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增長的限制與社會主義的必要性
劉志明 編寫 國外理論動態
美刊《每月評論》2008年7—8月號刊登了美國尤他大學經濟學者李民騏題為《氣候變化、增長的限制和社會主義的必要性》的文章，認為資本主義所導致的全球氣候變暖已經發展到威脅人類生存的地步，未來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根本性地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必然要求選擇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作者以詳實、準確的關于氣候變化、能源、生態、經濟等方面的專業材料有力地論證了這一點。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的2007年評估報告認定，人類的活動（主要是通過礦物燃料的利用和土地的開發）對自工業革命以來就已經發生的全球氣候變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目前的經濟和社會形勢下，世界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生態災難。IPCC評估報告發布后，立即又出現了表明氣候變化更快、潛在后果與IPCC評估報告中宣稱的相比更可怕的新的證據。
目前有證據顯示，北冰洋很可能到2013年夏季就會成為無冰的區域，這比IPCC模型所作的預期要早一個世紀。隨著北冰洋夏季海冰的完全融化，格陵蘭島周圍的大片冰川很可能不可避免地碎裂，因而海平面在本世紀會面臨上升5米以至更多的威脅。世界50個最大城市中的一半正面臨威脅，億萬人民將成為環境難民。
與工業革命前相比，當今的世界氣候變暖了08℃，正接近100萬年以來全球平均氣溫最高的時期。世界正以每10年02℃的速度迅速變暖，另外，鑒于大氣中已有大量的溫室氣體，我們將會面臨一段氣候更進一步變暖06℃的很長的時期。而且，隨著北冰洋夏季海冰消失，北冰洋將吸收而不再反射陽光，這可能導致氣候另外再變暖03℃。考慮到這些變化，相對于工業化以前，世界已經發生的和潛在的變暖幾乎已經達到2℃了，在氣候變化上，這被廣泛認為是一個關鍵的界限。
氣候變暖2℃很可能導致非洲、歐洲、南歐和美國西部大面積干涸和沙化，亞洲和南美洲主要冰川消失，大片極地冰川碎裂，以及15%—40%的動植物物種滅絕。更糟的是，隨著氣候變暖2℃，將會發生大量的氣候反應，諸如危險的海洋酸化、重要的苔原消失、甲浣的釋放，以及土壤腐化和海洋的碳循環遭到破壞等，直到人類無法控制氣候變化為止。
按照詹姆斯·拉夫洛克（世界最杰出的地球科學家之一）的觀點，如果全球平均氣溫上升達到3℃（相對于工業化前），如果大氣層里二氧化碳的濃度上升超過500ppm，世界的各大海洋和雨林都將成為溫室氣體的凈釋放者。在那種情況下，世界的平均氣溫將進一步上升6℃，從而使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區都不再適合人類居住，海平面起碼上升25米，90%的物種滅絕，世界人口很可能下降80%，等等。
美國宇航局戈達德太空研究所所長、世界最杰出的氣候學家之一詹姆斯·漢森堅持認為，要避免因為格陵蘭島和南極洲冰川難以阻擋的消失而導致的海平面災難性的上升，以及大量的物種滅絕，世界必須保證全球氣候變暖相對于2000年來說不超過1℃。根據現有的IPCC模型，這意味著大氣層二氧化碳的濃度不得超過450ppm。但是，根據一個最近的研究，漢森堅持認為，IPCC模型沒有考慮各種潛在的氣候反應。古代氣候證據表明，人類如果希望繼續保證這個星球可以在其上發展人類文明并適合地球上的生命居住，那就必須把大氣層中二氧化碳的濃度降到大約350ppm。當今世界大氣層中二氧化碳的濃度為387ppm，而且正以每年2ppm的速度增加。
人類的生存和人類文明很明顯處于危險中。鑒于形勢嚴峻，許多人（包括一些宣稱堅持社會主義政治觀點的人）把希望寄托在全球資本主義體制內的生態改革上，他們堅持認為這樣一種改革對現有社會體制來說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但緊迫的和不可避免的政治問題是對現有社會體制，即全球資本主義體制（包括其各種可以想像的存在形式）來說，這樣一種改革是否能有效地對付全球氣候變暖的危機和避免那些最重大的災難性后果？如果不能，那么，什么是對一個替代性的社會體制的最低要求呢，這種體制可以有能力避免危機，或者，如果危機不能避免的話，可以幫助人類從危機中幸存下來？這些，是任何認真關心全球生態危機的人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穩定氣候：技術選擇
