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武壇被無知綁架

　　《搏擊》雜志于2014年06期登載了了筆者的一篇文章，即《“武術”不可被“武打”偷換——關于《中國武術史》“武術起源”觀點的思辨》。對此，編者說明：作者姚文俊，1948年出生，男，漢族，四川省資中縣人。內江日報社主任編輯，盤破門武術名家。研究方向：老子《道德經》與中國武學文化。本文節錄自作者《中國武壇被無知綁架》一文。題目是編者加的。

　　這里，現將筆者《中國武壇被無知綁架》一文全文發出，以饗讀者。

　　內容提要：該文闡明了日本人松田隆智及其導師、教授、專家所提出的 “中國武術歷史起源于‘黃帝時代’ 、‘原始社會’”的基本觀點的錯誤和惡果。揭示了不懂和無知綁架了中國武術之事實。從而正本清源，為正確認識和研究中國武術指明了方向。該文指出，中國武術是老子為中國黃種人量身定做的、賴以安身立命的、保種保族之“國術”，今被丟失和篡改，有悖于老子之初衷，有悖于民族之意志。以此，何談“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復興”?

　　1984年7月，日本留學生松田隆智著書《中國武術史略》。該書由成都體育學院教授習云太寫序，由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此書一出，中國武術界有學者驚呼：“新中國成立到80年代，我國都沒有出現一部中國武術史。但國外研究武術史卻邁出了一步，而且重視有加。中華武術以其特有的魅力深受各國人民的喜愛，世界需要武術的呼聲日益高漲，研究中華武術是我國學者迫在眉睫的一項重要任務”。

　　于是，緊接著，中國的教授、學者在這一“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務”的感召之下，紛紛著書立說。1985年12月由成都體育學院習云太教授撰寫的《中國武術史》開其端，此后，中國學者、教授魚貫而入。出現了1993由崔樂泉所著的《中華武術傳統史》、1994由林伯源所著的《中國武術史》、1995年由程大力所著的《中國武術歷史與文化》、1996年由任海所著的《中國古代武術》和由張耀庭主編的《中國武術史》、2000年由趙國慶等所著的《中國武術史》，2003年由國家體委武術研究院編纂了《中國武術史》。此后，還有由蔡寶忠所著的《中國武術史專論》、由周偉良所著的《中國武術史》、由溫力所著的《中國武術概論》、由余水清所著的《中國武術史》、由于志鈞所著的《中國傳統武術史》、由王廣西所著的《中國功夫》、由邱丕相所著的《中國武術史》，等等，相繼問世。

　　不曾料想，由松田隆智的一本小書，卻翻起了中國武壇箸書立說的大浪。這是何故?

　　其實，對于松田隆智所著的《中國武術史略》來說，筆者說得客氣一點，還須得深入的研究中國武術及其歷史。而說得不客氣一點，就是連中國的武術是什么都不懂，這就更說不上寫中國武術歷史了。

　　因為就該書的內容來看，松田隆智的《中國武術史略》不過就是介紹了幾部中國武術古籍和9個拳門的歷史。其書分析淺薄、視野狹窄，無異于走馬觀花，浮光掠影。而且，特別是，該書存在一個基本觀點的嚴重錯誤。這就是，松田隆智將中國武術起源的歷史歸于“原始社會”、“黃帝時代”。這就成了不實之詞。

　　雖然松田隆智提出了中國武術起源于“原始社會”、“黃帝時代”的觀點，但卻沒有闡明“為什么”。這樣，就給了中國的教授、學者帶來了極大的想象空間。于是，中國武壇就出現了“中國武術起源于生產勞動”說、出現了“中國武術源于人與獸斗和人與人斗”說、出現了“中國武術起源于古代戰爭”說、出現了“中國武術主要起源于民間的私斗”說，等等，從而導致了在中國武術起源問題上的竟相猜測和紊亂。

　　真可謂“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一部中國武術史由外國人首筆而中國人跟后，亦步亦趨，不越雷池半步，且風糜全國。這難道不“奇”得顯“怪”嗎?

　　為什么會出現如此跟風的鬧劇?

　　原因很簡單。因為外國人都崇拜起中國武術來了。故對武術如果不具體的研究一番，這讓中國的教授、學者情何以堪?以至中國的教授、學者害怕連外國人的“思想境界”都達不到而感到恥辱。這樣一來，中國的教授、學者便將中國武術的起源寫得越遠、越早越好。特別是，2003年由國家體委武術研究院編纂的《中國武術史》肯定了“中國武術歷史起源于‘原始社會’、‘黃帝時代’”這一基本觀點。由此，便將中國武術起源的歷史打上了官方的、權威的、體制的烙印。于是，在中國武術的起源問題上，中國的官方，以及教授、學者就與松田隆智達成了“共識”，并形成了“一邊倒”之勢。

　　然而，筆者這里要問，中國武術果真起源于“原始社會”、“黃帝時代”嗎?中國武術果真產生于“生產勞動”、“人與獸斗”、“人與人斗”、“古代戰爭”、“民間私斗”嗎?

