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這些破解宇宙之謎與自身之謎的過程中，人們所信奉的先知先覺者，往往就是世界各大宗教流派的思想先驅或精神領袖，譬如道教的“太上老君”老子、佛教的“佛祖”釋迦牟尼、伊斯蘭教的“先知”默罕默德、基督教的“救世主”耶穌等。在對人類社會影響最大的世界四大宗教中，發源于中國的道教，又是最為特殊的。
所謂大道相通，大道大同。應該說，世界四大宗教思想的最早起源，首先是都有一定的共性。包括對精神與物質、個人與集體、自然與社會乃至“俗世”與“天國”的辯證思維，包括反對社會等級和追求人人平等，包括勸誡人們的善心、慈悲與博愛等等。而一旦形成了比較完備的宗教經典、組織律條及教儀戒規之后，特別是在享有了一定程度的“政教合一”特權及教產的支配權后，宗教組織自身便會出現等級分化和腐敗，甚至會走向唯心主義的神權專制黑暗。這時的宗教信仰和教義信條，就與宗教起源初衷的思想，發生了極大的背離。所謂歐洲“中世紀的黑暗”，便是基督教從原初追求平等博愛而逐漸走向神權專制的歷史寫照。
要說道教比較特殊，并不僅僅是因為道教在中國沒有取得過“政教合一”的特權，也絕不是因為道教組織在歷史上沒有出現過自身系統的等級分化和腐敗，而恰恰是因為道教與其所宗源的老子思想背離更大。
亦如網聞博報小社員在此前的《大道國學：天上掉下個“郭美美”》、《前蘇聯覆亡的傳說與真相》及《“人民主體”觀照出“精英”的幼稚》等《日出西邊/風動中國》系列文章所述，中國歷史上所稱的“黃老之說”，原本是黃帝與老子學說的合稱。可見，以《道德經》為代表的“老子之說”，其思想源頭是在《易經》和“黃帝之說”。但老子所生活的春秋時代，距離黃帝時代至少已經有兩千多年之遙，差不多就像老子時代與我們當今所處時代的時空跨度。而我們今天在重讀經典，在重新問道尋道，在重新求教于老子，也亦如老子著《道德經》時的追風往圣。
而后人能夠以“黃老之說”相傳，也便是認可老子思想與黃帝學說的一脈相承。由此，我們應該感恩老子，感念他為我們追回了兩千多載的大道余音。那么，老子所宗源的“黃帝之說”，其思想源頭又在哪里呢？這就要從“伏羲畫八卦”和《易經》說起。現在人們常說的《周易》，是西周時期學者對《易經》的闡述和整理。更早，則有黃帝對《易經》的闡述與發展，包括《黃帝內經》和《黃帝陰符經》等，都應是后人對“黃帝之說”的整理記錄。
而要了解中國和中國文化，就必須從了解《易經》開始。《易經》是中國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經典，據傳是由伏羲的思想言論加以總結而整理出來的，包括同時產生的易經八卦圖。這是華夏五千年智慧與文化的結晶，被后世公認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由此，我們也便找到了“黃帝之說”的思想脈源。眾所周知，黃帝所生活的時代，距今已經有大約五千年。而黃帝時代，上距伏羲時代又有大約五千年之遙。在伏羲時代之前，便是天荒地老的“華胥古國”母系氏族公社時代了。華夏民族和中華文明的最早起源，也就是從這里開始的。
回顧這段中華文化史，正是為了說明，老子“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自然辯證思想，本身就是對數千年中華易理大道智慧的探源與承傳。所謂春秋“百家爭鳴”產生的諸子百家學派，包括“孔子問道于老子”而創立的儒家學說，也都是宗源于“黃老之說”的開枝散葉。亦如各大宗教的思想起源與逐漸走向背離，中國宗源于“黃老之說”的“諸子百家”，也同樣會發生與大道思想的背離。到漢武帝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便使篤信尊卑等級“克己復禮”的儒家禮教，逐漸取得了類似于“政教合一”的文化特權，中國社會也由此一步步走向專制與黑暗。至東漢末年道教從民間興起，即標志著“黃老之說”文化復興的端倪，更直接的則是對尊卑等級儒家禮教社會的反抗。
但也亦如宗教自身的局限，使其難以擔當中華易理大道的文化復興使命，更不能打破儒家等級禮教對中國社會的精神捆縛。于是，三國兩晉南北朝的三百年戰亂，以及由此所導致的“五胡亂華”，便成了中國難以避免的歷史宿命。直到“隋唐盛世”，中國社會的文化危機與信仰危機，依然深深困擾著人們的心靈，同時也激發著有識之士不斷踏上艱難的精神探索之旅。
早在南北朝時期，佛教就從印度開始傳入中國。其實，這也正迎合了中國人借“他山之石”填補心靈空虛的需要。但人們在佛經的翻譯中卻遇到了很大的困難，而且佛教中有很多的宗，就是因為對經典理解上的歧義而慢慢發展起來的。于是，一些有大志的僧侶就產生了一個很強烈的愿望，去印度看看真正的佛教的情況，看看佛經還有多少，看看中土所沒有的經書又是怎么講的。據學者統計，從公元3世紀到4世紀，一共有7個和尚從陸路去取經。到了5世紀，有61個人到西天取經。6世紀有14個人，7世紀有56個人，8世紀有32個人。從3世紀到8世紀不斷的有高僧離開中土，不顧個人安危長途跋涉到西域去求經。史書上記載的這170個人，其中平安返回的只有43人，大多數人都犧牲了。佛教徒的這種精神是非常堅定的，顯示了佛教的感召力和僧侶們的虔誠追求。
