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鑒談中國四大治腐辦法

以史為鑒談中國四大治腐辦法　　

——讀曾國藩著作隨筆——　　

曾國藩生于清末動亂年代。進士出生，從辦團練到成為湘軍統帥，終成清政府中舉足輕重的軍政要員，也使他的家庭成了名門望族。為使家運長盛不衰，他治家特嚴，常用書信教育家人?！　?/p>

他在給弟弟的信中揭示《周易》中的道理說：“兄嘗觀易之道，察盈虛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有孤虛，地闕東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也?！枪剩燃?，則由吝以趨于兇；既兇矣，則由悔以趨于吉?！?“吉、兇、悔、吝，四者相互循環。吉，非有瑞祥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無人非鬼責，是即謂之吉。過是則為吝矣。......吝則馴致于兇，悔則漸趨于吉。故大易之道，莫善于悔，莫不善于吝?！薄　?/p>

曾國藩對《周易》的這個具有獨到見解的揭示，可不能忽視，因為它可以說明以下四個問題：　　

（一）指出人們總是沿著“兇則悔”，“悔則吉”，“吉則吝”，“吝則兇”的規律在前進，任何人做任何事，都受這規律制約。這就揭明一個道理：在兇的環境中，“兇”對人會產生一種無形的，也是無法替代的力量，來逼使人們對自己的錯誤產生“悔”的心態和行為，從而使自己做事謹慎起來，由舉措不當走向舉措得當，從而也就改正了錯誤，同時也就使自己由“兇”走向了“吉”。但在吉的環境中，又會樂而忘憂，這就又會使自己的行為走向放肆，常把事做過頭。這過頭的行為叫作“吝”。正是這吝的行為又使自己由“吉”走上了“兇”。當“兇”的結果出現后，“兇”又迫使人們對錯誤產生“悔”的心態和行為。這樣就造成了做事總是沿著兇而悔，悔而吉，吉而吝，吝而兇這樣的規律在循環往復，在周而復始地前進。在這里沒有神，也沒有鬼，全由自己主觀作用于這客觀規律的行為所產生的結果來決定?！　?/p>

（二）這規律還告訴人們，在人的一生中，只要通過主觀努力常能保持住“悔”而無“吝”的心態和行為，就會不犯或少犯錯誤，犯了錯誤也能迅速得到改正，從而就會使自己所從事的事業立于常盛不衰的地位。由此可見，能否做到這一步，也就成了駕馭成敗規律關鍵中的頭等要事?！　?/p>

（三）在“兇”的環境中產生“悔”的心態和行為，因為這符合規律中“兇則悔”的原則，所以容易做到。雖然容易做到，但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很好。對此曾國藩還說：“吃一塹長一智，吾平生長進全在受挫受辱之時，務須咬牙勵志，蓄其氣而長其智，切不可齊然自餒也。”也就是說，同處在“悔”的環境，也會因各自的志氣大小，咬牙程度，智慧的長進等等的努力與能力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從總體來看，這“兇”的客觀存在正是逼著人們產生“悔”而走向 “吉”的動力。　　

（四）在“吉”的環境中，怎樣才能做到不產生“吝”而能繼續保持像在“兇”的環境中所具有的“悔”的心態和行為，這可就太難了。因為“吉則吝”，說明有“吉”必有“吝”，所以在“吉”的環境中不產生“吝”，這就成了不可能的事；再說“悔”，因為“兇則悔”，沒有“兇”就沒有“悔”，現在既然沒“兇”，又怎能保持住“悔”呢？但是如果在“吉”的大環境中能造出一個“兇”，這樣就可以以“兇則悔”的“悔”來抵制“吉則吝”的“吝”，把“吝”抵消了，豈不就在“吉”的大環境中保持了“悔”嗎？看來只有采取這樣的辦法，才能做到這一條。就是說，要實現這一條，就不能只在“吉”字上作文章，而應在“兇”字上下功夫?！　?/p>

以上四點，第一、二點是主觀對客觀的認識，第三、四點則是為駕馭第一、二點（即駕馭成敗規律）所做的不同努力。在努力中，做好第三點雖然不容易，但做好第四點就更難。縱觀歷史，有過多少能人賢士和英雄豪杰，他們的成就往往是在第三種情況下取得，則又往往在第四種情況下因做的不好而不能善終。曾國藩正是為使他的家人不遭此厄運，特提出： “大易之道，莫善于悔，莫不善于吝”的問題，也就是以上所說的第四個問題。但怎樣就能解決好這問題，從理論上實際他也并沒有再做出進一步的闡述，只是在實踐的具體做法上提出了不少要求。從現在看，他這些要求也只是在“吉”字上狠下功夫的表現，但只在“吉”字上下功夫是解決不了的，所以曾國藩一生雖嘔心瀝血，一心想把他的家治成長盛不衰，但結果也只能再一次證明解決不了。對此舉其治家之例作一個簡要概括，便可看的更清?！　?/p>

他說：“人之氣質，由于天生，本難改變，唯讀書可以改變其氣質?！?“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何況人之于學？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變化其質，超凡入圣?！庇终f：“銀錢田產，最易長驕氣逸氣，我家中斷不可積錢，斷不可買田，爾兄弟努力讀書，決不怕沒飯吃?！薄　?/p>

由此可見，他把實現以上所說的第四點的希望全寄在讀書上?！　?/p>

為什么讀書就能使第四點得到解決呢？他強調說：“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讀書人）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  　　

由此可知，在曾國藩看來，讀書所以能使第四點得到解決，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通過讀書能夠明理，而明理之后就可以知道怎樣做就正確，怎樣做就不正確。因為他深信這一點，所以他一生讀了那么多書，并通過實踐把怎樣做就正確和不正確的行為和看法寫成書信或文章，教育他的家人，因為這其中不少內容是被他的實踐證實了的珍品，所以當人們看了之后很少有不佩服的，連毛澤東早期讀了他的書，都發出“獨服曾文正”的驚嘆，并把不少原文抄錄下來當作激勵自己治學修身的座右銘。這也正是曾國藩的最成功和最誘人之處。然而他的這種成功真的就能使他的全家做到永吉不兇嗎？下面再舉他對他家人的嚴要求的事例和結果便可得知?！　?/p>