　　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從人類共性的規律看，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都要經過“原始社會”時期。并在這“原始社會”時期中都會有“生產勞動”、有“人與獸斗”、有“人與人斗”、有“古代戰爭”、有“民間私斗”，這是歷史的真實。那么，據中國官方，以及教授、學者的觀點來看，就應該說：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民族都存在“武術的起源”，并且都有“武術”。但是，歷史的看，“武術”只有中國才有，而外國沒有。因此，這就反證出了導致中國武術起源的原因，并非是“生產勞動”、“人與獸斗”、“人與人斗”、“古代戰爭”、“民間私斗”。故中國官方，以及教授、學者，和松田隆智的觀點顯然不符合歷史的真實。其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仔細分析產生這種錯誤的原因，則是中國官方，以及教授、學者，和松田隆智，他們是用“武打”偷換了“武術”概念的結果。

　　應該看到，原始社會的“生產勞動”、“人與獸斗”、“人與人斗”、“古代戰爭”、“民間私斗”是能夠產生出“武打”的。這是歷史的真實。而這種現象，才是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民族發展的普遍規律。中國不例外，外國也不例外;東方不例外，西方也不例外。

　　但是，“武打”并非就是“武術”。

　　概括的說，它們的根本區別在于：“武打”遵循的是“剛強勝柔弱”的打法理念，而“武術”遵循的則是“柔弱勝剛強”的打法理念。前者是常識和公理，而后者是理性和理論。故“武術”乃是“武打”的升華，即理論抽象的結果，是一種高級的、理性的打法形式。其表現特征為：“武打”旨在“打勇”、“打力”;“武術”旨在“打樁”、“打機”，即“打法則”、“打方法”、“打技巧”。

　　正是因為“武術”乃是對武打“理論抽象”的結果，故其必然是社會歷史發展到某一高級階段的產物。而且，在這一高級階段中必須有著完備的“哲學”思想出現。

　　那么，“武術”的哲學思想是什么呢?它何時出現、何人創造的呢?

　　答案是：“武術”的哲學是以“陰陽”及其“變化”的哲學為指導，基于“柔弱勝剛強”的理念和理論而形成的打法，并包括了打法的法則、方法和技巧。“武術”產生于中國的“西周末期”。它為老子所締造。

　　具體的說，老子的“武術”思想就是：

　　從“道法自然”中老子抽象出了“柔弱勝剛強”規律，并以之與“剛強勝柔弱”規律針鋒相對。并以“柔弱勝剛強”為理論和理念，注重“條件”并把握“條件”，以做到“柔弱”戰勝“剛強”。

　　而老子“柔弱勝剛強”的“條件”就是：“陰陽”觀，及其派生出來的“無極太極”、“有無”、“動靜”、“虛實”觀等哲學范疇，和它們的“變化”的辯證法。

　　基于此，老子揭示了武術諸如“樁法”、“見機則打，避實就虛”、“動中求打”、“以靜制動、以動逼靜”、“打在機前、打在機后”等等打法法則、方法、技巧。

　　所以，歷史的看，由于有了“哲學”的標志和規范，這就使得“武打”與“武術”分別處于不同的歷史階段。

　　因此說，“原始社會”、“黃帝時代”只能產生出“武打”。因為這時生產力低下，社會分工不發達，而且未能產生出成體系的哲學思想。

　　而只有歷史發展到了西周末期，特別是老子集中國陰陽哲學之大成的時候，這時的陰陽哲學方才孕育出了“武術”。

　　可見，由于“陰陽”哲學為中國所獨有，正是如此，故“武術”也為中國所獨有。這就完全解釋了“武術”為什么只能出在中國而不能出在外國的個中原因。

　　在明白了這個道理之后，再來看，有的學者認為“中華武術起源于遠古時期的伏羲”之說，顯然也就是不能成立的了。

　　道理明白如此。然而，中國官方，以及教授、學者為什么就不懂呢?個中還有什么深層次的原因呢?

