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缺宗教”，近來，這句話時常能聽到。關系較好的朋友聊天時，有人在論述某個問題時也會突然冒出這么一句，結果一般都是被我一個探頭球打回去，當場拍死。遠的不說，以中國現在較為開放的社會環境作參照，“中國人缺宗教”這個說法大約在二十多年前就出現了。當時某個待在海外的華裔知識分子說，中國人只有祖國母親，沒有精神父親，他認為要給中國人找一個精神父親，那便是基督教。于是，他自己現在成了基督教的專職神職人員，還帶出了當今中國演藝圈里幾個著名的“信主”人物，屢發雷人言論。這就不說了。現在很多人說“中國人缺宗教”未必有那么宏大的背景，一般都是被流行輿論牽著鼻子的結果。例如，到處在說當今中國道德滑坡，為挽救所謂道德淪喪，便人云亦云地搬出了西方宗教這個“神器”。一群被愚弄的知識分子在這個被流行觀念塑造的靈丹妙藥面前抱團取暖，被別人當做木偶和傀儡，還自以為自己搭上了先進文明的班車，甚至還以為自己是在為國分憂呢!
一個社會當然需要道德建設，但是，如果因為社會需要道德就隨波逐流地應和“中國人缺宗教”這一判斷，顯然是鼠目寸光。說起西方的“先進和偉大”，人們絕對避不開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這一西方歷史上的思想解放運動核心在于以人為本。要實現“以人為本”，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便是擺脫宗教的束縛，包括宗教道德及律令對人們思想和行為的束縛。看看《十日談》里的故事就知道，那時候的歐洲人對于束縛他們的宗教做出多么辛辣的嘲諷，后人稱之為人性復蘇的覺醒。那么，為何現在又要將西方的宗教枷鎖以先進文明的名義送給中國人，要中國人乖乖地套上?
西方歷史上，社會的道德建設和管理幾乎都由宗教承擔，這是事實。然而，西方宗教的愚民政策將道德變成人們思想和行為自由的禁錮，由此造成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對它的強烈反彈和嚴正批判。然而，任何一個社會都不能沒有道德。當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把斗爭的矛頭之一指向歐洲宗教時，自然帶來一個問題：如果沒有宗教，社會道德如何建設?歐洲人當年的這個問題像當今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嗎?事實上，啟蒙運動的巨匠伏爾泰等人當時給出的解決之道就是借鑒中國。歐洲啟蒙運動的大師們認為，中國幾千年來沒有占據絕對統治地位的宗教，但毫無疑問，中國一直是一個道德治理非常成功的國家。關鍵在于，中國幾千年的社會，道德建設和治理不依靠宗教，而是有非常合理的世俗道德體系，例如以家庭為核心的孝道等。因此，歐洲啟蒙運動的大師們認為，把歐洲人從宗教束縛中解放出來以后，可以像中國人一樣建立強大的世俗道德，未必一定需要宗教來建設道德。因此，當今天某些中國人說要用西方宗教來建設中國社會的道德時，簡直就是對他們所崇拜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的極大褻瀆。
啟蒙運動之后，歐美隨著工業革命而進入現代社會后，道德建設的問題也一直是很重要的，但他們的確在這個問題上較少宗教色彩，而具有了更多的世俗道德內容。例如，美國開國元勛之一富蘭克林長期從事道德說教工作，他在自己印行的年歷、臺歷上，寫滿了各種世俗的道德訓誡，包括勤奮、節約等等，這也成為富蘭克林的生財之道。如今被很多人被人推崇的馬克斯·韋伯所闡述的“新教倫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歐洲傳統宗教反叛之后的新的道德體系，具有相當明顯的世俗道德色彩，與富蘭克林有異曲同工之處。此外，長期風行美國的戴爾·卡耐基，號稱是美國的心靈導師、成功學大師，他的作品中充滿了世俗道德的規勸，與宗教沒多大關系。那么，中國還有什么理由非要用西方的宗教來做道德建設呢?
中國有著強大的世俗道德體系，這本來是令西方羨慕的卓越之處。但是，在崇洋媚外風行百年的勢頭下，我們錯誤地對待自己的傳統，沒能真正意識到傳統文化的價值，輕易地把自己的傳統扔進了垃圾堆。結果，當我們的社會出現道德滑坡現象時，反而受人蠱惑，要去揀西方的垃圾當做寶貝。如果這種論點和方式成立，你們首先把對啟蒙運動的謳歌、膜拜換個相反的調子行嗎?
當今天的中國說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實現“中國夢”，首先要實現“文化自信”，那么，重拾對傳統的自信，重新認識傳統文化的價值，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方式發展適合現代中國的世俗道德價值體系，才是唯一正確的做法。用西方早已失效的藥方來治療中國，那是本末倒置。再說，中國真的缺宗教嗎?全世界所有國家中，大約只有中國，自古以來便什么宗教都不缺，宗教品種琳瑯滿目，幾乎世上所有宗教都在中國生根，還相安無事。它們可以成為社會道德建設的補充和輔助，而不能成為主導。以宗教為主來建設道德的不良后果，在西方乃至當今世界不勝枚舉，我們又何必去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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