拉伯政治動蕩看做是新冷戰時期政治的警鐘。從19世紀開始，阿拉伯世界內部便出現了互相對抗的幾種矛盾力量。首先，作為殖民知識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由一批受到良好歐洲教育的阿拉伯知識分子提出并迅速發展，成為重要的對抗奧斯曼帝國統治的分裂力量，以及反抗歐洲殖民主義的對抗力量。前者作為一種世俗意識形態，試圖建立一個統一的排他的“阿拉伯民族”想象。這種想象承認伊斯蘭作為重要的阿拉伯共同體想象資源，代表了阿拉伯的傳統及其特性。但是，伊斯蘭傳統并不能完全概括阿拉伯內部的宗教及文化多樣性。這種意識形態認為，過分強調伊斯蘭屬性忽略了廣泛存在于阿拉伯世界內部包括庫爾德人、貝都因人、阿拉維人、科普特人、尼格羅人、摩爾人、柏柏爾人等復雜的宗教與民族傳統。因此，這種共同體的想象以地理邊界和為核心，創造了一個具有統一歷史背景及文化習慣的阿拉伯民族想象，并淡化內部宗教及人種差異。以這種共同的阿拉伯身份，諸如埃及、伊拉克、敘利亞等國家，在20世紀上半葉建立起了獨立的反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霸權的世俗國家。然而，這種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隨著一個個獨立國家的建立，很快便呈現出了沙文主義的霸權色彩。隨著1961年敘利亞退出聯合阿拉伯共和國開始，這種在泛阿拉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下形成的阿拉伯世界普遍主義政治也開始走向破裂。
相比之下，泛伊斯蘭主義則是一種生命力更頑強的普遍主義政治意識形態。這一意識形態同樣誕生于19世紀中葉。其基本政治想象來自于伊斯蘭傳統內部對于世界大同(Ummah)的追求。很大程度上，伊斯蘭保留著基督教中世紀式的政教合一的特點。它既為穆斯林提供了一整套宇宙觀，也提供了完整的道德律。這種道德律與穆斯林生活方式息息相關。并以教法(Shari’ia)的形式呈現在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與21世紀美國反恐戰爭背景下所描述的情況不同，實際上并不存在什么“政治的伊斯蘭”(political Islam)與“非政治的伊斯蘭”的對立。伊斯蘭所提供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及世界大同理想本身，在今天看來，便是極其政治化的。在基督教改革之后產生的政教分離背景下的知識結構，并無法真正將伊斯蘭的世界觀囊括進其普世知識話語中去。至于“政治的伊斯蘭”，則更體現了在新自由主義全球霸權政治結構下，一次以國家利益及戰略目標為核心的，對多樣化的世界意識形態結構闡述的理論無力。
實際上，泛伊斯蘭主義這一普遍主義理想試圖打破傳統的在歐洲內部形成的民族國家結構。其想象的基礎，在于對伊斯蘭的普遍認同。同時，泛伊斯蘭主義意圖以一種簡單化的原教旨主義式的闡述，排除伊斯蘭內部的多樣性差異，并進一步達成世界大同的伊斯蘭“圣戰”(jihad)目標。雖然在伊斯蘭內部，“圣戰”的目標更多強調是一種內在的修行與磨練。特別是在伊斯蘭蘇菲主義傳統的闡釋下，“圣戰”的最終目的實際上是一個求智的過程，通過思想斗爭及自我反省，達到意識的升華并最終達到“伊斯蘭”的境界。然而，在19世紀殖民主義霸權的背景下，“圣戰”更多呈現出其針對“異教徒”壓迫而進行的暴力反抗一面。而在這一背景下，原教旨化的瓦哈比主義，則顯示出了更為有效的社會組織動員效率。其所推行的對于“圣戰”的暴力運動詮釋，則更獲得了廣泛的傳播與支持。到了20世紀，泛伊斯蘭主義的斗爭目標也開始包括以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為基礎建立起的世俗國家。穆斯林兄弟會則是在這一對抗過程中形成的一支重要的泛伊斯蘭主義政治團體。
然而，這種在阿拉伯世界內部發生的，具有普遍主義政治動機的意識形態及政治沖突，在后冷戰時期的歷史敘述中卻被掩蓋了。在后冷戰時期形成的對于冷戰式的敘述集中在討論美蘇兩強爭霸格局下的世界政治。在這種框架下，發生于阿拉伯、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的斗爭，都被簡單地囊括在泛泛的“代理人戰爭”框架下。阿拉伯世界內部紛繁復雜的意識形態斗爭結構，則更被“以色列與阿拉伯人沖突”這一主線所掩蓋。而也正是在這種框架下，以瓦哈比主義為意識形態基礎的沙特和阿富汗塔利班武裝才能被美國一度視為其中東地區抵抗蘇聯沙文主義霸權的重要伙伴。而相反，中國在這一地區所進行的反對霸權主義話語的政治活動，其歷史與意識形態作用則基本被忽略。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思想資源，則更未得到系統的總結與反思。
