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湘穗：這是一場曠世大危機

危機研判與走勢前瞻

 王湘穗

在美國國會通過救市方案之后，道瓊斯指數連跌8天已破9000點；即使世界6大央行聯手降息救市，也未能止住全球股市的狂跌。挽回人們對經濟的信心，已成為G7財政首腦和20國財長會議的主題，阻止實體經濟塌方成了各主要國家政府的首要任務。與最初次貸危機爆發時故作輕松的態度不同，人們現在已不再諱言危機、衰退或蕭條。格林斯潘說，這次是百年危機；而68歲的羅杰斯說，他有生之年看不到危機結束了。在這些識途老馬看來，我們面對的這場危機，是一場曠世大危機。

此次危機的四大特點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此次危機是虛擬資本主義或金融資本主義的第一次大的全球性危機。與傳統資本主義危機相比，它有以下四個特點：

一是危機帶有綜合性。從最初造成數萬億美元損失的次貸危機開始，緊接著是十萬億美元的房貸危機，然后沖擊到60萬億美元的企業債市場，更可怕的是其上還懸著300多萬億的金融衍生品的“堰塞湖”。這一波波的金融海嘯，不斷沖擊美國經濟基本面。目前美國就業率已連續9個月下滑，同樣不斷下滑的還有批發和零售數據。經濟危機已經影響到美國社會各階層的生活，正在演變成為深刻的社會危機。經濟問題成了總統大選的熱門話題，關于救市方案的爭執也是國會議員與選民最關切的議題。美國網民在互聯網上對華爾街的批判，可說是極端憤懣和尖刻。此次危機已突破金融和經濟層面，開始向政治、社會領域蔓延。

二是危機迅速向全球擴展。與以往局限于某個國家或地區東南亞危機、俄羅斯危機、拉美危機不同，這次是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美國爆發了危機。此次發生在資本主義中心地區的危機，迅速地向邊緣國家和地區擴散。次級貸風暴讓全球銀行驚魂失魄，高臺跳水般的股市和過山車般升降的美元及大宗商品價格，讓所有國家無所適從。對于大量購買“兩房”債券的外國政府來說，40%的復原率意味著60%的可能損失，這使他們已面臨巨大的政治風險。在這個被資本全球化“熨平”了世界上，危機也具有了全球化的特征。

三是危機沖突呈現出集團化趨向。在目前的全球經濟框架下，世界經濟體大致分為美歐等現代金融服務業國家、中印等制造業國家和資源類國家三個層級。危機不僅改變了世界市場所有商品的比價關系，也改變了全球利益格局，構成了利益相近和相抵觸的國家集團，重組了全球利益版圖。去年以來，大宗商品暴漲，使歐佩克組織和產油國獲得了巨額利潤，卻重創了制造業國家。獲益國家希望長期維持利潤最大化的局面，而受到打擊的國家則要設法扭轉不利于自身發展的被動局面。圍繞利益爭奪，不同國家組成的國家集團在國際事務上表現出了一定的配合甚至是默契，這加劇了利益爭奪的烈度。

四是危機出現長期化征兆。上世紀80年代日本爆發金融危機，用了十多年時間才走出經濟困境。據巴克萊資本的研究報告，美國在此次危機中的財富損失，以40%的損失率就可能達到百萬億美元之巨。種種跡象表明，日本“失去的十年”的歷史，很可能將會在美國重新上演。作為全球經濟的主要引擎，美國經濟陷入空前的危機，肯定將對全球經濟發展造成長期的負面影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其最近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指出，世界面臨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其總裁宣稱，全球金融體系面臨著崩潰的前景。

綜上所述，此次危機是從資本主義中心國家爆發的金融危機，目前已呈現綜合性危機的特征，并迅速向全球蔓延，有可能長期化。從眼下情況判斷，美元本位的貨幣體系已呈瓦解之勢，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正喪失其長久的全球影響力，世界金融、經濟乃至政治格局都在變化之中。此次危機是否會成為馬克思、列寧所預言的資本主義總危機，尚難定論；但稱之為百年大危機，可謂確評。

大蕭條提供的歷史警示

“解釋大蕭條是宏觀經濟學的‘圣杯’”，這是學者伯南克在《大蕭條》一書中寫下的第一句話。他緊接著寫道，盡管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人們還是根本沒有碰到“圣杯”的邊兒。而如今的危機，卻像“大蕭條圣杯”正從天而降。這對于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來說，是福，是禍？既往的研究和他今天的使命是巧合，還是天意？

比凱恩斯和貨幣主義學派“總需求不穩定導致大蕭條”的結論更進一步，在伯南克看來，上世紀30年代發生的大蕭條是世界主要國家強行恢復金本位制、導致嚴重通縮的結果。所以他和保爾森的處理危機的辦法是為金融機構提供貼現窗口，準備“用直升機向華爾街撒錢”。最近美國國會通過的救市方案就是要為市場提供更多的流動性。然而，此次危機的起因就是流動性過剩導致的通脹，其根源是美國長期的財政擴張政策。用治通縮的方法治通脹，這思路對嗎？這其中除了有病急亂投醫的窘迫，也顯然存有通過加大美元發行向世界轉嫁危機的自私念頭。

