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晚唐時期的大文學家韓愈，號召"文以載道"，即寫文章不要追求音律對仗和詞藻華麗，而是要用文章來表達"道"。
道可以是圣人訓誡，可以是世間規律，也可以是批判現實、分析時事。
總而言之，寫文章要言之有物。
韓愈在《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里，開篇第一句就寫到："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
長安周圍的縣，夏天遭遇大旱，秋天又遇到早霜，導致農民們受到極大的損失，收成和種子相比，不足十分之一。
這就是直面現實問題。
《論佛骨表》里說的更直接："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
佛是外國夷狄，衣服、語言、習俗都和中國不一樣，皇帝您大張旗鼓的奉迎佛骨舍利，可不是什么好事啊。以后要戒驕戒躁，以中國為主，千萬別西化了。
這就是韓愈的文以載道。
每篇文章都在實事求是的分析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傳遞自己的思想，所以蘇軾評價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
兩百年后，歐陽修讀到韓愈的文章，立即繼承了韓愈的文學路線。
歐陽修能讀到韓愈的文章，其實非常偶然。
歐陽修家境不好，父親很早就去世了，他便跟著母親到湖北隨州投奔叔叔歐陽曄，然后就在隨州的李姓人家，讀到六卷《昌黎先生文集》。
那年歐陽修年僅十歲，但從此以后，韓愈成為歐陽修的精神領袖。
在蘇軾的《潁州祭歐陽文忠公》里有兩句話："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
"我所謂文，必與道俱"，短短八個字，道盡了歐陽修的文學路線，可謂是直接繼承了韓愈的"文以載道。"
就像最近的文化節目《宗師列傳·唐宋八大家》里，歐陽修對蘇軾說：
"此筆贈予你，去寫清風明月，宇宙蜉蝣，去寫金戈鐵馬，來往古今。這天下的斯文正氣，大道和人心，都在等著你蘇子瞻放眼去看，揮毫去寫。"
正因為韓愈、歐陽修、蘇軾都能"文以載道"，故而寫出一系列千古奇文，青史留名，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不朽者。
2
教員的文風，其實也是學自韓愈。
1913年，教員經過半年的自學生涯以后，考入湖南一師。此時的教員，非常推崇梁啟超，寫文章也是盡量模仿梁啟超，但國文教員袁仲謙說：
"你的文章像新聞記者的手筆，寫文章不應該學梁啟超，而是要學唐宋八大家，尤其是韓愈韓昌黎。"
于是，教員花錢買了一套《昌黎先生集》，苦心孤詣的研究了很長時間，從詞匯、句子、章節到全文，教員一點一點的扣，先了解大意，然后再反復閱讀背誦，直到爛熟于胸為止。
而且教員準備了一套筆記本，起名為《講堂錄》，記錄的內容包括哲學、史地、古詩文、治國、處事等等，但這些內容占的篇幅并不多，《講堂錄》將近一半的內容，都是教員讀韓愈的筆記。
從此以后，教員的文風逐漸變得洋洋灑灑、大開大合，頗有高山流水一瀉千里之勢。
后來教員和斯諾說到：
"袁大胡子嘲笑我的文章，說它是新聞記者的手筆，他看不起我視為楷模的梁啟超，認為他是一個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變我的文風，去鉆研韓愈的文章，學會了古文的措辭。所以多虧了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有需要的話，仍然能夠寫出一篇過得去的古文。"
新中國成立后，教員還給去世二十多年的袁仲謙，撰寫了墓碑，以示感激。
當然，教員也繼承了韓愈的"文以載道"文學路線。
湖南一師畢業不久，教員便和同學們辦報紙，但因為文風過于辛辣、觀點過于犀利，很快就被當局給查禁了。
正好，另外一些同學也在辦報紙，便把教員請過去，讓他接手。
這家報紙原本是講教育的，希望通過改革教育進而改革社會，這在當時是不錯的切入點。
但問題是，原先辦報紙的同學們，不敢觸碰真正的教育問題，也不敢觸碰和政治相關的話題。
教育和政治是息息相關的，既不敢談真正存在的教育問題，又不敢談政治，可想而知，這家報紙一直辦的不溫不火，銷量怎么都提不起來。
于是教員過來之后，決定重新修訂辦報宗旨——
觀點要犀利。
立場要鮮明。
走訪調查學校和學生家庭，分析教育問題出在哪里。
額外增加一些社會時評，激發讀者的購買欲望。
經過教員的一番整頓，這家報紙煥發了新生，銷量從以前的不到五百份，短短兩個月時間便暴漲到三千份。
這是教員"文以載道"的初次嘗試。
當然，這份剛有起色的報紙，很快也被查禁了。
再往后，教員創辦了《湘江評論》，創刊詞中的幾句話非常震撼——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
國家者，我們的國家。
社會者，我們的社會。
我們不說，誰說？
我們不干，誰干？
教員給《湘江評論》定下的宗旨很簡單，宣傳最新思潮、報道國內外最新形勢、評論剛發生的社會熱點。根據這樣的宗旨，教員短時間內寫出四十多篇文章，反響非常熱烈。
尤其是《民眾的大聯合》里，教員直截了當的寫道：
"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補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興業、努力、猛進、破壞、建設固然是不錯的，但有為這幾樣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
