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市場的運勢在迅速改變。不久前，它們還被稱為世界經濟的救世主—在美國和歐洲等經濟體熄火時取而代之，成為充滿活力的增長引擎。花旗集團、麥肯錫公司、普華永道和其他機構的經濟學家紛紛預言從亞洲到非洲都將迎來廣泛而持續的增長時代。
但如今，人們對新興市場的預期再次陷入了一片悲觀。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的動作才剛剛開始，新興市場貨幣便頹勢盡露;放眼望去，人們看到的都是深層次的問題。
阿根廷和委內瑞拉不同尋常的政策路已經走到了盡頭。巴西和印度需要新的增長模式。土耳其和泰國受制于國內沖突長期發酵所引致的政治危機。在非洲，人們開始擔心結構性變革和工業化的不足。而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其經濟減速會帶來軟著陸還是硬著陸。
這不是發展中國家第一次因為猛然間的全球金融市場情緒波動而遭受重創。令人驚奇之處是我們居然對此感到很驚奇。特別是經濟學家，他們應該早就學到了一些根本教訓。
首先，新興市場興奮不過爾爾。經濟奇跡是罕見的，其發生必非無因。政府能夠大規模干預實現經濟的重組和多樣化，同時又能防止國家淪為腐敗和尋租的溫床的情形只是例外。中國和如日中天時期的韓國、日本和其他少數國家或地區有過這樣的政府;但這些政府所推動的快速工業化與大部分拉丁美洲、中東、非洲和南亞國家無緣。
相反，過去20年來，新興市場的增長來自一系列(臨時性的)外部環境巧合：大宗商品價格高企、低利率以及看似無窮無盡的外國融資。改善的宏觀經濟政策和總體治理水平也有所助益，但這些只是增長的助推器，而不是發動機。
其次，金融全球化被過度吹捧。對資本流開放被認為能夠刺激國內投資、降低宏觀經濟波動性。但實際上可謂正好相反。
我們早已知道，投資組合和短期流入助長了消費繁榮和房地產泡沫，而當市場情緒發生了難以避免的回落并且融資開始枯竭時，災難性后果就隨之而來。因經濟越爬越高而躊躇滿志的政府本不應該對隨之而來的摔個鼻青臉腫感到驚奇。
再次，浮動匯率是有缺陷的沖擊吸收器。理論上，市場決定的貨幣價值應該能夠讓國內經濟免于國際金融波動的影響，在貨幣流入時升值，在貨幣流出時貶值。但在現實中，極少數國家可以在不付出代價的情況下得到這一貨幣盟友。
急劇的貨幣升值會抹殺一國的國際競爭力。而快速貶值則是央行的噩夢，因為這會造成通脹性后果。浮動匯率能夠降低調整難度，但無法消除它們。
第四，對全球經濟政策協作的信念是錯誤的。比如，美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永遠是首先甚至完全根據國內需要決定的。歐洲國家連它們自身的共同利益都照顧不好，更不用說全世界的利益了。新興市場政府期望主要金融中心調整政策以應對其他地區的經濟環境變化，不啻于緣木求魚。
在大部分情形中，這并非壞事。美聯儲每月都要購買巨量長期資產—這就是所謂的量化寬松(QE)—提振了美國的需求和經濟活動，也令整體世界經濟受益。沒有QE—美聯儲目前正在逐漸結束它—世界貿易將遭受大得多的沖擊。類似，當歐洲能夠制定出正確的政策并振興經濟時，世界也會受益。
其他部分則由發展中世界的官員決定。他們必須抵制在外國融資價廉量足時期的誘惑。在外國資本大量流入的情況下，對可貿易商品的私人投資水平停滯不前是一個非常有力的危險信號，任政府說得如何天花亂墜都不能忽視。官員面臨一個簡單的選擇：保持對資本流的強大的審慎控制，或者準備將一大部分資源用于積累巨額外匯儲備作為自我保險。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經濟過度金融化。由此造成的政策困境—不平等性加劇、波動增加、管理實體經濟的空間被擠壓—將在未來幾十年中一直成為決策者的難題。
說讓各國政府魯莽地加入這場狂歡的唯一罪魁是政府本身，這固然正確，但無濟于事。現在應該想想世界如何能夠在金融和實體經濟之間建立更加正常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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