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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形勢--對聽嬋釋禪先生的訪談錄之三(38)

聽嬋釋禪 · 2009-11-10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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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有之村”記者對聽嬋釋禪先生的訪談錄之三(38)  

   

“烏有之村”已有點名的準記者  

   

“烏有之村”記者:  先生,您好!從2008年11月4日,你的《論“社會市場經濟”概念的確立(1)》開篇以來,已寫了37篇了,這個“社會市場經濟理論體系”也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前兩次采訪都是圍繞你的這個“理論體系”的有關問題進行的。這次采訪,希望先生依據你“集大成”基礎上創建的“經濟學理論”對當今世界經濟形勢和一些熱點問題談一下看法。  

   

一年多來,當今世界上最熱門的經濟話題就是“金融經濟危機”。請問“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之間有什么不同?其內在機理是什么?  

   

聽嬋釋禪: 我探討問題,喜歡進行“窮根溯源”的理論分類,這樣可以在理論分析與實證過程中給人一種更加清晰明了、更有抓頭抓手的可以讓人理清頭緒的思考思路。當然,也更有利于人們在實踐中對現實的經濟問題進行有針對性地對癥下藥。  

   

   

根據“市場經濟之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循環和演變過程”這個我給下的關于“市場經濟”的定義及其理論體系,我把“經濟危機”共劃分為“四大基本類型,九個基本類別”,可以說是“周延”了經濟危機的所有基本形式。也即: 一是生產和產能“短缺”的經濟危機。  二是生產和產能“過剩”的經濟危機。  三是社會財富分配,也即貨幣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分布“不均衡”引發的“貧富兩極分化”的金融經濟社會危機。 四是貨幣生產“過剩”引發的“通貨膨脹”金融經濟危機。  五是貨幣生產“短缺或是銷毀”引發的“通貨緊縮”金融經濟危機。 六是交換和運能“過剩”的經濟危機。七是交換和運能“短缺”的經濟危機。八是消費和消費手段“過剩”的經濟危機。 九是消費和消費手段“短缺”的經濟危機等九個基本類別的經濟危機形式。  

   

   

“金融危機”的實質就是“經濟危機”的特殊表現形式,是貨幣做為實物商品的替代物或是表示物以后,政府、企業等各層級組織中的那些通過財政、信貸或是叫借貸和股票等證券資本市場等手段和方式“專職”進行“貨幣生產和管理”部門和行業的出現,并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由于“過量生產貨幣,或是大規模銷毀貨幣,或是使貨幣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分配的嚴重不均衡”所形成的危機現象,是市場經濟之“分配”環節出現三種“不正常”的貨幣現象所引發的經濟危機。叫“金融危機”也可以,但叫“金融經濟危機”可能更準確一些。現在人們通常把“貨幣生產過剩引發的通貨膨脹危機和貨幣生產短缺或是銷毀引發的通貨緊縮危機”叫做金融危機,這是很不全面的。還必須加上“社會財富分配,也即貨幣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分布‘不均衡’引發的‘貧富兩極分化’的金融經濟社會危機”,才能更全面準確地表達世面上比較流行的那個所謂的“金融危機”的全部內涵和外延。而且“貧富兩極分化”這種形式的危機是“從古至今”都一直不斷出現的危機,并且是做為“成也分配,敗也分配”千古周期律發揮作用的“核心”危機形式,其一直決定著世界各個國家的“皇族或是執政黨,朝廷或是政府”更迭變換的命運。而“貨幣生產過剩和貨幣銷毀”的危機,也即是“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危機,則是在社會由“短缺的市場經濟”過渡到“過剩的市場經濟”以后,為了對付“生產過剩”的危機而經常發生的“貨幣生產”或是嚴重過量,或是嚴重短缺的危機。  

   

   

而近一年來全世界應對的這種“金融危機”,正是這種可以導致金融資產嚴重縮水,大量投資者“按資分配”收入大幅下降甚至虧損;大量企業限產甚至破產倒閉,勞動者的“按勞分配”收入降低,甚至因為有大量的失業而失去收入,整個社會的購買力嚴重不足所形成的“通貨緊縮”金融危機。中國的四萬億元刺激經濟的計劃和寬松的財政信貸政策等和世界各國所采取的各種大力度刺激經濟的那些應對金融危機的重大舉措,目的就只有一個,那就是為了緩解“通貨緊縮”的金融經濟危機。  

   

   