他說：“治家貴嚴，嚴父常多教子，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 昔吾祖星岡公，最講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掃潔凈；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里。凡親族鄰里來家，無不恭敬款待，有急必周濟之，有訟必排解之，有喜必慶賀之，有疾必問，有喪必吊?！辈⒖偨Y他親自治家的做法說：“我教子弟，不離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讀古書以訓古為本；作詩文以聲調為本；養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治家以不晏起為本；居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而且還指出：“家敗之道有四，曰：禮儀全廢者??；兄弟欺詐者敗；婦女淫亂者敗；子弟傲慢者敗。身敗之道有四，曰：驕盈凌物者敗；昏惰任下者??；貪刻兼至者??；反復無信者敗?！比欢鯓泳湍茏龅匠俨粩∧兀克f：“大抵人常懷愧對之意，便是我福之器，入德之門。如覺天之待我甚厚，我愧對天；君之對我過優，我愧對君；父母之待我過慈，我愧對父母；兄弟之待我過愛，我愧對兄弟；朋友待我過重，我愧對朋友，便覺處處皆有善氣相逢。如自覺我已無愧無怍，但覺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嗇，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逢。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睘榇怂麛嘀赋觯骸拔峒椰F雖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風味，子弟力戒傲隋?！睘檫_此目的，他又指出：“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鮮矣?！睘楸苊膺@種情況在他家重演，他提出：“仕宦之家，不蓄積銀錢，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一日不勤，則將有饑寒之患，則子弟漸漸勤勞，知謀所以自立矣?！辈⒁巹窦胰苏f：“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習，則難望有成?！庇谑撬貜娬{說：“莫買田產，莫管公事，我所囑者，二語而已：‘盛世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 “吾家子弟，將欲自修而免于愆，尤有二語焉，曰：‘無好快意之事，常存省過之心’，”等等?！　?/p>

曾國藩不僅一直這樣堅持不懈地要求著他的家人，教育著他的家人，而且一旦發現有某種劣跡，都會及時指出，絕不姑息，如在書信往來中對他弟弟們說： “弟于世事閱歷漸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種驕氣。天地間唯謙謹是我福之道，驕則滿，滿則傾矣。.……吾家子弟，滿腔驕傲之氣，開口便道人長短，笑人鄙陋，均非好氣象，賢弟欲戒子侄之驕，先須將自己好議人短，好發人覆之習氣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輩事事警改。” “來書有‘區區千金’四字，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于我兄弟乎？……” “溫弟則談笑譏諷，要強充老手，猶不免有舊習，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 “良田美宅，來人指摘，弟當三思，不可自是。吾位固高，弟位亦實不卑；吾名固大，弟名亦實不小，而又沾沾培墳墓以永富貴，謀田廬以貽子孫，豈非過計哉？”當他得知他弟要在家買田起屋時，他就寫信告訴他們說，這是“重余之罪戾，則寸心大為不安，不特生前大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薄叭ツ赉涞芷鹞萏螅嘀两褚詾殡[慮?！?　　

他不僅一直這樣發現家人有什么不良端倪就及時指改，而且還根據一些事態來預測可能要發生的事而及時向他們發出警告，如在同治元年五月，湘軍既得安慶，正包圍金陵，他預測在前線直接指揮作戰的弟弟可能會做錯事，于是提前發出警告說：“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超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孥享受，則當謙退。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體驗者也。”等金陵即將攻破之時，他又告誡他的弟弟說：“古來成大名者，除千載一汾陽外，恒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愿與吾弟兢兢業業，各懷臨深履薄之懼，以冀免于大戾?！苯浰@樣努力，結果怎樣呢？結果金陵攻破之后，湘軍在金陵城內，“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悉于湘軍，而金陵遂永窮矣”，“獲資數千萬”，“悉輦于家”，而且席卷了太平天國的金庫。在平素，他的弟弟“每克一名城，奏一凱戰，必請假還家一次，頗以求田問舍自晦。”造成“朋輩之譏議菲薄”，清政府也下令追查天京貯金下落，甚至有人多次力勸曾國藩應大義滅親，殺掉他的弟弟曾國荃。使的曾國藩還得為其弟辯解說：“吾弟所獲無幾，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通過以上所舉事例足以說明，曾國藩雖然竭盡全力想使他的全家每個人能在“吉”的環境中做到力?！盎凇钡男膽B和行為，但最終還是沒有達到目的?！　?/p>

那為什么曾國藩本人在這點上做的就比較好呢？其實曾國藩本人做的好，也正是在他仕途一路順風的大吉環境中，有個“兇”字始終在陪著他，使他不得不始終保持著“悔”的心態和行為。其表現，就是因為他是在給滿族所建的清政府中做官，清政府一邊用他，但又絕不會像用本民族人一樣放心，尤其當他常年擁有重兵在外及在人們心目中得到很高威望時，就更不放心，從而會對他進行各種猜忌，在這點上，曾國藩深有體會地說：“禍機之發，莫烈于猜忌”！正因為有這個“兇”緊緊地伴著他，所以在他權威日盛的大吉的日子里，反使他生起強烈的“憂讒畏譏之心”，以至于不得不“請削封爵”。而他的弟弟們，因為前面有了他這棵大樹給他們頂著風浪，相比之下他們就不會有這些感受了，即使有，也就很淡漠了，所以曾國藩在他大“吉”的環境中能繼續做到保持“悔”的心態和行為，并竭盡全力教育他的弟弟們也做到，但他的弟弟們卻怎么也做不到了，原因就出在這里?！　?/p>

  寫到這里，也解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的朝代，主要有兩漢、唐、元、明、清等。他們所統治的時間分別是：西漢229年；東漢195年；唐289年；元162年；明276年；清295年。這其中有少數民族所建的元最短，清最長。為什么都是少數民族，一個就最短，一個就最長呢？過去有一種解釋，說元最短，是因為元不用文化根底深厚的漢族知識分子，而清正是吸取了這一歷史教訓，所以清統治的時間就最長。用這一道理來說明清比元長是有力的，但要用來說明清比漢、唐、明都長的理由可就不充分了，因為漢、唐、明本身就都是漢族所建，當然朝中大官也多由漢民族的知識分子所擔，但結果為什么反會比清統治的時間短了呢？現在才清楚了，原因就是清政府內部有一批像曾國藩這樣的異民族人在作官，他們和清政府內的本民族作官的人相比，根子不硬，隨時都會因猜忌而遭兇險，所以他們做出再大的成績也不敢像它本民族的功臣那樣高傲起來，而漢、唐、明反沒有這樣一大批懷此心態的大官，所以他們的統治反比清短了。　　

以上事實說明，要做到在“吉”的環境中還能再繼續保持“悔”的心態和行為，不使“吝”的行為產生與發展，或產生了也能很快得到克服，往往光憑讀書明理和說服教育等各種“吉”的做法是不行的，而是只有在“吉”的環境中對產生“吝”的行為造成一種 “兇”的態勢才能做到。對此人們從主觀上往往又不愿接受這個現實，但現實又常常逼著人們不得不這樣做，這就在中國歷史上為解決這個問題出現了怎樣用“兇”或用“吉”的各種不同的爭論與主張。以史為鑒，雖然各種主張很多，但概括起來，也不外以下四種：　　