這里最著名的先行者，是東晉時期的一個僧人叫法顯。法顯西行求法，去的時候走的是陸路，回國走的是水路。從印度到了獅子國，就是現在的斯里蘭卡，然后坐船，在海上遇到了風浪，經過輾轉漂流，到了蘇門答臘，再坐船漂到了現在的中國廣州，之后又在海上漂流了很久才靠岸。上岸一看，卻已經是現在的山東青島了。他一算時間，從斯里蘭卡開始，在海上竟漂流顛簸了三年。從此，到西天取經，就成了僧侶對佛教無限忠誠的一個行為象征。
從一定程度上說，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史，就是中國人對佛經的翻譯和理解的歷史，也是中國人不惜“舍身求法”的歷史。因為不懂，就產生了歧義，有了歧義，就產生了爭論，有了爭論就產生了派別。所以到隋唐時期，佛教就已產生了很多派別。眾人對于佛經是“先賢之所不覺，今者之所共疑”，南北朝時期先賢們沒有解決好的問題，到隋唐時期更成了大家共同的疑難與困惑。玄奘西天取經的壯舉，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據載，玄奘祖籍河南洛州緱氏縣，家族本是儒學世家，玄奘本人幼年起亦熟讀儒家經典。而玄奘后來卻皈依佛門，并毅然決然地踏上西天取經之路。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講，這也是對真理的不斷追求。對他來說，為天下黎民蒼生尋找離苦得樂之路，是一個佛教徒義無反顧的使命。玄奘千里西行求法取經，也正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舍生取義”精神最生動和最真實的寫照。
像玄奘一樣，宗教信徒對理想信仰的虔誠與追求，無疑都是具有強烈感召力的崇高精神。但當我們把宗教置于其博愛眾生救苦救難的發源起點上來觀察時，把宗教置于人類文化發展歷史的大背景下來審視時，我們還是應該看到，包括玄奘西行取回的佛教“真經”，也照樣沒有解決中國社會的信仰危機問題，也同樣沒能扭轉中國社會從“大唐盛世”巔峰轉衰的頹勢。至于宋元明清的一衰再衰，直至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的“百年憂患”，中國人其實一直就是在信仰危機的迷茫中苦斗掙扎。
當中國人始終無法從自身儒家等級禮教文化造成的精神困局中解脫出來時，便只能西行求法借助于“他山之石”。至現代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才使中國人再次看到了人人平等公平正義的社會曙光。其實，人類基于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消滅階級差別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大道惟公”的傳統文化智慧，也是有著跨越時空的耦合。
先哲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可見，早在2500年以前，老子就已經警示世人，社會腐敗混亂的災難源頭，首先在于人們對“大道”的迷失。而一旦背離了大道的本源，所有的仁義道德及誠信便都是虛偽的面具。特別是據此而制定的禮法律條，則更是導致戰亂的禍端。這里的“大道”，就是精神信仰，也是人生智慧本源之所在。
那么，究竟什么是“大道”呢？老子說：“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此即所謂道者，公也，大也，深也，遠也。而“大道惟公”，正是大道智慧的精髓。
探究“大道惟公”的終極信仰，探索“大道惟公”的實現途徑，探尋“大道惟公”的實現形式，以及享受“大道惟公”的幸福與快樂，這將是人類克服信仰危機的永恒命題。
昔日玄奘的西天取經壯舉，后來被演繹成家喻戶曉常看常新的神話故事。實際上，這正是人類爭取擺脫現實苦難的美妙想象，是真實的故事，也是理想的虛幻。所謂有無相生虛實相形，我們應該看到《西游記》所折射的信仰危機，更應看到其喻示的追求理想與奮斗精神。需要說明的是，明代人吳承恩創作的《西游記》，本身就是中國文化人為破解信仰危機而不懈奮斗的精神體現，也是對當今中國文化人的精神昭示和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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