可以說,在現代“過剩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通貨膨脹、通貨緊縮和貧富兩極分化”這三種“金融危機”形式的出現往往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并互相發生作用和影響的。因為有了“按資分配和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的分配方式,所以也就必然會使社會財富向少數人手里集中和轉移,這樣就會出現有錢人沒有多少即期消費能力,沒錢的人想消費卻沒錢消費的現象。于是就通過財政、信貸和股票等證券資本市場等的“分配和再分配”手段和功能,為缺錢的人和投資的人推出了“借貸消費和超常規印制鈔票”這種“預支未來,超前消費”的分配方式,用以緩解由于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衡所造成的“貧富兩極分化”的危機。當財政、信貸,特別是股票等證券資本市場等的“分配和再分配”的功能發揮到極限后,整個社會的貨幣流動性泛濫,全體社會成員的收入普遍增加,購買力普遍增強,使整個社會出現了商品價格全面大幅上漲的嚴重“通貨膨脹”的金融經濟危機,并在可能導致社會動蕩的情況下,政府等各層級組織便會出面控制這種“貨幣印制”的過于泛濫和發泡現象,再加上人們的投資信心喪失的大量賣出手里的證券和縮減借貸等,于是一場由“通貨膨脹”金融危機轉化為“通貨緊縮”金融危機的“你剛唱罷,我登場”的全體社會成員都參與的社會大戲,就這樣毫不留情地聯袂上演了。而在這個過程中“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衡所造成的貧富兩極分化”的危機,則是始終如影隨形地在其中起著“助推危機加重或是減輕危機”的作用。  

   

   

如何保持這“三種狀態”的平衡有序發展,歷來是各國政府最頭疼的難題。“人本位”的“社會財富由全體社會成員相對公平正義、平等民主共享”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分配制度,是可以有效地解決這三者處于相對平衡狀態的難題的,但人類由于各利益集團逐利的自私自利性,其絕大多數國家都是放棄了這一可以給人類創造幸福美好生活的社會基本分配制度。但人類正在覺悟地努力回歸著這種代表“文明進步”的社會基本分配制度。現在世界各國通過“按公權力分配”正在建立的“社會公共福利保障制度體系”的舉動,正是在走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社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相對文明進步的道路。中國和美國等眾多國家斥巨資圍繞“糧食等農副產品、醫療、養老、教育、住房等生活、生產必需品,所建立健全的“社會公共福利保障制度體系”,就是這種可以適當“減輕貧富分化”危機,應對和預防“通縮、通脹和生產過剩”危機的走“財富共享”的社會主義和社會資本主義道路的重大戰略舉擇。  

   

   

“烏有之村”記者:不少人把這次金融經濟危機比做是1929年以來涉及最廣泛、影響最深刻的最大一次金融經濟危機,這兩次危機有什么異同?  

   

   

聽嬋釋禪:這兩次危機的共同點:一是都有商品“生產和產能過剩、交換和運能過剩”危機的相同因素。二是都在“社會財富分配,也即貨幣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分布‘不均衡’引發的‘貧富兩極分化’”危機的前提下發生的。三是都存在“貨幣生產過剩和貨幣銷毀過量”的“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雙重危機相伴相生和如影隨形。雖然1929年那次“危機”的規模、波及的范圍等是不能與這次“危機”同日而語的,但性質仍然是“童叟無欺”一樣的性質。象朝鮮和古巴等社會主義“財富共享”的國家,由于沒有“生產和產能過剩、交換和運能過剩”,“貧富兩極分化”和“印制和銷毀貨幣的有如“借貸消費、股票等證券資本市場等各種機器”等產生危機的條件。因此,也就難以發生類似的危機。當然,這幾大方面”也是產生“金融經濟社會危機”的根源。  

   

   

