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12月5日的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2015年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穩定糧食和主要農產品產量，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從主要追求產量增長和拼資源、拼消耗的粗放經營，向數量質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競爭力、注重可持續的集約發展轉變。
如何轉變我國的農業發展方式，從過去單純地拼資源，過渡到可持續的發展，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其實土壤污染就是問題之一。中國土壤污染的現狀如何?如何解決土壤污染?
根據國家統計局糧食生產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糧食總產量達60194萬噸，首次突破6億噸大關，實現了糧食產量十年連續增長。與此同時，隨著人們逐漸提高的生活水平以及對食物多樣化的 需求，在近十年來我國果蔬、肉蛋類產量也呈現增長。我國用全世界9%的耕地養活了22%的人口，同時在這片土地上還生產出了世界上近50%的生豬，50%的蔬菜等。取得這樣的成績固然是可喜的，但隱藏在糧食安全背后的問題不容忽視。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更多的人進入中產階級，我國食物供給不僅面臨數量安全，而且還面臨質量安全，如何滿足這種數量與質量的雙安全，對我國人均資源稀缺的國度的確是一大挑戰。
三大土壤退化問題敲響糧食安全警鐘
2014年4月，我國環保部和國土資源部聯合發布了全國土壤公報，報告顯示全國土壤總的點位超標率為16.1%，其中輕微、輕度、中度和重度污染點位比例分別為11.2%、2.3%、1.5%和1.1%。今 年6月4日，中國環保部公布了2013年環境狀況公報，其中指出土壤問題愈益嚴峻。從土壤退化和侵蝕來看，全國年內凈減少耕地面積為8.02萬畝，現有總侵蝕面積為2.95億公頃，占國土面積的30.7%。
土壤污染和退化問題近年來已成為公眾關注的熱點。土壤退化，包含土壤侵蝕、鹽堿化、沙化、酸化、肥力貧瘠化及污染化等，通常是人類活動而非自然事件引起的，其后果是土地系統的生物生產力明顯下降。土壤退化中的耕地減少、肥力下降、污染問題與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密切相關。
耕地面積直接影響糧食產量。“堅守十八億畝耕地紅線”一直是我國保證糧食安全的重要政策方針。根據全國第二次土地調查后發布的土壤公報來看，全國的農用地64646.56萬公頃，其中耕地13515.85萬公頃(20.27億畝)。相比與2009年的調查數據，全國的耕地面積多出了約2億畝。根據國土資源部的分析，這是由于受調查標準、技術方法的改進和農村稅費政策調整等多因素的影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多出的耕地一部分需要退耕還林、還草、還濕、休耕，一部分污染嚴重，還有相當數量的耕地存在表土層破壞，地下水超采的情況。同時，每年耕地面積因為 侵蝕等因素不斷減少。總之，我國耕地保護形勢依然嚴峻。
化肥農藥等技術的發展是我國糧食實現十年增長的重要推動力，但大量施用也會導致土壤板結，肥力下降。我國耕地總量占世界的9%，化肥和農藥的消費量卻分別占世界的35%和20%。事實上 ，全國每年的化肥使用量為4637萬噸，按播種面積計算達每平方公里40噸，遠遠超過發達國家為防止化肥對土壤和水體造成危害而設置的22.5噸的安全上限。由于我國農田重用輕養的現象較 為普遍，農田肥力逐漸成下降的趨勢，具體表現為土壤退化、耕性變差、耕層變淺、保水保肥能力降低。據報道，由于土地結構利用不當，目前我國低肥力的耕地已占總耕地的三分之一。
