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題記：40多年前看電影《陳毅市長》才得知當時我們已經便宜得不能再便宜得大眾化藥品青霉素（盤尼西林），在解放初昂貴到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 一根金條也不一定能夠換到一支救命的青霉素。然而，毛主席麾下有大量像陳毅市長這樣的領導干部，他們時刻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總是及時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如果是帶有全局性的問題，各級領導干部會向上反應，而毛主席領導的黨中央的決斷力，那是古今中外罕見的。因此，就在解放沒有幾年，“一五”計劃時期，著名的青霉素生產企業“華北制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建立起來，6倍于黃金價格的青霉素，一步到位降到幾毛錢——白菜價，而且保證供應。這是怎樣的奇跡？這是不是和戰勝血吸蟲一樣的人間奇跡？沒有毛主席的領導，會有這樣的奇跡嗎？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據說這是1966年軍樂團演奏的銅管樂《東方紅》，一開始就是震天響的鼓聲，如同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
毛主席領導的軍隊，在全民皆兵時代，在文化上是取攻勢的。這怎么理解呢？打個比方，如果沒有幾十年前的變化，那么容志行那一代足球運動員的風格，就會延續下來，那么中國足球就一定會是全攻全守型的，也就是能夠不保守——不因為在經濟利益上患得患失，而放棄大打攻勢足球的。
這在足球事業上，完全是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的——三法三通——道器變通。
最難搞的足球，都能道器變通，何況其它的事情呢？
請看：
01.新中國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
02.對毛主席的兩個極其可笑的誤判；
03.“一五計劃”編制差點難產，是毛主席一錘定音。
結論：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指引，社會主義中國的優越性，也產生不了，也發揮不出來，甚至會走岔道。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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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
1953年，華北制藥廠作為“一五”計劃重點項目緊急上馬。
注意，叫緊急上馬？
這是毛澤東文化里的常用語。
談起當年建廠的氣魄，后來擔任過華北制藥廠副總工程師的劉劍章回憶，那時他剛從北京醫學院畢業，被推薦到抗生素廠籌備處。當年，來自全國各地的上千名技術人員、管理干部、大中專優秀畢業生組成了“豪華”的創業陣容——名副其實舉全國之力創建華北制藥廠。
這不就是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嗎？
如果有人還要陰陽怪氣說，華北制藥是誰誰具體領導的，那么請問新中國以后的制度安排、決策程序，還有決策習慣，如果沒有毛主席會怎樣？會有那么高的決策效率嗎？
你們是不是還要說毛主席不懂經濟呢？
你以為就你懂資本主義那一套“經濟”？按照你的那套經濟理論，中國的青霉素，何年何月才能普及化生產，大眾化使用？
毛主席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了解比任何經濟學家都要深刻，比任何理論家的研究都要透徹？
服不服？
看一看實踐結果就足夠了。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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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毛主席兩個極其可笑的誤判
一個是認為毛主席不懂經濟。一個是說毛主席沒有讀所謂的“經濟管理”類的書籍。
前一個誤判依據是，毛主席不“開放”，不“與國際接軌”，所以沒有讓中國經濟像某些人內心需要的那樣發展。這恰恰說明，毛主席的確沒有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那么幸虧毛主席沒有像他們那樣“懂經濟”，否則，還真麻煩了。
后一個誤判來自一位老同志，據說還在主席身邊工作過，不知道他是怎得出這樣的結論的？
這里舉一個例子來反駁，恩格斯的父親是曼徹斯特工廠的資本家，恩格斯有段時間曾經經營過那里的工廠，這里面的動機包括為了賺錢資助窮困潦倒的馬克思。
恩格斯應該算是了解“經濟管理”，并且屬于經濟管理的高手吧？
那么馬克思恩格斯寫的政治經濟學著作，能否不算經濟管理的書呢？
至少那些經典著作里，有一部分，至少有一些章節可以算經濟管理書吧？
那毛主席讀過馬克思恩格斯政治經濟學的著作，就憑這一點就可以說，毛主席至少是讀過經濟管理類書的。事實上，毛主席研究經濟管理的廣度、深度、高度，那也是到了登峰造極地步的。
在我們自己的國家里，的的確確有一批學者采取了極不負責任的態度，來評價毛主席以及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他們的那些言論，終究會成為歷史的笑料。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國內外這些年出現了一批研究毛主席的真學者，他們實事求是的態度，一絲不茍的科學精神，令人肅然起敬。其中，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就其中一位。
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經濟發展究竟怎樣呢？
如果毛主席不懂經濟，不懂經濟管理，能領導搞出連西方世界經濟管理學界都驚嘆的“鞍鋼憲法”嗎？
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孫，在《 光明日報 》（ 2014年01月22日 14 版）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毛澤東與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末尾指出：
