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次國際金融危機與世界經濟格局變化探析

歷次國際金融危機與世界經濟格局變化探析--兼談中國的未來出路和應對之策

安毅 常清 付文閣
2009-11-06

 
　
【內容摘要】每次國際金融危機都與世界經濟格局變化有內在聯系。1929年大危機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探索建立了影響至今的國際經濟與金融體系。1992年歐洲貨幣體系危機則加速了歐元和歐元區經濟的誕生，并使其成為世界貨幣體系和發展模式的新內容。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否定了傳統的"雁型模式"區域分工格局，也加速了東盟經濟一體化進程。本文認為，由美國引發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將對未來國際經濟格局產生深遠影響，并提出我國應積極探尋歷史規律，以確立新的強國之策。
　
【關 鍵 詞】金融危機 世界經濟格局 中國發展
　
 
　

一、1929—1933年大危機前后的世界經濟格局變化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國家經濟步入空前繁榮，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走向壟斷。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世界政治經濟格局開始發生重大變化。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出現衰落，經濟陷于混亂。美日等國的經濟實力迅速擴張，均由債務國變為債權國。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并且掌握了世界黃金總儲量的一半（斯塔夫里阿諾斯，2006：696）。到1928年，美國的生產總值已經超過整個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成為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經濟在一戰后的高漲繁榮并沒有消除周期性危機的嚴重弊端。隨著世界工業生產能力不斷擴張和產品市場逐漸縮小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終爆發了一場席卷全球并且影響深遠的大規模經濟危機。

　　危機最初于1929年爆發自美國，其后很快向歐洲、北美、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蔓延，并波及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地區。這次危機持續了4年，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受到沉重打擊，工業生產率下降40%以上，當時的直接損失高達2500億美元（王春良、祝明，1989：315）。其中，美國和德國經濟受到沉重打擊，英國受危機影響較輕，日本時間較短，法國時間最長。但這并不是危機后全球經濟格局變化的方向。相反，這次危機的結果大大出乎預料，世界經濟力量對比、國際經濟秩序甚至貨幣體系都出現了深刻變化。第一，危機爆發后，美國對生產關系進行了調整，以使其適應社會生產的需要，并最終成為真正的世界強國。雖然英國所受影響最輕，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調整和合理的戰略對策，因此其重新恢復一戰前國際經濟秩序的企圖被徹底摧毀。第二，德、意、日等國由于內部市場狹小，經濟嚴重依賴外部，經濟競爭力脆弱，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和國際市場的競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因此逐漸走上擴軍備戰、以武力奪取國際市場、重新瓜分世界的道路。第三，與危機幾乎同期，蘇聯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3）。該計劃使蘇聯建成了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并從農業國轉變為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第四，這次危機使幾乎所有大國都放棄了金本位制度。但是在美國帶領下，西方國家最終于1944年在美國布雷頓森林召開國際貨幣會議，探索確立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這標志著以美國為主導的新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秩序的最終形成。

二、1992—1993年歐洲貨幣體系危機與歐盟經濟發展

1960年代末，以美元為中心的世界貨幣體系發生危機后，有歐洲國家開始提出貨幣融合倡議。其主要內容是：資本在歐洲國家內完全自由流通，各國貨幣趨同直至確定一個固定匯率，將貨幣儲備集中起來，通過某種“歐洲聯邦儲備局”確定中心貨幣政策和對第三國的共同貨幣政策，最終統一貨幣。以此為愿景，歐共體9國于1978年協商同意建立旨在穩定匯率的“歐洲貨幣體系”。為此，歐共體國家開始采用一種固定匯率制度，每個參與國都按指定的匯率盯住歐洲貨幣單位。由于匯率基本固定，因此要保證匯率體系有效運轉，各國就必須采取協調一致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但是，這種匯率制度存在著一個天然缺陷。如果其中一國采取激進的經濟政策，必然會引起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動，進而沖擊整個歐洲貨幣體系。在1990年代初，德國為處理東西德合并后的經濟難題，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很快誘發了1992年英鎊和德國馬克之間的大規模投機套利，并最終使歐洲金融市場陷入全面騷動之中。

