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歌爹、他吹爺，都想爭當締造者

                                                                         你歌爹、他吹爺，都想爭當締造者

由于今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九十周年的整年大慶，因此，中國人民也就更加感懷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毛主席。特別是在七月三十日舉辦的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九十周年文藝晚會上，當久違了三十多年的《毛主席的話兒記心上》和《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等歌聲再次響起在人民大會堂里的時候，中國人民對毛主席的感激與緬懷，也隨之達到了高潮。然而就在中國人民對毛主席的感激與緬懷達到高潮的時候，歌爹與吹爺，也再次出現了一個高潮。

自毛澤東思想被成為“集體智慧的結晶”以來，歌爹吹爺捧伯伯的現象，便高潮迭起。有爹的歌爹，爹不行就吹爺。爹和爺爺都不行的，那就捧大爺（伯伯），真的不亦樂乎。其目的，就是要以分剝毛主席的豐功偉績這種手段，來虛無毛主席并攪亂我國的近現代歷史。總之，不徹底攪亂黨史、軍史和中國革命的歷史，決不罷休。

二○一七年七月五日，朱德的孫子，也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指揮學院院副院長朱和平少將在接受《人民電視》的采訪時，為了要徹底顛覆黨史和軍史，于是這樣說到：“就在十月底到十一月初，爺爺就發動了著名的“贛南三整”，“贛南三整”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解決這支軍隊的建設的一系列的重大問題，也就是解決在探索中國道路過程中的方法和路徑問題。“贛南三整”首先是“天心圩思想整頓”，首先是整頓思想。••••••，••••••。第三個整頓就是‘上堡軍事整訓’。‘上堡軍事整訓’也是做了兩件事，第一是宣布了軍隊的紀律，一切繳獲要歸公，不許侵占群眾的利益。這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兩項紀律。因為我們工農革命軍，是一支人民軍隊，除了打仗以外，還要打土豪、分田地，做群眾工作，建立農村根據地。••••••，••••••。然后于年底順利地發動了湘南起義。湘南起義是我們中國共產黨早期土地革命戰爭中一次相當成功的起義，湘南起義一共涉及了二十多個縣，有一百多萬人參加，其中有六個縣建立了蘇維埃政權。起義軍也由原來的一個團發展到三個師、二個獨立團，一萬多人。湘南起義對我們軍隊更大的貢獻就是，爺爺確定了我們人民軍隊的武裝力量結構問題，就是由主力部隊、地方部隊和赤衛隊組成，就相當于我們現在的主力部隊，就是野戰軍、軍區地方部隊和民兵預備役，這個武裝力量結構，是我們人民軍隊打贏人民戰爭的一個物質基礎。只有這種武裝力量結構才能得贏人民戰爭。

以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湘南起義以后，爺爺就帶著這一萬多人浩浩蕩蕩上了井岡山，和毛主席著名的井岡山會師，紅四軍成立。從此，人民軍隊基本的性質、宗旨、任務、戰略戰術、編制體制就固定下來了。”（見《朱德之孫朱和平談人民軍隊的創建》）

偉大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不同于古今中外任何軍隊的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而創建新型的人民軍隊，那就必須要有新的建軍模式和建軍原則。而創建中國人民解放軍這一新型人民軍隊的建軍原則，最早始于“三灣改編”，發展成熟于“古田會議”。所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模式和建軍原則，完全來自于毛主席的首創、特別是不懈地堅持。然而在朱和平將軍的嘴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模式和建軍原則的創建即使不是全部，但最起碼也有一多半成了他爺爺的了。

“贛南三整”不僅發生在朱德率部上井岡山之前，而且更是發生在朱德領著“南昌起義”的余部八百人藏匿在范石生所部中之前。然而在朱和平將軍看來，經過“贛南三整”之后，朱德領導的“南昌起義”余部八百多人不僅已經變成了人民軍隊，而且還更是在“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過程中的方法和路徑問題”了。

多年以前，某些別有用心的人通過拔高朱德而貶低、污蔑毛主席的人還只是停留在“游擊戰爭‘十六字訣’為朱德首創而非毛澤東”和“朱德軍政雙優教毛澤東打仗，首提抗日持久戰”等這個層次上，可如今在朱德的孫子看來，連創建人民軍隊，創建革命根據地并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的這條中國革命能夠取得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也屬于朱德了。看來用不了多久，在朱德的孫子口中，就會說出“遵義會議”上改變了錯誤的軍事路線，取消了“最高三人團”。“遵義會議”后力挽狂瀾，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的那些事，也都是他爺爺朱德干的。

朱和平將軍可能以為他姓朱，因此就可以可臉造。且不論歷史事實如何，僅是他所講述中的邏輯，就狗屁不通。既然也創建人民軍隊了，既然也知道為誰扛槍、為誰打仗了，既然也創立了游擊戰的戰略戰術了，既然也知道要打土豪、分田地，做群眾工作并建立農村根據地了，那么為什么還要跑到國民黨軍十六軍的范石生所部悄悄藏匿起來呢？人民軍隊和國民黨的軍隊分屬于不同的階級營壘，是水火不能相容的。由于朱德所部能夠藏匿在范石生所部而水乳交融，那么到底是范石生所部是人民軍隊？還是朱德所部是國民黨的軍隊。

如今我國歷史虛無主義盛行，是隨著對毛主席的貶低、污蔑和虛無而發展起來的。而三十多年來我國歷史虛無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就是像從“游擊戰爭‘十六字訣’為朱德首創而非毛澤東”和“朱德軍政雙優教毛澤東打仗，首提抗日持久戰”等，到朱德孫子口中的“因為我們工農革命軍，是一支人民軍隊，除了打仗以外，還要打土豪、分田地，做群眾工作，建立農村根據地”、“爺爺確定了我們人民軍隊的武裝力量結構問題”和“紅四軍成立。從此，人民軍隊基本的性質、宗旨、任務、戰略戰術、編制體制就固定下來了”這樣，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從開始的只是對毛主席等少數人進行貶低、污蔑和虛無，到目前的要虛無掉中華民族歷史上所有的英雄人物。

歷史虛有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是一對血脈相連的孿生兄弟。只要虛有出一部假的歷史，真的歷史也就被虛無沒有了；只要虛有出一個假的朱德，那么也就虛無掉了真的毛主席。當年，就是由于周恩來用虛假的手段把朱德和劉伯承打扮成了“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人并寫進了黨史和軍史，所以，真正策劃、策動并領導了“南昌起義”的李立三、譚平山、惲代英和彭湃等這樣“南昌起義”的真正主要領導人，也就被虛無掉了。

“湘南起義”，最初稱為是“年關暴動”。發動和領導“湘南起義”的領導機關，是中共湘南特委。湘南特委的書記，一九二八年三月下旬之前，是陳佑魁。一九二八年三月下旬之后，為楊福濤。