【從經濟發展的速度來看：從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11.4％。從我國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的位次來看：1957年和1978年，谷物3→2，棉花2→3，豬牛羊肉2→3，化學纖維26→7，布3→1，煤5→3，原油23→8，發電量13→7，鋼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除了少數農副產品產量的位次保持不變或稍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業產品產量的位次都明顯提前了。
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全國居民的人均消費水平，農民從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從148元增加到340元。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援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盡管人民群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幅度不大，但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跡。教育事業得到長足發展，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0％以上。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沙健孫引述的話出自莫里斯·邁斯納所著《鄧小平時代：1978－1994，對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考察》一書第八章“毛澤東時代的經濟遺產以及毛澤東身后改革家們”的第一部分。
這里把書中的內容拿出來一起分享，一般標題為《美國學者旁觀毛澤東時代》：
對于毛澤東時代取得的物質成就閉口不談，也許是對早些年從北京傳播出的言過其實（而且經常賦予虛假成分）的宣傳的一種自然反應，然而這些宣傳卻常常被外國的評論家們所重復，許多外國人一度曾熱切地相信，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取得了最大的經濟成就，現在卻傾向于對它作出最糟的評價，似乎以此來彌補他們早先的輕信。這種傾向與現時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國家，人們都普遍對市場的魔力贊不絕口，而對中央規劃的效能持很大的懷疑態度。
然而，如果不去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時代把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后的農業國家之一變成到20 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的過程中取得的驚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澤東時代遺留給鄧小平時代的經濟問題。實際上，毛澤東發展策略的主要問題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業化的副產品，如果不正確評價這個基本的經濟事實，就無法理解在毛澤東之后時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史以一個小小的工業生產基地為發端，這個工業生產基地甚至比比利時的還要小一些，當時，中國工業的人均產量不及比利時的工業產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質資源最貧乏的基礎上，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和極少外援的情況下，中國在1／4世紀的時間內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主要的工業大國。
當然，工業化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勞動力以及社會結構的構成。盡管大多數的中國人民依然是緊緊依附于土地的農民，到20世紀70年代為止，城市無產階級的人數卻已從1952年的30 0萬上升到了1800萬。此外，毛澤東的農村工業化運動——“大躍進”中碩果僅存的幾個成功之一——把2800萬農民（當時農村總勞動力約達三億）變成了農村工廠的工人，盡管許多工廠的工作技術水平簡單而原始。
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另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 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
在毛澤東身后的時代里，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記錄的污點和罪過吹毛求疵，而緘口不提當時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種風尚——常恐提及后者便會被視為對前者的辯護。然而，對一個基本事實的承認，即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為歷史作非分的辯護。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與80年代一同出名的經濟改革家們將找不到他們要改革的對象。