同樣是文以載道。
3
1920年代以后，教員開始投身革命，很少親自辦報紙了，但因為要分析革命問題、解決革命問題，教員寫出一系列彪炳千古的文章。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教員用樸實的文章，載了中國社會的道。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教員徒步行走700公里，實地考察了湘鄉、湘潭、衡山、醴陵、長沙五個縣，用這五個縣的現狀和數據，窺探到全國農村的基本情況。
《反對本本主義》，告訴革命同志們，什么才是正確的分析問題的方法論。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講的是敵強我弱的背景下，到底如何贏得革命戰爭的最終勝利。
《論持久戰》是抗日戰爭的總方略。
《矛盾論》和《實踐論》講了世界運行的真相是什么，我們如何去做，才能利用世界運行的規律，達到自己的目的。
一直到《論聯合政府》，給即將到來的新中國描繪了基本藍圖。
教員的每篇文章都是經過大量調研才寫出來，故而是言之有物的，文章里寫到的問題和提出的辦法，都是和現實息息相關的。
文以載道，教員堅持了一輩子。
正因為如此，教員的文章是可以解決問題的，他才能帶領黨組織和人民軍隊，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直到建立起新中國。
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稱為三不朽。
教員以立言來立身，進而完成立功的宏圖偉業，又因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基本要求，教員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愛戴，便完成了立德。
憑借這樣的功業，教員把自己的名字寫在近代百年的史冊里，成為中國最黑暗的歲月里最閃耀的那顆星。
他便化為不朽之人。
但這不夠，遠遠不夠。
近代百年的歷史上，建功立業的人太多了。
傳播新思想并開啟社會主義革命的陳獨秀、李大釗，可以憑借立言、立功稱為不朽。南征北戰數十年的彭德懷和林彪、粟裕等人，可以憑借立功稱為不朽。甚至雷鋒、時傳祥、王進喜可以憑借立德稱為不朽。
教員比他們的地位更高、更閃耀，但事實上沒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真正讓教員大不朽的，是教員的思想直接影響了后世的人。
例如在1976年，中央把教員最近三個月的講話，整理成一篇文章，經教員認可以后發表出來，取名為《毛主席重要指示》：
"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多人少。"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自己代表了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
"民主革命后，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老同志卻不想前進了，有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他們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
"一百年后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偸且徊糠秩擞X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萬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見了？怎么看不見呢，是看得見的。"
這篇文章是面向未來的，說是教員留下的政治遺囑，也不為過。
正因為教員是面向未來的，那么未來的革命者、受壓迫者、小官、學生和工農兵就能從教員的文章里找到依據，然后扛起教員的大旗，向他們所處時代的既得利益者發難。
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教員的思想。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教員的文章。
此時的教員，便打通時間和空間的壁壘，化身為一個真正的不朽者。
這才是真正的大不朽。
早在1917年的時候，有次教員和張昆弟到湘江游泳，晚上住在蔡和森家里，他們聊天的時候，教員發出一番感慨：
"現在國民性情，虛偽相崇，奴隸性成，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國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
教員期盼的這個人沒有出現，反而是他自己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奮斗，成為一個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洗滌了中國人的舊思想，并將不斷的開發中國人的新思想。
如此功業，亦可稱為大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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