一九二七年年底，中共湘南特委根據上級的指示，決定在黨的領導能力較強，群眾基礎好的湘南各縣，趁春節之際發動“年關暴動”。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蔣介石和李濟深發覺朱德所部隱藏在范石生的部隊中，遂命令范石生解決朱德所部。然而看在老同學的面子上，范石生不僅沒有解決朱德所部，反而還通知朱德迅速逃走。

逃離了范石生的部隊之后，朱德準備前往廣東的東江地區與“廣州起義”的余部會合。但是當發覺前方有國民黨的方鼎英的部隊后，朱德又率部折回了湖南的宜章縣境內。朱德所部一到宜章中共宜章縣委書記胡世儉和宜章縣農軍的領導人胡少海等人就找到朱德，協商相互配合發動起義之事，于是這便有了朱德智取宜章縣城的經典戰例。

“年關暴動”在宜章打響了之后，隨即，湘南地區的郴縣、耒陽、永興、資興、安仁、祁陽、桂東和桂陽等縣，也紛紛爆發了武裝起義。

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湘南特委在永興縣主持召開了湘南蘇維埃代表大會，決定成立了湘南蘇維埃政府，中共湘南特委書記陳佑魁當選為政府主席。三月下旬，陳佑魁由于在“湘南起義”過程中執行了一條過左的路線而被中共湖南省委撤職，中共湘南特委書記一職，改由楊福濤擔任。然而此時，敵軍已經開始向湘南地區大舉反撲而湘南各地的起義軍，已經無法在當地堅持了。于是，湘南特委在決定向井岡山轉移的同時，又按保存下來的力量多少，對各部起義農軍進行了整編。宜章農軍整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三師，師長胡少海，黨代表陳東日。耒陽農軍整編為第四師，師長鄺鄘，黨代表鄧宗海。郴縣農軍整編為第七師，師長鄧允庭，黨代表蔡協民。永興農軍整編為獨立團，黃克誠任團長，李一鼎任黨代表。資興農軍整編為獨立團，團長李奇中，黨代表黃義藻。

“湘南起義”由于是多股力量共同參與的一場武裝起義，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朱德所部和其他各部農軍分屬不同戰斗序列的這種現象。然而在朱和平少將看來，這卻是他“爺爺確定了我們人民軍隊的武裝力量結構問題”。這真是欲貪天之功為其爺爺所有。

無獨有偶，二○一七年八月三日，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網》上，刊登了一篇據說是劉少奇的兒子劉源上將所寫的題為《不忘初心衛中華，了卻軍民天下事（上篇）》的文章。從這篇文章的題目上不難看出，領導中國人民趕走了帝國主義并打倒了封建主義而結束了半封建本殖民地的苦難，領導中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從而贏得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這樣的“了卻軍民天下事”，都是因為有了劉少奇，這才了卻的。因此，朱和平與劉源這兩位將軍如此地吹爺與歌爹，這對中國人民所熟知的黨史、軍史和中國革命的歷史，可都是顛覆性的。

劉源與朱和平，一個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上將，一個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少將；一個是劉少奇的兒子，一個是朱德的孫子。因而從他們的筆下寫出或口里說出的關于他爹與他爺的個人經歷，其可信度與權威性可想而知。而劉少奇和朱德，一個長期擔任中國共產黨的“二把手”，一個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的唯一總司令。所以，他們的個人經歷，關系到中國共產黨的黨史，關系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史，關系到中國革命的歷史，甚至都能關系到中華民族的歷史。因此，劉源與朱和平如此地歌爹和吹爺，其影響是非常惡劣的。歷史虛無主義者們可能就會以此為史料，進一步虛無中國革命的歷史并進而虛無掉中國共產黨。

近些年來，一些紅二代、甚至包括像周恩來和彭德懷的侄女這樣假冒偽劣的“紅二代”，都無不拼命地往自己的先人臉上涂粉。然而像朱德的孫子朱和平在接受《人民電視》采訪時那樣大尺度地歇吹爺和劉少奇之子劉源在《不忘初心衛中華，了卻軍民天下事（上篇）》一文中這樣斯底里地歌爹，還尚屬首次。

在《不忘初心衛中華，了卻軍民天下事（上篇）》這篇文章中，劉源將軍不僅經常使用移花接木、狗尾續貂、倒轉時間等這樣的手法和模糊、暗示性的文字，首次披露了許多有關他父親的不為人知的“巨大作用和巨大貢獻”，而且其中還更是夾雜了他個人對黨史和軍史中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認識與評價。

對劉少奇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劉源將軍是這樣寫的：“一九二二年春，父親回國，••••••，••••••。七月，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委派劉少奇回湖南任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委員，而毛澤東正是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劉源將軍的這種寫法不僅向讀者進行了這樣的暗示，劉少奇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并使用的重要干部，而且也更為之后無限夸大劉少奇的作用，進行了鋪墊。果不其然，緊接著劉源將軍就對他爹無限制地進行了違背歷史事實的這樣夸大：“九月，黨中央緊急來信，毛伯伯通知父親到安源。”

作為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的“毛伯伯”，只是負責轉達中共中央的指示，負責“通知”劉少奇到安源，可見劉少奇“的確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并使用的重要干部，因此才能擔負那么重要的責任，創建那么多歷史功績。

安源路礦的罷工，自始至終都是在毛主席的策劃和指導下進行的。罷工期間，盡管毛主席沒有親臨前線指揮，但是罷工卻不僅卻始終有黨組織在領導，而且還更有總指揮李立三和副總指揮朱少連親自在前線指揮。而劉少奇，當時不過就是擔任個工人俱樂部方面與資方進行談判的全權代表。

而后，劉源將軍以為中國人都不知道那段歷史，于是便開始不著邊際地歌爹了：

“劉少奇在安源搞工運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在全國工運失敗、處于低潮時，‘如海中孤島，巍然獨存’的安源卻得到完全勝利，實在是幼稚的中國勞工運動中絕無僅有的事‘可謂獨樹一幟，碩果僅存’。父親在那里主事（中共湘區執委兼中共安源黨的領導、工人俱樂部總主任等，一九二四年九月后兼漢冶萍總工會臨時委員長主持工作）兩年多，全國各地的共產黨員聚集此地，最多時占全黨總人數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楊尚昆回憶：一九二五年初全國九百多名黨員，安源占三百多名；羅章龍回憶占近三分之二），當地十五個支部三百多名黨員，上繳的黨費就是黨中央最大的經費來源。安源被稱為小‘莫斯科’！對共產黨人來說，安源既是風云際會之地，又是培訓創新之家，創造出十個‘第一’，其中就有第一支‘工人武裝’。紅色搖籃，名副其實，功莫大焉！

