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屆全球化與發展問題大會綜述
2009年3月2~6日,拉美和加勒比經濟學家聯合會、古巴經濟學家和會計師聯合會在哈瓦那共同舉辦第十一屆全球化與發展問題大會。52個國家、27個國際和地區機構的1500名代表出席了大會。他們之中有洪都拉斯總統曼努埃爾·塞拉亞,多米尼加共和國總統萊昂內爾·費爾南德斯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的政府高級官員,來自美國的3位經濟學諾貝爾獎獲得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和拉美經濟體系等國際機構的代表,還有來自各地區的學者、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他們具有不同的政治傾向和宗教信仰,分屬不同的經濟思想流派,持有不同的政策主張。大會共收到論文250份。古巴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席馬查多出席了大會開幕式。古巴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十分關注大會的進展,撰寫多篇關于大會主題的文章,闡述對一些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的思考。自1999年以來,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已連續召開了十一屆全球化與發展問題大會。
大會討論了當前與全球化和發展有關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焦點集中于當前的金融危機及其影響。討論的主題有:當前金融危機的性質和特征、危機的成因及出路、克服危機的方法、國際經濟和金融體系的改造與調整、馬克思主義及進步力量對當前斗爭形勢的判斷等。現綜述如下。
一、關于當前危機的形勢
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正在嚴重沖擊世界各國,其中包括最為強勢的經濟體。以往擁有經濟高效率的日本在尋找新的替代方式,以避免出口的急劇下降。德國經濟正在出現大幅下滑。東歐翹首企盼歐洲復興發展銀行70億美元的投資援助,以避免生活水平顯著下降。英國正在應對最近29年來最大的經濟衰退和自1974年以來制造業最大幅度的衰退。
金融危機的影響突出表現為經濟增速急劇下滑,失業急速增長。全世界失業人數2008年為1.9億,2009年有可能增加5100萬。貧困的勞動者(每天只能掙取兩歐元的人)將達到14億,占全球經濟自立人口的45%。在危機的發源地美國,衰退已經破壞了360萬個工作崗位,其中一半是在最近3個月中損失的。在歐盟地區,失業人數為1750萬,比一年前增加了160萬。2009年,預計將損失350萬個就業崗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西半球部官員加布里埃爾·迪·貝拉在發言中說,根據2009年1月28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09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將為0.5%。他認為現在情況更為糟糕,2010年世界經濟形勢也許會略有恢復,但很不明朗,“困難要比預想的時間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另一位官員安迪·沃爾夫則承認,“擴張性政策并沒有解決金融市場支付能力嚴重喪失等問題”。
美洲開發銀行副行長圣地亞哥·萊維在分析拉美和加勒比國家的情況時指出,到目前為止,大部分國家的金融機構經受住了負面壓力,調控政策比以前更加有效。但是隨著金融危機的延續,資產的質量有可能會惡化。同2008年初相比,目前拉美國家的初級產品價格已經下降了35%,有可能繼續下跌到50%。除了智利,其他拉美國家,特別是那些財政收入高度依賴初級產品的國家,難有足夠的財政能力堅持實施反周期政策。他預測2009年拉美地區的經濟增長率為1%。
二、關于危機的性質和特征
拉美社會科學理事會前主席、阿根廷著名左翼學者阿迪利奧·博隆博士指出,當前的危機并不僅僅是金融危機,而且是經濟危機,是一場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他認為,這場危機可與1873~1896年“長蕭條”和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相比。1873~1896年的危機持續了23年,1929年經濟危機和大蕭條也持續了20多年。“當前的危機是一場文明模式的危機,環境和人類生活條件受到的破壞達到無法想象的地步”。古巴全國人大經濟事務委員會主任、著名經濟學家奧斯瓦爾多·馬丁內斯認為,這場危機一方面是生產過剩,同時又是消費不足。“我們所面臨的形勢已經超出了經濟和金融危機,也是一場社會危機、食品危機和生態危機,是所有這些烈性危機爆發的綜合性結果”。〖JP〗
這場危機同時又是資本主義壟斷格局空前規模的大調整,它有利于最大的、組織得最好的壟斷寡頭們取代市場上的競爭對手。達爾文式的適者生存法則將會為新的企業兼并和聯盟掃清道路,使弱者陷于破產。美國著名學者斯蒂格利茨指出,當前的情況不同于1929年的危機。當時危機的特征是銀行支付危機、深刻的通貨緊縮、國際貿易萎縮和大規模失業。目前的危機更像70年代初期國際貨幣體系衰敗的危機。
