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檢索
陳偉光，廣州市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廣州市總工會原主席。他先后擔任過廣州化纖廠工會主席、廣州紡織工會主席，1992年當選廣州市總工會副主席，次年7月當選主席。
觀點
●我們現在面臨的困境，是工會干部不去聯系群眾，沒有工人情懷，發生利益沖突時只能充當調停人和救火隊員，由此累積和惡化了許多社會矛盾，加劇了工人群體的對立情緒，這已經不是工會跟不跟黨走的問題，而是工人跟不跟工會走的問題。
●工會主席必須由員工自己選舉產生，這樣才能得到職工的真正認可，這樣才是真正的民主。工會直選解決的還是工會的代表性問題。
●如果工會直選的方式只是讓每一個人都來投票，誰的票數多誰就當選，肯定會出現幫派似的工會領袖，這樣反而不利于工人群體的團結統一。
●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不能眼睛只盯著目標，當前最重要的是要“造橋修路”。在主要因素不成熟、重要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硬性下達指標，只能助長機關行政化、官僚化作風，同時也造成弄虛作假、形式主義的浮躁風氣，有損工會組織形象和地位。
“我出生于普通的工人家庭，成長在產業工人聚居的環境中，使我逐漸形成了一種處世風格，就是老實做事、低調做人。這似乎是一種優點，但也隱藏著某種缺陷。”
——陳偉光
10月29日，廣州市總工會十六屆十五次全委會表決同意陳偉光不再擔任主席職務。表決之后，委員們以長時間的熱烈掌聲，對他為廣州工會所作的杰出貢獻表達敬意。
陳偉光當了32年工會主席，在改革開放前沿的廣州，任職市總工會主席長達20年，以全球化大視野，關切勞工權益，探索工會有效維權、去行政化、回歸本位之路等，且破立兼顧，有憂有思有行動，這在廣東工會界是少見的。
騎著單車為下崗職工找工作
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一度紅火的紡織行業因國企改革而一片風聲鶴唳，大量工人在“關停并轉”中含淚告別奉獻了青春的崗位，連有“高級政工師”職稱的工會主席也被掃地出門。此時，陳偉光已調任紡織局當工會主席，他毅然為他們撐起保護傘。
“陳主席騎著單車跑工廠，為我們聯系工作，找崗位。”
“在我們為職工仗義執言得罪廠長，遭到打擊報復時，是陳主席站出來保護我們，為我們打抱不平。”
從這場“劫難”中走過來的人，回憶起往事，依然感動落淚。直至今天，陳偉光每每說起當年，還是眼眶泛紅。他說，他永遠記住了那個下崗后無米下鍋，被迫到菜場撿爛瓜菜過日子的職工;那個父母雙雙下崗又雙雙出走、與年邁的奶奶相依為命的孩子。
1995年初，陳偉光當上廣州市總工會主席剛好一年半，首期籌款2000多萬元的廣州市職工濟難基金會宣布成立。隨后，市總又建起女工、特種病、住院互助等多項保障計劃，減輕職工醫療費用、緩解職工生活困難。
對此，陳偉光說，這是出于一種良知，一種責任感。正是良知和責任感的驅使，廣州工會開啟了“普惠”服務職工新時代，創辦工會超市、開設勞工大學堂、整合資源暢通職工教育網......
“對工人有深厚感情，工作才不受各種干擾，專注投入。”從事了大半生工會工作，陳偉光有許多感悟也有許多感慨，他說，“人生一世，能為千萬職工謀幸福，這是我們工會干部的人生價值所在。”
看到圍在士多店看電視的工人 他心情沉重
陳偉光時刻把工人們掛在心上。有一回，他在員村工人文化宮打完球后，已差不多晚上10時了。他沒有回家，而是回到了單位。
當時，市總禮堂正改建體育館，為基層工會組織職工球類比賽提供場地，也便于市總機關人員開展體育活動。負責改建工程的人員向他回報工程進度，他心不在焉，問：“工人將來住在哪?”
“將來場地對外開放，晚上10時半才結束，工人要收拾好場地才能下班，公交車早就收車了，這問題很實際，要想辦法解決好。”陳偉光這番話，感動了在場所有的人。
陳偉光剛搬到珠江新城住的時候，有一天晚飯過后，他在附近散步，見到周邊建筑工地好幾十位異地務工人員圍在路邊士多店一臺小電視機前看連續劇。“心情很不好”，他神情凝重地說。
為此，市總工會和中國新農村經濟文化研究所聯合對異地務工人員業余時間分配及精神文化需求進行調研。“打工生涯太枯燥，下班以后更無聊;若能有個好去處，輕松愉快樂逍遙”，這首寫在調查問卷中的打油詩，再一次刺痛了陳偉光，促使他下決心在異地務工人員相對集中的企業、工業園區建設思想上解惑、精神上解悶、文化上解渴、心理上解壓、能力上解弱的“工友和諧家園”。
五年努力，而今近百家這樣的“家園”，在異地務工人員身邊建立起來。
工會就是要替職工伸張正義
在中國工會界，陳偉光被劃歸“維權派”一類。他不在乎被貼標簽，他在乎的是，要讓工人信任工會，工會必須回歸本來面目，工會服務職工必須貼身貼心。他常告誡基層工會干部，“工會不維權，要它干什么?”
為此，他再三呼吁工會除“官”味，去行政化，要有憂患意識;整飭角色沖突的工會干部隊伍，端正“屁股坐向”;探索工會干部職業化之路;打破框框條條，消除條塊分割之弊，組建行業工會;引入專業社工，建工會異地務工人員服務中心......
他更善于利用政治、社會、媒體等資源，推動工會工作的改革創新，推動地方立法，把勞工無序的、原子化狀態的個體維權納入法制化軌道，加強勞方與資方談判力量。其中，《廣州市勞動關系三方協商規定》創設性地規范職代會制度和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機制，在全國首創了勞動關系集體協商爭議調停制度等保障機制，對勞資博弈行為進行規范。
也正因為良知和責任感的驅使，陳偉光才敢于冒著“政治風險”，代表市總工會在2010年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的爭執聲中，公開向政府喊話，叫板雇主。促進了當年廣州市的最低工資上調至1100元，去年又增加到1300元。
“包括三金在內的960元工資低得不能再低了。”“如果企業連員工每人每月1000元最低工資水平都付不起，那就趕快搬出廣州。”他的這些言論，獲得全國不少同行贊賞的同時，也有人為他捏了一把汗。
事后，不少人既關切又好奇地問他，“沒有領導為難你嗎?”陳偉光微微一笑，回答得輕松又肯定，“這么多年，無論是省里還是市里，沒有領導因為我維護職工合法權益責難過我。”
“工會是政府很好的伙伴，作為社會組織、職工的代表，就是要替職工伸張正義，這是一種精神，更是一種膽量，工會干部只有腰桿子硬了才會有發展的空間”，陳偉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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