這兩次危機的不同點:一是1929年那時的財政債券、銀行信貸等的“預支未來、超前消費”的 “借貸消費”手段還不向今天這樣發達并發行和貸款量這樣巨大和普及。 二是“股票等資本證券市場”及其大量的金融衍生品等這個巨型社會財富 “正負分配再分配”的發泡和消泡“印鈔銷鈔機”,還沒有發達到今天這樣的可以隨便在某一個大街小巷的任何一處取款機上,都可以兌現成購買任何商品的現實消費能力的境地,或是還沒有在瞬間就可以把成千上萬億的財富化為烏有的貨幣銷毀的能量。三是經濟的全球化,使或是靠“生產商品”為生的國家,或是靠“生產紙幣”為生的國家等,都形成了各得其所的貿易互補的經濟全球化“資源共享”效應,特別是在全世界各國那里,無論“政見”的如何不同,但卻都能基本共識地一同采取應對危機的措施等,這就給這個世界的金融經濟危機的治理和調控以很大的回旋和緩沖的余地。五是全世界各國更經濟民主、重視民生、人道人權等的通過建立健全“社會公共福利保障制度體系”的向更加“文明進步”方向的邁進,也使這種由危機給人們所帶來的痛苦減輕很多,并且也為迅速走出危機奠定了雄厚的分配制度基礎。也正是由于有了這些對付“金融經濟危機”的諸多相對有利的回旋和緩沖余地和條件,特別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這種互通有無的互補貿易體制機制,及世界文化一體化發展趨勢下的所形成“頻繁對話交流”機制,為許多“思想理念”的達成共識創造了前提條件。因此,也就使全世界各國為共同高效率地應對危機成為可能和現實,并有效地促進了對“過剩商品和過剩貸幣”的大量大面積消費,或是通過現代化的有如股票等證券資本市場和“借貸消費”等“印制鈔票”的巨型機器去增強整個社會的消費能力,并也有效地掩蓋了整個資本世界的國與國,國家內部地區與地區、企業與企業、家庭與家庭、人與人等之間的“財富分配嚴重不平衡”的實際情況和面貌。也就是說,“貧富兩極分化”這種導致金融經濟危機的最根本的策源地問題,從1929年至今,在全世界范圍內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切實的解決。這也是為全世界所有的思想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文化學家們提出的最嚴肅并最富挑戰意義的現實課題。  

   

   

“烏有之村”記者:現在人們對“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等基本概念還有不少爭議,對這類最基本概念的理解和認識不統一,就會產生許多意識形態的分歧,并對采用什么樣的經濟政策形成巨大影響。如何才能更接近客觀現實地理解和解釋這些概念的含義呢?先生經常說的“有管制的市場經濟”或是“有計劃的經濟”里的“有管制或是有計劃”代表了政府哪些管理“市場經濟或是經濟”的職能?  

   

聽嬋釋禪: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最基礎、最本源的經濟理論與實踐課題。人們之所以對這些概念有爭議,就是因為對這些概念的含義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其實,在我的眼里“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這幾個概念的含義是一樣的。只要你把“市場經濟、經濟或是計劃經濟”等套上“就是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循環和演變過程”這個定義,那就都是代表著人類賴以“衣食住行用”等生存生活的沒有什么區別的實實在在的同一個“經濟運行實體”。有人不喜歡“市場經濟”這個概念,喜歡“經濟”或是“計劃經濟”這樣的概念。認為“經濟”前面加上個定語“市場”,變成“市場經濟”這樣的概念,這“市場經濟”就會必然著魔地形成商品價格放任化、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私有制等的結局,就必然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經濟”的前邊加上“計劃”這個定語變成“計劃經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商品價格的嚴管化、商品生產的計劃化、組織化、公有化、公有制等的結局,就必然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都是人們對這幾個概念的模糊認識。出現這種對基本概念模糊認識的原因,就是到目前為止,少有人對這幾個概念下一個內涵和外延相對鎖定,并反映客觀經濟世界本質的簡捷明了的定義,那多種版本的關于這幾個概念的“所謂定義”,一整就整好幾篇子,但也沒把這些概念的“實質含義”弄明白。這當然不是什么給概念下定義,而是對與某個概念相關的表面現象進行的羅列罷了。  

   

   

政府、企業等各層級組織對“市場經濟或是叫經濟”進行“程度不同”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是與“短缺的市場經濟和過剩的市場經濟”有著莫大關系的。對于“市場經濟或是叫經濟”來說,無論是在“商品生產和社會財富分配”方面、還是在“商品的交換和消費”方面 “都管制得很嚴格”,那多是因為“商品的相對短缺”,怕出現經濟秩序混亂而進行的必要管制,而且還只能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財富共享”的社會才能“有效合理地”實施。在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少數權貴富人有吃的就行了,哪有閑心管那大多數人是否餓著,但即使是這樣的不人道、不公平的社會制度,其“市場經濟或是叫經濟”仍然是有“程度不同”的“管制”或是叫“有計劃”的,只不過是“管制”或是叫“有計劃”的重點、程度、方面和方向等各有所側重罷了。比如:“促進生產、收稅、反腐”等這些“管制或是有計劃”手段,好象哪個朝代都沒放松過。  

