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伊藤和戰后的竹內一樣，經歷了對中國革命的感動，并認為在中國誕生了真正的現代。因而，接受了竹內的論點，得出判斷說在現代化過程中，魯迅成了對毛澤東的人民中國的“否定性媒介”。當然，文革結束后的八十年代以后，發現了中國與日本相通的現代化主體的困難，毋寧說呈現了是否可能在此尋求連帶的局勢變化。這一點，在此不是要討論的問題。伊藤和竹內的差異，在于對“現代”所給予的評價。正如前面對“贖罪”所分析的那樣，充其量不過是基督教式的，因此，伊藤把中國的“現代化”是作為“西歐化”的等價物來理解的。他說“……和日本的情況不同，對于中國的現代，我想站在另一個‘西歐化’的視角來審視”（A62）。可以理解為，歐洲的現代化精神是把魯迅作為否定性媒介從根本上被中國“接納吸收”的 。然而，竹內則與他不同，所以說，在中國，理應尋找到與歐洲不同的“另一個現代”，而不是“歐化”。可以說，竹內意欲揭示的是，中國具有其地域性所特有的另外一種“現代化”過程，具有其主體形成的應存方式。在筆者看來，二者都肯定了更好的現代或者現代國民國家，魯迅與在中國看到其典范這一點上是共通的，只是視線上存在著微妙的差異。
這也和上面提到的另一個問題有關吧。這就是指某一個決定性的、一次性的“回心”所創造出的主體問題。伊藤之所以被認為是繼承了竹內的思想，是因為他以更富機構型的、普遍的方式把確立了魯迅實存形態的“回心”作為近代式的自由能動性主體的確立進行了重新理解。此二者對魯迅“回心”的理解上，難道就沒有不協調之處嗎？在此，首先要看到，竹內所講的“文學家”這一概念，被看作是“文學主義式的”，魯迅研究會中以丸山升為首的、比竹內年輕的研究者已經表示了疑問。這一點，前面已經提到。而伊藤則原封不動地繼承了這種風氣。因此，對伊藤來說，新的認識主體就像應該創造出近代社會的文藝復興的開拓者一樣，是所有能動性的積極的主體，它將超越文學、政治和科學等領域，將改革現有社會視為最高目標。據伊藤本人講，在對整體性的人的形成進行思考時，也意識到了與竹內的差異。可是筆者要指出的一點是，實際上不就是因此伊藤的魯迅論或者魯迅傳記才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個陷阱嗎？說到底，伊藤所說的兩次 “回心”其用詞本身似乎就有些欠考慮，這一點暫且不提。而伊藤筆下的魯迅形象，是經過這兩次自覺的認識主體將所賦予的現實進行對象化，作為一名改革者亦即“戰斗者”進行著堪稱凄愴的戰斗。對于伊藤筆下的這個魯迅形象筆者不由得產生了一個疑問。而對此，伊藤本人也有幾分覺察，因此，在把《狂人日記》中關于自我逃脫（第二次自覺）的敘述作為“核心”來闡述的那一段里，他說：“即使將此稱為‘核心’，在其他方面，魯迅處于作為一名作家的起步階段上，的確如丸山升所說‘魯迅在此拖拖拉拉地邁開了腳步’，因此，在其后至少還有一次在那部《野草》里反復出現過我們所發現的那種與‘黑暗和虛無’間互相進攻的現象”（A235） 。這一點很奇怪。上面講到的兩次自覺，筆者拙笨地做了圖解，將其作為一個過程來理解。如果在這里已經能夠從根本上把握住“認識主體＝變革的主體”的話，那么，經歷兩次苦惱和糾葛的、新的自我的確立不就沒有必要了嗎？然而，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葉襲擊了魯迅的思想和精神的、可以說是激烈的自我懷疑和自我解剖的言辭，除了《野草》之外，在《彷徨》和《兩地書》里面也留下了清晰的痕跡。他早期著作里沒有收錄的評論集以《墳》命名，這本身就意味著一個新的自我的出發，可以說，這也恰恰證明了他“再次重復”的另一次“回心”。伊藤本人也以《寫在<墳>的后面》為例，論述道：“魯迅把迄今為止的前半生埋葬于此，……讓人覺得這就是他親筆書寫的墓志銘”（C106）。在這“互相進攻”與“逃脫”的過程中，推動社會的主體形成也是作為一個“普通人”來講述的。筆者十分重視這個時期的魯迅精神上的危機，由此在筆者看來必須弄清的一個問題是——如果說那就是第二次“互相進攻”的話，那么把辛亥革命和五四退潮期區別看待的兩個精神上的危機以及由此產生的“自我脫離”之間又是什么關系呢？為什么“認識主體”的確立會被“重復”？如果像伊藤那樣假設魯迅的軌跡的話，那么，“回心”不就成了一個雙層（或者多層）的圓環構造了嗎？這一點對伊藤魯迅論來說一定是不協調的。這和竹內《魯迅》相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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