在一九二三年四月下旬之前，在安源地區主事的，是中共安源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李立三。四月下旬，李立三調往武漢，接任安源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的，是朱少連。而劉少奇，只是先代理、后才正式擔任了工人俱樂部的總主任。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由于朱少連被選為中央委員而任中央駐湘粵兩省的委員。因此安源地方執行委員會的書記，改由安源曠工出身的寧迪卿擔任。當年十月，由于寧迪卿要到蘇聯去學習。于是從蘇聯回國的汪澤楷，又接任了安源地方執行委員會的書記。因此，劉少奇根本沒有擔任過中共安源地方黨的領導。不止如此，一九二三年四月，由于毛主席調中央工作而由李維漢接任了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的書記，于是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也發生了變動。新的湘區執行委員會委員為郭亮，易禮容，何叔衡，夏明翰，夏曦，劉少奇不再擔任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因此，在黨內沒有擔任什么職務的劉少奇，在安源兩年多的時間里，能主什么事。不止如此，就是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湖南地區的黨組織參加了大會的安源罷工領導人之一的朱錦堂，也和李立三、王荷波、張太雷、鄧培一道，當選為了中央候補委員而卻沒有劉少奇的什么事。可是接下來的歌爹，劉源將軍卻已經都不知道什么是大言不慚了：

“父親非常注重武裝工人。首先，是宣傳教育。安源工人俱樂部設有保衛民族國家所必需的軍事課程（蕭勁光從蘇聯紅軍大學畢業歸來，到安源講軍事課），教授工友和各地來的黨員，講述勞動階級要維護自己的利益，實現自身解放，必須有自己的武裝。在我黨“第一所黨校”，劉少奇親任校長，講授《共產黨宣言》：共產黨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繼而，就著手實踐。組織起武裝工人糾察團，一九二三年糾察員就達二百人（一九二五年已達八百多人），并改造了礦警隊，以維護礦上工人的利益。已被公認：中國共產黨武裝工農最早的實踐，發軔于安源。這為人民軍隊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極為可貴的、能生長接續的基礎------混沌初始，開天辟地，鼎立中華！

安源地區，的確是建立過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所黨校。但是說劉少奇是這所黨校的校長并還講授過《共產黨宣言》，卻查無實據。

據史料記載，安源的黨校，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開辦的。一九二四年十月至十一月，根據黨中央提出的“要急于設立黨校，養成指導人才”的指示和來安源視察的林育南的建議，中國安源地方執行委員會和共青團安源地方執行委員會接連召開了三次聯席會議，決定聯合辦一所黨（團）校并決定合組“安源工人教育計劃委員會”，兩地委各派五人參與工作，中共安源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汪澤楷任委員長，作為黨領導工人教育事業的機構。黨（團）校分為兩個班，一初級班，專收工友同志，二高級班，在寒假內開課，專收學生同志。黨（團）校的課程安排是每星期三次，教材是《政經淺說》、《大學史》等，教員有汪澤楷、任岳、袁達時、胡士廉和肖勁光等。

由于黨校是我黨培養干部的重要機構，因此其校長歷來由重要領導人來擔任。在我黨的第一所黨校----安源黨校開辦期間，無論是在中共安源地方執行委員會里，還是在共青團安源地方執行委員會中，都沒有劉少奇的職務。因此，劉少奇不可能擔任安源黨校的校長。然而劉源將軍卻不僅認為他爹擔任了黨校的校長，而且還更是親自擔任，以暗示他爹在黨內還擔任著更為重要的職務。劉源將軍，依據何在？

安源工人俱樂部是否設有保衛民族國家所必需的軍事課程，我不知道。但是在安源工作期間的肖勁光盡管在蘇聯進過一段時間的軍校，就被陳獨秀趕回東方大學了。所以在安源工作期間的肖勁光，是從蘇聯的東方大學畢業的。在安源工作期間的肖勁光講沒講過軍事課，歷史上沒有記載。但是擔任安源工人俱樂部游藝股長的肖勁光，文明戲可沒少演。

到蘇聯的東方大學學習不久，一所蘇聯紅軍的初級軍官學校招生，東方大學根據學生填寫的志愿，就推薦了肖勁光、任岳、胡士廉、周昭秋去那所軍校學習。一九二二年年底，陳獨秀率中共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在此期間，陳獨秀聽說肖勁光等人進了軍校，勃然大怒，找到肖勁光等人訓斥到：“胡鬧，誰同意你們學軍事，學軍事干什么?想當軍閥嗎?馬上回東方大學去!京漢鐵路大罷工都失敗了，中國不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勢。”就這樣，肖勁光等人又回到了東方大學。而肖勁光真正進入蘇聯的紅軍大學學習，那已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以后的事了。

在安源罷工開始前，就已經成立了工人監察隊，以維護罷工秩序和社會秩序并防止工賊收買不堅定的工人復工。

罷工，是工人階級以和平的方式，來反抗資產階級剝削與壓迫的一種途徑。因此在罷工中組建由罷工工人所組成的糾察隊，并不是要以暴力的方式來反抗資產階級，而是為了維護罷工秩序和防止工賊的搗亂破壞。這一點，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至十日召開的湖北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由劉少奇組織起草的《湖北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及決議案》中的“對于糾察隊決議案”的第四條就是這樣規定的：“糾察隊為糾察工賊及防治反革命分子之組織；不可用糾察隊去征收會費，以致引起工人對工會或工人糾察隊之懷疑。”因此，把工人糾察隊看作是“中國共產黨武裝工農最早的實踐，發軔于安源。這為人民軍隊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極為可貴的、能生長接續的基礎”的這種認識，實在是荒唐得很。特別是“混沌初始，開天辟地，鼎立中華！”的這一評價，那簡直就是想要天狗吞日了。

從《不忘初心衛中華，了卻軍民天下事（上篇）》這篇文章的全部內容看，劉源將軍不僅要把其爹樹立為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而且還更是要把毛主席創立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理論，也據為其爹所有。因此在文章的開篇，劉源將軍就這樣寫到：“一九二二年春，父親回國，自稱‘從西天取經回來，經不多就是了，這本‘經’，一言以蔽之：武裝工農，奪取政權。’”

蘇聯的東方大學，全名叫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東方大學創辦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其目的是為東方民族培養民主革命的的政治干部。東方大學開設有中國班、朝鮮班、蒙古班和俄國遠東各少數民族班，開辦之處，只有幾百人。東方大學起初的學制為三年，一九二六年后改為四年。東方大學中國班的課程，主要有聯共（布）黨史、國際共運史、俄語和一門西方語言（如英語、法語或德語等）、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運動史、哲學、政治經濟學、列寧主義理論等。