對導致當前危機的原因,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場和理論基礎,人們對危機的原因作出不同的解釋。例如,社會民主黨人、一些具有進步思想的經濟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包括斯蒂格利茨、安南、蓋茨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提出了造成這場危機的很多重要因素。斯蒂格利茨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即市場本身可以自我調節,認為這種教條造成了當前的危機。他還批判了格林斯潘的金融寬容政策,它導致取消了國家控制和對經濟運轉的調節,特別是對投機資本的控制,那些在30年代危機之后形成的經驗被輕易拋棄了。他指出,“取消金融調控,廢除銀行資本與證券形式的資本之間的安全界限,這在立法上為毫無節制的投機大開門戶,造成金融泡沫。金融泡沫首先在2000年滋生于信息產業,后來蔓延到不動產業,最終在去年夏季徹底破裂了”。斯蒂格利茨批評布什政府的減稅政策和7000億美元的救市計劃。他認為,這無異于是向體內出血的病人輸血,向投機者提供補償,以便他們繼續進行投機。1999年諾貝爾獎獲得者、歐元之父羅伯特·蒙代爾博士指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危機是一種自我摧毀進程演變的產物,它基于一種虛假的貨幣估價基礎,這遠遠沒有鼓勵投資,反而像滾雪球一樣,日益失控,最后爆裂了。馬丁內斯指出,這些學者提出的造成危機的因素是正確的,但是他們卻忽略了最基本的東西,沒有對危機作出深刻的、實質性的解釋。這是由他們的政治立場所決定的,他們在肯定和維護現存制度的前提下,“力圖把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固有的實質性的好東西、他們并不懷疑的東西與造成危機的錯誤政策區分開來”。
博隆教授指出,這場危機具有深刻的結構性原因。這場危機發生在美國并非偶然,因為該國30多年來人為依靠外部儲蓄、外部貸款為生;企業舉債超出了它們的能力,國家舉債也超過了其可能性,進行不止一場而且兩場戰爭;不僅不增加稅收,甚至還要減稅;在商業廣告的誘惑下,居民舉債維持過度、非合理的和揮霍性的消費。
除了這些結構性原因,還應該補充其他因素,如經濟快速實現金融化,迅猛的投機勢頭日益加大風險;虛擬資本成為“取之不竭的源泉”,金錢源源不斷地創造金錢,大量的虛擬資本可以在幾天、最多幾個星期內就可以獲得實現,資本的增值超越了任何估算和顧忌。另外,新自由主義的非調控化和自由化政策使得最強大的活動者有可能有恃無恐地實施野蠻的法則。
三、關于危機的出路
關于如何應對危機,存在多種政策建議。其一,需要采取靈活的擴張性貨幣和財政政策。其二,需要政府采取公共政策干預,注入資金,啟動信貸市場重新運轉。其三,增加技術創新開支,支持中小企業渡過難關。當前,唯一能夠補償私人部門萎縮的是公共部門。解救處于破產境地的銀行的唯一辦法是國有化。任何產權和控制權分離的制度都是應對災難的藥方。蒙代爾博士認為,國際金融體系應該恢復提供信貸。像對待銀行那樣減少生產企業的稅負,以便使其重新實現資本化和加強生產能力。同時他建議調整銀行體系,對失去支付能力的機構實行私有化,由顧問理事會進行干預,調節金融機構的行為,使之成為生產體系的軸心而非金融投機機制。
關于危機的出路,世界銀行代表佩雷拉·達·希爾瓦指出,“最后的可能結果或是資本主義的終結,或是建立一種更加有調節的資本主義,風險度低的、更有社會容納力的資本主義”。
著名學者薩米爾·阿明教授則指出,走出資本主義危機的唯一出路是擺脫資本主義。無論怎樣翻來覆去地思考問題,到目前為止,唯一的結論是走向社會主義,無論怎樣稱呼它,每個國家的具體的經歷如何。
奧斯瓦爾多·馬丁內斯博士指出,僅經濟危機本身不會使資本主義自身倒臺,因為經濟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但是它可以為反資本主義力量的產生創造條件。“關鍵之點取決于經濟與廣義的政治之間存在的復雜關系”。
四、關于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造和調整
當前的金融危機證明,現存的國際經濟秩序和金融體系已經不能適應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迫切需要進行調整。大會一致通過了致聯合國大會主席米格爾·D.埃斯克托博士的信,信中要求“重新設計國際經濟秩序,調整它的金融構架”。
改造和調整國際金融構架必須依據的一些基本原則:
第一,必須在考慮整個國際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解決各種結構性失衡問題。“逐步走出危機需要考慮解決總體失衡的問題,既包括工業化國家也包括新興國家的失衡,國際范圍內收入分配的失衡、信貸和貿易及金融體制的失衡。洪都拉斯總統塞拉亞指出,要繼續尋找能夠解決國際金融資本積累失衡的新方式,以便能夠適應我們發展生產的要求,解決國家間的失衡狀況。
第二,采取民主和集體的方式。多米尼加共和國總統費爾南德斯指出,新金融構架的創建必須有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參與,由他們決定怎樣進行貨幣調節,充分發揮聯合國的作用。與會者指出,聯合國大會有助于在更加廣泛的范圍內和更加民主的框架下討論問題,堅持集體走出危機的道路。聯合國大會是不發達國家、它們的政府和人民運動積極參與、尋求走出危機的唯一合法論壇。“我們必須通過各種可能的方式阻止封閉的小圈子搞妥協,把他們制定的措施和計劃強加于國際社會。20國集團是一個不具廣泛代表性的集團,但它的討論和結論可以成為重建國際金融體系大辯論的參考”。
第三,必須把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造與世界經濟新秩序的構建結合起來。現行的世界經濟制度危機顯而易見,不能僅以金融的方式加以解決,必須通過制度途徑來解決。金融體系的改造僅僅是世界經濟秩序重建進程的組成部分。當前的金融危機表明,現存的國際金融機構沒有能力履行世界金融監管的職能,必須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之外,建立一種經濟政策總體協調和國際金融監管體制。“在我們開放邊界的同時,必須建立一種總體調節機制,創建一種世界貨幣制度,解決金融領域缺乏監管、投機猖獗的無序狀態”。