　　歐洲貨幣體系危機不僅反映出歐共體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和政府間經濟政策不協調的問題，而且也暴露出歐洲貨幣制度存在著嚴重的設計缺陷。但是，這次危機也為歐元的誕生積累了寶貴的貨幣管理經驗。其后，歐洲一體化進程并沒有停止，反而由于汲取危機教訓而穩步加快。1993年，歐共體更名為歐盟，其后，歐洲貨幣局（1994年）建立，歐洲央行（1998年）和歐元（1999年）相繼誕生，世界經濟格局再次出現重大調整。第一，歐元的面市促進了歐盟國家的經濟增長和市場繁榮，使歐洲國家分散的經濟力量有所統一，同時增強了西歐國家對東歐國家經濟和金融體系的影響力與控制力。第二，歐元逐步融入國際金融與經濟體系，不僅改變了以美元為主導的世界貨幣體系，而且也促使歐元區經濟的某種強盛，并使其成為與美國經濟比肩的經濟體。第三，歐元區國家探索出一種全新的發展示范，這既體現在其倡導的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均衡發展理念，逐漸引領塑造著經濟全球化的新模式（王鶴，2008），同時也體現在其為全球貨幣體系與世界金融制度改革提供的示范效應，并為亞洲國家和地區在參與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提供了重要參考。

三、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與亞太經濟格局

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也是影響當代世界經濟格局的一次大型危機。危機爆發之前，亞洲各國的經濟關系主要基于“雁行模式”的區域分工結構。“雁行模式”的基本含義是，率先實現了工業化的日本將成熟產業轉移到亞洲“四小龍”（朝國、臺灣、香港、新加坡），后者又將其成熟的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四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紡織、化工、機械、電子等產業均以這樣的次序傳遞，從而在區域內形成了一群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王勤，2006）。在這種分工格局驅動下，東南亞各國經濟得到飛速發展，也成功經受住了19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的沖擊。

　　但是，高速的經濟增長和繁榮使東南亞各國忽略了世界大國之間的經濟博弈和貨幣秩序變化可能對其產生的嚴重影響。在1980年代廣場協議及至克里頓第一屆任期內，美元曾遭遇很強的貶值過程和貶值傾向，但是當貶值被認為有損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時，美國開始提出強勢美元思路。而對于日本來說，廣場協議后日元的升值直接導致了泡沫經濟的產生。在進入1990年代后，日本經濟陷入困境，日元對美元貶值成為大勢所趨。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附和了美元升值要求，開始推動日元貶值。日美兩國經濟力量和幣值關系變化對于完全融入“雁行模式”，并大量依靠外資、奉行出口主導型經濟和采取固定匯率制度的東南亞國家來說，是十分危險的信號。美元升值使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東南亞各國貨幣具有巨大的貶值壓力。日元貶值則使日本出口商在世界上更具價格優勢，從而削弱了亞洲競爭者的競爭力（戴維·德羅薩，2008）。這樣，1997年在經濟結構和金融體制不相匹配的東南亞國家最先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

　　危機爆發后，亞太經濟格局迅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特點。第一，“雁行模式”被打破。最有趣的現象是這次危機在亞洲的爆發和傳遞過程正好和“雁行模式”的分工格局演化方向相反，所有參與“雁行模式”分工的國家都依次受到危機沖擊。第二，中國經濟受到嚴重考驗，國內首次出現通貨緊縮局面。但是，鑒于良好的發展預期、國內改革的穩步進行以及人民幣對外不貶值承諾，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機遇期。第三，危機也促使東南亞國家加快改革，并加速了東盟區域的經濟一體化、東盟與區外國家的自由貿易區以及東盟成員國與區外國家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建立。第四，為防范未來危機，很多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開始大規模積累外匯儲備，但是其貿易條件則呈現持續惡化趨勢，作為制造業產品主要出口者的中國和泛東亞地區貿易條件的大幅度下降，同時其經濟和金融也日益受到美國經濟和美元的束縛甚至盤剝。第五，雖然太平洋東岸的美國也出現危機恐慌，但是從宏觀角度看，亞洲各國貨幣競相貶值反而使美國的進口商品更加便宜，這有助于解決高速增長的美國經濟所面臨的通脹壓力。