（一）在“吉”字上作文章的解決法。這在中國歷史上不論在政界還是學術界都大有人在，而且還出現了不同學派的主張和爭論，其中如道家，認為“獨任清虛”就可以治住人們“吝”的心態和行為的產生與發展，叫作“無為而治”；如墨家，主張“以自苦為極”的行為來解決，這就是他們所講的節用、兼愛、上賢等內容，；再如陰陽家，主張以順存鬼神來解決，這就是他們的“舍人事而任鬼神”的各種行為；再如孔子所創的儒家，則是“留意於仁義之際”，規定出不少道德標準和要求，這就是禮的內容，以此來規范人們的行為，提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心通過“克己復禮”的施“仁政”“德政”的辦法來解決?？傊?，無論學派有多少，但他們的共同點都是在教人照他們說的內容通過修身養性這種“吉“的辦法來達到解決目的。但它們主張的內容則是各不相同或各有側重，由此又引起他們間的不休爭論，最后獨有儒家在中國歷史上取得了統治地位。從這角度講，儒家倒成了在“吉”字上作文章解決這問題的代表學派。其實儒家的做法與內容并不新鮮，早在原始社會末期在向奴隸制社會轉化的過程中就已經產生，并隨著奴隸制社會的形成和鞏固而得以發展，到春秋時，就因這種做法再治不住統治者“吝”的行為的泛濫，于是天下大亂，造成“禮崩樂壞”大局。面對天下大亂，怎樣達到天下大治，即怎樣由“兇”走向“吉”呢？在孔子眼里，他并沒看出造成“禮崩樂亂”大局的原因是什么，而只認為天下大亂是因“禮崩樂壞”所造成，于是他站出來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參加當時的百家爭鳴，力勸各　國　君王接受他的主張，認為只要使那些舊有道德得到新生，天下就可得到大治，結果怎樣呢？　　

1，因為他的主張，本是傳統做法，周天子正是堅持這種做法因不能治住各諸侯國貴族們“吝”的行為的產生與發展，才走向天下大亂， 所以當時就沒人再相信他這種主張能由亂而走向治，為此他周游列國，進行說服和宣傳，結果到處碰壁，楚人警示他說：“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后來他也知道“吾道不行矣”，但最終也沒有找準不行的原因，直到臨死的前七天，老淚縱橫，也只是怨“天下無道久矣”（即“禮崩樂壞”久矣），結果使他的一生只能在窮困潦倒中度過。　　

2，到了漢代，天下由戰亂而走向太平。這太平是經過長期戰亂得來的，實在是來之不易。然而怎樣才能永保這太平呢？他們開始用黃老（即道家）思想治天下，后來換用儒家思想治天下，從此也就使中國走上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道路。走的結果怎樣呢？結果包括漢代本身和以后各個朝代，都因治不住“吉則吝”的行為而最后都不得不以“吝則兇”告終。也就是說，都因統治者在“吉”的環境中用儒術不能治住“吝”的行為的產生與發展，即不能再繼續保持像在“兇”的環境下所具有的“悔”的心態和行為，從而產生了自身的腐敗，并因這腐敗的發展又激起了民眾的不斷反抗而導致王朝滅亡?！　?/p>

3，關于“大同”思想，其實這正是孔子當時對世事有感而發，說明孔子當時治亂的最終目的就是要達到這個目標。怎樣達到呢？他說：“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而且又把這目標寫在《禮記·禮運》篇之首，顯然這就是教人通過對禮的運用來實現。在《禮記·大學》中又指出：“修身而后齊家，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边@又是說，只有“修身”才是根本，才能使行為符合禮的要求，而后才可實現 “齊家，治國，平天下”即達到世界“大同”這一宏偉的奮斗目標。但結果又怎樣呢？結果不但孔子在世時他的主張沒被任何一國所采納，而且到漢代及以后的各朝各代雖然都用儒家思想來治國，并經無數賢士能人前仆后繼的忘我努力，不但都沒有實現了“大同”，而且使的每一個朝代都因治不住腐敗而滅亡?！　?/p>

曾國藩在解決這問題上，其實就是繼承了儒家的這種傳統思想和做法，雖然他竭盡了全力，也很有特色，但實踐卻再一次證實，也同樣不能使問題得到解決?！　?/p>

由此可知，“吉”的辦法看來雖好，也很有誘惑力，但歸根則都成了空話。統治者用此有誘惑力的空話來騙人，歸根也是在騙自己，它把自己騙到了滅亡的道路上而自己還不知覺，致使各朝各代都不得不以悲劇告終。　　

（二）在“兇”字上作文章的解決法。這一辦法也始于春秋戰國時期，當時天下大亂，各諸侯國彼此間爭霸戰爭日趨激烈，而各諸侯國內部的貴族們（掌權者）并不因此而產生憂患之感，照舊只顧自己享樂（即腐敗下去），這不僅會失去爭霸能力，而且會亡國，然而怎樣解決這問題呢？實踐告訴他們，儒家所主張的傳統做法已經不能達到目的，怎么辦？于是有為的各　國　君王產生了變革的各種想法，學術界產生了怎樣變革和變革內容的百家爭鳴大局，從而形成了變革大潮。在變革大潮中，最成功者就是秦國的商鞅變法。他通過立法，限制貴族們的養尊處優和各種特權，使之等同于普通百姓，叫做“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一旦他們（掌權者）的養尊處優和各種特權行為出現，就會遭到法的無情制裁，正是法給貴族們帶來這個“兇”，才逼使他們在他們還認為“吉”的時候也不得不保持 “悔”的心態和行為。正因為這辦法有效，才使秦國在春秋時期由弱變強，到戰國時期便獨得天下，完成統一。在以后的各朝代，雖然都以儒家思想為主，同時也都無不在法治上狠下功夫。但結果又怎樣呢？也以秦為例，在打天下時，法確實使它由弱變強，而當它取得天下之后，確實又因“父老苦秦苛法”而很快走向滅亡。這說明在打天下的時代，法確實能起到治強作用，而到治天下時，事實又告訴人們，法又在起著促使勝利者走向衰亡的作用?！　?/p>