洪都拉斯總統的經濟顧問納爾遜·阿維拉博士建議創建一種“發展主義的世界貨幣制度”,它的基本功能是杜絕金融投機,促進實體生產的發展。“這種世界貨幣必須基于真正的生產總值而非世界投機”,“用發展主義模式替代投機模式”,縮小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他還系統地提出了這種世界貨幣制度的構架:首先,建立世界貨幣理事會。它具有發行和調節世界貨幣的職能和權力。世界貨幣理事會從屬于聯合國,聯合國是21世紀的聯合國,與現在的聯合國十分不同”。他建議世界貨幣理事會應該由那些不是安理會成員的國家組成。也就是說,“理事會由那些沒有否決權的國家領導”。世界貨幣理事會調節所有的貨幣發行,負責制定有關規則,控制資本流動、證券市場和國際銀行。其次,創建世界貨幣。阿維拉與蒙代爾博士的觀點相似,主張應該采用同一的世界貨幣來應對國際危機。“長期目標是建立一種世界貨幣,因為世界經濟需要它”。創建世界貨幣制度的著眼點之一是改變現在嚴重存在的濫發貨幣現象。日元、歐元和美元的發行量要比世界產值高出幾乎上百倍。這些國家應該達成有關協議,實現這些過剩貨幣的非貨幣化。阿維拉認為,美元、日元和歐元“應該一直是本國或本地區貨幣,而非世界貨幣,因為從來沒有預前協議規定它們是世界貨幣”。再次,貨幣制度與各國的人文發展水平掛鉤。他指出,新的貨幣制度并不取消各國的貨幣。每個國家將根據本國的人文發展水平繼續發行本國貨幣。也就是說,那些被評定人文發展系數更低的國家將發行更少的在本國流通的貨幣,將需要更多的世界貨幣。“這樣做的目標是所有國家越來越加大人文發展投入,因為隨著人文發展系數的提高,也將增加各國家發行貨幣的能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將被納入這種世界貨幣制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將限于評估和調節世界貨幣理事會交辦的事務,世界銀行專門負責為世界貨幣理事會的規劃提供資助。
當基于上述規則創建的世界貨幣制度投入運作時,聯合國的改革是關鍵性的問題。2009年6月1日~4日,聯合國將召開一次世界各國峰會,“玻利瓦爾替代計劃”成員國(玻利維亞、古巴、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以及其他國家如厄瓜多爾等,將制定一項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建立世界貨幣的聯合提案,提交這次峰會。
五、關于危機前景預測
當前,由于危機具有極大的不明朗性,存在著對世界經濟的多種預測。第一種觀點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的最終階段和結果,認為這一制度將會垮臺。第二種觀點是,當前的危機是多年來世界經濟體系所遭受的很多危機中的又一個,幾個月后經濟將會恢復,繼續向前運轉。這也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觀點,認為2010年世界經濟將會得到恢復。這似乎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穩定人心的做法。第三種觀點認為,現在的危機類似于1990年以來日本的情況。人們還記得70年代和80年代所謂的日本經濟奇跡,當時日本成為世界經濟迅猛發展的引擎。自1990年以后,這一奇跡突然破滅了。日本的金融泡沫首先發生在不動產部門,十分相似于美國所發生的情況。從那時起,日本陷入一種慢性危機之中,經濟增長實際為零。只是到三、四年前,日本才從這種狀況中擺脫出來。因此,如果這種危機狀況繼續下去的話,世界經濟受到的困擾不會少于10年。第四種觀點認為,這次危機是1929年經濟危機的重演,也許還會更加嚴重。1929年經濟危機持續了43個月。當前的危機還可以與20世紀70年代相比。從2008年8月算起,金融危機僅過了6個月,各種指數仍然與70年代的情況相差較遠。當時美國失業率為25%,現在為7.2%。當前的情況還有可能惡化。前不久,英國前首相克萊爾指出,“如果目前的經濟災難成為奧巴馬總統所說的‘失去的十年’,其結果將會是長期動蕩不安的局面”。
另外,預測危機時還要考慮人們的心理因素。在危機中有時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人的心理因素。最終使資本主義經濟陷入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是銀行存款人中蔓延的恐怖心理,大規模的擠兌使銀行系統陷入癱瘓。當前,美國和歐洲的所有救市計劃最終都是力圖避免恐懼心理的擴散。
對危機的預測也要考慮各國政府,特別是主要發達國家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取向是否會走向保護主義。它們當前的政策呈現出保護主義的跡象。“中心”國家采取的決策影響了設在“外圍”國家的子公司,導致大量裁員,中斷了支付鏈條,造成需求下降。美國決定支持在底特律的克萊斯勒、福特和通用3家汽車制造商,但這僅僅是為了拯救它們設在本國的工廠。法國和瑞士在向它們的汽車工業提供援助時提出附加條件:只有設在本國境內的汽車企業才能獲得好處。法國經濟部長拉加爾德發表聲明,保護主義可以是“危機時期所需的無奈之舉”。西班牙工業部長塞瓦斯蒂安要求“消費西班牙產品”。奧巴馬鼓勵“購買美國貨”。種種跡象勾起人們對1929年經濟危機和30年代大蕭條的回憶。
但是,現在的情況與20世紀30年代有所不同。當時危機的“解決方式是保護主義和世界大戰”。目前,保護主義將會遇到很多障礙,因為各國的巨型壟斷寡頭跨越國界,在世界各地相互交匯,形成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局面。這使得在發達世界,在北北貿易中,保護主義很難成為主導趨勢。發達國家之間將趨于尊重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盡管他們之間不乏緊張狀態。這些國家似乎更有可能對整個南方實施保護主義。發達國家的“本國資產階級”發動世界大戰,相互爭奪市場,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帝國壟斷寡頭”們周期性地聚會于達沃斯世界論壇,進行協調。它們之間不存在發生軍事對抗的可能性。
