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閻延文：
閻崇年、于丹等“重兵護駕”的明星學者是否應下課？
10月5日，百家講壇主講人、清史專家閻崇年先生在無錫簽名售書時，被一名男青年扇了一記耳光，并被斥為“漢奸”。近日，閻崇年先生掌摑事件有了繼續。據眾多媒體報道：“2008年10月10日，第八屆北京圖書節在地壇公園隆重開幕。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有‘學術超女’之名的于丹在圖書節簽名售書。多名頭戴鋼盔的保安在現場維持秩序，保護于丹人身安全。”其后，閻崇年也在眾多保安護衛下現身北京書市，頓時引起網絡熱議。不少網友紛紛提出質疑，甚至有人質問：“重兵護駕”圖書簽售，究竟是商業利益導演的一場鬧劇？還是向中國公眾文化權益的“武力示威”？于是，本來已趨冷卻的掌摑話題，再次沸沸揚揚起來。
眾所周知，保安護身、貼身防衛，是各國元首級的安全措施。不知閻崇年先生、于丹教授此次的保安規格，是比照“總統級”還是“國王級”？在文明悠久的首都北京，一個學者面對公眾簽售，真的需要重兵護駕、如臨大敵嗎？況且，于丹教授在學校執教、閻崇年先生在各地穿梭講座，是否都要帶上貼身保鏢，把鋼盔警棍一股腦帶到高校課堂和講座現場呢？如此拒絕大眾、防范大眾的學者，是否應告別大眾視野，考慮“下課”呢？
一．重兵護駕：明星學者向公眾的“武力示威”？
近期以來，借“百家講壇”強勢勁推，一系列明星學者在大量媒體中頻頻出場，呼風喚雨、風生水起。不僅越錯越紅，名利兼收，而且政治榮譽、學術頭銜接踵而至，演繹著一夜驟成名、學者加富豪的現代神話。于是，歪解歷史、顛倒是非、情色佐料、美化漢奸……種種光怪陸離的“出位”表演，以明顯的歷史觀錯誤和色情爆料，沖擊傳統價值、制造新聞賣點。雖然占領市場獲取了一定商業利益，但同時也引發了中國大眾的抵制與憤怒。出于對文化價值和民族尊嚴的關注，許多熱愛中國文化的學者和民眾表達了自己的聲音。但在強勢傳媒的格式化覆蓋下，這些聲音多數無法表達。因此，有媒體認為：掌摑事件是“學術壓抑的宣泄”，是“公眾話語權被極度壓抑的表達。”
的確，當本應是文化主體的人民大眾，被某些人稱為“草根”、視為“草芥”，如野草般蔑視、嘲諷乃至抹殺時，“草根”們就會迫切發出自己的聲音。于是，“對話”變成“對立”，“和諧”變成“沖動”，“斯文”變成“暴力”，甚至出現了當眾掌摑這種令人遺憾的沖突。有媒體指出：“閻崇年被摑與文化批評的匱乏”有關，“這一掌看起來打在了閻崇年的臉上，實際上痛在那些喪失了學術良知的學者心里。……這其實也代表了另一種民意。”
（閻崇年先生簽售照片）
（于丹教授簽署照片）
對掌摑事件引爆的公眾質疑與反駁，于丹教授和閻崇年先生用這場“重兵護駕”的圖書簽售，作出了明確的回答。鋼盔保安簇擁的煊赫場面，構成一種文化象征意義的儀式，表明一種居高臨下的文化姿態：我有話語權力；無論掌摑還是出錯，反正我紅了；我是明星我怕誰？照片中的于丹教授不僅笑容滿面，甚至春風得意，似乎有一種凌駕于蕓蕓眾生之上的快感、以及擁有話語權的自得。然而，作為依靠點擊率和收視率為亮點的公眾學者，如果只有靠保安護駕才敢出現在公眾面前，這本身不是最大的悲哀嗎？推出明星學者的強勢傳媒和書市主辦方，是否也應感到某種危機呢？
如果學術明星們真的抱定了娛樂至死的宗旨，如果他們繼續挑釁大眾的承受底線，如果“學術超男”、“學術超女”們繼續我行我素，闡釋經典“一分鐘一個錯”，再把“大禹包二奶”，“李清照好賭好色”之類猛料，強推給中國大眾，難道真的要徹底激怒大眾，逼得人民群眾忍無可忍，甚至鬧出“群體事件”才心安理得嗎？難怪有網友評論：保安護駕的圖書簽售，是于丹、閻崇年等明星學者對公眾的“武力示威”；更有網友怒責：“學者需要戴鋼盔的準警察保護，當事人還洋洋得意？真是莫大的諷刺！士之無恥，是謂國恥。斯文掃地，莫此為甚！”言辭雖過于偏激，卻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大眾的真實情緒。