這是為什么呢？因為在打天下時，要想保官和升官，雖然得靠上司的賞識和大家的支持，但這時為奪得天下，首要問題是爭得民心，因此這時從上到下為爭得民心就都不得不在正義和成績上下功夫，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打得天下，也才能保官和升官，舍此沒有第二條路可走。而到治天下時，保官和升官雖然仍是靠上司的賞識和大家的支持，但要達到這目的，卻不再是只靠正義和成績了，而是逐漸走向主要靠和上司的關系而定了。從此當官的也就逐漸走向不再像打天下時那樣根據是非的標準辦事了，而是根據上司的臉色辦事了，也從此使的官場上不再是維護是非的場所，而是成了怎樣能當官和升官就怎樣做的地方，這就使的官在打天下時能像清道工一樣給人在心靈上以清潔的享受，而到坐天下時就搖身一變，或快或慢變成了像廁所中的石頭，成為最骯臟，最臭，卻又是最硬的東西，使的百姓一見就惡心，卻又使的百姓誠恐誠慌，不敢碰它，叫作“民不與官斗”。盡管官場更加強調是非，其實他們早把是非變成了由他們信口雌黃或口是心非的東西，往往把假話當作真理在喊，用來掩飾他們的骯臟行為，從此“是非無正，人用其私”，這時的官場，若誰再像打天下時那樣堅持正義，不但不能得到應有提拔，而且會使他的處境很快變成像在敵占區從事地下工作一樣有風險，結局甚至更慘。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法官也是官，為了保官和升官，為了求得私利，法就很容易被他們順手變成討好上司，并和有關人搞好關系的最好禮品。同時為了滿足填不滿的欲壑，開始吃了被告吃原告，使法實際蛻變成了錢多的人整錢少的人，權大的人整權小的人的工具，成了官官相衛、相為、相護和保護富人的工具。雖然這時也常有不少贓官和富豪被繩之以法，但和現實一比，發現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沒有找下硬后臺，只要有了硬后臺，犯了法也照樣飛黃騰達。這就使的這種鎮壓不但起不了好的教育作用，反逼使想升官和想發財的人都不得不在尋找后臺上大肆活動。然而尋找后臺就得有資本，可是資本從何而來？這就又促使官場上的權錢交易、官匪勾結、賣官買官等等的貪贓枉法之風會越刮越大起來，同時也就造成對貪官越鎮壓越多，案子越辦越大，層次越來越高、涉人也越來越廣的后果。在這現實中，對平民百姓來說，要想打贏一場官司，就得拿上錢財到處去找人說情，最后官司雖然打贏了，所欠的債務也就泰山壓頂了，更甚者，錢也花了，家也窮了，卻因對方比自己更有錢，官司也輸了。百姓有理打不起官司，也看不慣這世道，甚至自殺，或奮起一拼，反被法所制，反過來還責百姓不善用法，結果使最有理的人成了最沒理的人。由此看來，法在治罪，實際法并治不了生罪之根由。正因為是這樣，所以法也照樣不能使后來任何一個因勝利而建的新朝代在前進中跳出滅亡的命運?！　?/p>

在法的問題上，曾國藩是怎樣講的呢？他說：“世風既薄，人人各挾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謠言，幸四方有事而欲為亂，稍待之以寬仁，愈囂然自肆，白晝劫掠都市，視官長蔑如也。不治以嚴刑峻法，則鼠子紛起，將來無復措手之處。是以一意殘忍，冀回頹風于萬一。”在這里曾國藩很坦率，他認定嚴刑峻法就是用來專治“官逼民反”的民，為此他后來還設了什么“清訟局”，“禮賢館”，以加強這樣的法治建設。　　

他這樣的法治建設和當年商鞅的法治建設有什么不同呢？最根本的不同，商鞅則主要用法來治官的特權，而曾國藩則是用法專來治因官的特權所造成的民對官的反抗， 　　

曾國藩的一生確實也很想為民多辦些好事和實事，也很反對官的特權行為，但在實際行動中，為什么又把法對準民呢？其實在他看來這就是在為民做實事，因為只有穩住大局，民才有個安居樂業的環境。而“官逼民反”的民則正是亂這大局的直接行為者，不首先依法治住他們的這種行為，就不能穩住大局，所以對這“亂民”就必須“一意殘忍”。但他卻不會想到，想到了也絕不承認，承認了也絕無法改變，像他這種只從穩定大局出發，說來很正義，卻因治不住腐敗，實際卻正好是穩定了官害民的大局，穩定了腐敗產生和發展的大局，因此也就成了最反民的行為。雖然如此，他還想“冀回頹風于萬一”，說明就他主觀愿望，他確實是想通過法能做到像當年秦國的商鞅那樣，挽回“頹風”，走向強盛，但實際卻再也不能做到了，這又是為什么呢？當然原因很多，如前所說，商鞅用法主要是治官，曾國藩用法則變成了主要是治民，所以產生這個變化，并不一定是曾國藩的主觀愿望，這其中最根本一條，就是商鞅處在秦打天下的時代，而曾國藩則是處在清治天下已走向腐敗了的時代，說明到了治天下已腐敗的時代，再有作為的官，站在官的立場上，也就只能是如此了，也說明勢到如此，官就都成了如俗語所說：“天下烏鴉一般黑”?！　?/p>

通過以上所述，可以知道，在打天下和治天下的不同時代里雖然都在強調法治，但實際卻是，打天下時強調的法則是以治官為主，而到治天下時所強調的法，無形中就變成了以治民為主。這一變，對民來說，法就成了“苛法”，對官來說，法就成了保護和維持他們繼續腐敗和制造腐敗這樣一種社會秩序的工具?！　?/p>

對此，早在戰國末的韓非總結春秋戰國時期在變革中為什么有的能變強，有的則變弱，有的強了一陣，又很快變弱的事實就已經指出：“治強生於法”，但結論則是：“明主治吏不治民”。就是說，要使法能生出強，關鍵還要看是把法用在以“治民”為主上，還是用在以“治官”為主上。這實際也就是說，用在以“治官”為主上，這對官的“吉則吝”的行為就是“兇”，然而“兇則悔”，“悔則吉”，從此就改變了官的“吉則吝”→“吝則兇”的發展方向，而走上了“兇則悔”→“悔則吉”的發展方向。若把法用在“治民”為主上，效果就會正好相反。因為人民的一切災難往往是由官的“吉則吝”的行為所造成，當民再忍受不下官的這行為時，就會起而反抗，結果卻遭到官的以法鎮壓，這就保護了官的“吉則吝”的行為，并助長了它的發展，因而也就加快了官下一步的“吝則兇”結局的早日到來。正因為這樣，所以把法用在治官為主上，就會治出強，而用在治民為主上，就會加速自己的滅亡?！　?/p>