奧斯瓦爾多·馬丁內斯指出,當前世界處在長期蕭條的初始階段,目前頻繁使用的“衰退”這一詞匯不足以充分表述資本主義未來的暗淡狀況。他認為,當前的危機是“深刻的,具有巨大的活力”,它才剛剛開始,不會很快得到克服。有人認為危機將會持續2~5年,馬丁內斯認為,相對于30年代的危機而言,考慮到經濟全球化程度很高,世界經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危機的深度會大一倍,甚至兩倍。它的擴散規模將會大于1929年。博隆教授認為,“1929年美國的失業率達到25%,同時農產品和原料價格下跌。10年之后,盡管羅斯福總統實行激進的政策(新政),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17%),經濟無法從蕭條中解脫出來,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才結束了這一時期。當前的危機怎么能是更短呢?1873~1896年的蕭條持續了23年!現已開啟了一個漫長的討價還價的談判時期,以便明確以何種方式走出危機,誰將是受益者,誰又應該是代價的支付者”。
馬丁內斯認為,這場危機本身并不會終結資本主義。20世紀20年代在蘇聯,甚至更早些,在沙皇時期的俄羅斯,人們曾就類似的問題進行過討論。在德國,羅莎·盧森堡等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參加過類似的討論。對于資本主義來說,危機不是一種異常現象,而是一種正常現象,在這一制度的特殊邏輯下,危機具有類似于瀉藥的功能。瀉藥的作用是不舒服的,但是卻能夠使人體恢復失去的平衡。經濟危機破壞過剩的生產力,并在殘垣斷壁的基礎上進行重建。這就是馬克思賦予資本主義制度危機的周期特性。資本主義將進入又一個具有自然活力的階段,它并不會死亡。馬丁內斯估計,到目前為止,由于金融資產價值泡沫破裂,金融資產縮水和企業破產,金融危機在全球造成1.5萬億美元的資產損失。“這一數額是巨大的,但是如果同世界金融市場總資產水平——估計為60萬億美元相比,卻并不是很大。世界經濟還有很多資源可利用,有可賴以發展的空間”。另外,美國的霸權地位和實力并沒有受到根本性損傷。“整個世界市場和儲蓄人的行為都在加強美國的地位:危機在深化,救市行動相形見絀,道瓊斯指數下跌到了7000點這一心理底線,甚至低于1997年的水平。盡管如此,人們仍然在美元中尋求庇護,歐元和黃金價格卻在下跌!”馬丁內斯得出結論說,“危機發生了,新自由主義陷入危機,但并沒有滅亡。讓我們期待著資本主義力量能夠利用這種形勢,促成一種制度性的改造”。
六、關于世界政治形勢的判斷
在當前金融危機形勢下,世界政治會有什么樣的發展前景?奧斯瓦爾多·馬丁內斯指出,世界經濟處于發生重大變化的初始階段,這甚至將會影響世界政治。在第一次世紀大戰年代,巨大的經濟災難催生了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而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歐洲民眾的絕望,特別是德國和意大利人的絕望促成了歐洲法西斯主義的產生和鞏固。他就此得出結論,“資本主義體系重大的經濟危機并不會造成一種預先確定好的政治走向。從這些危機中,可以產生走向左翼的運動,同樣也可以出現走向右翼的運動。所有這一切并不取決于經濟危機,而取決于在特定的環境中各種政治力量的行動,取決于這些力量的成熟狀況,以及它們循序引導政治走向的能力。因此,未來將要發生什么事情,這只能根據目前處于沖突中的各種政治力量的靈活性、嫻熟的斗爭藝術、正確的戰略和領導能力來加以回答。“在經濟危機過程中,革命力量可以做到的是創造條件,以便通過反對資本主義的政治行動來推翻這一制度。如果政治領袖們和政治力量善于在具體的環境中采取行動,他們便可以如愿以償。這當然需要繼續進行觀察”。
與會者普遍認為,資本主義無法走出當前危機的判斷是不正確的。資本主義制度擁有靈活性來制造新的泡沫,以便再次避免勞動和資本的對立矛盾。如果沒有一種革命力量領導變革走向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會再次恢復統治地位。正如列寧所指出的,“資本主義如果沒有一種社會力量加以推動,它是不會倒臺的”。不少學者和社會活動家呼吁,“繼續進行知識、文化和階級斗爭”。
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的政策走向引起普遍關注。他的作用不應僅從競選中的講話來判斷,還可以看他的經濟顧問班子的構成。從顧問班子來看新政府的政策沒有多大變化空間,這實質上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的班底。當然我們還需要繼續觀察奧巴馬出臺什么政策。
七、卡斯特羅關于全球化的論斷
當前資本主義的發展驗證了菲德爾·卡斯特羅10多年前作出的關于全球化論斷的正確性。早在1999年第一屆全球化與發展問題大會上,他就指出資本主義必將陷入深刻的制度危機。卡期特羅當時指出,“我最深刻的信念是:我們所談論的不可思議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人類文明的成果。”“過渡將會怎樣進行?我們不清楚。是否會通過廣泛的暴力革命或大的戰爭?似乎不大可能。這種方式是非理性的,滅絕性的。是否會通過深刻的、災難性的危機?遺憾的是,這是最可能的方式,幾乎不可避免的方式,會通過各種途徑和斗爭形式來實現。”“將來會是什么樣的全球化?只能是互助性的,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的,或以你們喜歡的定義稱呼它。”
八、關于中國的發展
金融危機形勢下中國的發展及其政策走向引起與會者們的高度關注。一般認為,目前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作用,但是在世界政治中沒有相對應的重要性。前蘇聯卻恰恰相反,雖然它在經濟上脆弱,但卻是一個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大國。中國是一個經濟強國,它在世界政治中以漸進和十分謹慎的方式開始了一場現身進程,但是它在世界事務中的政治和軍事分量仍顯不足。中國可以在“外圍”國家的戰略調整中起積極作用,逐步調整其國內資源,面向國內市場。如果中國能夠實現這一轉折,它仍將需要第三世界國家的初級產品,如石油、鎳、銅、鋁、鋼鐵、大豆,以及其他原料和食品,繼續拉動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本文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拉美所副所長、研究員)