盡管毛澤東思想強調農業，稱頌農民的創造性，但在毛澤東的時代農業發展卻遠非如工業成就那么可觀。1957年以后，食品生產僅與人口增長同步，當時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長，使得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口幾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糧食總產量幾乎與1957年農業集體化之初時一樣。在毛澤東時代的20年里，農村生活水平實際上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每年平均增長不到1％，而且是在一個低得可憐的基礎之上增長的。1952年至1975年間，在工業生產總值增長十倍的同時，農業生產僅僅增長了兩倍，甚至那也是通過大量地擴大農村勞動力規模而取得的。此外，盡管毛澤東不斷提倡縮小城鄉差別，城市和農村的收入差異還是加大了。
然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農業也絕非如今被描繪的那樣慘不可言。維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業的發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間備受稱贊的成功的近代工業化時期。從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國農業凈產量增長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間日本工業化最強階段的數字也只有1．7％。正如馬克塞爾頓曾指出的：“1977年中國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糧食生產卻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糧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經濟統計資料并非告訴我們全部事情。經常有人指出，對于收入與消費的常規性測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實際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還必須考慮到教育、保健、衛生以及老人與貧困者的福利措施等這樣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費，但是這些東西是難以用標準的經濟測度來數量化的。
最近這幾年人們格外喜歡談論獨立的工業體系，那是國家安全的必要條件，也是必要保障。
在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方面，中國同蘇聯有過爭論，蘇聯及東歐一些國家曾要求中國不要搞完整的工業體系，而是通過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國際分工解決問題。毛主席不可能同意這種受制于人的主張。面對中國這樣的大國經濟，他認為，革命和建設都要靠自己（《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頁）。
毛主席將工業體系的建立作為工業化的標準之一。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說：沒有完備的工業體系怎么能說有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鞏固基礎呢？
根據毛主席的思想，新中國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勇敢地走上了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的道路。
到1975年初四屆人大作報告時，周總理明確指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曾經
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
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
八○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
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
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
界的前列。】
周總理在1975年宣布我們已經建成了一個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這難道還有假嗎？
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是歷史的結論，任何人都抹煞不了。
現在要深入一步的理解這樣的結論，那就是說——沒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指引，社會主義中國的優越性，也產生不了，也發揮不出來，甚至會走岔道。
那個岔道上，會怎樣呢？
寧肯要GDP，也不管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是不是？
03
—
現在有些人編中國現代歷史書，總喜歡突出作者或者某一部分人的喜愛，故意淡化毛主席的豐功偉績。
就說“一五計劃”的編制工作吧，當時動用了各方力量，派飛機從蘇聯運回成噸的參考資料。
由于是第一次編制五年計劃，所以各方面都遇到了困難，關鍵是誰也拿不出個標準來證明怎樣才算合格的“計劃”，結果“一五計劃”開始的第一年（1953年）都過去了，計劃文本還沒有搞出來——等于難產了。
最后還是毛主席于1954年一錘定音，下了個“軍令狀”，要求從1954年2月15日起，用1個月零5天時間拿出五年計劃綱要草案初稿。這也就是說不管完美不完美，到時候必須得那個東西出來，否則老是處在“坐而論道”狀態，總不是個事。事實證明，有了毛主席這個決斷以后，“一五計劃”工作邊計劃，邊執行，邊修正，倒是成了“一五計劃”的特色，這并沒有妨礙“一五計劃”的實施并取得輝煌成就。
沒有毛主席這一錘定音，還不知道何年何月能搞出那個“一五計劃”文本來？
類似這樣的事情，還少嗎？
從戰爭年代開始，即使是黨內的一些領導人，思想總是放不開，在思維習慣上，缺乏自信心，加上或多或少的有小資產階級患得患失的心理，所以決策時，是不是表現出右傾保守傾向，左顧右盼，猶豫不決。
