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們的最大問題是違反憲法

　　吳敬璉們的最大問題是違反憲法

　　中國有兩股勢力在蔑視和踐踏憲法：

　　一股勢力是臺灣的民進黨，一股勢力是大陸的以厲以寧、吳敬璉為代表。他們的共同點蔑視憲法、踐踏憲法，視憲法如無物。改開四十多年來，國內以厲以寧、吳敬璉為代表的一幫經濟學術寡頭，拼了老命要在新中國鼓吹市場化、私有化，“要消除國有企業”，打著“深化改革”的幌子在中國建立“自由的私人市場”。

　　翻開新中國成立時的文獻資料，翻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翻開1954年憲法到今天的憲法，哪一條、哪一款，要建立以私人資本主義為經濟主導力量的新中國？新中國成立前夕，劉少奇談到新中國的國金經濟的五種經濟成分：“（一）國營經濟；（二）合作社經濟；（三）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四）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五）小商品經濟和半自然經濟”（《劉少奇年譜（下）》第215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四章第二十八條規定：“國營經濟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凡屬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第6頁）”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條規定：“國營經濟是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力量和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國家保證優先發展國營經濟”（《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五冊）》第451頁）。這些歷史資料都說明一個問題，新中國的經濟基礎，絕不是建立在私人資本主義為經濟主導力量的基礎上的。

　　厲以寧也好，吳敬璉也罷，他們不知道新中國的憲法規定嗎？非也，他們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西方資本主義的那套東西，就在于他們的目的，就是要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所謂的“私人自由市場”，只不過是“私人資本主義”的代名詞，實質是讓私人資本一統天下，也就是像西方資本主義早期那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圈地運動也好、羊吃人也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些已經被西方自己的經濟史證明并不是好東西，并不能解決西方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和問題，然而厲以寧、吳敬璉們頑固在中國推行這套東西，他們的目的不是很清楚嗎？

　　沒有了國營經濟（現稱為國有經濟），社會主義就失去了它的經濟基礎，中國的社會主義就成為一個空殼，不足以稱為社會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懂得這個道理，吳敬璉這幫經濟學術寡頭同樣懂得這個道理。然而他們就是要這么干，分明就是在已經掏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后，故意把中國的社會主義變成一個完完全全的“空殼”。否定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無數革命先輩和千萬革命烈士為之奮斗的事業也將付之東流，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就失去了歷史價值，中國的資產階級以及他們所勾結的國外買辦資本勢力，就可以在中國橫行天下，這正是吳敬璉這幫邪惡勢力的本質所在。

　　對于新中國來說，所謂“有限政府”“有效政府”，更是驢唇不對馬嘴。新中國建立的是人民政權、人民政府，對人民負責，而所謂的“有限政府”“有效政府”又是什么？說穿了，就是把政府放在人民的對立面，把人民看做政府的包袱，“不找政府找市場”，看病不用找政府，教育不用找政府，住房不用找政府，養老不用找政府。請問吳敬璉們：如果在人民的生老病死等一系列民生問題上政府無所作為，人民還要這樣的政府干什么？可見，他們的所謂“有限政府”“有效政府”，只不過是顛覆“人民政府”的一套說辭而已，就是要把“人民政府”顛覆成資產階級的“有限政府”。這暴露了吳敬璉之流的政治企圖，他們的真正目的在于政治，在于權力，而不在乎什么“市場”，誰見過美國政府或者美國的專家們整天喊什么“有限政府”“有效政府”？

　　吳敬璉這幫經濟學術寡頭的可惡之處在于，

　　第一，他們根本罔顧歷史，置新中國的建國初衷和建國歷史于不顧，為私有化而私有化、為市場化而市場化，把他們那套從西方學來的南轅北轍的東西生搬硬套在新中國頭上；

　　第二，他們明明知道佛理德曼那套東西給拉美國家造成的嚴重問題，明明知道私有化、市場化已經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災難，但是仍然執迷不悟，毫無反思，繼續癡迷于他們那套原教旨市場主義的東西，妄圖用他們那套東西繼續坑害中國人民。私有化、市場化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中國人民對私有化、市場化的評價，尤其是對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私有化、市場化的反對聲音，難道傳不到他們的耳朵里，他們一點都不清楚嗎？而時至今日，他們非但沒有任何向全國人民謝罪的表示，相反卻變本加厲，對自己同胞遭受的苦難無動于衷，冷漠以對。他們那套東西如果不能解救蒼生反倒禍害蒼生，還有什么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第三：他們“雙標”和虛偽。他們那套所謂的“改革”造成了今天中國老百姓不敢結婚、不敢生孩子等一系列惡果，而他們解決問題的辦法居然是要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市場化來解決。這種邏輯如同一個惡棍殺了10個人，卻聲稱：要想變好，只能再殺100個人一樣可笑。想當初，他們對待前三十年、對待計劃經濟，是這樣的態度嗎？他們把計劃經濟時期遇到的暫時困難說成是體制性問題，抹黑國有企業效率低，污蔑國企職工是“懶漢”，非要顛覆計劃經濟不可，在新中國歷史上上演了一出私吞國有資產的逆流。于是，人們看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初大量國有企業被強行私有化，看到幾千萬國企職工下崗，看到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的不斷市場化。這一場景，與蘇聯解體后的遭遇如出一轍。而如今，面對今天比計劃經濟時期嚴重得多的經濟困境，吳敬璉這幫學術寡頭卻從來不從自己那套理論中找原因，從來不敢承認這是體制性問題，而把造成的這種災難歸結為營商環境不好，外資企業、私營企業沒有實現國民待遇等等。他們甚至發明了一個名詞叫“唱衰”，好像中國民營企業的困境是因為“唱衰”造成的，只要“唱好”就能好起來。難道西方國家私營企業陷入困境，也是因為有人“唱衰”？可見他們是多么虛偽和“雙標”。按照當初他們詆毀計劃經濟和國營企業的邏輯，今天的每一個中國人完全可以懷疑：他們幾十年來所吹捧市場經濟和私營企業，是不是到了壽終正寢的時候了？

　　吳敬璉這幫寡頭的問題，已經遠遠超過了學術范疇，變成了一個重大政治問題，即中國究竟是走社會主義還是繼續走資本主義的問題，是繼承無數革命先輩和千萬革命先烈為之奮斗的事業，還是使之中途夭折改旗易幟的問題。這幫勢力已經混進黨內、政府內，是顛覆新中國建國初衷，復辟資本主義最危險的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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