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各地出臺的高考“新政”中，除了一度熱議的英語社會化考試之外，最引人關注的莫過于體育、奧賽等加分項的大瘦身了。——事實上，在剛剛過去的高考中，體優生加分已引起了廣泛的質疑。——而在這之中，“思想品德及見義勇為”因被十多個省份加10分至20分不等，與體育、奧賽等加分項的大瘦身形成強烈反差，又顯得格外突出。就在人們對此項加分政策質疑的時候，有記者從教育部了解到，“思想品德及見義勇為”在高考的加分項目中一直存在，并不是今年新增加的項目。相反，在一些省份中，這項加分政策已被陸續撤銷。總之，不管怎樣，是一直存在還是新增加，“思想品德及見義勇為”存在加分是一個事實。
30年來看得見的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是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道德淪喪，陷入了一個困窘境地。市場經濟打開了人類本能欲望的“潘多拉魔盒”，市場經濟“不講道德”，人的各種欲望得以釋放、充分地滿足，以至物欲橫流，缺德現象嚴重。前總理溫家寶也曾痛心疾首地說：“近年來相繼發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彩色饅頭’等事件，這些惡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可見，道德重建重塑勢在必行。
西方經濟學是建立在人是自私的觀點之上的。可即便是備受推崇的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也是左手拿《國富論》，右手仍高舉《道德情操論》。事實上，在一定程度，我們過分關注了《國富論》，而《道德情操論》被忽略了。與之恰恰相反，亞當·斯密看重的更是后者。《國富論》中所建立的經濟理論體系是以《道德情操論》所建立的道德體系為前提的。《道德情操論》中有一句話說：“如果一個社會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里，那么它在道義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要威脅社會。”又說：“人性之盡善盡美，就在于多為他人著想而少為自己著想，就在于克制我們的自私心，同時放縱我們的仁慈心;而且也只有這樣，才能夠在人與人之間產生情感上的和諧，也才有情感的優雅合宜而言。”
那么“道德”如何可能?這是擺在我們面前首先需要解決的。是不是嘴里喊喊道德口號就可以了?如果這么簡單，道德“理想國”早就建成了。君不見，那些大小貪官未現形之前喊得比誰都響亮都漂亮?
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道德”之于人是一直存在還是后天形成的?這就又回到了人性本善本惡的爭論上來了。從中國的孔子荀子到蘇格拉底柏拉圖西方的亞里士多德，幾千年過去，似乎無解，也失去了爭論的必要。愚以為，人性本無善惡，完全在于后天的培育。“惡之花”只長在“惡人谷”里。魯迅說：“譬如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我們需要的是好的社會土壤，“花木非有土不可”，人的成長成才非有好的制度、好的社會環境不可。以好的制度、好的社會環境，將人的內心深處的“善”的因子喚醒激發出來，加以培育升華，以此來壓抑人的內在的“惡”的因子。
“思想品德及見義勇為”加分，體現了對道德問題的重視，本意也是好的。不是沒有爭論，爭論的焦點在于加分操作具體細節上，諸如：如何確定好孩子和壞孩子的道德標準?是不是認為恭順服從乖巧聽話的就是道德高尚的好孩子?而把一些敢于擔當正義直言的當成品質低劣的“刺頭”壞孩子?是否會帶來道德加分上的“不道德”?從而為權力尋租提供了新的路徑?但爭論歸爭論，“不爭論”不代表就是好事，不能因噎廢食，道德加分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一直以來，三俗(庸俗、低俗、媚俗)的娛樂節目、影視劇充斥著我們的熒屏，長期宣揚的“英雄主義”不見了，“見義勇為”條款從中小學生守則中被剔除。孩子們不知道劉文學、草原小姐妹、雷鋒、賴寧、張華等都是誰，只知道喜洋洋、灰太郎和蠟筆小新。不知道什么理想、主義、信仰，只知道錢、錢、錢，貪圖享樂。一份關于青少年理想追求調查報告顯示：52%青少年崇拜明星而不是曾經的科學家、拖拉機手。我們的理想哪兒去了?我們的道德哪兒去了?
學校曾被譽為一方“凈土”，實際上這方“凈土”現已不“凈”，滿是塵埃。小孩子也充滿著焦慮，臉上身上寫滿了與身份年齡不相符的老成、世故。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在武漢大學老校長劉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學》專題研討會”上語驚四座，說：“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從中略可見貪官腐敗的端倪，從小就這樣教育的嘛!還奇怪遇到什么突發事件——比如小悅悅事件、招遠事件——人們充當看客、沉默圍觀嗎?這正是30年來教育的惡果，不僅僅是學校教育，同時也包括社會教育。“三觀”不正，馬列教授都不敢在課堂上講馬列了，覺得那是很羞辱的事情，會遭人嘲諷、攻擊。
或曰，一年級小孩子在國旗下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而官員老爺們在吃喝嫖賭貪，這不是“瞞和騙”嗎?問得有道理。“上梁不正下梁歪”， 電視劇中一句臺詞一語道破天機，“規矩是人定的，可是制定規矩的人從來就不守規矩。”所以，道德培育，道德重建重塑就要從掌權者官員做起，起帶頭示范作用。是權力者帶頭把社會帶壞的，他們不守規矩，不講道德，不作為，貪污腐敗，帶頭破壞了維系一個社會正常運轉的道德秩序。老百姓不是傻蛋，馬上也懂了，你不講道德我也不講道德，你壞我也壞。于是“易糞而食”，形成一個互害怪圈。最后遭殃的是所有人，不僅是底層百姓，也包括上層權力者。米爾頓·弗里德曼說得好：“不讀《國富論》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叫利己，讀了《道德情操論》才知道利他才是問心無愧的利己。”若想利己，先利他吧。
諾獎得主加里·貝克爾津津樂道的一件事，精心計算違章停車不被發現的概率以能夠準時到達考場主持學生面試。最后果真沒被警察發現，雖準備交罰款也沒有交。但這在同樣是諾獎得主的阿克洛夫看來，貝克爾所做的的確不夠光彩，其理論大可懷疑，他沒考慮進名譽以及羞恥感。懲戒，只是道德的第一階段;由此過渡到第二個階段：服從;第三個階段才是內心有羞恥感羞恥心，一定要這么做，立志要這么做，而不是投機取巧得了點便宜沾沾自喜。經濟學不能不講道德，政治也必須要講道德。道德是在遵守一定規則的基礎上形成的，光口喊道德，不遵守任何規則，風氣只能一天比一天壞。甚而至于，言行表里的不一，導致了人格的分裂。魯迅說：“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并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套用魯迅的話，凡是高舉道德大棒只要求別人有道德總想給別人建道德檔案，而自己卻總干缺德事的人，都可稱之為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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