令人擔憂的是，本該維護社會穩定、提升公民素養的學術文化，卻成了社會的麻煩制造者，要動用治安手段享受武力保護，這樣的簽售還有進行的必要嗎？以“重兵護駕”激化大眾情緒，強化與公眾的對立，長此以往，明星學者將向何處去？中國公眾的文化權益將如何保證？社會的和諧穩定又將如何期待？
面對這幅夸張的重兵護駕簽售圖，我們不禁要問：憑借強勢傳媒一夜爆紅，喧嘩熱炒已達兩年之久的“明星學者”們，是否已經到了應該下課的時候呢？
二．正常學術無緣大眾傳媒，“明星”學者為何越錯越紅？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學術界并非只有這幾位明星學者，中國學者也并非都如此浮躁。今天，大量中國科學家以默默無聞、扎實穩健的研究，使“神七”飛天、生產力劇增；無數人文學者更潛心學術、皓首窮經。遺憾的是，放眼今日強勢傳媒，卻罕見這些正常學術的身影，更缺乏對嚴肅學者的推介。為什么，這些支撐中國科技大廈、標志國家文化高度的正常學術和真正學者，卻不能登上傳媒平臺、獲得話語權利？更不能一夜爆紅、速成千萬富豪？反而是學風浮躁、錯誤百出，甚至“一分鐘一個錯”的學者成為走紅明星，而且越錯越紅、越出位越紅、越搞怪越紅……于是，中國學術的正常形象，被魔化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演武場；本應屬于中國大眾、由社會共享的大眾傳媒，也蛻變成明星學者任意狂舞的私家舞臺。
隨著強勢傳媒的傳播與輸出，科學理性的中國學者，被一個個替換成欲望強烈的學術明星；而中國文化的國家形象，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被“明星”們的星光所籠罩，顯得良莠難分、撲朔迷離了。
三．悖離東西方文化傳統，“重兵護駕”彰顯學術悲哀
如果回望幾千年來的人類精神叢林，縱向比較，更能感受到“重兵護駕”與東西方文化傳統之間鮮明顯在的精神鴻溝。
無論東西方文化，都源于自由和諧、寬松平等的文化精神。傳說中的孔子“杏壇授徒”，是一幅春風和煦的景象。《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寫道：“孔子游乎緇幃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在美麗的杏花林中，年輕學子刻苦求學，而老師孔子則在一旁彈琴高歌，一代宗師與學生親密無間，“杏壇”成為中國文化的永久經典。其后，齊國的“稷下學宮”更是諸子百家的學術樂園。在齊國都城的稷門附近，宏偉軒敞的學宮使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歡聚一堂，稷下學者多達千人，締造出春秋時代百家爭鳴的學術黃金時期。而稷下辦學的齊國，也因此擁有了當時最先進的文化，成為春秋時代諸侯稱霸的第一強國。
與“稷下學宮”遙相輝映，在西方文明源頭之一的古希臘，也有一個非常精彩的對話空間——“雅典學園”。愛琴海畔的明媚陽光下，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著名學者，與雅典市民、年輕學子平等對話；學術空間是敞開的，氣氛更洋溢著快樂和自由。兩千年后的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畫家拉斐爾以此為題材，創作了著名壁畫《雅典學園》（The School of Athens)，讓來自古希臘、古羅馬和文藝復興各個時期的50多位西方文化大師，都環繞在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周圍，進行思想的歡聚。這種超越時空、自由和諧的文化精神，正是西方文藝復興和近現代崛起的精神力量。
（拉斐爾名畫《雅典學園》）