2009年3月2~6日,拉美和加勒比經濟學家聯合會、古巴經濟學家和會計師聯合會在哈瓦那共同舉辦第十一屆全球化與發展問題大會。52個國家、27個國際和地區機構的1500名代表出席了大會。他們之中有洪都拉斯總統曼努埃爾·塞拉亞,多米尼加共和國總統萊昂內爾·費爾南德斯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的政府高級官員,來自美國的3位經濟學諾貝爾獎獲得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和拉美經濟體系等國際機構的代表,還有來自各地區的學者、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他們具有不同的政治傾向和宗教信仰,分屬不同的經濟思想流派,持有不同的政策主張。大會共收到論文250份。古巴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席馬查多出席了大會開幕式。古巴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十分關注大會的進展,撰寫多篇關于大會主題的文章,闡述對一些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的思考。自1999年以來,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已連續召開了十一屆全球化與發展問題大會。
大會討論了當前與全球化和發展有關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焦點集中于當前的金融危機及其影響。討論的主題有:當前金融危機的性質和特征、危機的成因及出路、克服危機的方法、國際經濟和金融體系的改造與調整、馬克思主義及進步力量對當前斗爭形勢的判斷等。現綜述如下。
一、關于當前危機的形勢
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正在嚴重沖擊世界各國,其中包括最為強勢的經濟體。以往擁有經濟高效率的日本在尋找新的替代方式,以避免出口的急劇下降。德國經濟正在出現大幅下滑。東歐翹首企盼歐洲復興發展銀行70億美元的投資援助,以避免生活水平顯著下降。英國正在應對最近29年來最大的經濟衰退和自1974年以來制造業最大幅度的衰退。
金融危機的影響突出表現為經濟增速急劇下滑,失業急速增長。全世界失業人數2008年為1.9億,2009年有可能增加5100萬。貧困的勞動者(每天只能掙取兩歐元的人)將達到14億,占全球經濟自立人口的45%。在危機的發源地美國,衰退已經破壞了360萬個工作崗位,其中一半是在最近3個月中損失的。在歐盟地區,失業人數為1750萬,比一年前增加了160萬。2009年,預計將損失350萬個就業崗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西半球部官員加布里埃爾·迪·貝拉在發言中說,根據2009年1月28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09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將為0.5%。他認為現在情況更為糟糕,2010年世界經濟形勢也許會略有恢復,但很不明朗,“困難要比預想的時間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另一位官員安迪·沃爾夫則承認,“擴張性政策并沒有解決金融市場支付能力嚴重喪失等問題”。
美洲開發銀行副行長圣地亞哥·萊維在分析拉美和加勒比國家的情況時指出,到目前為止,大部分國家的金融機構經受住了負面壓力,調控政策比以前更加有效。但是隨著金融危機的延續,資產的質量有可能會惡化。同2008年初相比,目前拉美國家的初級產品價格已經下降了35%,有可能繼續下跌到50%。除了智利,其他拉美國家,特別是那些財政收入高度依賴初級產品的國家,難有足夠的財政能力堅持實施反周期政策。他預測2009年拉美地區的經濟增長率為1%。
二、關于危機的性質和特征
拉美社會科學理事會前主席、阿根廷著名左翼學者阿迪利奧·博隆博士指出,當前的危機并不僅僅是金融危機,而且是經濟危機,是一場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他認為,這場危機可與1873~1896年“長蕭條”和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相比。1873~1896年的危機持續了23年,1929年經濟危機和大蕭條也持續了20多年。“當前的危機是一場文明模式的危機,環境和人類生活條件受到的破壞達到無法想象的地步”。古巴全國人大經濟事務委員會主任、著名經濟學家奧斯瓦爾多·馬丁內斯認為,這場危機一方面是生產過剩,同時又是消費不足。“我們所面臨的形勢已經超出了經濟和金融危機,也是一場社會危機、食品危機和生態危機,是所有這些烈性危機爆發的綜合性結果”。〖JP〗
這場危機同時又是資本主義壟斷格局空前規模的大調整,它有利于最大的、組織得最好的壟斷寡頭們取代市場上的競爭對手。達爾文式的適者生存法則將會為新的企業兼并和聯盟掃清道路,使弱者陷于破產。美國著名學者斯蒂格利茨指出,當前的情況不同于1929年的危機。當時危機的特征是銀行支付危機、深刻的通貨緊縮、國際貿易萎縮和大規模失業。目前的危機更像70年代初期國際貨幣體系衰敗的危機。