   

   

一般地講,政府、企業等各層級組織對市場經濟之社會財富“分配”環節的“管制或是有計劃”的方式,是通過“市場經濟或是經濟”的最基本的載體形式---公有制或是私有制的這類財富分配制度來具體實現和實施的。你實行了公有制,那這財富的分配,就必然要出現“相對公平正義、平等民主的共享”分配格局;你實行了私有制,那這財富的分配,就必然要出現“少數人獨享,多數跟著喝湯,甚至連湯也沒的喝”的分配結局。也就是說,所有制形式與其如影隨形的“按勞分配、按資分配、按公權力分配、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等四種基本分配方式,就是政府、企業等各層級組織對“市場經濟或是叫經濟”之“分配”環節的最基本的“管制或是有計劃”的實現和實施方式。而這種對市場經濟之“分配”環節的“管制或是有計劃”的實現方式,也是必然地包括在前面提出的那個“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里面了。  

   

   

隨著科學技術推動商品“生產”手段等的進步,社會商品開始日益豐富,那些非生活必需品的敞開“交換”,放亮“消費”等就會成為一種可能并成為一種常態。也即由市場經濟之“交換”環節來調節和搞活地進行“價格的市場化”了。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經常念叨的“開放搞活”一詞,其苗頭更多的就是指向市場經濟之“交換”環節的“商品交易的天南海北互通有無的活躍性,商品價格的市場自由定價”等的經營活動。即使是這樣,又有哪樣商品可以逃過各種經濟法律法規政策等的對商品的組織“生產和管理”;對交易市場等的組織管理、監督約束;對價格、資源、人力等的調節調控;對產業項目布局、土地、資源等的規劃計劃;對各種市場經濟活動的司法執法監督檢查”呢?也就是說,無論是所謂的“自由市場經濟或是叫自由經濟”,還是“有嚴格管制的市場經濟”或是人們常說的“計劃經濟”等,哪個都無法擺脫政府、企業等各層級組織對其進行必要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只不過是這種對“市場經濟或是叫經濟”的“管制程度”,根據各國政府、企業等各層組織的對“市場經濟運行體”或是叫“經濟運行體”的理解不同或是商品的豐富程度而各有所側重和松放緊縮罷了。  

   

   

實際上,傳統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或是叫“有計劃的經濟”,或是叫“有計劃的市場經濟”,在“短缺的市場經濟”或是叫“短缺經濟”時期,苗頭更多的是指向市場經濟之商品的“生產”環節。這在“過剩的市場經濟”或是叫‘過剩經濟”時期,就是非常有局限性的說法或是做法了。實際上,政府、企業等各層級組織哪能就那么點“經濟管理職能”呢?要是那樣的話,各級政府幾十部門,幾百幾千,甚至數萬的公務員豈不是太沒事可做了嗎?所以,我就羅列了政府、企業等各層組織對“市場經濟或是叫經濟”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四句十六字的相對全面且有一定含概性的“經濟管理職能”。  

   

   

而從實踐上也是可以得到印證的。比如中國在由“短缺的市場經濟”向“過剩的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政府通過對“市場經濟的四個環節”在管理重點上的變化和轉移,其對“市場經濟”的“管理職能側重點或是均衡性”也是發生了很大變化的。政府從原來對市場經濟的四個環節的宏、中、微三觀全面過問,到放棄其“中、觀微”的管理職能,向對市場經濟的四個環節的“宏觀”管理職能進行了集中,而把管理市場經濟的“中、微觀”職能交給行業組織、企業、家庭等去行使。同時,政府的管理職能,也由以前的把主要精力放在商品“生產”上,也開始重視和職能轉變到社會財富的“分配”、商品的“交換和消費”環節上了,特別是對有如飛機場、高速路、鐵路、港口、商場、互聯網、通信和飛機、汽車、火車、輪船、電話、手機等“交換”設施和“交換工具”等發展的重視,和對有如飯店、旅館、旅游場所、借貸消費等“消費”設施和“消費”工具等發展的重視,也就把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給含蓋的更全面更合理更均衡了。而其美中不足的,就是我們的企業等中微觀層級組織太不愿“遵紀守法”了,或是法律法規政策的縫隙太大和太不鍵全了,所以這政府在轉變職能的過程中,就雨后春筍般地冒出了占政府部門有一多半的是“具有經濟執法功能和職能的機構。也就是說,即使一個縣城只有一家企業,那也得用N多家政府經濟執法部門看著。當然了,如果所有企業等都是“遵紀守法”的模范,那么這許多政府經濟執法、檢查、檢驗、巡視、監督、約束等部門也就沒什么活可干了,當然也就沒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政府也自然會來一個脫胎換骨的大瘦身。而反復增加的各種經濟執法部門,也正是政府機構減了一部分職能部門,又新增加了一部分職能部門的反復精簡反復膨脹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實踐上對市場經濟的四個環節還是有輕重緩急、厚薄不均衡的問題的。如現在就存在比較重視商品的“生產和交換”環節,不是很重視“分配和消費”環節的問題。也就是說,所謂的“有管制或是有計劃”是應該至少包括“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這樣的最基本的職能的。而不是原來那種讓人們有狹義理解的“有計劃”或是“計劃經濟”。不過,上面那“四句十六個字”所表達的對市場經濟或是經濟的“有管制或是有計劃”的基本經濟管理職能,詞匯還是有些太多地有點啰唆,可實在是想不出一個更簡略的詞匯來含概這些職能了。希望有高手能解決這個即簡化又含概的問題。  

