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明尼蘇達小鎮紐約米爾斯，居民僅千余人，卻都非常關心公共事務。小鎮每年都舉辦一次“全美大討論”，在確定某個選題后——比如1998年的選題是“誠實是否總是最好的策略”，要求參與者所提交的“論文”不超過750字，而且特別規定，論文不能帶有學術語言和注釋。組織者聲稱，組織這一活動以及出臺這樣的規定，是對學者壟斷公共討論以及在討論中常常不遵守常識的不滿。
的確。普通人與學者之間的分歧，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普通人在理解世界時，更多地依賴于常識，而這些常識也足以讓普通人應付日常生活，達到了“知行合一”的境界。而學者的表現卻越來越不尊重常識，把“身體與思維分離”，更極端的情況是，凡被視為常識就要反對。
但在思想與學術史上，卻并非從來如此。相反，自亞里斯多德至18世紀，常識一直被學者所尊重。亞里斯多德認為，“常識”是“關乎身體的現實，是第六種主要感覺”，而所謂“意義”或“思維”，首先都必須經過這種“感覺”。盧梭認為，“常識”作為思維中的超級感覺，并沒有特定的對應器官，但它在大腦中有著自己的位置。擁有常識的數量就是擁有知識的多少。在康德那里，學術思考雖然比常識深入了一步，但“可以回拆為常識，而不是顛覆常識”。
18世紀是自然科學發展最快的時代，但在主流學界看來，自然科學仍然也要尊重常識。托馬斯·赫胥黎有句名言：“科學本質上就是受過訓練的常識。”科學研究的過程則是，“把普通人相信的東西系統化并加以整理。”從“常識”開始，小心地按照邏輯與事實，連貫性地往前走。比如，盡管幾何學發展十分迅速，后期成果十分復雜，甚至除了專業數學家之外一般人難以理解，但還是建立在一開始幾個公理之上。而這幾個“公理”就是常識。
當然，自然科學的發展后來顛覆了不少被視為“常識”的觀念，甚至因此有人主張，“科學研究就是從懷疑常識開始的”。但正如有科學史專家所指出的那樣，如果我們進行仔細觀察，就不難發現：那些被顛覆的“常識”，往往對普通人在現實世界中生活沒有直接作用。
哥白尼“日心說”就是一個例子。大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有一次問一個同行：“為什么人們總是很自然地以為太陽繞著地球轉。”同行回答：“因為它看起來似乎是那樣的。”維特根斯坦接著問：“那么，地球繞著太陽轉看起來似乎是哪樣?”他的意思是，盡管哥白尼證明了地球繞著太陽轉，顛覆了此前“太陽圍繞地球轉”的共識，但對于普通人來說，誰繞著誰轉，根本無所謂，人們仍然根據“看起來似乎是這樣”在生活。
但公共生活領域如果顛覆常識，后果往往會很嚴重。認知科學家阿特朗(Atran)認為，在公共領域，“常識”是維系人類社會正常交往的基礎。因為“我們擁有幾乎同樣的大腦構造，擁有身體，擁有幾乎同樣的感覺事物的方式”，所以，我們對我們生活其中的環境理解，應該是“共通”的。這種“共通”的理解，就是我們常說的“常識”。所以，“常識的權威并非來自于課本，而是來自于人類對于人類身體之內和周圍成長的共同體驗。”也正因為有了“常識”，人們之間才能進行對話和交流，才能發展起正常社會交往。
也正因此，在公共生活領域顛覆某些“常識”，實質是否定人們對于世界的某些基本認識，否定人們賴以生存的某些基礎經驗。其后果是擴大人們之間的意見分歧，擴大人們之間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的鴻溝，同時讓很多人無所適從，由此對正常的公共秩序造成破壞。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需要尊重“常識”的原因。
回到經濟學話題。經濟學被稱為“世俗哲學”，即它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性極強，就在于干預現實生活。按理說，對于現實性如此之強的研究，是要對常識予以足夠的尊重的。近些年來，國內某些經濟學者常常發表一些驚世駭俗的言論，這些言論常常嚴重背離“常識”。其結果，只能是使經濟學家越來越脫離普通大眾，成為一個小圈子中的純邏輯游戲，經濟學干預生活的能力也因此急劇下降。如果中國經濟學家們仍然想維持經濟學在中國百姓中的地位，仍然懷有“經邦濟世”的美好理想，首先需要做的是尊重常識，學會在常識的基礎上說話。
盧周來(經濟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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