對導致當前危機的原因,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場和理論基礎,人們對危機的原因作出不同的解釋。例如,社會民主黨人、一些具有進步思想的經濟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包括斯蒂格利茨、安南、蓋茨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提出了造成這場危機的很多重要因素。斯蒂格利茨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即市場本身可以自我調節,認為這種教條造成了當前的危機。他還批判了格林斯潘的金融寬容政策,它導致取消了國家控制和對經濟運轉的調節,特別是對投機資本的控制,那些在30年代危機之后形成的經驗被輕易拋棄了。他指出,“取消金融調控,廢除銀行資本與證券形式的資本之間的安全界限,這在立法上為毫無節制的投機大開門戶,造成金融泡沫。金融泡沫首先在2000年滋生于信息產業,后來蔓延到不動產業,最終在去年夏季徹底破裂了”。斯蒂格利茨批評布什政府的減稅政策和7000億美元的救市計劃。他認為,這無異于是向體內出血的病人輸血,向投機者提供補償,以便他們繼續進行投機。1999年諾貝爾獎獲得者、歐元之父羅伯特·蒙代爾博士指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危機是一種自我摧毀進程演變的產物,它基于一種虛假的貨幣估價基礎,這遠遠沒有鼓勵投資,反而像滾雪球一樣,日益失控,最后爆裂了。馬丁內斯指出,這些學者提出的造成危機的因素是正確的,但是他們卻忽略了最基本的東西,沒有對危機作出深刻的、實質性的解釋。這是由他們的政治立場所決定的,他們在肯定和維護現存制度的前提下,“力圖把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固有的實質性的好東西、他們并不懷疑的東西與造成危機的錯誤政策區分開來”。
博隆教授指出,這場危機具有深刻的結構性原因。這場危機發生在美國并非偶然,因為該國30多年來人為依靠外部儲蓄、外部貸款為生;企業舉債超出了它們的能力,國家舉債也超過了其可能性,進行不止一場而且兩場戰爭;不僅不增加稅收,甚至還要減稅;在商業廣告的誘惑下,居民舉債維持過度、非合理的和揮霍性的消費。
除了這些結構性原因,還應該補充其他因素,如經濟快速實現金融化,迅猛的投機勢頭日益加大風險;虛擬資本成為“取之不竭的源泉”,金錢源源不斷地創造金錢,大量的虛擬資本可以在幾天、最多幾個星期內就可以獲得實現,資本的增值超越了任何估算和顧忌。另外,新自由主義的非調控化和自由化政策使得最強大的活動者有可能有恃無恐地實施野蠻的法則。
三、關于危機的出路
關于如何應對危機,存在多種政策建議。其一,需要采取靈活的擴張性貨幣和財政政策。其二,需要政府采取公共政策干預,注入資金,啟動信貸市場重新運轉。其三,增加技術創新開支,支持中小企業渡過難關。當前,唯一能夠補償私人部門萎縮的是公共部門。解救處于破產境地的銀行的唯一辦法是國有化。任何產權和控制權分離的制度都是應對災難的藥方。蒙代爾博士認為,國際金融體系應該恢復提供信貸。像對待銀行那樣減少生產企業的稅負,以便使其重新實現資本化和加強生產能力。同時他建議調整銀行體系,對失去支付能力的機構實行私有化,由顧問理事會進行干預,調節金融機構的行為,使之成為生產體系的軸心而非金融投機機制。
關于危機的出路,世界銀行代表佩雷拉·達·希爾瓦指出,“最后的可能結果或是資本主義的終結,或是建立一種更加有調節的資本主義,風險度低的、更有社會容納力的資本主義”。
著名學者薩米爾·阿明教授則指出,走出資本主義危機的唯一出路是擺脫資本主義。無論怎樣翻來覆去地思考問題,到目前為止,唯一的結論是走向社會主義,無論怎樣稱呼它,每個國家的具體的經歷如何。
奧斯瓦爾多·馬丁內斯博士指出,僅經濟危機本身不會使資本主義自身倒臺,因為經濟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但是它可以為反資本主義力量的產生創造條件。“關鍵之點取決于經濟與廣義的政治之間存在的復雜關系”。
四、關于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造和調整
當前的金融危機證明,現存的國際經濟秩序和金融體系已經不能適應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迫切需要進行調整。大會一致通過了致聯合國大會主席米格爾·D.埃斯克托博士的信,信中要求“重新設計國際經濟秩序,調整它的金融構架”。
改造和調整國際金融構架必須依據的一些基本原則:
第一,必須在考慮整個國際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解決各種結構性失衡問題。“逐步走出危機需要考慮解決總體失衡的問題,既包括工業化國家也包括新興國家的失衡,國際范圍內收入分配的失衡、信貸和貿易及金融體制的失衡。洪都拉斯總統塞拉亞指出,要繼續尋找能夠解決國際金融資本積累失衡的新方式,以便能夠適應我們發展生產的要求,解決國家間的失衡狀況。
第二,采取民主和集體的方式。多米尼加共和國總統費爾南德斯指出,新金融構架的創建必須有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參與,由他們決定怎樣進行貨幣調節,充分發揮聯合國的作用。與會者指出,聯合國大會有助于在更加廣泛的范圍內和更加民主的框架下討論問題,堅持集體走出危機的道路。聯合國大會是不發達國家、它們的政府和人民運動積極參與、尋求走出危機的唯一合法論壇。“我們必須通過各種可能的方式阻止封閉的小圈子搞妥協,把他們制定的措施和計劃強加于國際社會。20國集團是一個不具廣泛代表性的集團,但它的討論和結論可以成為重建國際金融體系大辯論的參考”。
第三,必須把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造與世界經濟新秩序的構建結合起來。現行的世界經濟制度危機顯而易見,不能僅以金融的方式加以解決,必須通過制度途徑來解決。金融體系的改造僅僅是世界經濟秩序重建進程的組成部分。當前的金融危機表明,現存的國際金融機構沒有能力履行世界金融監管的職能,必須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之外,建立一種經濟政策總體協調和國際金融監管體制。“在我們開放邊界的同時,必須建立一種總體調節機制,創建一種世界貨幣制度,解決金融領域缺乏監管、投機猖獗的無序狀態”。