阿拉伯世界內部的分裂接續了19世紀的殖民歷史，并聯系著貫穿整個20世紀后半葉的冷戰政治，一直延續到了21世紀后冷戰時期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政治。然而，這種分裂的狀況，卻一直被忽略。直至2001年，美國針對阿拉伯及泛伊斯蘭主義影響深遠的地區開展的所謂“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這種在阿拉伯世界內部的分裂局面才由于其戰略價值，被重新討論。這種討論同樣也是意識形態政治化的。一方面，這種沖突被重新描述為“文明的沖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在這個觀念下，新自由主義的政治行為被重新包裝成為具有普遍主義色彩的世界大同夢想，而在這過程中，伊斯蘭被臉譜化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阻礙力量。另一方面，在戰爭的進程中，伊斯蘭世界內部的廣泛差異性被作為一個戰略機會重新認識。
2003年，蘭德公司受美國空軍委托，對9/11之后的穆斯林世界進行了一個系統性的戰略分析。分析報告指出，解決穆斯林恐怖主義的首要途徑是“區別對待穆斯林內部各個派別，尋求與美國訴求基本一致的宗派，以求推進民主觀念及穩定局面，并以此對抗極端主義及暴力組織。”報告提出，解決伊斯蘭宗教極端主義的方法，首要是應當加強地區經濟建設，減少貧困人口。同時也需要聯合伊斯蘭內部的和平主義派別，幫助他們興建講經學校，培養宗教人才。雖然這一系列政策手段是對應極端主義切實可行的方法，但其切實效力卻非常有限。這其中重要的原因便在于美國在冷戰結束之后，便在阿拉伯地區著力實行的軍事霸權主義政策。
自1991年海灣戰爭之后，美國便成功在海灣地區駐軍，當時其倚靠的重要地區力量是君主制的沙特。此后，在小布什政府的軍事策略下，其在阿拉伯地區，特別是伊拉克所實行的“去復興黨化”戰略使得一批在冷戰時期樹立起的阿拉伯世界世俗權威開始瓦解。這一行動，實際上為泛伊斯蘭主義的進一步發展鋪平了道路。同時，美國在阿拉伯半島的軍事存在直接觸動了阿拉伯人19世紀以來的歷史傷痕。無論是泛阿拉伯民族主義還是泛伊斯蘭主義，都堅定地反對這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在阿拉伯世界存在。這也就使得美國在阿拉伯地區的戰略喪失了基本的群眾基礎。而其對沙特王室的倚重，又觸及了困擾阿拉伯世界已久的宗族主義沖突歷史。因而，長達10年的反恐戰爭反而更進一步促成了后冷戰時期阿拉伯世界的分裂。而隨后奧巴馬時代美國全球政策的內卷化，則更打開了世界格局進一步分裂的潘多拉之盒。
后冷戰時期民族問題的內部與外部
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沖突，更多體現的是兩種普世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沖突。而將這種沖突包裝成為“文明的沖突”無疑是在掩蓋新自由主義民主政治全球化的意識形態色彩。同時也淡化了伊斯蘭宗教本身的政治意義與社會基礎。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建立在美國國家利益及全球霸權戰略基礎上。其通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擴張則侵蝕了大量發展中國家內部必要的生產型經濟增長動力。由此而促生的民粹主義、宗派主義、保護主義等，則是在一場新自由主義經濟危機后所必然爆發的反抗政治形式。其特點，毫無疑問也是意識形態式的。
隨著2010年阿拉伯世界政治動蕩發生，阿拉伯的碎片化更呈現出宗族主義、國家利益以及宗教信仰結合的多重沖突。在這個過程中所浮現出的最為嚴重的危機，體現在海灣國家對于埃及、敘利亞、利比亞、突尼斯等世俗國家政變后出現的多種政治宗教組織差異性的支持立場。這個現象，也體現了泛伊斯蘭主義政治運動內部的普世性危機。在阿拉伯世界內部乃至全球穆斯林政治運動團體中，影響最廣泛的應當是起源于18世紀中晚期的瓦哈比主義，以及起源于20世紀早期的穆斯林兄弟會。