四、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與世界經濟格局變化動態

其實，早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的1990年代中前期，世界經濟格局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俄羅斯經濟陷入困境，日本經濟停滯不前，歐洲一體化受貨幣危機困擾，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在此背景下，美國經濟也進入一個罕見的長波繁榮期。在1991—2000年間，美國GDP年均增長率達到3.2%，通貨膨脹率降至2.8%。高度的經濟繁榮鞏固了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領先地位，并使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迅速發展。在進入21世紀后，為繼續確保經濟的長周期繁榮，美聯儲強行將聯邦基金利率從2001年初的6.5%下調至2003年6月的1%。但是，用更大的泡沫來代替原有的泡沫，用更大的經濟扭曲來代替原有的市場扭曲，并無法化解不斷積累的社會經濟風險（胡汝銀，2009）。當低利率政策可能會引發通貨膨脹而無以為繼時，美聯儲開始迅速提高利率。這就成為2007年美國次債危機爆發的導火索。第二年，次債危機演化成影響全球的超大型金融危機。

　　從對世界經濟格局的影響看，這次危機與1929年大蕭條有不同之處。1929年大蕭條確立了影響至今的世界經濟格局，而這次危機則是對既有世界格局的全新挑戰。目前，國際經濟秩序出現了一些重大調整端倪。第一，危機改變了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有學者提出，當前全球化浪潮的推動力，如開放的市場、全球供應鏈、跨國公司及私人所有制等受到嚴重影響，貿易保護主義再度出現，跨國公司向其本國回歸（讓·皮薩尼·費里、恩蒂拉·桑多斯，2009）。第二，此次危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傳導反映出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著嚴重的系統性缺陷，已經無法適應世界經濟的發展新趨勢。因而，很多國家呼吁要創造性地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推動國際儲備貨幣向著幣值穩定、供應有序、總量可調的方向完善，從根本上維護全球經濟穩定和保護各國經濟利益。第三，在過去20年，許多新興經濟體開始崛起，并在國際上開始發揮重要作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由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的20國集團共同討論危機治理和世界經濟發展等重大問題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也反映了世界格局出現的新變化。

　　但是，目前還很難判斷這些新趨勢對國際經濟格局究竟有多大影響。究其原因還要看五方面因素。第一，危機持續時間。如果時間較短，世界經濟格局被迫重塑的范圍和可能性將大大降低。第二，美國、日本和歐盟的博弈。美國是一個富有創新力的國家，每次危機都對其是一次歷練和提升。此外，美國還掌控著世界貨幣體系，而日本和歐盟內部社會經濟問題叢生，很難對美國經濟發起挑戰。第三，新興經濟體在危機中獲得的發言權能否持續下去。這最終還要看其發展思路和內部政策能否真正提升自身競爭力和外部影響力。第四，以亞洲為代表的區域主義發展的動能究竟有多大。這往往受到亞太各國的政治復雜性的干擾，同時也受到各國貨幣整合動機和意愿的影響。第五，國際資本和貿易變化方向。由于美國開始積極轉型，第三產業尤其是金融業有所收縮，第一、第二產業重新快速發展，因此全球資本流量和貿易量可能下降（黃海洲，2009），這勢必對大量依靠貿易和國際資本的國家的經濟發展形成某種制約。

五、中國的未來出路和應對之策

歷次重大危機前后的國際經濟格局變化表明，每次危機都與新的機遇和挑戰緊密相關。一個國家應時刻注意大國經濟關系演變對本國的潛在影響。只有根據已經顯露的端倪和機會，加快改革和創新，才會在未來的國際經濟格局中取得有利地位。

　　當然，此次國際危機也充分暴露出中國存在的不合理經濟發展方式和面臨的不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環境。這些問題至關重要，需要確立戰略思路通過綜合對策予以解決。這不僅需要制定和實施嚴謹的社會經濟政策，還需要實事求是的科學發展態度和堅定不移的改革決心與制度創新。

（一）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引，堅決貫徹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政策

合理的經濟政策和嚴格的政策實施既是盡快走出危機的根本途徑，又是國家盡快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的必然要求。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后，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勵出口、擴大投資、刺激消費。可以認為，我國很可能最早擺脫危機影響。但是，目前國家的既定政策在一些地方和領域出現變形扭曲。部分地方政府為了加快經濟發展，提高所謂的治理危機的“政績”，大量揮霍使用資金和使用電力等基礎能源、一些明令限制的行業項目和投資項目重新開工。這種恢復經濟的思路不僅以短期利益、個人利益為重，與國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大政方針完全相悖，而且不利于利用這次危機帶來的優勝劣汰的機會，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因此，基于在未來國際經濟格局變化中獲得更有利地位的考慮，國家應當在刺激經濟回暖的同時，通過法律監督、行政監督和社會監督，嚴格控制各地出現的不利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新苗頭。