此外，農村土壤污染已成為不容小覷的問題。根據2010年環保部發布的《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農業污染源已超過工業和生活污染源，成為污染的最大貢獻者。過度的化肥農藥施用，過密的養殖業不僅使得局部地區出現土地的重金屬超標的情況，并且引起了河域甚至地下水的污染。該調查顯示，農業污染源是化學需氧量的最大貢獻者，排放量占四成以上。農業源是總氮 、總磷排放的主要來源，其排放量分別為270.46萬噸和28.47萬噸，分別占排放總量的57.2%和67.4%。農業源污染中比較突出的是畜禽養殖業污染，其化學需氧量、總氮和總磷分別占農業源的 96%、38%和56%。土壤污染和水體污染不僅對現有的生態環境體系造成了巨大的破壞，還直接影響污染產區的食物數量和質量，進而危害人們的身體健康。
土壤危機脅迫食品安全
土壤重金屬污染是農產品重金屬超標的直接來源。去年5月，廣州市食藥局公布在抽檢的18批次米及米制品中近4成的產品鎘超標，該事件一經媒體曝光即引來公眾的關注。隨著進一步追蹤報道顯示：此次食品安全事件并不存在普通食品安全事件的摻假造假行為，而其罪魁禍首是土壤污染。由于大米具有很高的重金屬元素鎘的富集能力，因此土壤被重金屬污染則很可能導致鎘大 米的出現。發生于上世紀50年代，日本四大公害事件之一的“痛痛病”就是當地居民食用了鎘大米所導致的。鎘進入人體后，會在肝臟腎臟累積，加上高達30年的半衰期，很難通過人體自身身體機能清除。當鎘積累到一定程度時會引起人體骨骼鈣的流失，因此鎘中毒的初期癥狀表現為腰、膝、背等關節疼痛，嚴重時的癥狀表現為骨骼軟化萎縮，甚至出現畸形。
除了重金屬元素鎘，土壤中的鉛、砷、汞、銅、鋅等其他元素，也可通過食物鏈在植物、動物和人類內累積。例如，根據2010年一項對環鄱陽湖區3種葉菜類蔬菜163個樣本中五種重金屬含量調查結果顯示，三分之二的蔬菜樣品重金屬含量超標。其中，特別是白菜的鉛超標率最高，達85.2%。如此高的蔬菜重金屬超標率是因為調查基地臨近城市郊區，土壤受工業、交通、以及污水 灌溉等多因素的影響。
大量施用化肥農藥不僅對土壤肥力有負向作用，同時也容易引起果蔬農藥殘留等食品安全問題。根據農科院相關數據顯示，我國農田化肥過量施用情況普遍，以氮肥為例，我國就有大半的地區平均施用量超過了國際公認的上限225千克/公頃。盲目施肥帶來的后果是我國化肥的利用率低，僅有30%，即施用的化肥僅有三分之一被農作物吸收。這一利用率遠低于西方國家40%以上的利用水平。同時，多余的化肥進入土壤導致其酸化板結化，進入地下水后導致其硝酸鹽含量超標，這都使得農業生態環境面臨巨大的挑戰。此外，與化肥的過量施用類似，農藥的濫用情況也并非個例。為了打破四季規律追求蔬菜的高產量，菜農往往大量使用農藥、化肥、地膜，隨之而來的是土壤退化和水體污染。隨著農業生態環境的惡化，為了新一輪的種植生產，菜農又必須 加大對化肥農藥的投入，這無疑成了“鴉片式治療”的困境。在化肥農藥的猛烈轟炸下，再加上很多果蔬上的農藥殘留很難清洗干凈，因此食品安全難以得到保障。
我國目前出現農戶食品生產的“一家兩制”現象，從另一角度揭示了食品源頭生產濫施化肥農獸藥的問題。我國農民在蔬菜、養殖生產中存在所謂的“一家兩制”是指農民自家吃的與外賣的 產品分開生產：對于自家食用的食品，少打或者不打農藥，少施或者不施各種激素與化肥。賣給市場的食品，則是不按規定、濫施化肥農藥，從而追求數量最大化來獲取利潤。在這樣的源頭 生產行為方式下，屢次出現的毒生姜、毒韭菜、毒豇豆等食品安全事件變得在所難免。
三農專家溫鐵軍教授對目前的農業生產方式評價到：“過去與資源環境成正外部性關系的農業，如今已經逐漸開始創造雙重負外部性。第一重是指農業生產已造成了農業生態環境的破壞，特別是土壤重金屬污染、江海湖水體污染;第二重外部性指由此引發的食品不安全問題。”目前，我國已經跨過了人民群眾“吃得飽”的階段，而如何保證人民群眾“吃得好”將是未來十年的攻堅目標。正如2014年的中央1號文件提到：要用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確保廣大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在倡導生態友好型農業的前提下，糧食 安全需要做到數量和質量并重。
如何應對土壤退化問題？