韓非的結論，是他總結春秋戰國的戰亂情況所得，但他沒能看到戰亂過后治天下的情況，所以他不知道，戰亂過后治天下的和平時期，因為這時不但沒有了戰爭這個“兇”對官的直接威脅，而且有了強大的軍隊和公檢法對官的保護，這就使官進到絕對的安全中。這大局的變化，也就使官由“兇則悔” →“悔則吉”的發展方向轉到了“吉則吝” →“吝則兇”的發展方向，同時也就使整個大環境由治官為主轉到了以治民為主，所以到治天下時，再　明智的　君王卻也再不能做到以治官為主了，頂多，尤其是開　國　君王，能殺掉幾個不法的大功臣，起到一時的作用，但卻不能從根本上扭轉這發展的趨勢。說明在治天下時，要使法再做到以治官為主，就不單是法的內容問題，更主要的是應該解決大環境的問題。否則，法的內容再健全，君王再明智，也將無濟于事。歷史的事實也正是這樣告訴人們的，如當年的劉邦，進關中他只規定了三條法的內容（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抵罪），結果就滅了法制較健全的秦。再以現代史為例，蔣介石立了那么多法，而毛澤東當時卻只有一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結果卻不是蔣介石勝了，而是毛澤東勝了。而且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幾乎都是在這種情況下實現的。這是為什么呢？這并不能說明失敗者的君王都昏，其中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失敗者和勝利者所處的時代不同，失敗者是處在他治天下的時代，因為這時代對他已經沒有了以治官為主的大環境，所以他們的法再健全，君王再明智，也會因治不住自己官員的腐敗而失敗。而勝利者則是處在他們的打天下的時代，因為這時代對他具有以治官為主的大環境，所以法雖不健全，但卻能治住自己官員的腐敗，所以就勝利了。由此可知，尤其在治天下時，能創造出一個以治官為主的大環境才是根本。然而歷代各朝，不是不懂這道理，就是拿不出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所以只在法的內容上下功夫，想以此達到地久天長，結果只是一種幻想，一種自我鼓勵，甚至是一種自我欺騙，最終都因治不住腐敗而滅亡。這歷史的教訓實在值得注意，不可重蹈?！　?/p>

（三）用造反的辦法來解決。這就是，各朝在建國之后，雖然一方面突出用儒家思想教育人，一方面又狠抓法治建設，因為這兩種辦法都不能有效地在治天下時治住腐敗，結果就逼的百姓走投無路，只好鋌而走險，一次一次地起來造反，叫作“替天行道”，最后形成了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在戰爭中，因為誰不得民心，即誰不“替天行道”，誰就會失敗。正是這可怕的失敗，逼著戰爭各方都必須認真的，不能有半點虛假的，來盡快消滅腐敗，因為收效慢了，都會被收效快的所戰勝。就這樣，在“替天行道”的戰爭中就使的參戰的各方實際開始了肅清腐敗的大競賽，這時誰都不會再把消滅腐敗說成是長期戰略任務來搪塞，來騙人，像明末農民戰爭所形成的十三家七十二營，其中張獻忠所領導的這路農民軍，當時為迅速達到消滅腐敗，特樹七殺碑，寫道：“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就是要把不替天行道的貪官污吏都消滅，而且心情顯得迫不急待。而李自成（闖王）領導的另一路農民軍卻做得更好，使的百姓到處唱起“迎闖王，不納糧”，“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都歡悅”的歌。正是這些起義軍在消滅腐敗的這種競爭中才使明的腐敗得到一次大清理，結果在清理明的腐敗的勝利中卻又使自己走向了腐敗，最后才又被正在東北興起的后金打進來，這雖是少數民族，也有著一定的種族歧視，但他們的興起卻能消滅腐敗，故建立了清而完成統一，并鞏固了統治，從而使中國歷史的前進由明到了清?！　?/p>

在中國歷史上，總是由不能替天行道的貪官污吏的腐敗行為激起廣大勞苦大眾的仇恨而起義，起義之后通過殘酷戰斗，只有在打亂維護腐敗的舊秩序時，才能迎來治腐敗的新生力量，也從而才使社會的腐敗得到一次較徹底的大清洗。但戰爭本身給人帶來的災難卻又是巨大的，可是沒有這樣的戰爭，腐敗就得不到消滅，歷史的前進就是這樣的殘酷和無情?！　?/p>

在曾國藩著作中，如前所說，他是真想解決當官的腐敗問題，也真想盡力為百姓辦些實事、好事，并為此他講了那么多道理，也規定了那么多該做和不該做的事，而且首先要求從自己家的人做起，但當人民真起來用戰爭辦法徹底解決這問題時，他又是一個最堅決的反對者和最殘酷的鎮壓者，實際他又成了一個最堅決支持和維護腐敗的人。這也正是曾國藩的最可悲之處，其實這也正是在腐敗時代再好的人作官也都無法改變的命運?！　?/p>

孫子說：“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為什么人民造起反來就能治了腐敗呢？因為人民造起反來要“替天行道”，這就造成了誰都不敢對腐敗進行掩飾的態勢，所以就能治了腐敗。為什么時代腐敗了，德治、法治，再健全也不能治住腐敗呢？因為它只在“責人”上下功夫，今天責犯法者覺悟（修養）不高，沒德行，不懂法；明天責執法人力度不強，素質不好，沒責任心，總之只知責天下人如何如何，就是不知責為什么就不能給天下人創造一個有利的反腐敗的大好態勢，結果雖然殺了那么多腐敗分子，也撤換了那么多執法不力的官員，還是不能使時代得到根本好轉。由此看來，孫子這句話，對打天下指揮作戰是真理，對治天下領導治腐敗同樣也是真理?！　?/p>

為什么法在打天下時就能做到以“治官”為主，起到治強作用呢？現在就更加明白，因為當時借助了打天下這個“勢”，而到治天下時，沒了這個“勢”可借，所以明主也就再不能做到以“治官”為主，也因此就使法再起不到能像打天下時那樣的治強作用了。明白了這道理，在治腐敗問題上，就應首先求之于勢，不責于人。只有做到這一步，才能真正在效果上治住腐敗，否則，下再大的決心，做再怎樣的努力，甚至努的吐了鮮血，恐怕最好的效果也只能起到一時的按下葫蘆起來瓢的作用，對百姓的感受來說，最終都成了空話，成了領導騙人和無能的表現?！　?/p>