（二）以調整儲蓄率為核心，有序推進國內改革和資本疏導

合理調整和疏導過高的儲蓄率是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基本要求。從國內層次看，高儲蓄率不利于建立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也不利于建立健康的金融體系，長期下去還可能引發中國式的金融危機。從國際經濟大格局看，過高的儲蓄率也不利于改變過多依靠進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無助于提高本國經濟的獨立自主性，會導致國內儲蓄以積累外匯儲備的形式進行收益極低的國外投資，也容易使中國儲蓄者和美國消費者之間形成自然的補貼關系。解決的思路不能僅僅局限于財政支出和法律規制，還要根據中國所有制特點進行創新，研究制定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縮小不斷擴大的居民收入差距，把財富分配由政府和企業轉向以國民為重點，打通國家、企業與個人之間的儲蓄替代性。應當深入探索將國有企業未分配利潤通過財政轉化為政府在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而且，降低儲蓄率時還應該警惕權力結構扭曲造成的分配扭曲。

　　當然，中國高儲蓄率并不可能在短時期內解決，因此還需要著眼于世界格局變化，對國內儲蓄和國際資本流動進行疏導和管理。第一，探索通過多種形式，引導儲蓄盈余更多地流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這有助于我國在未來世界經濟格局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也有助于投資于更多的戰略資源。第二，倡導各國和國際組織加強合作，加強對國際投機資本流動的監管，提高國際資本流動透明度，防止掠奪性投機沖擊。

（三）堅持以我為主，立足長遠參與國際分工

提高參與國際分工的層次是增強國際競爭力的基本依托。此次金融危機再次警示，我國應多方面積極調整參與國際分工的思路、方式和途徑。首先，加快產業升級，力爭在全球生產鏈中獲取更高的附加值。在接受國際制造業轉移的過程中，確立“制造業強國”發展思路，防止我國淪落為發達國家的“產品倉庫”、“生產基地”。其次，提升全球要素配置能力。跨國收購高端品牌、戰略性投資海外資源基地和在發達市場設立研發基地以獲取產業技術升級所必須的創新資源和前沿信息，有效配置全球要素的可供選擇。我國應當把握外匯儲備急劇增長以及人民幣升值為海外投資和跨國并購帶來的重要機遇，實現向參與全球要素優化配置為目標的分工戰略升級，創造出參與國際分工的新優勢。第三，逐步清查和整理危害國家經濟安全、削弱國家經濟實力的外資投資領域，使國民經濟具有良好的獨立安全性。銀行業、資本市場等涉及國家金融安全的核心產業應實施穩健開發步伐，確保金融體系成為國家獨立自強的核心依托力量。第四，加強對資源和儲備的戰略性管理。今后不僅應探索以國家協議方式保護國內企業在國外的農糧與耕地合作項目，確保國家糧食安全，而且還要加強黃金、石油、有色金屬、煤炭等各種稀缺資源的戰略性管理，提高商品定價權和市場控制力。

（四）以人民幣國際化為長遠目標，穩健參與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的重構

國際貨幣體系和金融體系重建是改善資源配置的最基本途徑，也是我國實現金融安全和經濟走向強大的必經之路。第一，聯合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積極倡導和參與世界金融和貨幣體系改革，爭取在國際金融事務中擁有更大發言權，增加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影響力。第二，加強與主要國家的協調，建立儲備貨幣發行調控機制，穩步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合理調整匯率體制和管理方法，減少國際貨幣體系變動對國內經濟的沖擊。第三，以區域經濟合作為突破點，有序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逐步使人民幣成為亞洲貨幣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部分新興經濟體的結算貨幣。第四，積極倡導和推動建立國際金融監管體系，加強對各類金融機構主體和金融市場的監管，對全球資本流動的監測以及對主要貨幣發行經濟體貨幣政策的監督等。

　　總的看來，我國不僅應繼續深入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加快技術升級換代和規范政府行為，還需要全新的改革開放戰略，新的政策智慧和堅定果斷的執行力。只有通過科學的發展思路和嚴謹穩健的應對策略，我國才能在世界經濟格局的調整與重構中脫穎而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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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讓·皮薩尼·費里、恩蒂拉·桑多斯，2009：“金融危機重塑全球經濟格局”，國研網，2008。

　　[美] 斯塔夫里阿諾斯，2006：《全球通史》，吳象嬰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來源：《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9年第5期）（作者單位：中國農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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