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的一篇好的反面教材！（二）

　　吳敬璉的一篇好的反面教材！（二）

　　——給老同學的信（29）

　　老同學：你好！上封信我說吳老是用價值的生產或者賺錢的生產來分析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顯然這是牛頭不對馬嘴！因為毛澤東時代是產品經濟絕對不是價值經濟或者賺錢的經濟！所以吳市場、厲股份等商品經濟學家不僅用價值經濟來否定毛澤東時代的產品經濟，而且用價值經濟來設計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因此，所謂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絕對不是以產品經濟建設為中心，而是以價值經濟建設為中心！

　　吳老為了證明毛澤東時代“整個國民經濟看似有序，卻難免陷入低效甚至僵化的境地。”列舉了毛澤東時代進行了多次的經濟體制改革的事實。吳老的結論是“總之，1958年至1976年期間的多次‘體制下放’，無一例外地以造成混亂和隨后重新集中告終。在‘一放亂’‘一管就死’的循環下，形成了‘放－亂－收－死’的怪圈。”這是事實嗎？毛澤東時代的產品經濟的特點，第一，是在人類的歷史上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國家里，第一次把勞動和勞動的客觀條件結合在一起的，為了自己利益的集體的生產方式，在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家里，這種生產方式是一大創舉！在實施的過程中難免出現問題，這是不足奇怪的！第二，在農業為主工業還不發展的情況下，毛澤東把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國家資本主義作為暫時的生產方式，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領導與國家資本主義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在這種主要矛盾下，必然產生其他各種矛盾，對這些矛盾的處理解決，自然就會出現產品生產管理中的，收和放的關系。這也是正常的調節過程。但是，吳老卻把“體制下放”理解為，企業為了賺錢而下放體制，由此就把放松企業的自主權作為解決生產矛盾的唯一方法。在此基礎上，吳老就認為市場制度才是解決生產矛盾的最好的方法，“從建立市場制度的觀點看，市場經濟是一種分權的經濟。在那里，個人和企業等獨立的市場主體根據市場價格信號和自身的利益，自主地作出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為誰生產等決策。”吳老在文中用了“增量”這個詞，在商品經濟中增量就是價值的增值或者說就是貨幣的增加。“ ‘增量’的強大生命力一旦釋放，便迅速為社會所認可，并吸引著越來越多的資源積聚，不但逐漸成為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支撐點，更在與‘存量’的競爭中占了上風。”

　　為了能夠“增量”即增加更多的價值的增值，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舊經濟體制的“嚴重缺點是權力過于集中”，“應當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以便“充分發揮中央部門、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使社會主義經濟的各個部門、各個環節普遍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這就成了價值經濟代替產品經濟的起點。這種代替首先在農業上做起，1980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允許農民根據自愿實行家庭承包制度。此后僅僅兩年時間，家庭承包制，即家庭農場制就在全國絕大多數地區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吳老說：“當增量改革戰略在農業領域取得初步成功以后，中國黨政領導將這種經驗推廣到其他部門，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國有經濟主體地位的條件下，逐步放開對私人創業活動的限制，加上在這之前已經開始的對外資開放國內市場，為民營經濟的發展開拓出一定的空間，使非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得以自下而上地發展起來。”吳老說，發展非國有經濟主要從三方面著手：一是，允許非國有企業成長。二是，營造“經濟特區”的“小氣候”，實現部分地區與國際市場對接。三是，建立經濟體制改革綜合試驗區，實行改革開放的“地區推進”。吳老說：“十余年的增量改革，給中國經濟帶來了高速增長。在1978年至1990年的12年中，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4.6％，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13.1％。”令吳老沒有想到的是，增量改革的前提是物價的改革。物價改革是不僅把一切生活資料作為商品，而且把一切生產資料作為商品開始的。在改革過程中，一方面造成了當時的搶購風潮，另一方面導致了生產資料家的雙軌制。在這種情況下，掌握財權、物權的干部以及他們的子女、親戚朋友，利用這個雙軌制積累了第一捅金。產生了改革開放以來的貨幣所有者！權貴階層從此就登上了改革開放的歷史舞臺！吳老總結說：“‘雙軌制’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經濟和社會后果是雙重的。一方面，正像前面一些學者所說，它給民間創業活動一定的空間，使各種類型的民營企業得以成長；另一方面，特別值得警惕的是，如果這種‘權力貨幣化’或‘權力資本化’的制度安排持續下去甚至得到加強，就會造成廣泛的尋租環境，埋下腐敗蔓延的禍根。而如果不能及時通過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鏟除這一禍根，就有可能助長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釀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及政治后果。”

　　面對這種現實，從1994年開始，改革開放就進行了“整體推進”全面改革。1984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指出在農村改革見效以后，“改革要從農村轉到城市。城市改革不僅包括工業、商業，還有科技、教育等，各行業”。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1993年11月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又作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在以下的問題上獲得重要突破：第一，明確提出“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新的改革戰略。也就是說，不只在邊緣地帶進攻，而且要在國有部門打攻堅戰，要求在20世紀末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第二，為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外匯管理體制、企業體制和社會保障體系等重點方面的改革提出了目標，擬定了方案。

　　中國經濟改革面臨的舊所有制結構的障礙，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取得了某些重要的突破。從經濟方面說，中共十五大否定把國有經濟比重大小同社會主義性質的強弱直接聯系起來，明確肯定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至少一百年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

　　1998年，中共十五大的上述決定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很顯然，非公有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從此就在中國的經濟中占重要的地位，受到保護，并在100年之內也不變化！中國雖然在20世紀末建立起市場經濟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市場經濟的若干重要架構，例如規范的金融市場，現代市場經濟所必需的法治體制，并沒有建立起來。所以說，距離原來確定的經濟改革目標還有不小的差距。有鑒于此，2003年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

　　以上就是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建設的全過程。吳市場、厲股份等商品經濟學家認為市場經濟是解決中國社會的發展中國的勞動生產力，為了增加中國的物質財富，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個目標是唯一的道路。可是，我們用三個檢驗標準來衡量，那么，勞動者全部變成了雇傭勞動者，變成了異化勞動著，全部生產變成了賭博形式的賺錢的活動，社會中人和人的關系全部變成了金錢的關系。正是這種轉變造成了社會中的一切無法解決的矛盾！所以，毛澤東的產品經濟是適合中國的國情的，而價值經濟或者賺錢的活動經濟則是錯誤的！

　　勞動者2013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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