為防止或緩和全球氣候進一步變暖，必須大大減少人類活動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尤其是礦物燃料燃燒導致的二氧化碳的排放）。二氧化碳的排放取決于能源消耗排放強度（每單位能源消耗排放量）、經濟產出的能源強度（每單位經濟產出的能源消耗量）和經濟生產水平（通常以GDP來衡量）。因此，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是由三個指標，即經濟產出、每單位經濟產出的能源消耗量、每單位能源消耗的排放量決定的。
資本主義是一種建立在追求利潤和資本積累基礎上的經濟體制。單個的資本家、公司和民族國家都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中彼此敵對的不斷的激烈競爭中。為了在競爭中生存下來并保持競爭的優勢，受追求更多利潤（或更快的經濟增長）的驅動，單個的資本家、公司和民族國家都有大規模擴大生產和積累資本的壓力和動機。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生產通常都傾向于增長，只有在經濟危機時才是例外。
從理論上說，如果能源強度下降到能迅速抵消經濟增長導致的能源消費，那么，能源消耗的水平一定不會提高。但是，所有的經濟活動不可避免地包括一些物理或化學變化，必定會消耗一些能源（這不僅對物質生產行業而且對所謂服務行業都是一樣的）。對任何經濟活動來說，能源強度能夠下降多少都是有自然規律限制的。
考慮到資本主義市場起作用的因素，任何能源強度的下降都會導致能源生產更便宜，因為短期能源需求相對于供給來說會下降。但是，更便宜的能源生產卻會刺激人們最終消費更多的能源。因此，降低能源強度（例如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實際上往往導致更迅速的資本積累（經濟增長），它很少導致能源消費量的絕對下降。
現實生活中，資本主義經濟增長通常都伴隨著能源消費上升。自1973年以來，盡管世界經濟增長相當緩慢，世界的能源消費卻以每年2%的速度增長。按照這一速度，世界能源消費從現在起到2050年將會增長130%。鑒于這些趨勢，除非大幅度降低世界能源消費的排放強度和大量削減世界經濟產出的能源強度，否則將沒有任何希望將碳排放量降到一個合適的水平。
礦物燃料占發電消耗的基礎能源的大約四分之三。要從發電過程中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有三種技術上的可能：控制和貯藏碳、原子能發電和利用可再生能源（如地熱、風能、太陽能、潮汐能、水能和洋流）發電。
如果能夠在地下貯藏發電過程中釋放出來的碳而不是任其釋放到大氣中，那么，利用礦物燃料的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可能降低。碳的控制和貯藏可能會大大增加發電的成本和降低能源效率（因為碳的控制和貯藏過程也需要消耗能源）。也許沒有足夠好的防滲漏的地點來貯存大量的碳。技術仍然未經檢驗，不能運用到現有的發電廠。這意味著世界絕大部分的發電廠運用碳的控制和貯藏技術將至少在數十年以后。
原子能發電有很嚴重的環境和安全問題。它產生大量的放射性廢料。它利用的鈾是不可再生的礦物資源。德國的能源觀察小組指出，世界已探明和可能的鈾的儲量最多能夠滿足七十年的需求量。2020年以后，世界將面臨鈾的供應短缺問題。而且，鑒于計劃和建造原子能反應堆從設計到建成耗時周期長，因此，將在最近一、二十年內退役的半數現有原子能發電廠都很難被取代。
利用可再生能源發電并不是解決環境問題的萬應靈丹。“可再生的”發電所必需的設備和廠房要靠使用礦物燃料和不可再生礦物資源的工業部門來生產。與傳統的發電相比，利用可再生能源發電往往代價昂貴。風能和太陽能這兩種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資源是充滿波動性和間歇性的，需要大量的傳統發電能力做后備。
除生物質能外，其他的可再生能源僅僅只能用來發電。而電能占世界初級能源總供給量的40%不到，僅占最終能源消費總量的20%。大約三分之一的礦物燃料主要被用來發電，其余的三分之二則被運輸、工業、農業、服務業和居民部門等行業用作液體、氣體和固體燃料。
礦物燃料最終的總消費量中，大約40%被用于運輸業、24%被用于工業、23%被用于農業、服務業和居民部門，13%則被用作化學工業的原材料。電能明顯不可能取代作為化學工業原料的礦物燃料。另外，在海洋和空中運輸、公路貨物運輸、高溫生產過程，以及在工業、建筑業和農業中的重型設備所使用的動力方面，電力很難或者說不可能取代礦物燃料。盡管用電動汽車取代使用汽油燃料的小客車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但是，現在的技術仍然不成熟，因而離電動汽車主宰市場可能還有數十年的時間。