在劉少奇從蘇聯回國后的當年七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由于制定的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的這個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主要綱領，因此那時全體共產黨人都只知道去喚醒群眾，去發動群眾了，而只有劉少奇一人由于懷揣著從蘇聯取回來的“真經”，因而才想到要去武裝工農，奪取政權。特別是因為劉少奇還沒有把他的“真經”告訴毛主席，所以直到一九二七年召開“八•七會議”的時候，毛主席才這樣醒悟過來：“對軍事方面。從前我們罵孫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于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后要非常注重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盡管當年沒有說出來，但是劉少奇的“武裝工農，奪取政權”想法，還是早于毛主席創立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理論。看來，不僅人民軍隊是由于劉少奇“混沌初始，開天辟地”創立的，而且就連“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一理論的知識產權，也應該歸于劉少奇了。

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國人民對劉少奇當年在武漢解散工人糾察隊并將槍支交給了國民黨一事，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因此，劉源將軍不僅要為他爹徹底平反，而且還更是要籍此來把他爹塑造成是人民軍隊的締造者。

“六月底，得知汪精衛要‘寧漢合流’，進行所謂的‘清黨、分共’（國民黨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準備政變攻擊），陳獨秀下令解散工人糾察隊，把任務交給了父親。一方面，作為中共中央委員，他在會議上堅決反對，但又必須執行中央的決定；另一方面，作為工人糾察隊的組織領導者，劉少奇與二十九歲的同齡人周恩來等謀劃，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表面上解散，交出破槍、梭鏢和棍棒，實則秘密轉移這部分寶貴的武裝力量，將三千名糾察隊精銳連同較好的槍械裝備，輸送到葉挺與賀龍的部隊里，正式加入中共掌握和影響的國民革命軍，為二十天后的南昌起義注入生力軍。當今，所謂劉少奇的‘卷旗不繳槍’，專指此時此事。這就使工農武裝的雛形，變為八一起義之前我黨所掌握的正式武裝力量，成為人民軍隊的前身。

人民群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劉少奇當年在武漢解散工人糾察隊并交槍一事的批判，確實有些無理。而之所以會造成無理，就是人民群眾那是用衡量毛主席的標準，來要求劉少奇等人了。當時的武漢工人糾察隊有五千多人，三千多條槍。如果是毛主席來處理此事，那肯定就會拉著這支隊伍上井岡山為人民打天下去了。然而由于劉少奇等人沒有毛主席的那種遠見卓識，因而解散交槍，也就自然而然了。

為了表明沒有參加“南昌起義”的劉少奇在“南昌起義”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比那些參加了起義的主要領導人的作用都大，劉源將軍還拉出了聶榮臻元帥來為其助威：

“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臨時常委決定南昌起義，派前敵軍委書記聶榮臻上廬山面見劉少奇，秘密通告起義計劃。聶帥晚年時對母親和我說：‘那個時候，我們黨認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漢糾察隊在軍隊中最受信賴，而這些工人最聽少奇的。少奇了解他們，在他們中間有威信。’父親表示一定參加，后因起義倉促提前，沒能趕上。在革命戰爭中‘那部分工人的確是最勇敢頑強的’，越是可靠、英勇、頑強，犧牲就越多，‘最堅定的戰士早早拼光了’。”

聶帥這是故意耍滑頭，還是虛情假意地示好。我們黨認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漢糾察隊在軍隊中最受信賴，這肯定是事實。然而如果說“這些工人最聽少奇的。少奇了解他們，在他們中間有威信”，那可就與歷史事實不相符了。

不只是武漢的工人糾察隊，就是湖北三十多萬的工會會員，也最聽他們的向大哥---向忠發或是項英和李立三的。在武漢幾十年的生活經歷和入黨后始終在武漢工作，不僅向忠發或項英對工人們最了解，而且工人們也很聽向忠發或項英的話。而從一九二三年四月算起，李立三也在武漢領導了工人運動四年多。那么只在武漢工作了半年的劉少奇對武漢的工人，能有多少的了解。武漢的工人，又有幾人能夠了解剛來半年的劉少奇，又根據什么最聽劉少奇的。然而為了把劉少奇偽造成是“南昌起義”的遙控指揮者，不知是劉源將軍，還是聶榮臻元帥，就是這樣不顧邏輯地胡說八道。

不只是“南昌起義”，就連“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之功。劉源將軍也要替他爹全都承包下來。

“接下來是九月的秋收起義，在湘贛邊區多地，工農揭竿而起。如果要確定標志性的地點，應該是在毛澤東開會發動起義的安源，起義組成的三個團中，有一個整團（二團和三團一部）是安源工人（主要是工人糾察隊和礦警隊，持槍械）。南昌起義是以國民黨名義，打的還是國民革命軍青天白日旗號；秋收起義第一次打出了共產黨的紅旗，‘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那么，工農革命軍（后稱工農紅軍）的‘工’，當時的體現者是誰？主力就是安源工人。顯然，這同劉少奇多年的工作基礎和教育成果，有重要而又直接的關聯。

接著是廣州起義，同樣以工人糾察隊為骨干，因失敗沒有接續，不贅述——謹向當年所有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當年，最著名、最初的三大起義，都有工人階級的重要成分。為什么重點介紹同為漢冶萍的武漢和安源工人糾察隊呢？因為他們是構成南昌起義（黨員骨干）和秋收起義（工人主力）的重要力量，血脈延續至今，稱其為人民軍隊最早的雛形，當之無愧！這跟劉少奇多年領導的工人運動密不可分，早已功載春秋。

我說的這些，均有確鑿的史料，在諸多文章和文獻里都有銘記。但是，很少有人將建立工農武裝、人民軍隊與工人運動聯系起來。聶榮臻的回憶，意味深長地道明了兩者之間的因緣：為什么要將南昌起義提前通知少奇呢？就是因為他做了大量的鋪墊和發動工作。

之后的幾十年間，父親與國防、軍事、軍隊的關系日益密切，終其一生，他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奮斗不息、舍生忘死！他為人民軍隊的創建和壯大，為根據地的創立和擴大，為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和建設，做出極其突出的貢獻，可謂文韜武略、功勛卓著！”

在劉源將軍看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在“土地革命戰爭”期間能夠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這三大起義，都是因為他爹“做了大量的鋪墊和發動工作”。而且中國共產黨武裝工農最早的實踐，人民軍隊的創建，都是他爹完成的。因此，他爹為人民軍隊的創建和壯大，為根據地的創立和擴大，為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和建設，不只是具有“做出極其突出的貢獻，可謂文韜武略、功勛卓著”這樣的才能和貢獻，而且還更擁有“混沌初始，開天辟地，鼎立中華”這樣盤古開天的開創之功，起到了頂天立地的柱石作用。

從朱和平的講述和劉源的文章對比看，上將就是比少將的水平高，文章就是比講述更精彩。與朱和平少將的講述相比，劉源上將的文章不僅更加生動，而且對毛主席的虛無，對中國共產黨黨史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的篡改，也更加徹底。