（四）用綜合以上三種辦法之精華的辦法來解決。這就是歷史進到毛澤東時代，毛澤東一方面繼承和發揚儒家“觀念哲學”中“強調主觀能動性”的長處，主張在做任何事上都要突出思想，以最大限度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這點就成了毛澤東思想的顯著特色；另一方面對儒家只強調“修養”，不能使自己的主張在實踐中像秦始皇那樣能成為現實的事實進行批評說：“儒術偽耳”，尤其在治天下問題上，則越來越感到用孔子“修養”那種“吉”的辦法是治不住官員們的腐敗和發展，相比之下倒遠不及秦始皇用法等手段所造成“兇”的局勢有效，于是毛澤東說： “秦始皇比孔夫子好的多。孔夫子是講空話的?！薄扒厥蓟适呛窠癖」诺膶＜摇?。毛澤東這是在總結歷史，也是對自己治天下親身經驗的總結，也是借古人在說服教育自己的忠實戰友們，讓他們也要改變過去在打天下時曾認為是正確的一些認識與作法，如對劉少奇就是一例，在打天下時毛澤東對他所著的《修養》給過肯定，還說三天不學習不如劉少奇，并把劉少奇作為自己接班人宣告天下，但到治天下時，則逐漸認識到若用《修養》的做法，共產黨照樣會像儒家一樣只說空話，成為“偽”君子，使時代腐敗，使黨變質，但劉少奇卻不這樣認為，而是對他的《修養》進行修改后重新出版，表明一心要用“修養”治天下，事到這時毛澤東對他的行為不但不再肯定，而是引起了對革命前途的無限擔心和憂慮，以至于不得不下大義滅親的決心，忍痛對打天下時甚至是最忠實的戰友在舉國上下徹底批判。與此同時，毛澤東雖然感到在治天下問題上秦始皇用“兇”的辦法比儒家用“修養”的“吉”的辦法更現實，但同時也認識到只用法這一種能制造“兇”的作法也照樣治不住腐敗，怎么辦？面對這事實，他又總結歷史上各朝腐敗的最終被治理，都是在農民戰爭實現改朝換代這個“兇”的過程中才完成，于是他創出一種新方式來取代戰爭的辦法，這就是在正確思想指導下，要建起過七、八年就廣泛地發動群眾來一次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整風運動的新制度，讓群眾在運動中對官的一切腐敗來一個底朝天的大揭發，造成一種局勢：使任何人對任何人的腐敗行為都不能不讓群眾如火如荼和無法無天地大揭大批，而且一旦揭出，又使任何人對任何人的腐敗行為也都無法實行包庇，從而使官場的腐敗得到一次大清理；使大家公認不可救藥的壞官得到應有懲罰；使有毛病的官得到盡可能挽救；使好官得到應有的提拔和重用。這樣在運動過后，使整個社會就像傾盆大雨后的萬里晴空，不僅天顯得更藍了，更高了，更明了，而且空氣也顯得格外新鮮了，萬物也顯得更有神氣了，這效果不僅勝過了戰爭，而且損失也遠比戰爭要小的多?！　?/p>

正是這群眾運動造就的這種社會態勢，才使的在運動過后相當長時間內，沒人再敢貪贓枉法，再不會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弊端。這對執法人來說，就給他們造出一個能真正做到依法辦案的大好環境，“依法辦案”才不會成為空話，從而才能還法一個公正，使法在任何時候都能起到治強作用。同時也就使法成了群眾運動過后來鞏固群眾運動成果的最佳工具。當再過七、八年等新的腐敗又抬頭或發展，就及時再通過群眾運動來一次橫掃，對此絕不手軟，因為只有這樣，即使權勢者在平素能一時僥幸逃脫法的制裁，但也絕無法在群眾運動中再逃脫群眾對他的無情揭發，從而就造出一個“腐敗必兇”的社會大環境，以此逼著任何一個官在他當官的“吉”的環境中都不得不保持“悔”的心態和行為。毛澤東說：“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逼鋵嵾@認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正是“悔”的心態與行為的一種體現。在打天下時，因敵人武力的逼迫。使大家保持了“悔”的心態和行為，在這情況下，加上黨的正確教育和嚴格要求，因為其他政黨做不到這一步，所以認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就成了共產黨當時的顯著標志之一。但到治天下時，因為沒了敵人武力的逼迫，這時黨再怎樣加強正確的教育和嚴格要求，卻也很難再能保持住這一顯著標志，但實踐告訴人們，又正是毛澤東發明了這群眾運動的辦法，才使共產黨能在治天下時保持了這一標志。同時也就保持了每一個共產黨人在治天下時能和打天下時一樣對人民的事業不犯或少犯錯誤，犯了錯誤也能很快改正，同時也就一改仕途多風險的命運。　　

當然在這全過程中，無論在那一個環節上，又都必須突出思想，使人懂得為什么要這樣做，從而把這樣的做法變成每個人的自覺行動，反過來通過這樣做的實際成果，就又充分證明了從領袖到各級政府，到每一個黨員和官員所說的話，所許的愿，就都成了現實，成了真話，從而也就進一步贏得老百姓對領袖，對黨，對政府的更加信賴，更加擁護，也就更加尊重。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威信那樣高，人民不信神不信鬼就信共產黨，原因就出在這里。　　

群眾運動起來之后，直觀看主要有兩大弊端，即無序性和過火性，可是正因為“無序”，才能打亂產生腐敗的舊秩序，才給腐敗造成無處藏身的大勢，也就從根本上抑制了當官的因有權而想包住自己腐敗行為不被揭發和制裁這一僥幸心理的產生；因為“過火”，才更使人對腐敗產生“兇”的感受，從而才不敢再腐敗?？傊沁@兩大弊端，才是這群眾運動成了醫治這腐敗的最有針對性的靈丹妙藥。這也如打仗，再好的指揮官也不能做到沒有犧牲，頂多能做到以最小犧牲來換取最大勝利。從直觀看，這犧牲就成了打仗的最大弊端，但實際戰爭又正是靠這精神才能取勝。再如治病，吃的藥總是有毒的，有些難治病常常只有用大毒之藥，以毒攻毒，才能得到醫治，而且藥總是不適口的；如果是動手術的病，動手術總是要痛的，甚至風險很大，就是說，從直觀上看，再好的醫生給人治病都會產生這些弊端，然而又正是通過這弊端才能治好病。治腐敗也如這打仗和治病，若只看到這弊端，就不沖鋒陷陣，就不求醫治病，結局就只能是投降和死亡?！　?/p>

