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民族國家而言,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政治分裂催生出英、加、美、澳等獨立政權的繁盛,然而這種表面上的分裂并不深刻,因為在歷經獨立與反獨立的軍事陣痛和霸權與反霸權的文化申明之后,諸國不但在利益上并無實質性對立,而且兄弟同心,在政治上從而也并不包含相互對抗的意思。他們是這個時代的霸主,也是這個世界格局的主導者和維護者,他們不僅制服了阿拉伯人和斯拉夫人的掙扎,而且平息了日耳曼人和日本人的挑戰。而大陸與臺灣之間的關系,也正體現著與之緊密相關的、由世界近現代史書寫至今的中華民族的深重苦難。
從天下一家四方皆服皇恩浩蕩的中央之國,到夷夏大妨割地賠款亡國滅種的東亞病夫,中華民族這頭東方睡獅曾因對世界格局的重大誤解備受磨難從而在幾十年前倍加覺醒。從重整河山富國強兵領袖弱小的東方巨人,到歸順豪強割肉補瘡眾叛親離的肥大羔羊,中華大地這座世界工廠也因對進步模式的過度想象飽受贊揚從而在十幾年來尤其沉醉。
在當今中國特色時代所特有的人權與主權有無高下、民族與階級誰更根本的雙重歷史辨正當中,漫畫式地充斥著“美國大兵,我的兄弟”的無聊訴求,以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淺薄聲張,這些毫無建樹的文化迷障與“愛國家不等于愛朝廷”的討巧廢話一道綁架了政治論戰的主題,誘拐了經濟解放的真義。
美國建國元老約翰-亞當斯曾說,每當選舉結束,奴隸制就開始了,意在提醒選民們要慎重選擇執政者。執政者每過一段時間就會輪換的游戲規則,可以保證政府是為絕大多數選民服務的。然而自從利益集團控制了媒體,說客集團把持了言路,政治獻金左右了競選結果,真正能上臺執政的就只會是財團代理人了。而且,更為重要也是最為根本的一點是,政權是更迭的,但財富是世襲的,執政者可以被選下臺,但利益集團會持續存在。這就是美國政治變質的實質,如今的美國早已不是建立之初啟蒙思想家托馬斯-杰弗遜的美國了。
其實稍加體認就不難發現,作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生存于歷史夾縫中的民族,那些身居美國的猶太人,也并不因為其公民身份而放棄左右本國的外交政策以為自己民族的獨立政權以色列謀求福祉。這不是人權高于主權的有效說明,正相反,這是主權對于人權之具有重大意義的極佳例證。反觀中國,當弱肉強食的外部叢林規則內化成為虎作倀的內部生存秩序,為大漢奸翻案、為賣國賊辯誣的腦殘行徑,實際是富有內涵大有深意的思想鋪墊。對內嚴防死守耀武揚威,對外妥協遷就韜光養晦,這是經濟漢奸的優先利益選擇。對內不統不獨占盡便宜,對外若即若離撈夠好處,這是政治買辦的最佳平衡策略。
臺灣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故紙堆,也是中華大地的政治試驗田。然而一個社會群體在何種意義上具備行使民族自決的資格,這是由該群體的歷史成因、現實處境和行為意圖所決定的。一種政治集團在何種條件下具有執掌獨立政權的能力,這是為該集團的群體基礎、現實條件和執政理念所體現的。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南北朝鮮劍拔弩張,大陸臺灣交相威懾,印巴兩國長期對峙,這無一不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強力瓦解分而治之的顯例。
在這個意義上,其實也正是在《反分裂國家法》的意義上,和平統一也好,武裝平叛也罷,辨明主旨而不是在軍事威懾之下盲目維持虛假的和平現狀,理順關系而不是放任對方挾洋自重以為外敵敲詐抑或家賊勒索大行方便,不但有觸手可及的好處,也更符合華人世界所一致追求的大國崛起、民族復興的長遠利益。這也正是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核心利益之所在。
民族主義是有界限的,其合理限度就是與反抗階級壓迫的民族解放運動相重合,一旦超出這個界限就會出問題。種族主義、民族主義與對階級壓迫的強調一樣,本質上都是準確把握到了群體間的利益關系。資本家沒有祖國,所謂民族資本,不過是個文化幻象,在這個意義上,人類苦難的根本解決需要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然而退一步我們可以推知,作為美元債券的空頭債主和打工過活的世界無產者,民族解放運動是反抗階級壓迫的必經步驟,民族鋤奸意識是改善人權狀況的必要前提,這是個體對抗盤剝和群體抵御侵略的雙重覺醒。
由此看來,大陸的文化洋奴、經濟漢奸,臺灣的軍事傀儡、政治買辦,二者各行其是而又同事一主,全民公敵實屬首惡必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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