這幅其樂融融的名畫《雅典學園》，與于丹教授、閻崇年先生重兵護駕的簽售照片比較，形成了多么鮮烈的反差？！真正的學術，從來不靠話語霸權和“明星效應”確立地位，更不靠鋼盔保駕、重兵壓境和武力護航。釋迦摩尼、孔子和亞里士多德，這些幾乎同時代降臨人間的文化大師，無一不是憑借吞吐大荒、包容萬象的哲思智慧；春風和煦、溫雅平和的治學態度，造福社會、引導人生的精神高蹈，獲得大眾和歷史的雙重認可，凸顯出千年不衰的文化魅力。撫今追昔，試問曾有哪家學術是倚靠“重兵護駕”、耀武揚威，而走上歷史舞臺的呢？
杏壇授徒的春風化雨，齊國稷下的百家爭鳴，雅典學園的和諧快樂，成為東西方文明取之不竭的清澈源泉，也奠定了東西方學術共同遵循的自由精神與寬容平和。相比之下，閻崇年先生、于丹教授等人“重兵護駕”、光怪陸離的反常面畫，可謂古今罕見、絕無僅有。雖然也可標新領異、吸引眼球，但卻與東西方文化傳統都大相徑庭。如果春秋百家和古希臘哲人們復生于今日，看到天下竟有如此“威猛”的學者，不知該如何目瞪口呆？性情中人的孔子老先生，沒準還會大吼一聲：“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眾多學者指出的于丹教授誤讀《論語》，簽售時有讀者高舉“孔子很著急，莊子很生氣”表達抗議，也就不足為怪了。于丹教授的誤讀孔子，不僅僅是馬千里等學者早已指出“一分鐘一個錯”的學術硬傷；更是對孔子、莊子在文化精神上的本質誤讀，在有意無意中“矮化”著中國文化的精神高度。
在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掀起一波波精彩大潮的今天，“武裝保護”的學者簽售，爆料出位的明星學術，以拒絕大眾的話語霸勢、熱浪滾滾的炒作傳播、追名逐利的狂熱表現，挑戰著大眾對文化市場的公信度和忍耐力。眾所周知，文化良知是文化人格的底線。超越底線、弱化良知，這究竟是個別學者的錯位？還是中國文化的悲哀？
四．“武力簽售”世人嗔目，北京“首善之區”形象是否受損？
更值得憂思的是，這組令世人嗔目結舌的“武裝保護”簽售畫面，竟然出現在第八屆北京圖書節上。作為中國首都和聞名世界的歷史名城、首善之區的北京，難道治安當真糟糕到如此地步，連學者售書都要保安揮臂、鋼盔掩護了？無論主辦方出于何等善意的考慮，但這幕“武力簽售”在當下的驚爆上演，卻只能令國人乃至全世界，對剛剛成功主辦2008年奧運會的北京，產生不必要的誤解與擔憂。在傳媒資訊無比發達的今天，閻崇年先生、于丹教授等“學術明星”演繹的“武力簽售”這驚心動魄的一幕，已不僅令中國學術蒙塵，更將使名城北京蒙羞。身為北京出生的70后女作家，我的筆此刻變得無比沉重，隱隱感到內心深處的疼痛和傷害。
行文至此，“重兵護駕”圖書簽售的客觀效果已經毋庸多言。那么，為何前文提出請兩位“明星學者”思考是否應下課的想法？這里，我所說的“下課”，是請閻崇年先生和于丹教授走下大眾講壇，在普通大眾和大眾傳媒面前“下課”。這種想法，引發于閻崇年先生近日提出的、有資格與他對話的三重標準。
10月9日，閻崇年先生針對記者采訪，首次對掌摑事件做出回應，否認此次“簽售被打”緣起學術之爭。對有資格與他進行學術論爭的對象，閻崇年先生開出了三個條件：“一是清史專業，二是在清史研究領域上有學術專著，三是必須有參加國際學術討論會的經歷。”應該說，這三條杠畫得相當高，不僅普通大眾根本無緣，而且連大多數歷史專業的學者、學子，也不在閻先生的視野之列。這段回應，其實是對大眾文化資質的否定，對公眾渴求真知、渴望對話的拒絕。
既然拒絕與大眾平等對話，把人民大眾毫不客氣地劃在了學術論證的圈子之外，閻崇年先生和于丹教授等明星學者，似乎就應回到符合閻先生三條標準的學者小圈子里去，不再占領大眾話語平臺。況且，與其這樣戰戰兢兢，依賴鋼盔保安來隔離大眾，不如恭恭敬敬地向大眾鞠個躬，坦然宣布下課。而后回歸書齋，潛心學術；以嚴謹的治學精神、真誠的學術見解和樸素的處世原則，重新贏得公眾的諒解與尊重。
為了維護中國文化的國家形象，為了保持公民社會的和諧穩定，“重兵護駕”的圖書簽售理應“叫停”；而拒絕大眾的明星學者們，似乎也應及時“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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