洪都拉斯總統的經濟顧問納爾遜·阿維拉博士建議創建一種“發展主義的世界貨幣制度”,它的基本功能是杜絕金融投機,促進實體生產的發展。“這種世界貨幣必須基于真正的生產總值而非世界投機”,“用發展主義模式替代投機模式”,縮小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他還系統地提出了這種世界貨幣制度的構架:首先,建立世界貨幣理事會。它具有發行和調節世界貨幣的職能和權力。世界貨幣理事會從屬于聯合國,聯合國是21世紀的聯合國,與現在的聯合國十分不同”。他建議世界貨幣理事會應該由那些不是安理會成員的國家組成。也就是說,“理事會由那些沒有否決權的國家領導”。世界貨幣理事會調節所有的貨幣發行,負責制定有關規則,控制資本流動、證券市場和國際銀行。其次,創建世界貨幣。阿維拉與蒙代爾博士的觀點相似,主張應該采用同一的世界貨幣來應對國際危機。“長期目標是建立一種世界貨幣,因為世界經濟需要它”。創建世界貨幣制度的著眼點之一是改變現在嚴重存在的濫發貨幣現象。日元、歐元和美元的發行量要比世界產值高出幾乎上百倍。這些國家應該達成有關協議,實現這些過剩貨幣的非貨幣化。阿維拉認為,美元、日元和歐元“應該一直是本國或本地區貨幣,而非世界貨幣,因為從來沒有預前協議規定它們是世界貨幣”。再次,貨幣制度與各國的人文發展水平掛鉤。他指出,新的貨幣制度并不取消各國的貨幣。每個國家將根據本國的人文發展水平繼續發行本國貨幣。也就是說,那些被評定人文發展系數更低的國家將發行更少的在本國流通的貨幣,將需要更多的世界貨幣。“這樣做的目標是所有國家越來越加大人文發展投入,因為隨著人文發展系數的提高,也將增加各國家發行貨幣的能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將被納入這種世界貨幣制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將限于評估和調節世界貨幣理事會交辦的事務,世界銀行專門負責為世界貨幣理事會的規劃提供資助。
當基于上述規則創建的世界貨幣制度投入運作時,聯合國的改革是關鍵性的問題。2009年6月1日~4日,聯合國將召開一次世界各國峰會,“玻利瓦爾替代計劃”成員國(玻利維亞、古巴、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以及其他國家如厄瓜多爾等,將制定一項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建立世界貨幣的聯合提案,提交這次峰會。
五、關于危機前景預測
當前,由于危機具有極大的不明朗性,存在著對世界經濟的多種預測。第一種觀點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的最終階段和結果,認為這一制度將會垮臺。第二種觀點是,當前的危機是多年來世界經濟體系所遭受的很多危機中的又一個,幾個月后經濟將會恢復,繼續向前運轉。這也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觀點,認為2010年世界經濟將會得到恢復。這似乎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穩定人心的做法。第三種觀點認為,現在的危機類似于1990年以來日本的情況。人們還記得70年代和80年代所謂的日本經濟奇跡,當時日本成為世界經濟迅猛發展的引擎。自1990年以后,這一奇跡突然破滅了。日本的金融泡沫首先發生在不動產部門,十分相似于美國所發生的情況。從那時起,日本陷入一種慢性危機之中,經濟增長實際為零。只是到三、四年前,日本才從這種狀況中擺脫出來。因此,如果這種危機狀況繼續下去的話,世界經濟受到的困擾不會少于10年。第四種觀點認為,這次危機是1929年經濟危機的重演,也許還會更加嚴重。1929年經濟危機持續了43個月。當前的危機還可以與20世紀70年代相比。從2008年8月算起,金融危機僅過了6個月,各種指數仍然與70年代的情況相差較遠。當時美國失業率為25%,現在為7.2%。當前的情況還有可能惡化。前不久,英國前首相克萊爾指出,“如果目前的經濟災難成為奧巴馬總統所說的‘失去的十年’,其結果將會是長期動蕩不安的局面”。
另外,預測危機時還要考慮人們的心理因素。在危機中有時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人的心理因素。最終使資本主義經濟陷入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是銀行存款人中蔓延的恐怖心理,大規模的擠兌使銀行系統陷入癱瘓。當前,美國和歐洲的所有救市計劃最終都是力圖避免恐懼心理的擴散。
對危機的預測也要考慮各國政府,特別是主要發達國家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取向是否會走向保護主義。它們當前的政策呈現出保護主義的跡象。“中心”國家采取的決策影響了設在“外圍”國家的子公司,導致大量裁員,中斷了支付鏈條,造成需求下降。美國決定支持在底特律的克萊斯勒、福特和通用3家汽車制造商,但這僅僅是為了拯救它們設在本國的工廠。法國和瑞士在向它們的汽車工業提供援助時提出附加條件:只有設在本國境內的汽車企業才能獲得好處。法國經濟部長拉加爾德發表聲明,保護主義可以是“危機時期所需的無奈之舉”。西班牙工業部長塞瓦斯蒂安要求“消費西班牙產品”。奧巴馬鼓勵“購買美國貨”。種種跡象勾起人們對1929年經濟危機和30年代大蕭條的回憶。
但是,現在的情況與20世紀30年代有所不同。當時危機的“解決方式是保護主義和世界大戰”。目前,保護主義將會遇到很多障礙,因為各國的巨型壟斷寡頭跨越國界,在世界各地相互交匯,形成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局面。這使得在發達世界,在北北貿易中,保護主義很難成為主導趨勢。發達國家之間將趨于尊重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盡管他們之間不乏緊張狀態。這些國家似乎更有可能對整個南方實施保護主義。發達國家的“本國資產階級”發動世界大戰,相互爭奪市場,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帝國壟斷寡頭”們周期性地聚會于達沃斯世界論壇,進行協調。它們之間不存在發生軍事對抗的可能性。
奧斯瓦爾多·馬丁內斯指出,當前世界處在長期蕭條的初始階段,目前頻繁使用的“衰退”這一詞匯不足以充分表述資本主義未來的暗淡狀況。他認為,當前的危機是“深刻的,具有巨大的活力”,它才剛剛開始,不會很快得到克服。有人認為危機將會持續2~5年,馬丁內斯認為,相對于30年代的危機而言,考慮到經濟全球化程度很高,世界經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危機的深度會大一倍,甚至兩倍。它的擴散規模將會大于1929年。博隆教授認為,“1929年美國的失業率達到25%,同時農產品和原料價格下跌。10年之后,盡管羅斯福總統實行激進的政策(新政),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17%),經濟無法從蕭條中解脫出來,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才結束了這一時期。當前的危機怎么能是更短呢?1873~1896年的蕭條持續了23年!現已開啟了一個漫長的討價還價的談判時期,以便明確以何種方式走出危機,誰將是受益者,誰又應該是代價的支付者”。
