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張曙光認為，城鎮化應該是兩個同時進行的過程，即農民從農村拔根，到城市落地。所謂從農村拔根，就是農民讓渡自己在農村的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經營權來換得進城的第一桶金。從農村拔根，不僅可以獲取進城所需安家的資金，而且可以自斷后路，從而真正城市化。既然城鎮化是農民從拔根和到城市落地，就一定要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實行城鄉一體化。城鄉一體化，就是讓農民自由進城和資本自由下鄉。張曙光研究員認為，唯有破除城鄉二元結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才能提升中國城鎮化的品質，加快中國現代化的速度。
我不同意張曙光研究員的意見。因為在當前中國城市資本過剩的情況下面，允許資本自由下鄉，資本將如洪水猛獸吞噬農民賴以安身立命的土地這個基本保障。城市資本之所以有強大動力，一是貨幣會貶值，而土地是不可再生資源，是最好的儲存手段。二是城市人希望在農村有一個休閑去處，每年去度度假，享受田園風光。
問題是，從農村拔根的農民能否在城市體面落地，卻是未知數。農民不可能用他們讓渡農村土地權利所獲收入在城市買得起房子。也許，他們可以在中西部縣城買得起房子。即使他們買得起房子，他們也很難在城市安居得下來。當前中國農村，70%農民家庭都存在“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即農民家庭中，年齡比較大的父母留村務農，年輕子女進城務工，一個農民家庭因此同時有務農和務工的兩筆收入。農村生活成本比較低，支出比較少。這樣，農民家庭就每年都有結余，日子就比較好過。現在全家進城了，年齡大的父母很難在城市找到就業機會，年輕子女在縣城務工的收入太低，無法維持“上有老下有小”的全家人生活，只能到沿海地區去務工。而城市生活成本遠高于農村，事事都要花錢，僅僅小區物業費就要占到全年收入的很大比例。全家進城了，收入減少，支出大大增加，這樣一來，家庭經濟必然拮據，家庭關系必然緊張，所有家庭壓力向缺少就業機會的老年父母轉嫁。從老年父母角度看，他們知道自己的子女正在為他們的子女積累打拼，自己成為家庭拖累。因為已經從農村拔起，老年父母不再回得去農村，在城市局促的家中，他們每天都備受煎熬，時間長了，就只有死路一條。
中國現在只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GDP只有歐美日的七分之一。這就使得中國的城市化不可能提供足夠讓進城農民在城市體面安居的收入機會和就業崗位。農民全家進城，進城失敗后又不能返鄉，就必然要形成城市貧民窟。這幾乎是所有發展中國家農民從農村連根拔起后的現象，比如印度、印尼、菲律賓、拉美國家。一方面是城市觸目驚心的超大規模的貧民窟，一方面是農村的凋敝。城市貧民窟不僅對農民是不人道的去處，而且是現代化中的定時炸彈。
中國的城鎮化不能是農民從農村拔根到城市落地的單向過程，而應當允許進城失敗的農民返鄉。進城失敗農民返鄉的權利是他們的基本人權，是最后救濟與保障。農民有退路，中國現代化才有出路。
農民進城，“人努力、天幫忙”，他們就在城市體面安居下來。但在當前中國發展階段，相當部分甚至大部分進城農民無法在城市體面安居，就應當允許他們選擇返鄉，就要為他們留下返鄉的退路。
進城失敗農民只要回到了農村，與土地結合起來，他們就可以具有力量。農民住自己的房子不花錢，種自己的承包地可以很容易解決溫飽問題，搞副業可以獲得一些現金，庭院經濟和自給自足極大地降低了生活成本。村莊是一個熟人社會，祖祖輩輩生活在村莊中，親戚朋友住在村莊中，無論身體還是靈魂，都有安全感。也許村莊生活的日子不富裕，卻很踏實。相對于漂泊在城市的煎熬，寧靜的農村生活實在很好。若國家為農民解決他們在農村生產生活所需基本條件，進城失敗農民從城市退養，就可以與農業完美結合起來。武漢市郊房地產商的廣告語都是“城市農夫有點田”呢!
中國的城鎮化應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且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會出現普遍的進城失敗及進城失敗后的返鄉。正是進城失敗農民可以返鄉，才沒有城市內二元結構。這也使得中國可以有效應對經濟周期。可以讓進城失敗農民返回的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也是因此，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絕對不應當是讓資本自由下鄉，而是要保護農民的土地基本權利。這是他們最后的保障。
2015年1月3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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