而且，因為當前用來發電的四分之三的初級能源都來源于礦物燃料，以及一單位的電需要用去大約三單位的煤，因此，交通運輸、工業和其他行業的電氣化會增加而不是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為了氣候穩定的目標，這些行業的電氣化將沒有多少意義，除非大量的發電實現“去碳化”（即傳統的礦物燃料的發電必須被控制碳排放的、利用原子能和可再生能源的發電取代）。
即使上面討論的經濟和技術困難都得到克服，要大大改變世界的電力生產，也還可能需要數十年的時間。世界多數工業和交通運輸業要實現電氣化，可能需要比數十年還要長的時間。到那時，全球生態災難已經無可挽回了。
生物質能是惟一可以用來制造液體和氣體燃料的可再生能源資源。但是，由于受土地和淡水的限制，生物質能只能滿足世界對液體和氣體燃料的一小部分需求。更糟的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考慮到陸地開發和土壤腐蝕導致的排放，用生物質能制造的燃料事實上比傳統的石油排放的溫室氣體更多。
氣候變化和增長的限制
根據IPCC的報告，要把全球氣候變暖的溫度（相對于工業化以前的溫度）限制在2℃—24℃，鑒于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的總的影響，就必須使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穩定在445—490ppm之間。這反過來將要求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2000年至2015年期間達到峰值，并在2050年的時候，排放量與2000年相比下降50%—85%。結論是，要使二氧化碳濃度穩定在445—490ppm之間，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必須從2010年的水平下降63%—89%。
資本主義的一貫傾向是追求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在這一體制下，這些降低排放的目標能實現嗎？存在幾種降低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方案，這些方案都堅持降低63%的排放目標（這將會把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當量穩定在490ppm），并假定全球排放在2010年達到峰值，隨后逐漸下降。
正如上面討論的，在許多地區，用電能取代直接消耗礦物燃料在技術上是非常困難或者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不過，所有方案都假定，50%的最終消費的礦物燃料到2050年將被電能取代。而且，盡管碳排放控制、原子能發電和可再生能源發電存在諸多的限制性因素，這些方案都樂觀地假定，到2050年，50%、75%甚至100%的目前使用礦物燃料的發電都將實現去碳化（也就是說排放強度每年平均下降1%、17%或者27%）。能源強度也被假定在2050年時下降33%、45%或者55%（也就是說每年平均下降1%、15%或者2%）。能源強度下降33%，世界平均來說就會達到今天“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在“能源效率”方面的平均水平。能源強度下降45%或者55%，世界平均來說就會達到今日西歐國家在“能源效率”方面的水平。
人們見到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能源效率”水平不僅源于先進的技術，而且也得益于它們的能源密集型工業被大量遷移至世界外圍地區。這就提出這樣的問題，即使假定全球都樂觀地提高了能源效率水平，外圍國家也未必能達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的“能源效率”水平。認識到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即這些方案評論的排放強度、能源強度和經濟增長三個因素彼此之間絕不是互不相干的。例如，各種用來改變排放強度的燃料的一些變化可能會對提高能源強度或經濟增長水平的潛能產生負面影響，反之亦然。但是，在這些方案中，這些問題被“樂觀地”忽視了。
假定排放強度和能源強度下降，人們可以計算出與降低排放目標相一致的最大經濟增長率。例如，在一種極端方案中，假定50%的目前使用礦物燃料的發電到2050年將實現去碳化（這意味著排放強度每年平均下降1個百分點），還假定能源強度每年平均下降1個百分點，那么，要在2010年至2050年期間把排放量降低63%，這一時期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絕對不能超出-04%，也就是說，經濟必須緊縮。同樣，在另一種極端方案中，假定100%的目前使用礦物燃料的發電到2050年將實現去碳化（這意味著排放強度每年平均下降27個百分點），還假定能源強度每年平均下降2個百分點。那么，2010年至2050年期間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絕對不能超出23%。