馬丁內斯認為,這場危機本身并不會終結資本主義。20世紀20年代在蘇聯,甚至更早些,在沙皇時期的俄羅斯,人們曾就類似的問題進行過討論。在德國,羅莎·盧森堡等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參加過類似的討論。對于資本主義來說,危機不是一種異常現象,而是一種正常現象,在這一制度的特殊邏輯下,危機具有類似于瀉藥的功能。瀉藥的作用是不舒服的,但是卻能夠使人體恢復失去的平衡。經濟危機破壞過剩的生產力,并在殘垣斷壁的基礎上進行重建。這就是馬克思賦予資本主義制度危機的周期特性。資本主義將進入又一個具有自然活力的階段,它并不會死亡。馬丁內斯估計,到目前為止,由于金融資產價值泡沫破裂,金融資產縮水和企業破產,金融危機在全球造成1.5萬億美元的資產損失。“這一數額是巨大的,但是如果同世界金融市場總資產水平——估計為60萬億美元相比,卻并不是很大。世界經濟還有很多資源可利用,有可賴以發展的空間”。另外,美國的霸權地位和實力并沒有受到根本性損傷。“整個世界市場和儲蓄人的行為都在加強美國的地位:危機在深化,救市行動相形見絀,道瓊斯指數下跌到了7000點這一心理底線,甚至低于1997年的水平。盡管如此,人們仍然在美元中尋求庇護,歐元和黃金價格卻在下跌!”馬丁內斯得出結論說,“危機發生了,新自由主義陷入危機,但并沒有滅亡。讓我們期待著資本主義力量能夠利用這種形勢,促成一種制度性的改造”。
六、關于世界政治形勢的判斷
在當前金融危機形勢下,世界政治會有什么樣的發展前景?奧斯瓦爾多·馬丁內斯指出,世界經濟處于發生重大變化的初始階段,這甚至將會影響世界政治。在第一次世紀大戰年代,巨大的經濟災難催生了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而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歐洲民眾的絕望,特別是德國和意大利人的絕望促成了歐洲法西斯主義的產生和鞏固。他就此得出結論,“資本主義體系重大的經濟危機并不會造成一種預先確定好的政治走向。從這些危機中,可以產生走向左翼的運動,同樣也可以出現走向右翼的運動。所有這一切并不取決于經濟危機,而取決于在特定的環境中各種政治力量的行動,取決于這些力量的成熟狀況,以及它們循序引導政治走向的能力。因此,未來將要發生什么事情,這只能根據目前處于沖突中的各種政治力量的靈活性、嫻熟的斗爭藝術、正確的戰略和領導能力來加以回答。“在經濟危機過程中,革命力量可以做到的是創造條件,以便通過反對資本主義的政治行動來推翻這一制度。如果政治領袖們和政治力量善于在具體的環境中采取行動,他們便可以如愿以償。這當然需要繼續進行觀察”。
與會者普遍認為,資本主義無法走出當前危機的判斷是不正確的。資本主義制度擁有靈活性來制造新的泡沫,以便再次避免勞動和資本的對立矛盾。如果沒有一種革命力量領導變革走向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會再次恢復統治地位。正如列寧所指出的,“資本主義如果沒有一種社會力量加以推動,它是不會倒臺的”。不少學者和社會活動家呼吁,“繼續進行知識、文化和階級斗爭”。
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的政策走向引起普遍關注。他的作用不應僅從競選中的講話來判斷,還可以看他的經濟顧問班子的構成。從顧問班子來看新政府的政策沒有多大變化空間,這實質上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的班底。當然我們還需要繼續觀察奧巴馬出臺什么政策。
七、卡斯特羅關于全球化的論斷
當前資本主義的發展驗證了菲德爾·卡斯特羅10多年前作出的關于全球化論斷的正確性。早在1999年第一屆全球化與發展問題大會上,他就指出資本主義必將陷入深刻的制度危機。卡期特羅當時指出,“我最深刻的信念是:我們所談論的不可思議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人類文明的成果。”“過渡將會怎樣進行?我們不清楚。是否會通過廣泛的暴力革命或大的戰爭?似乎不大可能。這種方式是非理性的,滅絕性的。是否會通過深刻的、災難性的危機?遺憾的是,這是最可能的方式,幾乎不可避免的方式,會通過各種途徑和斗爭形式來實現。”“將來會是什么樣的全球化?只能是互助性的,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的,或以你們喜歡的定義稱呼它。”
八、關于中國的發展
金融危機形勢下中國的發展及其政策走向引起與會者們的高度關注。一般認為,目前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作用,但是在世界政治中沒有相對應的重要性。前蘇聯卻恰恰相反,雖然它在經濟上脆弱,但卻是一個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大國。中國是一個經濟強國,它在世界政治中以漸進和十分謹慎的方式開始了一場現身進程,但是它在世界事務中的政治和軍事分量仍顯不足。中國可以在“外圍”國家的戰略調整中起積極作用,逐步調整其國內資源,面向國內市場。如果中國能夠實現這一轉折,它仍將需要第三世界國家的初級產品,如石油、鎳、銅、鋁、鋼鐵、大豆,以及其他原料和食品,繼續拉動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本文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拉美所副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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