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公有制”真是比竇娥都冤。明明在它的體制下，中國人民迸發出了前所未有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戰天斗地，無私奉獻，讓新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可偏偏有人說它是“大鍋飯”、“養懶漢”，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讓老百姓餓了肚子。
他們哪來如此論調呢？
針對這個問題，這些人習慣拿分田單干來說事，認為單干是“一包靈”，這種辦法讓農民產生了沖天的干勁，一夜之間解決了吃飯的問題。
那么，這種辦法真的是“一包靈”嗎？
首先，這個問題存在著很大的虛假性。不可否認，新中國成立后，老百姓確實餓過肚子，主要集中在1959至1961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絕不是體制問題。因為從1962年開始，農業生產逐步穩定，糧食連年增產，基本解決了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只是吃的不夠好而已。
但是，到了改革開放前，城市的副食品供應已經有了明顯改觀。這是事實，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很清楚。
另外，改革開放后糧食大豐收是不是單干的產物，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農民都是單干。為什么那時的糧食產量無法大幅度增長，現在單干就能出奇跡呢？
答案很簡單，第一，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沒有化肥，農民的積極性再高，糧食產量也不會變戲法似的往上躥。
第二，即便使用了化肥，如果沿用傳統的種子，糧食增產的幅度也不會那么大。這一點，已經被無數的試驗所證明，無可爭議。
第三天旱水澇是糧食生產的天地。如果沒有完善的水利設施作保障，土地再肥沃，種子再優良，也無法抗拒自然災害。
分田單干后，糧食產量之所以快速增長，正是因為具備了上述三個基本條件。如果說這是一種巧合，不如說是摘了“前三十年”的果子。
為什么呢？
首先，1974年，國家投建了13個大型化肥廠，從1978年開始逐步投產，從而保證了化肥的供應。
其二，1973年，袁隆平用了9年時間培育出了世界第一株秈型雜交水稻，這種產量極高的稻種從1976年開始推廣使用，1980年實現了大面積種植。
其三，經過“前三十年”的努力奮斗，我國修建了68000多個水庫，以及配套灌溉設施，從而實現了旱澇保豐收。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個糧食增產的條件全部是在公有制的體制下完成的。如果沒有公有制，讓農民各自為政，眼睛只盯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誰還會不計報酬地去修水庫，恐怕至今種地還要看老天爺的臉色呢！
所以，“一包靈”純屬無稽之談，荒唐至極。
在“一包靈”失去立足之地后，有人做過一種假設，如果不實行包產到戶，農村繼續堅持集體生產會是什么樣的結果呢？
那些否定公有制的人會馬上給出答案：跟曾經懶漢躺平的小崗村一樣，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
說的不錯，小崗村通過單干，確實翻了身，不再去沿街乞討了。
但是，如果把小崗村曾經的貧窮歸罪于公有制，那單干以后他們的生活應該日新月異，蒸蒸日上。
可是，經多方資料顯示，小崗村單干以后，只是解決了溫飽問題，并沒有跨入富裕村的行列，而且處境有些“尷尬”。
有消息說，這些年有關部門為了確保小崗村“彩旗飄飄”，投入了大量的扶持資金。遺憾的是小崗村并沒能如其所愿，甚至被人戲謔為“當今的阿斗”。
由此可以說，小崗村當年能吃飽飯，完全得益于“前三十年”的厚積薄發，跟體制的改變沒有太大的關系。這一點，從大寨、南街村、華西村等一批始終堅持集體經濟的村莊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這些村莊依靠集體的力量求發展，不但沒有陷入貧困的泥潭，反而讓村民實現了共同富裕。
如果這種明顯的反差仍不能彰顯公有制的優勢，那就不妨套用小平的“兩貓論”，不管你是哪種經濟體制，只要能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指數就是好體制。
事實勝于雄辯，任何否定公有制的論調在大寨、南街村這里都會不攻自破。
那么，公有制的優勢到底在哪里 呢？
答案很簡單，那便是集中力量干大事。
歷史是有記憶的，“前三十年”，我們集中力量，把貧窮落后的農業大國，建設成了門類齊全的工業大國；我們集中力量，研發出優良稻種，修建了相對完備的水利設施，生產出了豐富的化肥農藥，為糧食高產打下了基礎；我們集中力量，擁有了“兩彈一星”、核潛艇等國之重器，為國家建設提供了安全保障。
改革開放以后，我們仍然集中力量，在科技、能源、交通、通信等方面取得了舉世共睹的輝煌成績。
大寨、南街村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公有制是黨為人民謀福祉的保證，是國家由弱變強的根基，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力量之源。
現在，有些別有用心的人不遺余力地攻擊公有制，其目的就是要撼動社會主義的基礎，走資本主義道路。
所以，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服從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絕不能讓走資分子的陰謀得逞。
我們必須堅信，只有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才能體現公平公正，才能實現共同富裕。
總而言之，公有制不但能讓我們吃飽，而且還能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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