從上述兩方案明顯可以看出，假定的排放強度和能源強度下降的指標要比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性表現要多很多，因而所有方案中的這些假定顯得很樂觀了。不過，在多數方案中，世界經濟實際上將停滯不前，在有的方案中，世界經濟實際上絕對需要緊縮，盡管所假設的能源強度的下降速度超過歷史平均水平，排放強度也被假定大幅下降，改善率至少比以往要高三到九倍。考慮到大約1%的世界人口年均增長率，僅僅只有最樂觀的方案才會導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正增長。
根據IPCC的估計，即使有了這些非常樂觀的關于穩定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的方案，世界仍然會變暖⒉4℃（相對于工業化前）。確實，IPCC的估計沒有考慮到最近的許多發展變化。北冰洋的夏季海冰現在很可能會融化、消失，因此，北冰洋將吸收更多的熱量。大氣中二氧化碳當量490ppm的濃度可能將導致全球氣候變暖27℃（而非IPCC報告估計的24℃），這將把世界帶到接近危險的變暖3℃的門口。按照詹姆斯·拉夫洛克的說法，這簡直意味著人類全球性地集體自殺。
如果目標是把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穩定在445ppm而非490ppm，那么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需要降低89%而非63%。即使穩定在445ppm上，全球的氣溫仍將上升2℃（相對于工業化前）。一些大的生態災難會是不可避免的，危險的惡性循環的氣候反應可能會發生。如果目標真的是穩定氣候和為安全留有充足的余地，那就必須更加大幅削減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如果堅持降低89%的排放，結果是在所有的方案中，世界經濟將不得不緊縮。為了實現降低排放的目標，所有方案（在這些方案中，假定的排放強度和能源強度與全球資本主義的歷史性成績相比都顯得過于樂觀）都意味著世界經濟從2010年后必須緊縮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
所有這些方案呈現的結果表明，無論如何也不可能使穩定氣候的目標與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不斷擴張相容。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本身決定了它不可能無增長（更不必說緊縮）地運行。
氣候變化的政治和社會主義的必要性
作者是不是太悲觀了？資本主義的“創造力”、“革新力”、“適應力”和“恢復力”是不是被低估了？環境運動的主流代言人，如李斯特·R布朗和艾摩莉·拉文斯都試圖使我們相信，將出現神奇的技術來拯救（環境）。太陽能散光板的成本將跌至谷底，而能源（利用）效率將猛地提高十倍。盡管國內生產總值將繼續爆炸性地增長，溫室氣體的排放和其他的污染仍可能大幅降低。對他們來說，生態承受能力與為利潤而生產和資本積累之間根本不存在什么內在的沖突。
主流的環境運動，就它的社會構成而言，主要是由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中產階級的上層分子組成。他們是大學教授、工程師、技師、經理、金融分析家和其他專業人士之類的一批人。雖然他們通常并不擁有大量的生產資料，但是，他們卻為資本家們發揮重要的管理和技術（研發）功能，他們也擁有相對于工人階級來說極為優越的物質待遇。
在革命風起云涌的時期，例如在20世紀60年代，他們中的一些人可能迅速變得激進起來，成為形形色色的“極左分子”。在反革命時期，他們可能會成為統治階級進攻工人的極其重要的同盟軍。20世紀80—90年代，中產階級的上層分子是許多國家風行的新自由主義的重要社會基礎，他們在前蘇聯、東歐等國復辟資本主義方面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隨著全球生態危機的加速，中產階級上層中的一些人認識或感覺到，現有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面臨嚴重困難，明顯是不可持續的。但是，他們卻不能或者說不愿設想超越他們相當優越的物質生活條件所賴以存在的資本主義制度。他們還沒有打算放棄他們對資產階級暗中的政治支持。他們的生活條件和經歷大大地脫離了工人階級。因此，他們很難看到這一點，即只有工人階級大規模地聯合和組織起來，才有希望實現生態可持續性所要求的社會變革。結果，來自中產階級上層的環境主義者不得不把他們的強烈希望寄托在技術奇跡和道德說教的影響力上（他們希望勸說資產階級合乎道德和充滿理性地行動）。