   

總而言之,一句話,我所理解的政府等各層級組織對“市場經濟或是叫經濟”的四個環節和其循環演變過程的“有管制或是有計劃”的職能,就是政府適合“市場經濟或是經濟”發展實際需要和狀況的且不可或缺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的職能。  

   

“烏有之村”記者:金融經濟危機已經爆發一年多了,世界各國聯手治理應對也有一年多了。到目前為止,對這個重大經濟事件治理情況的評估,也就成了世界各國決策層制定明年經濟政策的現實要求。現在各方面的評估結論不盡相同,有的甚至是截然相反,先生對這場危機治理到今天有怎樣的評估?世界各國,特別是中國應該采取怎樣的進一步應對措施,或是說中國明年應該采取怎樣的宏觀經濟政策?  

   

聽嬋釋禪:這確實是世界各國政府無法回避的必答題,這關系到各國政府如何制定明年以至更長遠的經濟政策和一個國家經濟的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及全體國民福祉的重大問題。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勢必要產生與其結論相對應的不同的經濟政策。其實,對于這場危機的評估,以及明年采取怎樣的宏觀經濟政策等問題,還是得依據“市場經濟之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循環和演變過程”這個理論體系來分門別類地加以分析,并提出理論依據充分的對應宏觀經濟政策。  

   

一、從市場經濟之商品“生產”環節來看,我們以前或是現在所提出的“調結構、轉方式、促升級、降污染、節資源、上水平、增效益”等口號,其都是針對商品的“生產”環節提出來的。  

   

展開來講,“調結構”等就是通過調整內需與出口結構、產業結構、項目布局結構、產品結構等,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破壞環境型、浪費資源型、生存物化型等,向集約型、生態節約型、文化休閑型、生活享受型等的根本性轉變,向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向統籌兼顧、合理布局、科學發展的軌道上轉變,促進產業升級換代,提高企業在國內外的市場競爭水平,搶占市場競爭的制高點,爭取在國內外市場上占有更多的市場份額,提高企業經濟效益,促進更廣泛的就業和大幅增加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進而促進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也就是說,面對我國“依賴外需、處于產業鏈低端、產品低檔次和低附加值、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等的市場經濟之商品“生產”環節表現出來的突出問題和矛盾,提出的針對市場經濟之商品“生產”環節所制定的這樣的“調結構、轉方式”等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是正確、必須并需長期堅持的。而緩解“生產過剩”的問題:  

   

   

一是通過這種“調結構、轉方式、上水平”等的政策措施來緩解“生產過剩”的問題。這樣即可以通過提高商品檔次,促進產業產品升級換代等,提高對國外同類商品的競爭力,適當擴大一下中國商品在世界市場的占有率和提高附加值,也可以在廣義上適當緩解一下我國商品“生產過剩”的問題。  

   

   