再看“無序”，這“無序”是指什么呢？因為在群眾運動中，最大的特色就是把權力交給群眾，群眾有了權才會有真自由，才能真按自己意愿辦事，因此這也就成了最民主的時代，即人人都當家作主的時代。但同時，人人都為了實現自己當家作主的自由，都想自己說了算，就不愿再服從別人，可是別人也不再服從自己，但為了使別人服從自己，卻又說服不了別人時，就會用武力來強制對方，而對方又會起而反抗，這就會造成爭斗不息的“無序”時代。由此看來，這種“無序”倒成了群眾真自由，真民主，真當家，真作主的表現。斗的結果，必然是勝者最后做起敗者的主，但敗者從此又失去了作主的自由。由此可知，使人真正都得到民主和自由的社會是不會長期存在的。但同時也應看到，正是這種暫時的無序，才會造成官家治不了百姓，反過來官家的腐敗才會被百姓所治。同時還應該再看到，正是在大家的這種真自由、真民主、真當家、真作主的這個“無序”的時代，人們藏在心底最深處的各種意愿才能得以真正敞開，舍此，就不會敞開的這樣徹底，這樣真實。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才能使的各種人才和各種思想大量涌出，人常說：“亂世出英雄”，這雖是總結歷史所得出的結論，道理卻就出在這里。若這時能在馬列思想指導下，把其中對時代發展最有益的共性概括出來，及早制定為中央的現行方針政策和路線，以這樣的辦法使無序很快走向有序，因為這是在人民最真實意愿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秩序，所以它就最具人民性，再加上群眾運動對腐敗的醫治，這就會保證當官的在這時能按新政策（即民的意愿）給民當好家，做好主。單從形式看，好像這最后又是回到了當官的說了算的時代，但實際它已經超脫出當官的打著為人民的招牌，行沽名釣譽自己說了算而給社會所造成的最大虛偽性。并由此可知，過七八年來一次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不僅是醫治腐敗所需，而且是從根本上來保證政權永不失人民性所需。由此可知，這群眾運動的最大長處，就是在運動中既能把民意最充分調動出來，使各自的才能得到最充分發揮，又能在運動過后使官權成為人民真當家作主的體現。至于它的弊端，實際就成了像婦女生孩子，陣痛總是難免，因陣痛就反對生孩子，實際就等于在毀滅世界！ 　　

近代人愛講民主，其實民主，在中國和毆州的概念原是不同的。在毆州把“全民“選舉領袖叫民主；在中國，把出現給民主事的人叫民主。前者的含意是指國家的事要“由民作主”來決定，事實上不會成為現實；后者的含意是指國家領導人要“給民做好主”，事實上也很難實現。而毛澤東的群眾運動，實際是綜合了這兩種不同概念，把前者作為實現后者的一種手段，歸根就是通過群眾運動這種能使民真作主的形式，以達到教育各級官員來給民做好主這個目的。以往的歷史也告訴人們，只有有了前者，才能有后者，才能使后者成為前者的延續，政府的權力才能真正成為“人民政權”，也才能使這個政府成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真體現者。從現在看，能做到這一步，舍此還沒有創出比這更實在也更有成效的新做法。　　

北京剛解放，毛澤東要進京了，但想到李自成進京后的下場，心情就十分沉重，一方面讓大家討論這問題，另一方面又說自己這是“進京趕考”。后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確實不是李自成，因為李自成沒有交出像毛澤東這樣的答卷，而毛澤東交出了。　　

從以上四種治腐做法可以看到，在第四種做法出現之前，只有在第三種做法中，即在農民起義的戰爭中，才能產生出真正的治腐力量，并奪得政權，走向強盛．但這新政權又因治不住自身產生的新腐敗，結果就又由盛走向衰，最終又出現了這時當權者最不愿看到，而且要堅決鎮壓的第三種做法，然而又正是在這第三種做法過程中才又出現了真正能消滅腐敗的新生力量而走向強盛，再奪得政權，但接著也同樣因治不住自身所產生的腐敗而衰亡，這就使的中國最終誰都不能跳出一治一亂，一盛一衰歷史循環發展的這個怪圈。面對這殘酷的現實，像曾國藩這樣的高官，雖有大志，也有大才，終生“勞苦忍辱”，一心要解決這問題，但到頭來都因解決不了而不得不說：“命運作主”，并且斷言：“凡盛衰在氣象”。這也就是中國人常說的：“人謀不如天謀”，實際這就成了中國人的任天為治的思想內容及由來。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人還不是不懂規律，尤其是其代表人物，往往對規律闡述的還很深刻，甚至一針見血，令人折服，就如以上所談用“兇”的道理，其實孔子早有所悟，他讀《易》時，對“否”卦九五爻辭的“其亡，其亡，系于苞?！钡暮x，他就指出：“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币恍囊ㄟ^對這《易》理的揭示來教人做到：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亡亂?！边@還不夠，他進而從重要性上又指出：非此不能達到“身安而國家可保”的目的，所以他在震卦中還特強調說：“君子以恐懼修身”，以此來教人加強在這方面的“修養“。但當人們知道這一切后，卻仍然做不到那又該怎么辦呢？對這至關重要的問題他可就再也說不出個好辦法了，這就使得后人只好歸在天命上，曾國藩就是這種人，結果就只好因失敗而屈從于天，屈從于規律，實際在規律面前反成了束手無策者。這里的關鍵，不是沒有發現規律，而是沒有找到行之有效駕馭規律的辦法?！　?/p>

第四種辦法，是不斷總結前人和自己經驗教訓，失敗了，再創新辦法，絕不屈從于天，以此達到“與天爭勝“的目的，這也就是中國很早就有了的“人定勝天”思想。關于怎樣勝天的問題，中國也同樣在很早就有了 “人強勝天”，“人眾勝天”的各種觀點，但到毛澤東時，則提出了自己新看法。他說：“關鍵，就在於把主觀和客觀二者之間好好地符合起來。”像打仗，“如果我們打不贏，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沒有打贏?！闭J定這是自己主觀不符合客觀才造成，于是就從主觀上找原因，正是在他這種思想指導下，在革命成功后，在對自己新政權內怎樣就能治住腐敗的產生和發展的問題上，才百折不撓地做了一次又一次的各種努力，同時也招來內部和外部的各種攻擊與誹謗，雖然風急浪高，但他卻始終以“勝似閑庭信步”的冷靜，最后才創出了能使百姓把共產黨當神一樣加以尊重的第四種做法?！　?/p>

關于這第四種做法為什么就能治住腐敗，在《實用六十四卦》修改本中，在對《系辭上傳》中的“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作解釋時曾這樣說：　　