劉少奇的確是為中國革命做出過一定的貢獻，這一點，中國人民會永遠銘記。但是說劉少奇“為人民軍隊的創建和壯大，為根據地的創立和擴大，為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和建設，做出極其突出的貢獻，可謂文韜武略、功勛卓著”，全國人民都將嗤之以鼻。然而劉源將軍為了歌爹，卻竟然不顧廉恥地滿嘴跑火車。

對于“為什么要將南昌起義提前通知少奇呢”？聶榮臻在自己的《聶榮臻回憶錄》中，是這樣寫的：“按照恩來通知給的任務，我還專程去通知了劉少奇同志。在九江，我通過林伯渠同志的弟弟林祖烈，了解到少奇同志的住處，他當時似乎因為患肺病在療養。我同他見面后，通知他中央決定要在南昌起義，要他有所準備，注意自己的安全。”

聶榮臻這次上廬山的時間，是一九二七年的七月二十一日。和聶榮臻一同上廬山的，還有李立三和鄧中夏。他們去廬山的目的，也不是為了通知劉少奇，而是要把武裝起義的決定，告訴在那里休養的蘇聯顧問鮑羅廷和已經內定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瞿秋白以及張太雷并征求他們的意見。聶榮臻元帥在回憶中盡管使用了“專程”這一詞匯，但是一個“還”字，就說明他的此次廬山之行，還負有比通知劉少奇“要他有所準備，注意自己的安全”更為重要的任務。因此，為了討好，盡管聶榮臻說是專程，但實際上不過就是順路而已。把聶榮臻元帥只是“要他有所準備，注意自己的安全”而才將“南昌起義”的消息提前通知了劉少奇一事，就幻想成了是“因為他做了大量的鋪墊和發動工作”，這也太自作多情了吧。

按照聶榮臻的回憶，他之所以把準備在南昌舉行起義的消息通告給劉少奇，是為了讓要他有所準備，注意自己的安全，并不是讓他來參加起義。而劉少奇也并沒有向聶榮臻表示要去參加起義。劉少奇是在七月二十一日得知中央決定舉行武裝起義這一消息的，“南昌起義”是在八月一日爆發的。如果劉少奇真的打算去參加起義，那么就是爬，九天多的時間也能爬到南昌，可見劉少奇當時真是病得很厲害。

劉源將軍說他爹得知將要舉行“南昌起義”的消息后，表示一定參加。而劉少奇后來沒有參加“南昌起義”，是由于“后因起義倉促提前，沒能趕上”。

劉少奇是由于身體的原因還是思想的原因而沒有去參加“南昌起義”，根本沒有考證的必要。可是劉源將軍為了歌爹而把劉少奇沒有參加“南昌起義”原因歸罪于“南昌起義”的提前，這可實在是說不過去。

“南昌起義”的發動時間，確實是提前了。提前了多少，中國人民都知道，提前了兩個小時。從八月一日的凌晨四點，提前到凌晨兩點。兩個小時在九天多的時間里，能占多少。劉少奇得知將要在南昌舉行起義的消息時，賀龍與葉挺的部隊還沒有開到南昌呢。如果劉少奇真要想去參加起義，就是起義發動的時間提前八天，他都能趕上。

劉少奇沒有能夠參加“南昌起義”，這本來算不得什么，可是劉源將軍為了能讓他爹也分上“南昌起義”之功的一杯羹，竟然借聶榮臻元帥之口，編造出了“武漢糾察隊在軍隊中最受信賴，而這些工人最聽少奇的。少奇了解他們，在他們中間有威信”，因此就為“南昌起義做了大量的鋪墊和發動工作”的這樣一個離奇故事。

劉源將軍之所以死死咬住武漢和安源這兩支工人糾察隊不松口，就是由于武漢的工人糾察隊中，確實有些人參加了“南昌起義”。而劉源將軍他爹劉少奇，也的的確確與這支工人糾察隊，有那么一點關系。因此，劉源將軍只有這樣做，才有可能把他爹劉少奇打造成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而至于參加了“秋收起義”的那支安源工人糾察隊，已經與劉少奇沒有了絲毫的聯系。

劉少奇離開安源后的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贛西鎮守使李鴻程派兵兩個營和安源煤礦的礦警隊兩個連封閉了安源路礦俱樂部，當場開槍打死了三名工人，打傷了數十人，制造了“九月慘案”。慘案發生的當天，中共安源地方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副總主任黃靜源等黨、團和俱樂部干部以及工人骨干七十多人被逮捕。隨后，李鴻程在安源發布了戒嚴令，安源路礦當局解雇了六千多名工人并將外地的工人押解出境。同時，為了免遭毒手，朱少連和時任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總主任的陸沉等一大批黨團干部與幾千名工人，則逃離了安源。轟轟烈烈的安源工人運動，遭到了殘酷的鎮壓。

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北伐軍從湖南打到了江西萍鄉。十日，朱少連和原俱樂部干部劉暢炎、周懷德一同回到安源。朱少連等人回到安源之后，馬上把工人重新組織起來并對那些曾經鎮壓過工人運動的反動家伙進行了處理。隨后，安源路礦俱樂部得以恢復并進而成立了萍礦總工會。而在工人俱樂部恢復的同時，工人糾察隊也得以恢復并對礦警隊進行了改造。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秋收起義”時，這支安源工人糾察隊和礦警隊以及一部分農軍，被編為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團，由農軍隊長王新亞任團長。只是這時的這支安源工人糾察隊，根本就與劉少奇沒有絲毫的聯系。特別是這個以安源工人糾察隊和礦警為主編成的第二團，在起義發動之后沒有多久就被打散了，團長王新亞也不知所蹤。所以，第二團不僅沒有成建制，而且就連分散的個人，也沒有幾人跟隨毛主席上了井岡山。因此，劉源將軍的“中國共產黨武裝工農最早的實踐，發軔于安源。這為人民軍隊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極為可貴的、能生長接續的基礎”這一毫無歷史依據的結論，純屬就是為了歌爹。

安源“九月慘案”發生后，黃靜源先是被押解到萍鄉，在受盡酷刑之后，仍然沒有屈服。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敵人將黃靜源押解回安源，在原工人俱樂部門前廣場，公然殺害。黃靜源被殺害的兩個之后的十二月十六日，劉少奇也被捕了。因而后來有人據此而推導出劉少奇投敵叛變當了特務，然而這一推理是不嚴謹的。盡管黃靜源的被害和劉少奇的被捕在時間上差不多，但是兩人被害和被捕的地點卻相距甚遠。黃靜源是在江西的安源被害的，而劉少奇卻是在湖南的長沙被捕的。殺害黃靜源的是江西軍閥，釋放劉少奇的是湖南軍閥。封建軍閥的反動性盡管是一致的，但是各行其是也是他們的主要特點。否則，也就不是軍閥了。因此，認為既然江西的軍閥能夠殺害黃靜源，那么湖南的軍閥也一定會殺害劉少奇的這一邏輯推理，是不成立的。