二是要全國、各省市等一盤棋地對各種產業項目等進行統籌兼顧、合理均衡布局,以此來緩解“生產過剩”的問題。現在我國各省市的產業項目等的布局,多是少數發達地區一頭熱,人力、物力、財力全往那幾個地方擠,多沒中西部和邊遠地區什么事。這顯然不是均衡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大局觀。現在市場經濟之“交換”環節已搞得很發達了,運輸、信息等已不成問題了,特別是我國的“城市化”任務繁重,急需大力發展中小城鎮,以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和城鎮居民的就業和安居樂業問題。而做為一個中小城鎮,一般多是自己招商引資沒多大能力,如果中央政府和其省市政府不統籌兼顧、均衡合理布局地把相應的產業和項目給布局進去,這大批中小城鎮又如何能吸引投資大量項目增加就業呢?其各個中小城鎮又哪年哪月能發展壯大起來呢?城鎮化的目標豈不成了一句空話。  

   

   

所以,要形成眾多以各中小城鎮為中心的市場經濟的“自循環為主,外循環為輔”經濟運行體,就必須發揮各級政府“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等的產業項目投資布局的經濟管理職能。除了國有企業和財政支持投資和本地招商引資外,比如對那些想上市籌集資金的企業,其若把企業創辦在資源、人才等適合其企業發展的中小城鎮,就可以把“優先其它企業上市”做為一個條件,這顯然應該是一個利益驅動下產業項目合理均衡布局的好辦法。那種市場化的任性而為、自由調節的都往大城市里鉆的產業項目布局,顯然不是科學發展的大局觀。就那大城市的房價吧,就把大多數人擋在了外邊,可這大多數人也是要就業要生活的。毛澤東時代這種合理產業項目布局工作就是我們的典范。對此,切不要聽那幫無知無畏的自由市場經濟者的所謂“市場化自由資源配置調節”的鼓噪。而有如發改委等部門若是做好了這項工作,那“生產過剩”的危機,就會因各中小城鎮就業量的不斷增加,其產業、行業的大量演生演化,就能遍地開花發揮多個吸納“過剩產品和產能”的寶葫蘆,進而有效地緩解“生產過剩”的問題。  

   

   

三是把現有部分過剩產業、項目和資本,由發達地區向不發達地區和發展中國家進行大量轉移,以緩解“生產過剩”的問題。雖然如此,但由于沒有觸及到緩解“貧富分化”這個市場經濟之“分配”問題的實質,因此也就不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生產過剩”的問題。  

   

   

   

二、從市場經濟之商品“分配”環節來看,我們所提出的“增就業、重民生、防通脹、緩緊縮、增信貸、擴內需,及醫改、養老、教改、住房等社會公共福利保障制度體系建設”等的口號,其都是針對市場經濟之社會財富“分配”環節提出來的。  

   

   

而其中的“通貨膨脹”,就是“分配”環節的“三種不同危機表現形式”中的一個“窮人、富人通吃”的危害性很強的金融經濟危機形式。從宏觀的意義上講,我國的結構性通貨膨脹,已經在房地產、高檔消費品等方面展開多時,部分商品也處在適度的通貨膨脹狀態,但大多數生活必需品還處于相對正常或是通貨緊縮的狀態。而要想避免全面惡性的通貨膨脹:  

   

   

一是要控制股票等證券資本市場“印鈔機”印制鈔票的能量。大牛市的年景下,其印制鈔票的能量往往要比信貸和財政加一起的能量還要大N倍。如:2007年等,而2009年股市調控的節奏就“不溫不火”的相對比較好。“籌資功能和分配再分配功能”都比較適中,美中不足的是“稅收功能”還比較弱勢,你國家不從這上通過抑制“按資分配”過度地弄點銀子,還上哪弄能比這個便利。只要股市等證券資本市場保持“即不大漲也不大跌”的相對平穩運行的節奏。“防通脹”,可以說就基本完成一半的任務了。    

   

   

二是財政信貸工具的運用。以現在我國“貧富分化”比較嚴重的現實情況來看,財政手段就是2010年再弄上他兩萬億元的赤字,由于多是雪中送炭并均衡分布的買賣,其對通貨膨脹也不會有太大的發動作用。至于信貸手段,2010年即使保持2009年的信貸規模,只要多用在“調結構、轉方式或是促消費”上,也是不會對通貨膨脹產生太大的支持力度的,因為以前借貸的是要還的,雖然可能因按揭等的是分期還債,但削弱很多以前貸款人的即期消費能力是顯而易見的。也就是說,在“貧富分化嚴重”的國家,許多投資建設和消費等的問題,離開財政信貸的支持還真就玩不轉。這就是明年將可能采取“積極穩鍵的財政信貸經濟政策”的依據。  