瓦哈比派屬于穆斯林遜尼派中信奉原教旨主義的一支。其信仰具有絕對的排他屬性。由于20世紀初與伊本•沙特家族聯合，成為沙特阿拉伯立國的意識形態基礎。在沙特的政治與經濟支持下，瓦哈比主義在全球各地迅速發展。瓦哈比主義對于伊斯蘭教義那種排他的原教旨詮釋在阿拉伯半島的傳播得益于沙特在該地區的政治影響力。同時，沙特自詡圣地守護者，通過每年接待大量從全球各地前來麥加、麥地那朝覲的穆斯林群體，瓦哈比主義也得以獲得了便利的全球化土壤。再次，作為世界性宗教的伊斯蘭教在組織上已經為這種意識形態的傳播提供了重要的社會基礎。通過以資助的方式對于講經學校(madrassa)、律法學校(mazhab)等重要宗教意識形態機構的影響，瓦哈比主義得以有效地傳播，并成為遜尼派穆斯林內部具有重要影響的支派。最后，近十年來阿拉伯地區的政治經濟動蕩以及美國對于什葉派伊朗的經濟制裁，抑制了一大批伊斯蘭教內部其他一些原本具有政治及經濟影響力的支派思想。從而打破了伊斯蘭思想內部各宗教派之間意識形態的消長平衡。在這種國家世俗意識形態退潮、伊斯蘭宗教意識形態受到“反恐戰爭”臉譜化壓制的情況下，具有良好群眾基礎并資金充沛的瓦哈比主義得以在全球迅速膨脹。以中國為例，隨著瓦哈比主義的蔓延，喀什、沙甸、義烏等地穆斯林群體中深厚的蘇菲主義傳統逐漸被保守原教旨主義的莎拉非、甚至是瓦哈比主義所取代。特別是新疆，蘇菲傳統影響下能歌善舞著裝華麗的維吾爾人民變少了，取而代之的則是黑袍蒙面，具有濃厚沙特瓦哈比主義特點的穆斯林。
隨著阿拉伯政治變動而被世人所知的另一支泛伊斯蘭主義運動內的政治組織是穆斯林兄弟會。穆斯林兄弟會起源于20世紀初殖民時期埃及的知識分子反抗運動。在一個統一的伊斯蘭世界大同政治理想之下，穆斯林兄弟會更強調社會現代化教育以及精英政治模式相結合，以期取得反殖民獨立的政治目標。與泛阿拉伯民族主義不同，穆斯林兄弟會具有更強的國際性。同時，與瓦哈比主義相比，穆斯林兄弟會采取了較為溫和且世俗化的政治表現形式。從近些年穆兄會在埃及、突尼斯等國參政的情況來看，他們似乎不反對以現代政黨的姿態，參與到議會政治的對抗。相比瓦哈比主義偏狹的看法來說，這一“圣戰”的闡述要更接近伊斯蘭傳統中知識階層中間派及溫和派對于“大圣戰”的解讀。
穆斯林兄弟會從其建立之初便注重鄉村教育。這與伊斯蘭傳統中對于下層人民的關懷是密不可分的。作為一個在反殖民運動中誕生的宗教政治團體，穆斯林兄弟會最初在埃及蘇伊士運河工人中獲得廣泛的支持。隨著埃及反殖民運動的勝利和民族主義者納賽爾的上臺，穆斯林兄弟會被埃及政府宣布非法。其活動也開始轉入地下。而在這重政治壓力下，穆斯林兄弟會的活動開始偏向暴力反抗。在其作為地下組織期間，穆斯林兄弟會反而迅速開始在阿拉伯國家以及伊斯蘭世界中傳播。近年來，具有穆斯林兄弟會背景的政黨在突尼斯、埃及的議會選舉中能夠戰勝世俗知識分子政黨，取得壓倒性選舉勝利，也是其長久以來政治活動中積累的群眾基礎的體現。
當然，穆斯林兄弟會的發展也得益于在伊斯蘭傳統大背景下，阿拉伯世界內部由來已久的政治沖突與分裂。上世紀50年代，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民族主義政權壓迫下，得到了沙特阿拉伯的庇護。而其之后的政治發展，也得到了來自新興石油富國卡塔爾的支持。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同為海合會國家成員的卡塔爾和沙特開始進行國家軟實力的競爭。雙方都意圖成為阿拉伯乃至整個穆斯林世界的精神領袖。與什葉派不同，遜尼派穆斯林缺少一個統一的宗教與政治領導人。因此，長久以來遜尼派內部的意識形態沖突便體現為多種宗派之間針對宗教領導地位的爭奪。作為新興石油富國的卡塔爾意圖與提倡民主政治形式并有世俗政治斗爭經驗的穆斯林兄弟會結合。其半島電視臺的宣傳口徑也充分體現了這種意識形態戰略目標。半島電視臺的英語頻道展現出其對西方政治意識形態中“民主政治”形式、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話語的同情與支持。而其阿拉伯語頻道則充分展現了其意圖建立起阿拉伯世界統一領導權的泛伊斯蘭主義目標。這種意識形態及政治策略，是與穆斯林兄弟會在整個20世紀政治現場中的表現不謀而合的。