但是，只要資本主義制度仍然未受觸動，資本主義的行動法則就將繼續起作用，這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也決不會因為來自中產階級上層的環保主義者的善良愿望而改變的。或遲或早，那些真正有良心的環保主義者將不得不在致力于改善生態承受力和為充滿剝削壓迫的社會制度盡心盡力之間作出選擇。而且，隨著全球生態危機和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總體上的加速發展，資本主義制度可能很快就難以既滿足為利潤和資本積累而生產的要求，同時又繼續向中產階級上層提供優越的物質待遇。
正如我前面所討論的，對世界的能源制度來說，去碳化存在許多障礙。布朗和拉文斯大大夸大了技術變革的潛力。但是，即使已經提到的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高效率的能源技術立即唾手可得，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對技術普及的阻礙將使得這些技術的運用必然被延遲。在一個建立在為利潤而生產的基礎之上的經濟制度內，新技術是“知識產權”，無力購買的國家和人民是無權問津的。即使在今天，世界上仍有千百萬人沒有用上電。等到他們開始有權使用太陽能電動汽車時，不知將是何年何月了？
而且，不像手機或便攜式電腦之類的新穎消費品很容易在現有的工業體制內被制造出來，世界能源系統要實現去碳化，世界經濟結構必須進行根本性變革。這基本上意味著，甚至在最理想的條件下，去碳化的過程是不可能快于能長久發揮作用的固定資產的折舊速度的。鑒于許多建筑物和其他能長久使用的設備設施仍將有半個世紀甚至更長時間的使用壽命，人們假定的去碳化的速度看來必定顯得過于樂觀了。
從純技術的觀點來看，解決氣候變化危機最簡單直接的辦法是立即讓經濟增長停下來，然后有條不紊地縮減世界物質消費，直到溫室氣體的排放降低到合理的水平為止。現有的技術水平明顯可以實現這一點。如果世界各地盡可能迅速地采用目前和將來可能派得上用場的所有去碳化技術，世界經濟規模即使更小一些，仍然有生產能力滿足全世界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
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只要生產資料和剩余價值為資本家所有，資本家們就有動力和壓力把大部分剩余價值用到資本積累上去。除非剩余價值被置于社會控制之下，否則，沒有辦法能夠保證不發生資本積累（和因此而導致的經濟增長）。而且，鑒于資本主義制度下收入和財富分配的極其不平等，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怎么可能會努力在滿足數十億人的基本需求的同時有條不紊地縮減經濟規模呢？對資本主義來說，經濟增長對緩和它內部的社會矛盾是必不可少的。
京都議定書規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1990—2012年期間降低它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5%。美國拒絕簽署該議定書。1990—2005年期間，美國的排放量上升了22%。在京都議定書的簽署國中，日本的排放量上升了16%，歐元區的排放量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就呈上升趨勢。英國的排放量呈持平的趨勢（主要原因在于它實現了從大量的利用燃煤到利用北海的燃氣的轉換）。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俄羅斯是惟一一個從1990年以來大幅降低了排放量的主要經濟體，這一時期，俄羅斯的經濟生產規模和人口數量都下降了。從1990年到2005年，俄羅斯的排放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平均每年下降⒉7個百分點。如果世界經濟重復俄羅斯的經歷三次，也就是說，不折不扣地經歷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經歷過的那種經濟崩潰三次，那么，到2050年的時候，世界的排放量將降低三分之二。這將只允許把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穩定在490ppm。正如上面討論的那樣，我們仍然無法達到應該達到的目標。