黃靜源的被害與劉少奇的被捕，當然沒有絲毫的關系。可是安源“九月慘案”之所以遭受到如此嚴重的損失，卻也劉少奇密不可分。劉少奇在當上了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總主任之后，有點得意忘形了，竟然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編印了《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罷工勝利周年紀念冊》和《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第二屆報告冊》這樣兩本小冊子公開出版。在這兩本小冊子中，詳細刊載了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第一和第二兩屆全體工作人員及工人代表的姓名、年齡、籍貫和任職情況。慘案發生時，敵人就是拿著這兩本小冊子，按照上面的名單，到處抓人。

“南昌起義”的隊伍中，的確有一些原武漢工人糾察隊的隊員。但他們既不是“構成南昌起義（黨員骨干）重要力量”，也沒有“血脈延續至今”。因此“稱其為人民軍隊最早的雛形”，純粹胡扯。

“南昌起義”的重要力量，是賀龍與葉挺的部隊，而其中黨員骨干的力量，是葉挺部隊中的那些共產黨員。而使“南昌起義”的血脈能夠延續至今的，是朱德帶上井岡山的那八百人。而這八百人，絕大多數都來自原李漢魂的第二十五師。由于李漢魂是個反動透頂的家伙，所以根本不可能接受武漢工人糾察隊。而武漢工人糾察隊，也更不敢去投奔他。因此，武漢工人糾察隊的血脈延續至今這種說法，純粹就是對歷史的胡編亂造。

武漢不僅是我國出現共產主義小組的地區之一，而且更是我國工人運動開展的最早地區之一。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的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武漢就發生了共產主義小組成員鄭凱卿領導的工人罷工并取得了勝利。此后，不僅武漢的工人運動發展迅猛，而且還更是涌現出了林育南、項英、李立三、向忠發和許白昊等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湖北省總工會成立，向忠發當選為委員長，項英當選為副委員長兼工人糾察總隊隊長。十月二十一日，劉少奇從廣州來到武漢。補救劉少奇接替許白昊，擔任了湖北省總工會的秘書長。

在擔任了湖北省總工會的秘書長之后，劉少奇對武漢工人糾察隊的建設，或多或少能起點作用。然而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那些著名工人運動領袖齊聚武漢，對武漢工人糾察隊的建設，難道其他人就一點作用也不起嗎。什么“這跟劉少奇多年領導的工人運動密不可分”，純粹是大言不慚。

武漢解散交槍之后，中國革命出現了低潮，因此文章寫到這里，劉源將軍就寫他爹如何去做地下工作去了。而在寫劉少奇在做地下工作的過程中，劉源將軍提到了這樣的兩件事。關于這兩件事，劉源將軍是這樣寫的：

“父親剛到奉天（今沈陽）不久就出了意外。他與省委二號人物孟堅（孟用潛）到紗廠了解罷工準備情況，由于叛徒告密，在大門外被廠衛抓捕。被關押十多天后，法庭宣判“證據不足，不予起訴，取保釋放”，他與死神擦肩而過。這既突顯出白區工作事必躬親的涉險實干，又反映出當時革命環境之惡劣艱險。

這里插句題外話：這次經歷，與一九二五年（國共合作時）父親在長沙被軍閥扣押、一九二七年在武漢的“卷旗不繳槍”，本都是他出生入死鬧革命的殊榮奇跡功勛。四十年后，卻被誣蔑構陷為黨史上最大冤案的主要“罪行”，成為顛倒黑白之典型載入青史。”

劉少奇在沈陽被捕一事，發生在一九二九年的八月二十二日。劉少奇被捕的原因，是叛徒告密。既然是叛徒告密，那么敵人只要讓叛徒在法庭上指認劉少奇是共產黨，不就不存在證據不足的這一問題了嗎。敵人難道就這么傻，沒有想到讓叛徒在法庭上指認劉少奇？敵人為什么沒有讓叛徒在法庭上指認劉少奇呢？

非常湊巧，就在劉少奇在沈陽被捕的八天后的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在離沈陽只有五十公里遠的撫順，被劉少奇派往那里擔任撫順特支書記的楊靖宇和撫順特支的大部分成員，也因為叛徒的告密而被捕了。同樣，在法庭上，告密的叛徒也沒有出來指認楊靖宇。然而與只被關押十幾天就釋放了的劉少奇不同，被捕后的楊靖宇不僅遭受了各種酷刑，而且還更是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被判處了一年半的有期徒刑。

告密楊靖宇的那個叛徒，直到目前也沒有查清楚到底是誰。為什么沒有查清楚，是因為沒有人去查。而當年敵人之所以沒有讓這個叛徒在法庭上指認楊靖宇，看來是為了保護這個叛徒而長期使用。

告密劉少奇的那個叛徒，名叫常寶玉，是我黨組織在奉天紗廠的黨支部書記。這樣的人由于對我黨內部，特別是高層的情況，往往知道的不是太多，所以對敵人來說，不過就是個沒有多大使用價值的小人物，因而也就沒有為了長期使用而保護起來的必要。

劉少奇在一九二五年的時候，就曾經被捕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劉少奇在湖南長沙，被湖南軍閥趙恒惕的戒嚴司令部逮捕。直到一九二六年的二月上旬，才獲準釋放。

劉少奇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太多的傳奇。可能是覺得不夠，現在又由他的兒子來湊。因此，劉少奇不應該名叫少奇，而應該改名為多奇才是。

任何事物的發展，既有其必然性，但也存在著一定的偶然性。劉少奇兩次被捕都能安然脫險，可能就是偶然性起了決定的作用。而朱德能夠上井岡山實現與毛主席的會師，同樣也是偶然性起了決定的作用。

“湘南起義”發動了之后，由于采取了過左的燒殺政策而失去了人民群眾的支持，因此起義軍無法在當地堅持斗爭。于是起義的領導機關中共湘南特委決定包括朱德領導的“南昌起義”余部在內的起義軍向井岡山轉移并派湘南特委的軍事部長周魯先上井岡山，要求毛主席帶兵下山接應。然而剛剛擺脫了敵人的追擊，以楊福濤為書記的中共湘南特委和以席克思為書記的共青團湘南特委的人覺得他們是湘南的特委，守土有責，因此應該不避兇險而留在湘南堅持斗爭。于是，楊福濤與席克思不顧陳毅等人的勸說，帶著湘南兩委的七十多人離開了起義軍的主力部隊，前去衡陽打游擊。然而由于半路上遭到地主武裝的襲擊，楊福濤和席克思以及湘南兩委的大部分人，都壯烈犧牲了。