　　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正是中國官方，以及教授、學者的不懂和無知則綁架和扼殺了中國的“武術”。

　　因為，松田隆智著書的時間是1984年。而這個時期，正是中國武術“失落”和“荒蕪”已達30余年之久的時期。盡管這個時候已經恢復了地方的民間“武協”和開始了對“傳統武術的挖掘整理”工作，但是，國家武管，及其院校的武術教授、學者，他們仍對中國傳統武術“一片茫然”、“不知所云”。這絕非誹謗，而是確鑿的事實。

　　以四川為例。

　　在歷經挖掘整理傳統武術工作十余年后的結果，是四川武術體管出了一本《四川武術大全》一書。這本書洋洋灑灑幾百萬字，卻幾乎通篇都是收集來的“套路”。故《四川武術大全》理應叫做“四川武術套路大全”。在他們看來，“套路”越多，收集的“招式”就越多。如此，“打法”就越多，繼承傳統就更“全面”、更“有效”。殊不知，在內行看來，這“招式”是“死的”，而“打法的法則、方法、技巧”才是“活的”。故“套路”、“招式”收集得再多，都沒啥作用。這正如民間拳師所說：“拳{套路}是老師的兒”{意即老師何時想造一套拳路，和怎樣造一套拳路都是他的隨心所欲}。說白了，在過去，拳路就是老師吃飯的衣缽。同時，拳訣曰：“百拳不如一技”。可見，《四川武術大全》之作用，不啻是在紙上談兵。它對于“武術”而言，實無多大的意義。

　　這種狀況的出現，恰恰就證明了四川武術體管，及其教授、專家對武術的不懂和無知。

　　而這種不懂和無知，則套牢和綁架了中國武壇。

　　不是嗎?

　　明眼人一看，松田隆智是在四川的成都體育學院武術系畢業的。故松田隆智的武術觀點與其說是他自己的，倒不如說是成都體育學院武術系教授的。正是如此，成都體育學院武術系教授及其松田隆智的“中國武術歷史起源于‘原始社會’、‘黃帝時代’”這一基本觀點的出現，就有著重大的歷史背景和政治原因。

　　因為，眾所周之，在20世紀80年代，由于金庸的小說，和港臺的影視造起了大陸的“武俠熱”、“武術熱”，再加之大陸《少林寺》上演后和出現的“少林功夫熱”，于是，就有武壇論者提出了“中國武術產生于北魏時期，距今1500年歷史”的結論。而正是在這個背景之下，松田隆智充當了急先鋒，拋出了“中國武術歷史起源于‘原始社會’、‘黃帝時代’”這一基本觀點，從而將中國武術產生的歷史從北魏時期上推了兩三千年還不止。由此給國人帶來了極大的“榮耀”和“自豪”。這樣一來，其結果，就使得四川這峨眉派所在地，即“峨眉派”戰勝了河南這少林派所在地，即“少林派”。趁此時機，四川武術體管，及其教授、專家便堂而皇之的步入了中國武壇的最高殿堂，并掌握了中國武壇的話語權。

　　對此，如果有人不相信，那么，看一看在四川“率先”搞起來的“擂臺比賽”這一事實就清楚了。這就是明證。

　　然而，由于四川武術體管，及其教授、專家名為繼承擂臺傳統，卻對“套路”和“招式”用于擂臺如“牛吃南瓜下不了口”。困為他們根本就不懂中國傳統擂臺的哲學和文化。而正當他們一愁莫展之時，卻想到了“改革開放”。于是，他們便借“改革開放”之名，并打著“與國際接軌”的旗號，“拿來”了西洋拳擊的比賽規則和打法，堂而皇之的搞起了“洋拳+腿+摔跤”的擂臺比賽，且美其名為“擂臺改革”。這真是掩耳盜鈴、恬不知恥!

　　從此以后，四川武術體管，及其教授、專家的“創舉”風行全國，不僅綁架了中國的武壇，同時也綁架了中國的擂臺。其劣跡至今尚未消除。

　　四川武術體管，及其教授、專家的不懂和無知直接給中國武術帶來了兩大惡果：

　　一是忘顧“武術”而言它，驕柔造作，虛浮之氣風行。

　　在上述的，不管是中國國家體委武術研究院，或者是教授、學者的著述中，雖然洋洋灑灑，動輒就是幾十、上百萬字，但卻都在“忘顧左右而言它”。在他們的書中，沒有一點對武術及其產生、發展規律性的邏輯揭示。至于對于“武術究竟是什么”、“武術怎樣用于實戰”等等這些實質問題幾乎未能提及。而有的，則是大談“武術”，與“戰爭”、“兵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宗教”、“信仰”、“風俗”、“民情”等等的關系。