毛主席和這樣的人完全不一樣，毛主席無私無畏，所以能夠看到“無限風光在險峰”。
毛主席也培養了一大批敢想敢想敢干敢闖敢創的紅色創業者，戰爭年代有粟裕、韓先楚等戰將，建設時期有王進喜、陳永貴、呂玉蘭、楊貴等英模。
毛主席在防“左”上卓有成效，同時毛主席在防止右傾機會主義上也有一套完整系統的想法說法做法。
這里特別要指出的是，右傾機會主義，在社會主義時期就是修正主義。毛主席反修防修的那些想法說法做法，經過蘇聯解體以后，人們才真正認識清楚，那是完全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三法三通的——道器變通。
李克勤后記：毛主席領導搞的是絕大多數人受益的社會主義，那是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事業。
毛主席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明確指出：“當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之后，中國要向哪里去？向資本主義，還是向社會主義？有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實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突飛猛進發展，這一點，甚至連國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了。”
中國在搞社會主義之前，近代以來，有過封建主義、資本主義，都行不通，搞來搞去，中國還是不能得救。也就是說自近代以來，中國搞封建主義也好，搞資本主義也好，就一直存在救亡圖存的問題。在中國，毛主席領導搞社會主義事業，是在中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開始起步的，這是毛主席在社會主義階段的道器變通之基，千萬不能忘記這一點，否則問題是相當嚴重的——我想如今這么說，不會是聳人聽聞了。蘇聯解體，蘇共垮臺的沉痛教訓就在眼前。想把中國搞成蘇聯解體那個悲慘結局的人，不是沒有，他們心里最清楚，毛主席才是才是實現其企圖的最大障礙。在中國，那些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才能獲得真正安全感的人們，從心底是熱愛毛主席的。所以，毛主席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守護神。
然而，有一伙人專門找各種各樣的借口歪曲歷史事實，千方百計否定毛主席領導新中國的建設成就。
請看立華老師在昆侖策上的文章《揭秘歷史真相：從產品產量的真實數據看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發展》中的原文：
【評價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發展，一般都用GDP說事，往往得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結論。
而事實真相是怎樣呢?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根本就沒有GDP統計。直到1985年，國民經濟核算仍延續著與計劃經濟相配套的物質平衡表體系MPS。從1985年開始建立第三產業統計，到1993年才轉為源于市場經濟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從此，SNA體系中的GDP成了最重要的指標。此前沒有GDP統計的歷史時期，現在引用的那時GDP數據從哪里來的?答案很明確，是后來推算的。
但是，即使1978年后的GDP，后來也經歷過多次修改。為什么要修改呢?直接原因是與經濟發展事實嚴重不符。用改革后的統計方法計算，1980年-1991年GDP年均增長9.2%，而當時世界銀行的數據卻只有2.2%。如此大的差距怎樣解釋?中國有關部門認為，主要是匯率下調引起的;而世行專家則認為，中國的統計體系雖然進行了改革，其基本概念仍深深扎根于傳統的MPS體系，許多產品價格仍處于政府控制中，導致以價格為衡量標準的統計結果失真。鑒于發現的問題，1995年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后，有關部門對1978-1993年的GDP進行了重大調整，使1985年后的GDP數據有了大幅度提升，平均上調幅度近6%，其中1993年上調幅度高達10%。[1]到2004年底進行全國經濟普查時，又發現當年GDP比年快報核算數多了2.3萬億元，增幅高達16.8%，為保持GDP數據的歷史可比性，有關部門按國際慣例修正了1993年-2003年數據，同時又一次調整了1978年-1992年的GDP增長率，此后還有多次調整。
這說明了一個問題，90年代開始實行的GDP統計存在著嚴重缺陷，必須不斷修改才能大致差不多。其實，這個問題在西方國家同樣存在，他們也在不斷修改GDP數據，否則會出現很大誤差。就拿美國來說，僅1929年至1999年70年間，就進行過11次歷史數據調整，平均每6年多一點就要調整一次。
這就提出一個問題，當年統計上報的當年GDP，與經濟普查的實際情況誤差都那么大，不得不對數據一再調整，難道對幾十年前的GDP評估反而準確了?用這樣的數據，去進行跨越半個世紀的比較，能反映歷史真相嗎?況且，因為統計體系的不同，許多項目和門類過去根本就沒有統計過，怎能做到言之鑿鑿的比較呢?科學需要可靠的事實證明，容不得半點胡說八道，否則，就是故意制造歷史笑話和學術笑話，就是沒有良知的表現。】
上文注釋[1]許憲春：《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核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87-108頁。
立華老師的原話：“用這樣的數據，去進行跨越半個世紀的比較，能反映歷史真相嗎？況且，因為統計體系的不同，許多項目和門類過去根本就沒有統計過，怎能做到言之鑿鑿的比較呢？科學需要可靠的事實證明，容不得半點胡說八道，否則，就是故意制造歷史笑話和學術笑話，就是沒有良知的表現。”
那伙人搞的是歷史虛無主義，這和當年赫魯曉夫的做法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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