“湘南起義”的領導機關湘南特委離開了起義軍的主力部隊之后，起義軍又出現了群龍無首的狀態，所以，又該朱德站出來登高一呼了。這次不用什么動員，也不用什么整不整，大家只要向著井岡山的方向跑就是了。于是，攜家帶口，扶老攜幼，推車挑擔，一萬多人，浩浩蕩蕩地上了井岡山。因此，這才有了后來的井岡山朱毛會師，這才有了后來的朱軍長，朱軍團長，朱總司令。而如果楊福濤等人為了躲避眼前的兇險而前往井岡山，那么就不是什么朱毛會師，而是楊毛會師了。

由于歷史是既成的事實，因而也就沒有了如果。或許這就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吧。

王光美曾經回憶一九八○年的春節前她帶著孩子們去看望聶榮臻元帥的時候，聶榮臻元帥與她在談起劉少奇的時候，曾經望著窗外而陷入沉思并自言自語地說：“最堅定的戰士早早拼光了。”

聶榮臻元帥所說的“最堅定的戰士早早拼光了”這句話，不僅很符合哲理，而且也更是中國革命慘烈歷史的真實寫照。陳延年、陳喬年、趙世炎、夏明翰、向警予、惲代英、蔡和森、楊開慧、毛澤建與瞿秋白等，不僅早早就犧牲了，而且還更是僅僅被捕一次，就被敵人殺害了。

盡管劉源將軍說他所寫的“均有確鑿的史料”，但他所寫的那些內容，卻的確也有違背史實之處。

為了充分地體現劉少奇在長征中的重要作用，劉源將軍在《不忘初心衛中華，了卻軍民天下事（上篇）》一文中，還編造了這樣一個非常生動逼真的小故事：

“過草地時，父親前后招呼部隊行進，即時果斷下了道小命令：所有女兵分散至各男兵部隊，由男兵照顧。直至長征結束，紅一方面軍的女兵一個也沒死，全部活下來！籌糧委主任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措施，為我們老紅軍贏得人人稱道、令人自豪的大榮光！”

在紅一方面軍的長征隊伍中，不僅只有三十名婦女，而且也沒有一名的普通戰斗女兵。與紅四方面軍長征隊伍中的那些不僅大批犧牲了，而且就連姓名也大多沒有留下來的普通戰斗女兵不同，紅一方面軍中的這三十名婦女，不是領導干部的妻子，就是關鍵崗位上的未婚女干部。她們中有博古的妻子劉群先，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毛主席的妻子賀子珍，共產國際派來的顧問李德的妻子肖月華，李富春的妻子蔡暢，李維漢的妻子金維映，鄧發的妻子陳慧清，凱豐的妻子廖似光，周子昆的妻子曾玉，羅明的妻子謝小梅，毛澤民的妻子錢希鈞，楊尚昆的妻子李伯釗，曾山的妻子鄧六金，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的妻子吳仲廉，中央軍委總衛生部部長賀誠的妻子周越華，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的妻子邱一涵，紅八軍團民運部長戴元懷的妻子李桂英，紅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的妻子楊厚珍。其他的十一人是：劉英、危拱之、王泉媛、鐘月林、謝飛、李堅貞、危秀英、劉彩香、吳富蓮、甘棠、李建華。

紅一方面軍中的這三十名婦女在長征的過程中，或是照顧生病負傷的丈夫，或是大多在干部休養連隨軍行動，還有在總部機關工作的。長征途中，她們或是在丈夫身邊時有丈夫的警衛員照顧，或是在干部休養連時前后都有戰斗部隊掩護。因此何須劉少奇“即時果斷下了道小命令：所有女兵分散至各男兵部隊，由男兵照顧”。另外，紅一方面軍中的婦女也不是一個也沒死。一四兩個方面軍會師后，在紅軍總部的吳富蓮和王泉媛等人隨左路軍行動。先是隨張國燾南下，后被徐向前和陳長浩帶著西征，最后被由于西路軍馬家軍打敗而被俘。被俘之后，吳富蓮寧死不屈，以吞針的慘烈做法而壯烈犧牲。

黨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過草地時，盡管只剩下了 七八千人，但最高領導人，仍然是毛主席。而最高軍事指揮員，這時已經換成了彭德懷。因此寫到這里的時候，劉源將軍又在使用“父親前后招呼部隊行進”這樣模糊性的文字，對讀者進行暗示了，讓人儼然感覺劉少奇才是忙前忙后的最高指揮官。

自古道：軍令如山。可是劉源將軍卻稱他爹的這道子虛烏有的命令，只是個“小命令”。因為這樣不僅有助于其掩蓋對歷史真相的篡改，而且也更顯得有幾分俏皮。

劉源將軍他爹劉少奇主席，那就夠荒誕的了。可是劉少奇主席的兒子劉源將軍，比他還荒誕。當初，劉少奇的荒誕，還只不過就是在“大躍進運動”中視察江蘇時，當聽到一位鄉黨委書記匯報說當地的糧食畝產已經達到一萬斤時，滿臉嚴肅認真地指示到：“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里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的這種程度。可是有誰能夠想到，而今，劉源將軍卻竟然都能荒誕到“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當時，工人運動是我黨最重要的工作，有工運才有黨，‘工會工作在先，黨的工作在后’。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在黨的武裝部隊中地位當然也高”的這種高度

劉少奇不僅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公認的工運領袖之一和中國共產黨當年在“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而且也還有自己的一套理論、組織和政權建設的主張。因而按照劉源將軍的邏輯，不僅中國人民解放軍，而且就連中國共產黨，也應該是劉少奇締造的。所以，劉源將軍的這篇文章，通篇都是對中國共產黨黨史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以及中國革命歷史赤裸裸的篡改。

當年的我國與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這種落后社會狀態，不僅造成了我國的資產階級不強大，而且也導致了我國的無產階級隨之不強大。特別是我國的無產階級由于形成的時間更短而不成熟，大多數的工人剛由農民轉變而來，仍然還保留著農民的那種心理和習慣。因此那時我國的工人運動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由黨來推動并引導的。“安源罷工”、“二•七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等我國歷史上著名的工人運動，莫不是如此。而中國共產黨雖然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但是中國共產黨卻不是在中國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所進行的階級斗爭中自發產生的，而是蘇聯“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的。因此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的那些黨員，大多是來自覺醒了的知識分子。而后，當中國革命由于“城市中心論”的失敗而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和人民軍隊的戰士，又主要是來自農民。而要把以農民為主所組成的政黨和軍隊建成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和無產階級的新型人民軍隊，那就必須要對其中的每名成員進行無產階級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這就是毛主席為什么要明確思想建黨和政治建軍這一原則的根本原因和成功之處。就是由于我們的黨和軍隊最初是由知識分子和以農民為主建立起來的，所以盡管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但是工人出身的人在黨內和軍內的地位也并不高。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只有向忠發這一個最高領導人是工人出身，可是最后還叛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十位元帥，七個是舊軍人出身，三個是知識分子。十位大將中，的確有一個工人出身徐海東。但徐海東大將軍銜的獲得，靠的是其對中國革命所做出的突出貢獻，而不是憑借其工人階級的出身。