   

三是“貧富兩極分化”是抑制通貨膨脹的利器。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其作用就是這樣的一個作用。也就是說,“貧富兩極分化”的危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重“通貨緊縮”的金融危機,是因為多數人沒錢買東西,商品不好賣,商品的價格就難以大幅全面上漲地會在低位徘徊。而“貧富兩極分化”的危機,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通貨膨脹”的金融危機,是因為大多數人沒錢買東西,商品不好賣,商品價格的大幅全面上漲同樣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也即在一個“貧富分化嚴重”的國家里,發生全面惡性的通貨膨脹是比較困難的一件事。更何況還有各級政府對商品價格,特別是生活、生產必需品價格的嚴格管制呢?也就是說,在“貧富兩極分化”的國家,“防通脹”的同時,“緩緊縮”道路還是很慢長的。  

   

   

四是預防通貨膨脹,國家還需要采取對“農副產品和工業等主要生活、生產必需品”進行大規模儲藏、儲備和儲存的“深挖洞、廣積糧”的策略。特別是糧食等主要農副產品的大規模收購、儲藏、儲備和儲存,即可以保證整個國家乃至世界的糧食等主要農副產品的安全,也可以保證農民收入的穩定,農業基礎的穩固和農村生存、生活條件的改善。在這些方面即使是“印制許多鈔票”去收購儲備都是非常值得的。這即可以通過全國范圍的調濟余缺,預防“生活和生產必需品”因為短缺而導致的價格大幅上漲所形成的“短缺性通貨膨脹”,也可以預防因“生產過剩”導致的商品價格大幅下跌所形成的“通貨緊縮”的企業破產倒閉,工人農民大量失業等問題。  

   

五是真正需要緩解的危機是“貧富兩極分化”的金融經濟社會危機。這也是最可怕的危機。緩解“貧富兩極分化”的對策或是實現方式:首先,是大力增加就業,并通過法律法規政策等保證就業人員收入的穩定和增長,通過這種國民經濟初次分配來增加更多人的收入,以縮小貧富差距。也就是說,“擴就業”應該是明年經濟工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其次,是建立健全“社會公共福利保障制度體系”要從增加財政稅收收入入手。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等生活必需品的“福利共享制度”,不僅是我國最緊迫的民生問題,而且也是全世界的共同發展潮流,更是堅持走社會主義的“以人為本”的“財富共享”道路的必然選擇。也就是說,“重民生”或是“強保障”也應該是明年經濟工作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現在這個往出掏錢的活,各級政府不是很上心,還真得把其列為重要的干部考核指標之列呢!來個一票否決也不是不可以的。要不各地方政府“干打雷不下雨”,豈不瞎了中央的好心好政策了。不過,干好這些活,還真不能做“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事,也就是我國的建立健全合理的“劫富濟貧的稅收制度改革”是不能再拖了。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抑制“按資分配”收入稅收政策就是我們學習榜樣。當然,抑制“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的反腐敗工作也不能放松。  其三,是“三農”是不是通過走合作化道路等的試點,想法解決農民整體收入提高和貧富分化的問題。  

   

   

   

三、從市場經濟之商品“交換”環節來看,“交換”設施和“交換”工具等的建設和投資,是各級政府和投資者就拿手,也是最愿意干的活。  

   

從總體上講,商品“生產和產能過剩”了,商品的“交換和運能也相對過剩”了。但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在商品“生產和交換”手段、設施和工具等方面,“瓶頸”還有許多,該建設投資的必竟還有許多方面。也就是說,凱恩斯理論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還是要管一些年用的。  

   

   

   

四、從市場經濟之“消費”環節看,“促消費”不應該是一個空頭支票,除了發展“借貸消費”,大力發展“消費”設施和“消費”工具等外,還真得通過增加收入,特別是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來拉動,這在前面都講不少了,就不再多說了。  

   

   

總之,“調結構、轉方式、增就業、強保障、重民生、防通脹、緩通縮、擴內需、穩增長”等都是明天我國經濟工作的可選經濟政策的取向口號。  

   

“烏有之村”記者:還有許多問題想向先生請教,但已經占用了先生這么多寶貴時間,真不好意思。希望有機會再來請教。謝謝!  

      聽嬋釋禪:有機會再見!  

   

(“烏有之村”已有點名的準記者模仿明星大腕根據錄音整理,并請示聽嬋釋禪先生審定后發表)  

                            2009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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