解放以后在解決自己官員腐敗問題上，毛澤東提出過七八年就搞一次大規模群眾運動來實現。運動之初，鼓動大家都要以Ｘ透視的眼光對當權官員權力失控，決策失誤的官僚主義，和在行動上失去規范的隨心所欲的違法亂紀行為，以及因此而產生出的各種腐敗現象，都要進行震天動地的如火如荼地大揭大批，這時可真像是“鼓之以雷霆”；但在處理上，毛澤東又主張冷處理，強調和風細雨，強調重在教育，這時可又真像是“潤之以風雨”。結果就使官員們接受了教訓，受到了教育，從此在主觀上再不敢腐敗，這也就為官員的為人民服務的良知和行為的迅速生長創造下了一個極好機遇與環境，成了眾官員能自覺抵制各種腐敗的最好時期，同時也就造就出了一個蒸蒸日上，使整個社會平穩的像 “日月運行”一樣有朝氣，有秩序，有節奏的新時代。但七情六欲是人的天性，而七情六欲的大小，則會因各自條件的不同而不同，正因為是這樣，平穩的社會反會使當官者手中的權力又成了自己七情六欲增長的條件和滿足這七情六欲增長的工具，使權力失控，使決策失誤，使行為失去規范，從此嘴上講的和實際做的就會越來越成了兩回事，并因此而產生腐敗，使政權也就由最初的真為人民服務而轉向了讓人民真為我服務，自己也就由此而變成了新的壓迫者和剝削者。毛澤東總結歷史經驗，認定這情況大約過七八年就生長起來，雖然如此，但對眾官員來說，他們主觀上還仍在為實現當初立志要做一個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人在努力；但另一方面恰又在神不知鬼不覺的很“正?！钡娜饲槭鹿屎凸ぷ鞯慕煌惺故种械臋嗔ρ葑兂闪藵M足自己七情六欲的條件與工具，但就因為是不知不覺，所以又視為當然。有時也明知自己在做違規的事，則不認為這就能成為和當年國民黨的官員一樣是在親手播種和制造著腐敗，更看不到它的危害，再和功勞相比，只覺著這算什么！自己也應該享受一下了，“老子不享受誰享受！”所以也同樣會視為當然。正因為這一切，所以在這時就會把別人對自己批評的忠言當作誹謗，當作攻擊，當作極“左”行為，當作不盡情理，一旦大家都發現問題嚴重，則已積重難返，成了不治之癥。這就是他們和毛澤東的差距所在，商鞅把這現象稱之“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歷史上曾有過多少圣賢能人下決心要解決愚者給社會造成的這一惡果，但事實上誰都沒有解決了，不是他們決心不大，也不是他們說理不透，關鍵是創不出有效的解決辦法。毛澤東在解決這一問題上和他們最大的不同點，就是不只是只從理論上講出道理，更重要的是在創找辦法上狠下功夫，最后他所認定的好辦法，就是過七八年搞一次大規模群眾運動來對自己當權的官員所萌生或已經腐敗的行為進行一次橫掃，就像對他們來一次徹底體檢一樣，以此使他們看到自己的毛病，也看到問題的嚴重性，把他們的毛病消滅在萌芽中，也就使他們由“愚者”再變成了“智者”，使正走在腐敗邊沿或已經腐敗的官員，也就是正走在魔鬼邊沿或已經將一只腳邁進魔鬼大門的官員的絕大多數挽救回來再成為創造人間天堂的功臣。由此可見，平穩和運動的這種相互交替的實際作用，就成了如同“一寒一暑”的交替才能有一年復一年的正常平穩運行的規律一樣，結果就使的誰都治不了的腐敗，在毛澤東時代就能得到根治。考其原因，就是因為毛澤東的行為能準確地把天地運行的自然道理用在了對人類社會制度的創建上，也說明毛澤東在行為上不但與天地準，而且是解決人類（包括外國人）誰都解決不了而自己則成了在解決這腐敗問題上的最有成效的創造者和彌補者?！　?/p>

但這也不是說這第四種辦法就已經十全十美，因為這只是“明主”用來主治百官之病以保證百官能做到按民意辦事的辦法，而對“昏君”的“昏”病，就像對共產黨在打天下時的王明等人那樣，他們的決策本來錯了，可因他們操持著中央大權，不但不承認有錯，而且把錯誤說成百分之百正確，在全黨強加推行；而把毛澤東本來最正確的主張，卻說成是最錯誤的行為，卻給以一次又一次最殘酷最無情打擊。這情況最后雖然糾正了，實際并不是只靠共產黨自身的制度和毛澤東等人的努力，而是被敵人打的他們再無法堅持下去時才得以糾正的?？墒堑搅舜虻锰煜碌暮推綍r期，這條件就沒有了，這又怎樣糾正呢？在解決這問題上，群眾運動實際也很無力，這就是這一辦法的最大，也是最致命的缺陷和弱點?！　?/p>

然而怎樣糾正這一缺陷和弱點，或者說用什么辦法來補救這缺陷和弱點，毛澤東也曾指出過一種辦法，就是說馬列主義應該有分店。然而這分店怎樣和中央保持有機聯系，開多少為好，和中央及各分店之間在“為人民服務”問題上怎樣實行公平競爭，人民(應主要是指工農)怎樣從各店里選擇最好內容，來換掉中央現行政策中經實踐而認識到是不好的內容，或相形見絀的內容?？上н@一切的一切，毛澤東還沒來得及實施，他就離世而去。因為這一辦法沒有實施，所以也不知這是對第四種辦法的進一步完善，還是又創出的新辦法，就都不得而知了，但就中國歷史上至今所實施過的治腐辦法，概括起來，大約也就是以上所談的四種，至于這開“分店”的辦法，因為沒有實施，所以還不能把其內容概括進來?！　?/p>

總之，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說統治者為鞏固他們的統治也好，說他們在率領他的臣民們為實現大同世界的奮斗也好，他們卻都在為治理在他們統治下所產生的腐敗在不停息地做著各種努力和斗爭，以上所舉四種作法，是作者在讀曾國藩的作品時，深感曾國藩確實是一個想把世道治好，為此他終生“憂患勞苦”，不僅有著自我犧牲精神，而且著書立說，不少道理都講的頭頭是道，令人銘心刻骨，使的《清史稿》在他的列傳中對他作出了這樣的評價：“凡規劃天下事，久無不驗，世即稱之，至謂漢之諸葛亮，唐之斐度，明之王守仁”；慈禧稱他“真是公忠體國之人”，雖然如此，但事實上他并沒有治了當時的腐敗，這一點曾國藩自己都承認說：“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頹風，深為愧慚。”就是說，他竭盡了全力，還是不能挽回當時清政府正在加速滅亡的命運，這就使他自己的好話成了空話，成了騙人的話，也使他成了與民為敵的大劊子手，使的百姓對他恨之入骨，把他叫為“曾屠戶”。像他這樣的人，卻落得這樣的下場，真令人遺憾萬分。為使天下像他這樣的人在當官時不再出現像他這樣的下場，就應該從中找出原因，于是引出以上一番看法與感慨，或許能使天下當官人在真想治腐敗的努力中，能從中找出自己的得失，一改曾國藩的下場。不然辛辛苦苦干了一輩子，到頭來恐怕連曾國藩的下場都不如，豈不太可悲了嗎？！

                              2003  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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