由于土壤退化問題直接威脅到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因此把控好食品源頭問題——農地生產是尤其關鍵的步驟。
首先，國家應當鼓勵并推廣高標準農田建設。由于我國農田普遍存在“重用輕養”的情況，在土地退化日益嚴峻的情況下，國家應加大對農田水利等農業基本配套設施的資金投入。同時，對劃撥支農資金的項目管理方式應進行改革，加強透明化和公開化，建立以“農民本位”為主線的我國農田水利建設投入與管理機制。在強調農田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國家還應提高對培肥地力、土壤改良等項目的技術培訓和耕地質量監測，從而防止土壤退化，確保耕地的綜合生產力。
其次，加大對綠色化肥農藥的補貼，鼓勵農民加入專業合作社，指導農民正確進行農業生產。目前我國有2億多小農戶，而大多數農戶對合理使用農業投入品缺乏專業指導。一方面，很多農戶為了追求成本便宜，見效快，對果蔬噴灑高毒農藥，這無疑是既不利于食品安全的。因此，國家需要對綠色的化肥農藥加以補貼，激勵農戶采用綠色的生產方式。另一方面，小農戶純靠追施化肥獲得產量的思想誤區嚴重，由此導致過量施肥污染嚴重，浪費也很嚴重。應該通過專業合作社對其進行配方施肥的培訓或指導，根據作物生長需量科學施肥，盡量減少對土壤與地下水的氮磷污染。此外，在產后銷售方面，專業合作社本身的品牌效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輕農產品質量的“檸檬市場”，從而激勵農戶安全生產。
第三，對已經污染的土地進行分級治理，污染嚴重地區可采用“退耕還林”的政策。從去年曝光的鎘大米事件來看，在一些已經污染的地區特別是礦區附近，仍有農戶在種植生產。這是一方面是由于農戶不知情的原因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國目前對已污染的農田土地如何整治是多部門管理的“灰色地帶”。去年鎘大米事件爆發一個月后，國土資源部稱將以1：20萬圖 幅為網格單元，收集深層和表層土壤樣品，從而繪制出金屬元素“人類污染圖”。我國應當根據已有的第二次全國土壤公報和未來開展的“人類污染圖”調查結果，對污染的農田土地進行分級，然后采取相對應的管理措施。對于污染嚴重的地區，應當給予當地農民資金補貼或者糧食補貼，鼓勵“退耕還林”，或種植一些觀賞性的經濟作物等。
第四，借鑒國外的土壤修復技術經驗以及基金管理方法。污染土壤修復技術近年來已經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重視，總體而言可分為：物理修復、化學修復、微生物修復、植物修復等。除了修復技術研究，污染土地的修復和治理整個過程技術性要求高，還包括場地檢查、風險評估、篩選修復技術、編制可行性報告、制定修復方案、修復工程實施與管理等。上世紀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已經啟動了污染土壤修復項目，這為我國進一步開展土壤修復提供了經驗。此外，由于解決土壤污染問題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我國可借鑒國外設立污染修復基金的政策。例如，美國國會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通過的《環境應對、賠償和責任綜合法》，也稱“超級基金”，就明確規定了在明確污染責任人的情況下，責任人必須對污染嚴重的場地修復;若找不到責任者或責任者沒有實施修復的能力，將由“超級基金”支付相關費用。“超級基金”的主要資金來源是美國國內生產石油和進口石油產品稅、化學品原料稅、環境稅、罰款等。我國設立土壤“修復基 金”的政策，一方面可以威懾到排污者，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籌措到的基金進行環境修復，真正將民生工程上升到戰略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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