盡管過去了近80年，大蕭條仍是美國人頭腦中揮之不去的夢魘：GDP下降百分之三十，凈投資為負數，失業率達到百分之二十五，與這些數字相聯系的是普遍的饑餓與寒冷，是社會動蕩不安和退伍軍人的廣場示威，直到引發導致幾千萬人死亡的世界大戰。大蕭條給予我們的經驗教訓就是，應對大危機，絕不只能僅有金融對策和經濟政策，其政策體系應該涵蓋政治與社會的各個層面。同樣重要的是，各國應該共同應對全球性的危機。從大蕭條的教訓看，幾次挽救全球性經濟行動的失利，很大程度上由于各國采取了“以鄰為壑”的政策，這最終導致了第二次大戰的發生。雖然說，并不是所有的危機都會引發戰爭，但歷史證明，全球性危機引發戰爭的可能性的確較大。

令人感到不祥的是，迄今為止，此次危機的最大當事國美國對危機的應對，也還是以鄰為壑本能反應，希望通過增發國債和美元貶值把危機轉嫁出去。按照博弈論的規律分析，這種態度很難引起其他國家的真誠回應。特別是在各國民族主義抬頭的背景下，跨國合作的難度已經大大增加。從最近美歐財政官員相互指責、貨幣當局各唱各調的情況看，人們似乎在重蹈大蕭條的覆轍。

危機向何處去？

 毫無疑問，金融危機將向經濟、政治、外交和社會生活各領域擴散，并將持續一段時期。盡管現在誰也難以具體地回答危機將如何結束，但卻能看出大勢的基本線索。

概括的說，美國危機的走勢大致有兩種前景。一種是美國通過美元大幅貶值，逐步賴掉高達53萬億的各種債務，成功將危機轉嫁出去，經濟重上正軌，但美國信用已失，其國力更難回到建構雅爾塔體系和布雷頓森林體系那時的水平，只能謀求與其他大國一道共同治理世界。另一種是美國擺脫不了危機，其主導的金融貨幣體系和貿易秩序解體，美國維持的國際政治體系瓦解，天下大亂。無論哪一種方式，都意味著美元本位模式的終結，隨之需要對世界目前的政治經濟模式作出變革，否則，無法克服導致此次危機發生的種種弊端，建立起新的、更合理的經濟、政治秩序。現行的美元體制建立在美國國家信用的基礎之上，美國的信用則建立在其金融、科技和軍事實力三大支柱之上。在十幾年前一次有關美元的討論會上有人問：美元不就是一張紙嗎？當時美國學者的回答是，你沒有看見太平洋上的航母編隊嗎？有美國軍艦的支撐美元就值錢。現在，美國的金融支柱已經垮了，但其科技和軍事實力仍在。也許，現在還沒有到圖窮匕現的緊要關口，但如果有必要，美國軍事力量是一定要發威的。因為美國人心里清楚，美元體系的建立從來就不是學者或官員打嘴仗的結果，而是基于國家實力甚至是戰場的結局。

在上世紀大蕭條還在肆虐、二次大戰剛剛爆發的時候，英國的凱恩斯和美國的懷特就開始制訂“戰后世界的金融秩序”。從現在的情況看，凱恩斯的“世界元”計劃，要比懷特的“美元金匯兌制”要更合理。作為國勢正走下坡路的英國代表，凱恩斯只能無奈地接受美國的懷特方案。即使如此，他的遠見仍為英國贏得了戰后制度設計的發球權。顯然，我們現在也應該著手研究符合中國利益的貨幣體系方案，制訂應對危機的一攬子方案。其實，這方面已經有人捷足先登了。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在新近的講話中指出，在危機的情況下，“穩定的要素就是建立新的金融中心以及強大的區域貨幣”。而泰國前總理他信則認為，亞洲國家“應該現在就采取行動，創建一種亞洲債券，以遏制美元疲軟的影響。”這些戰略構想值得我們認真參考。要處理好此次危機，首先要在戰略思維中占據上風。

危機時刻，必須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寄希望于對它國誠信的空洞喊話，顯然是更牢靠的做法。為應對危機，我們需要做許多的事。如用大規模城市化刺激內需、突出公平原則和加強社會保障以穩定民心、建金融特區形成容納境外熱錢的“貨幣池子”、確保能源和糧食的穩定供應、引進國外高技術人才等等。二戰以前的蘇聯曾經利用過大蕭條失業潮的獨特機遇，促進了國家的產業升級。與這些經濟、政治政策同樣重要的是，在危機關頭也需要做好軍事斗爭準備。雖然目前危機還剛剛爆發，各國各方的矛盾還沒有激化到要使用軍事力量的程度，但是從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和今天的嚴峻形勢觀察，在爆發全球性危機、各國利益發生重大沖突的情況下，軍事手段從來都是國家政策工具箱中不可排除的選項。

對軍人而言，“忘戰必危”的古訓，在今天顯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沒準備，則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有準備，我們就能化險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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