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北非顏色革命：西方何以焦慮以待？

北非顏色革命：西方何以焦慮以待？

“突”如其來的“茉莉花革命”果不其然在阿拉伯世界形成多米諾骨牌：阿爾及利亞、埃及、也門都接連發生了大規模反政府的抗議、示威和沖突。此時革命發源地突尼斯也依然如火如荼，毫無平息之勢，社會治安也迅速惡化，更加一萬多名囚犯成功越獄，直接威脅到社會安全。

然而，令人頗感意外的是，一向喜歡在所謂專制國家發動、支持革命的西方，這一次卻表現的極為不同：不但沒有興高采烈之色，相反有所保留的話語中更充滿焦慮之意；不僅沒有在事件之初介入和支持反對勢力，而且面對當局的鎮壓表示沉默（默許）。甚至還有如法國者，公開表示要傳授安全部隊處理此事的經驗，以解決（抗議）問題。這不僅表現在突尼斯，還有現在的埃及。埃及的大規模抗議活動遭到警察的鎮壓，到目前為止，四人被打死，一千余人被捕。面對如此血腥的暴力，西方的反應是：要求各方對話和克制，完全是中立之態。美國國務卿希拉莉甚至認為埃及政府穩定并在尋找回應民眾合法要求的解決之道。歐盟的表態也是十分的緩和，僅要求政府傾聽人民的呼聲。曾經公開要求支持本.阿里而事后備受指責的法國外交部長米謝勒·阿利奧·馬里這次則謹慎的表示： 為出現傷亡而痛惜。她在呼吁更多民主的同時卻又公開拒絕任何干預。這和過去動輒強烈譴責或者恫言制裁形成鮮明對比。而且沒有任何一個西方國家像譴責當年的伊朗一樣譴責埃及關閉推特和臉書。不僅如此，穆巴拉克的接班人、他的兒子已經攜妻小逃到英國（英國看來就是比法國講義氣）。足見西方和這些阿拉伯所謂獨裁者的緊密關系。

此輪阿拉伯世界的顏色革命，表面上看是內政所致：經濟困難、腐敗嚴重、領導人長期攬權。但實是西方冷戰后種下的因以及全球經濟危機合力導致的結果。

冷戰后，西方高舉意識形態大旗，全球輸出民主。特別是在前蘇聯的勢力范圍內和中東敢于公開反美的國家。雖然對于和西方合作的各阿拉伯國家網開一面，但顏色革命正當性卻在西方的主導下被認可。這就是突尼斯引發的革命浪潮的遠因。

其次，西方發生全球經濟危機之后，對阿拉伯世界沖擊較大。油價下跌、西方援助減少、來自西方的游客減少，都不同程度上對阿拉伯世界造成相當大的負面影響。于是經濟危機就迅速演變成政治危機。從要面包迅速升級為要民主。其實，他們沒有看到的是，西方經濟危機以來，美國、英國、愛爾蘭、希臘、冰島等都出現了政府更替。原因也都是由于經濟危機導致的政府失去人心而下臺。只不過政權更替是在西方的游戲規則之內，并沒有引起過多關注。實際上，這場經濟危機早已導致西方的顏色革命。甚至美國都選出首位黑人總統。

所以，無論是從政治上還是經濟上，西方都是這場阿拉伯世界革命的實際推動者----盡管此次西方并不想充當這個角色。

西方并不樂見這場革命的發生，原因有二：一是這些國家雖然不被西方視為民主國家，但卻是西方的盟友。在石油供應和反恐戰爭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原因。相反，一旦實行民主，如果引發混亂或者導致極端伊斯蘭勢力上臺（這次埃及政府把暴力歸咎于被禁止的伊斯蘭政黨），將嚴重損害西方的利益。伊朗、阿爾及利亞就是前車之鑒。二是西方自己正處于危機之中。歐盟的主權債務危機愈演愈烈，雖然歐盟規定債務占GDP的 比重不能超過60%，但放眼西方，無一國達標。意大利、比利時、希臘、都超過100%，日本甚至超過200%。而據預測，債務規模直到2013年都依然是持續上升。至于美國，國債已突破14萬億美元。如果美國是一家有限公司的話，早就破產。根據伊福普數字統計研究所為法國《十字架報》所做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一半以上（52%）的美國人感到仍然身陷危機。而更令西方擔憂的是，直接影響社會穩定的青年人失業率居高不下，超過20%的國家有西班牙、意大利、希臘和法國。超過10%的國家則有英國、美國、德國。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已無力承擔中東民主化莫測的后果。

然而，在西方經濟危機和長期意識形態輸出下，這場革命卻不期而至，從而把西方置于十分矛盾和兩難的境地：究竟是捍衛自己的價值觀還是捍衛自己的切身利益？

西方從目前看，基本上還是實用主義占上風。只要現政府不倒，就盡可能不施加壓力或者暗中、公開支持。而一旦民眾占據上風，則馬上唱唱民主高調。不過西方的立場仍然處于調整中。如果突尼斯迅速實現穩定，完成民主轉型，而且成功阻止極端伊斯蘭勢力上臺，西方會轉而積極推動這一波中東革命。并以此彌補自己在經濟危機中受到損害的政治模式的合法性。如果突尼斯持續動蕩，或者極端伊斯蘭勢力在選舉中脫穎而出，并進而影響到其它中東產油國如沙特、科威特、約旦的穩定，西方恐將站到反對革命的第一線。西方明白，盡管這場革命根源在已，但一旦中東出現亂局，或者干脆極端伊斯蘭勢力上臺，西方的石油安全和反恐大業可就岌岌可危。這場革命反過來會對仍然在危機中掙扎的西方造成致命一擊。

不過話說回來，目前出現危機的三國：突尼斯、埃及和阿爾及利亞，在整個阿拉伯世界還多少有些民主色彩。比如也有選舉，也有反對黨。總統和議員都是普選產生，不是世襲制，媒體的開放度和和自由度也高。埃及憲法更明確規定實行多黨制。阿爾及利亞則更進一步，規定總統只能連任一次，實是標準的民主國家。就是突尼斯，除了禁止極端伊斯蘭政黨和共產黨以外，其它政黨都是合法的。本來，從理論上講，首先出現革命或者動蕩的國家不應該是它們，而是其它封建王室國家。但中東的現實卻是：民主成份越多的國家，國家卻越不穩定（這也包括由于選舉引發爭議的伊朗）。如果說事實勝于理論，西方是不是要好好好反思呢？當然我們可以認為，伊朗選舉期間發生的動蕩是由于由于西方的介入，北非這幾國經濟發展水平無法和中東產油國相比。哪么我們是不是又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民主與否并不是一個國家穩定和發展與否的條件？

發生在阿拉伯世界令西方焦慮的顏色革命，說明伊斯蘭社會在向現代化邁進的途中還沒有找到適合自己文化、宗教的“改革開放”之路。正陷入困境的西方也無法給予令人信服的可資借鑒的答案。對于置身事外的中國，倒是又找到一個審視自身現代化進程的坐標以及洞察西方推動民主真相的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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