　　他們雖然認為“武術是一種文化形態，是中國傳統文化積淀的產物”、“武術理論(包括武術史)在其漫長的發展過程中無論是在其本質特征、指導思想上，還是在其行為方式及發展模式方面無不受到傳統文化總體環境的影響”，但是，卻看不到他們所講的“中國傳統文化積淀”為何物，“武術理論”為何物;

　　他們雖然講“中國武術，不僅僅是搏擊術，更不是單純的拳腳運動。它是民族智慧的結晶，也是民族傳統文化的體現，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武文化’”，但又認為“它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中和養氣之說，同時又融合了道家的守靜致柔，釋家的禪定參悟，從而構成了一個博大精深的武學體系”;

　　他們將“武術”歸類于“體育”，雖然自感如此歸類難于自圓其說，于是就有了“多功能性體育”之說，即如包括技擊、健身養生、休閑娛樂、藝術表演等等;

　　他們雖然講“中國功夫講究剛柔并濟，內外兼修，既有剛健雄美的外形，更有典雅深邃的內涵，蘊含著先哲們對生命和宇宙的參悟”，但參悟的是什么“哲學”?卻不得而知;

　　他們雖然講中國武術有“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陰陽”、“五行”思想等等，但是，在這些“哲學”是如何產生“武術”的闡述中，卻是“牛吃南瓜開不了口”，沒有了內容，既深入不下去又寫不出來;

　　他們雖然講“中國武術以技擊為中心，以強身自衛為目的”，卻又標榜諸如“心如古井，止水無波，大巧若拙，無法為法，這才是武學境界的極致”。其前后矛盾，狗屁不通，不免使人墜入云里霧里而不知所從;

　　他們雖然講“中國武術歷經滄桑，千年不衰，至今仍洋溢著生命的活力，可謂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一個生動縮影”，但是，卻不知中國武術為何物而被年輕人視為“花拳秀腿”，不屑一顧，并甘愿去學習西洋拳擊、跆拳道、空手道、泰拳，等等，從而使中國武術瀕臨絕境。由此，讓國之有識之士側目視之，道路以目。

　　可見，中國國家武管以及教授、學者的“高論”卻原是一鍋一鍋的“大雜燴”，甚至是有毒的“大雜燴”。他們已經完全將中國武術弄得來俗不可耐、臭不可聞了。

　　二是拼湊出了“洋拳+腿+摔跤”的擂臺比賽而“一枝獨秀”，扼殺了中國民間的武術文化。

　　在中國武壇出現了“一邊倒”的時候，這使得四川的教授、學者執掌了中國武術擂臺之牛耳而洋洋得意，并拼湊出了一個“洋拳+腿+摔跤”的擂臺比賽而風靡一時，而且“一花獨放”、“一枝獨秀”。確實令人感到不倫不類、啼笑皆非。而且，這就使得原本就“失落”和“荒蕪”的中國民間武術更如雪上加霜，處于了凄慘悲涼的境地，由此直接扼殺了中國民間的傳統武術文化。

　　應該看到，由于中國國家武管以及教授、學者在武術學理上的昏潰到了已經不能自拔的地步，于是他們只好抓住了“套路”這根救命稻草。由此，導致了中國武術院校、體工團隊等等形成了30余年來的“重套路、輕技擊，重表演、輕實戰，重健身、輕武術”的指導思想和教學路子，故鑄成了中國武術歷史的悲哀!這種狀況積重難返，方才有了今天種種謬論的出現。

　　由此可見，中國國家武管以及教授、學者的武術觀本身就是十分荒謬的，并且，直接帶來了了中國武壇、擂臺上的亂象。故其觀點必須徹底批判。

　　面對洶洶的來勢，筆者于2003年開始，先后著文《老子是中國武學及武術散打和文化的締造者》、《當代武術之批判》、《當代武術規則之批判》、《揭示老子武學文化之真締》、《從老子思想體悟武術哲理》、《論中國“物理”拳種的源流和意義》、《老子武術蜀中尋蹤》、《必須終結擂臺的喧囂和浮躁》等等發表于報刊雜志而振聾發聵，讓人耳目一新。正是如此，2009年方才扼制住了中國學者、教授的武術著書狂潮。

　　國人須知，中國武術是老子為中國黃種人量身定做的、賴以安身立命的、保種保族之“國術”。今被丟失和篡改，有悖于老子之初衷，有悖于民族之意志。以此，何談“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復興”?

　　行文至此，筆者祈問蒼天，為什么“新中國成立到80年代，我國都沒有出現一部中國武術史”呢?為什么從新中國成立直到現在就沒有一部反映歷史真實的、可信的、義理精深的中國武術史呢?蒼天啊——，這究竟是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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