1990年以來，中國和印度的排放量增加了兩倍以上，中國現在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溫室氣體的最大排放國家。按照目前的速度，中國的排放量將在十年內翻番，印度的排放量將在不到十五年的時間里翻番。歐盟目前正致力于到2020年的時候，將排放量與1990年水平相比降低20%。中國僅僅一年的經濟增長將會使所有的這些降低成果化為烏有。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大繁榮，中國現在每周就建立起兩座使用燃煤的火力發電廠。這意味著每隔四年，中國就將建立起和美國目前一樣多的使用燃煤的火力發電廠。對資本積累如此瘋狂追求，保持氣候穩定又有什么希望呢？到底有什么神奇的技術能使這種資本主義可持續呢？
應當指出，邊緣國家的工人和農民根本沒有從這種不斷追求資本利潤中得到好處。從中獲得巨大利益的是跨國公司和這些國家的資本家精英們。在稍小一點的程度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中產階級上層也從中國、印度和其他外圍地區的工人們生產和提供的便宜消費品和“服務”中得到了好處。
2007年6月14日，《金融時報》發表了反共產主義的“天鵝絨革命”前領導人、捷克共和國總統瓦茨拉夫·克勞斯的一篇十分奇怪的文章《處于危險的不是氣候而是自由》。文章寫道：
“我們生活在一個奇怪的時代。對環保主義者及其追隨者們來說，例外的一個暖冬足以……表明需要對天氣采取一些激進措施……理性和愛好自由的人們必須對此作出回應。政治正確的規定是嚴格的。
全球變暖的癔病如今成為真理與宣傳對抗的一個主要例子。它要求有勇氣來反對全球變暖這一‘已經被確認的真理’。作為一個絕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人，我有義務說，我看到自由、民主、市場經濟和繁榮現在的最大威脅來自野心勃勃的環保主義而非共產主義。環保主義這一意識形態想通過一種中央（現在是全球的）計劃來取代人類自由和自然的演化過程。”
愛好自由的克勞斯總統（他明顯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好學生）然后提出這樣的要求，即科學家們“有義務公開他們的政治和價值觀點，并宣布他們的政治和價值觀多么嚴重地影響了他們對科學證據的選擇和解釋”。隨后，克勞斯還想使我們確信，“技術進步”和“可自由支配的財富的增長”將繼續下去，并且“將解決輕微氣候變化帶來的任何潛在的問題”。
人們必須承認，在世界資產階級中間正在形成一個重要的政治共識，即再也不能忽視氣候變化的時候，克勞斯起來捍衛“自由”確實需要勇氣。
坦率地說，只有內心仇視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的極端反動的政客才能作出如此奇怪的評論。但是，另一方面，克勞斯比所有主流環保主義者們要更接近于真理。人類確實需要全球的“中央”計劃來克服氣候變化的危機，條件是這里談論的“中央”計劃是指通過民主機構進行的自覺的、理性的協調。
穩定氣候對技術的要求是明確的。全球能源結構需要根本性的變革，以把基礎奠定在可再生能源上。世界經濟結構的大部分將不得不作相應的改變。農業需要重組以遵循可持續的原則，并需要從對化肥和機械以及礦物燃料的依賴中解放出來。整個交通運輸系統將不得不重建，以便讓依靠可再生的電力運轉的鐵路和公共交通發揮突出的作用。世界經濟規模也需要根據降低排放的目標相應地縮減。所有這一切要求絲毫不損害世界人民的基本需求。
很明顯，資本主義不可能實現這些目標。我們如果不想破壞支撐文明的生態狀況，除了堅持生產資料公共所有和民主計劃的社會主義外，還有什么能實現這些目標呢？
所謂“市場社會主義”也不是一個好選擇。理論和歷史經驗都證明，“市場社會主義”不可避免地導致資本主義。那些反對社會主義計劃的人們也許會爭辯說，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表明了社會主義的計劃是“無效率的”。
先不必說將來的社會主義在保障民主和提高經濟效率方面無疑會比歷史的社會主義要做得更好，而鑒于全球生態危機的極端嚴重性，“效率”根本不是一個切中要害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社會主義能否給地球上的每個人提供食物、教育和醫療保障？我們知道歷史上的社會主義能夠做到，古巴現在仍然可以用相當有限的物質資源做到這一點。
資本主義一直不能給數以億計的人們提供食物、教育和醫療保障。如果全球生態危機得不到克服，那資本主義最終將有負于全人類。該怎樣選擇難道不是足夠清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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