為了增加自己文章的權威性和可信度，在文章中，劉源將軍還多次抬出聶榮臻、彭真和楊尚昆等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來為其占臺助威。

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由于他們漫長的革命經歷，因此他們所說的那些事，史實性當然也就很強。然而在老一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也有不少的“禿子的腦袋-----滑頭”。而楊尚昆，可能就是其中最滑的一位。據說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有一個美國的記者向楊尚昆這位沒有任何疑義的“遵義會議”的參加者求證鄧小平參加沒參加“遵義會議”，楊尚昆回答的可以說是滑得出奇的“葫蘆話”：“周總理說小平同志參加了，當時擔任會議記錄，他是黨中央秘書長。”

“遵義會議”開了三天，如果說鄧小平參加了會議，可楊尚昆卻沒有看到他；如果說鄧小平沒有參加會議，可楊尚昆又說聽周總理說過鄧小平參加了會議。這樣的回答，實在是讓人哭笑不得。而如果誰的膽子大想繼續求證，那就去問周總理好了。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竟然還有這樣的風采。所以，鄧小平到底參加沒參加“遵義會議”這件歷史大事，就在楊尚昆這樣的“葫蘆話”中，變得糊涂起來。中國有這樣的歷史當事人在，歷史虛無主義不泛濫，那就奇了怪了。

當前我國的歷史虛無主義嚴重泛濫，其實就是從那些紅二代、甚至是某些紅一代的身上開始的。

一九八四年的七月一日，在否定、貶低、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主席還沒有成氣候的時候，《人民日報》刊登了曾任八路軍南下支隊政治委員的王首道所寫的一篇題為《衷心的敬佩，深切的懷念-----參觀彭德懷同志故居感懷兼憶彭總生平》的文章。在這篇“感懷兼憶彭總生平”的文章中，為了表明彭德懷的清正廉潔，王首道還專門提到了彭德懷的侄子彭起超：

“到一九四四年，黨中央決定王震同志和我帶領南下支隊，到南方去建立抗日根據地。臨行前彭總將他的侄子彭起超交托給我，要我們帶他一起南下。彭總當著我們的面，一再叮囑他的侄子，要刻苦學習，要艱苦樸素。南下中生活很艱苦，但他一再要求我對他的侄子嚴格要求，生活上不要照顧，更不許吃小灶。彭總為了發揚革命的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不僅自己身體力行，而且這么嚴格要求他的侄子等。這種精神是很感人的，很值得我們敬佩。”

八路軍南下支隊從延安出發的時間，是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十日。因此從王首道的回憶文章中應該看出，彭起超應該最遲是在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十日前參軍入伍的。然而在《彭德懷傳》的第六章《保衛中央革命根據地》這一章的第三節《失利贛州》這一節里，關于彭起超參軍入伍的過程和時間，卻是這樣記述的：

“十五年后，彭德懷的侄兒彭起超參軍到延安，第一次和伯伯見面，彭德懷就告誡侄兒要永遠忠于革命，‘如果有二心，我就親手斃了你！’‘如果我反對革命，你也可以斃了我！’”

盡管王首道說彭起超是在延安參軍的，但是王首道卻都沒有說只有十五歲的彭起超，是如何到達延安的。

二○○七年七月記者趙曦在北京彭梅魁的家中對彭德懷的侄女彭梅魁進行采訪時，彭梅魁在接受采訪的過程中卻談到了彭起超去延安的經過。以下，就是采訪過程中記者與彭梅魁的對話：

“記者：事實上，黨組織一直關心你們家的情況，關心著烈士的后代。一九四五年，王震將軍派人到您家捎來有關您伯伯的消息，并把您母親接走見王震將軍。你們對這事情的印象一定很深刻，當時有沒有害怕母親回不來了？
　　彭梅魁：當時非常擔心。那是一九四五年的時候，有一個農民打扮的人來到我們家，說他是王震將軍派來的。他跟我母親和嬸嬸說要她們到鹽阜去，說有了伯伯的消息。那是特殊時期，我媽媽跟嬸嬸信也不好，不信也不好。后來我媽媽決定，不信也得信，她們兩個決定豁出去了。她們兩個就跟那個人走了，走的時候跟我說，要是明天不回來，你就帶著弟弟到延安去找伯伯。等到第二天，媽媽和嬸嬸高興地回來了，告訴我們，她們見到了王震將軍，還說要我和起超、愛蘭（都是叔叔的孩子）一塊兒去。
　　那時我正生病打著擺子，媽媽從王震將軍那里給我拿來了藥，吃了以后我就好了。后來我們去見了王震將軍，他問我，你能走動嗎？你會騎馬嗎？我說我不會騎，但我能走。他考慮了一會兒，跟我和愛蘭說，你們女孩子，還是暫時不去為好，以后再說吧。那次我們倆就沒走，彭起超跟著王震將軍走了。一個能上學的機會沒有了，我的心里特別難受。”

從《彭德懷傳》里的記載和彭梅魁的回憶里可以得知，彭起超從家鄉是跟著八路軍南下支隊返回延安時才于一九四六年第一次達到延安的。而且他到延安之后，也并沒有參軍入伍去保衛延安，而是被他伯伯彭德懷送到了學校去讀書。

身為老革命，地地道道的紅一代的王首道，卻居然也能無中生有地編造出一個如此生動的故事來偽造歷史。如此一來，歷史虛無主義又怎能不盛行。王首道這是什么樣的個人品質？怎能如此地睜著眼睛胡說八道？看來王首道不應該名叫王首道，而是應當改名為王八道了。

三十多年來的歷史虛無主義泛濫，不僅造成了當前我國社會價值觀的錯亂、甚至是顛倒，而且也更將導致我們這個民族，找不到能夠通往未來的方向與出路。

劉源將軍說他爹給自己起的衛黃這個名字的意思，是要保衛黃種人。那時的中國，可謂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還想去保衛整個黃種人。估計他爹如果聽到這樣的話，都能氣得從墳墓來爬出來揍他。而東條英機和南京大屠殺的元兇松井石根等人聽了這樣的話會很高興，因為當年的日本就是以把黃種人從歐美的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為借口，而發動了大東亞圣戰。因此，衛黃是為了保衛炎黃子孫，倒還差不多。

目前劉源將軍還只是寫出了《不忘初心衛中華，了卻軍民天下事》一文的上篇，那么在下篇中，劉源將軍可就應該寫到他爹在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了，只是不知劉源將軍會不會寫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由于他爹的那些所說所為而產生的那些惡劣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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