然而，這種以民主政治為形式的政治手段對其他海灣國家的君主制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提出了嚴峻挑戰。作為海合會國家傳統領袖的沙特一方面開始加強其在海合會國家內部的瓦哈比主義傳播;另一方面，也以其政治壓力，聯合科威特、阿聯酋等酋長國開始對卡塔爾施加壓力，要求其放棄對于穆斯林兄弟會的意識形態及經濟支持。從2011年開始，這三個海合會國家內部也開始進行大規模搜捕穆斯林兄弟會成員的鎮壓活動。同時，針對埃及、敘利亞、利比亞、突尼斯等政治變動的國家，他們也開始對世俗軍官政權及其他反穆斯林兄弟會的伊斯蘭武裝組織進行經濟支持，意圖阻止穆斯林兄弟會在這些國家內部通過議會政治模式取得政權。
結語：碎片化時代的中國政治與外交
與阿拉伯及東歐國家一樣，中國近些年所面臨的民族與宗教問題是碎片化世界格局中的意識形態問題。而意識形態問題必須以意識形態的方式來解決。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語境下，不存在一種單純的一國之內的宗教與純粹的民族問題。以中國近些年所面對的西藏、新疆問題來看，其民族獨立訴求的知識話語來自西方殖民主義話語及其后的發展。而不久前發生在云南昆明的恐怖襲擊，其政治想象，則來自于一種對于全球化的泛伊斯蘭主義狹義“圣戰”的認同。試圖用政策的方式來解決這類具有濃重意識形態政治想象的問題無疑是徒勞的。同時，中國也應該避免被盲目卷入美國全球“反恐戰爭”的話語內，進而造成一種與伊斯蘭國家、民族及人群之間“文明沖突”式的意識形態沖突。
從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到今天東歐的碎片化，都可以被放在一個統一的新自由主義政治意識形態全球化的框架中去理解。新自由主義全球政治的形式邏輯體現在對于發展及個人經濟自由理性發展的絕對信仰。在此基礎上所論證的對個人主義民主政治結構的強化以及對國家調控及意識形態作用的弱化甚至是污名化是其明顯的意識形態任務。然而，以絕對的個人主義經濟發展為基礎的新自由主義不能承載一個意識形態政治所必需的共同體想象任務。因此，在其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政治霸權缺少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權利中心，同時對于這種霸權政治的反抗也是無中心的。碎片化則是這種政治權利無中心的現實，與意識形態多中心的普世政治話語理想在世界政治中的真實體現。由此產生的情況應當是新一輪民族國家獨立與分裂主義意識的興起，以及新一輪對于普世主義政治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爭奪。在阿拉伯世界的變動中，我們看到的是泛伊斯蘭主義內部多種普世敘述的意識形態爭端，也看到了阿拉伯民族主義、海灣國族主義的興起。需要指出的是，后者實際上在前者的意識形態壓力下艱難生存，特別是在海灣國家內部，國族主義的基礎很大程度上仰賴的僅僅是國家暴力機器對于宗族、教派差異的壓制。
泛伊斯蘭主義作為一個全球性的運動，其影響深入到了中國內部，并打破了中國自革命建國以來所形成的對于民族問題敘述的政治平衡。近20年來對于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論的盲目信任，也讓中國共產黨政權逐漸喪失了對于意識形態問題的話語權?？缑褡逯g的認同政治需要一個具有普世主義價值的意識形態話語支持。同時，抵御中國內部民族分裂主義碎片化傾向，也需要對全球范圍內意識形態政治沖突及多種普世主義話語內部差異性的理解與利用。針對中國境內的穆斯林問題，一個首要的任務，應當是調動伊斯蘭內部資源，抵御瓦哈比主義的全球影響。我國長期對于民族宗教問題的放任管理，一味地意圖以經濟發展與政策扶植方式，試圖解決一個以意識形態為核心的問題，無疑是徒勞無功的。相反，在這種唯發展論的實用主義政治邏輯下，國家主動放棄了對于意識形態問題的領導權。以此在宗教團體、少數民族中創造出的意識形態真空，為瓦哈比主義這種具有國際主義色彩，且有良好群眾組織結構的意識形態傳播提供了機會。
中國所面臨的民族與宗教問題是其內部的問題，但同樣也是一個具有國際性的問題。其解決不但是內政，也是外交。因此，嘗試應對這類問題不應當僅僅停留在一國一族的框架內。如何積極參與到國際政治中，充分利用阿拉伯內部的矛盾與分裂，利用多種普世主義話語之間的緊張與沖突，在變動的碎片化格局中區別朋友與敵人，抑制瓦哈比主義，進一步緩解這種格局下的分裂傾向，則是未來意識形態與權力政治中一個不可忽略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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