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說80年代世界銀行就給中國設計過改革方案，而且中國遵照執行。這和我們學到的“摸著石頭過河”理論根本矛盾。按照摸論，改革是我們自己摸出來的。而按照現在CCTV披露的說法，我們從頭開始就被蒙騙了。改革根本不是摸出來的，而是世界銀行設計的。
以下是從百度百科的轉載：
“1980年中國恢復世界銀行的成員國地位，次年接受了世行的第一筆貸款。當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剛開始，中方對世行準備出具的第一份經濟報告頗多擔心，難免懷疑世行有意識形態方面的企圖。但這份報告出來后卻給中方官員留下了深刻印象，因為他們驚奇地發現，社會主義中國的問題與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發展中國家有很多相似之處。布魯金斯在《世界銀行史》中指出，這份報告“成為中國高官的入門讀物，對世界銀行在中國建立良好聲譽有很大幫助”。
http://baike.baidu.com/view/58185.htm
此段話源出一篇專業論文：
http://www.51dh.net/magazine/html/236/236964.htm
因此，世行設計了改革開放，這種說法是有據可查的，是真實的。
換句話說，所謂的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所謂的摸論，其實只是一種宣傳，是一種誤導。真實的事實是：從改革開始，改革的過程就已經被國際壟斷資產階級通過“制度設計”的方式所操控。換句話說，賣國罪行從改革開始就已經在所謂的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的高官的頭腦中占據了重要地位，他們從此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開始接受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啟蒙，而且還打著共產黨的旗號，把這一套新自由主義謬論付諸實踐。
人們不禁要問，如果其中沒有官僚主義勢力的存在，那么一個國家的前途為何要由國際資產階級的意志設計和決定？為何不由中國勞動人民的意志決定？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什么原因讓官僚主義勢力膽敢背叛人民，背叛民族利益？
既然事實證明改革開放并非是自己摸出來的，那么為何還要在教科書中強調改革是自己摸出來的？這不是欺騙嗎？為何要欺騙呢？難道皇帝的新裝穿能永遠穿下去？沒有羞愧之心么？
我相信，改革開放的問題很多是由于強行私有化壓制了勞動人民自由摸索的權利造成的。在很多抵制私有化的地方，例如南街村，人們獲得了幸福生活。但改革開放的樣板，小崗村，人民卻依舊貧窮。
所以，說改革開放是中國人民的摸索是對黑白的顛倒。如果真的是中國人民的摸索，決不會是這個樣子。因此不要再顛倒黑白下去了。
我把這篇文章貼出來，雖然這篇文章對世行的行為進行了充分的粉飾，但我們從中仍能看出世界銀行的殖民主義本質：
以世行官員的話說就是：“ 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城市發展部主任哲理對此并不否認，他說：“我們不僅提供錢，而且要求進行改革，比如我們會要求成立獨立的公司來管理我們提供的服務。在水處理項目上，我們會要求預先成立獨立的水處理公司。我們是按商業規則辦事，這樣的公司不能作為政府的一個部分或者受政府控制。另外，我們要求按市場原則向所有污染者收費，這不僅是世界銀行的做法，也是很多國家的做法。” ……中國財政部官員蔡方楠告訴《經濟》，中國是個大國，世行貸款在中國的總投資乃至公共投資當中占的比例很小，在拉美和非洲國家出現的情況不太可能在中國出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行的貸款有時能占一些小國家公共支出預算的一半以上，所以他們說話一言九鼎，而這種情況在中國不存在。 ”
文中，中國財政部官員說“在拉美國家，世行的話一言九鼎，而這種情況在中國不存在”。這就揭露出了世行控制一國經濟從而控制一國政權，將其變為殖民地的脈絡：首先在其國內按照（資本主義的）商業原則建立獨立公司，之后改變其國內制度，最后控制經濟命脈：水、銀行、電信、糧食，最終控制一國政權。
改革30年，抽風一樣的私有化遍地橫行，這難道就是所謂“這種情況在中國不存在”嗎？
作為一種“外力”存在的世行
■ 劉建輝
《經濟》2005年第9期 綜合經濟-經濟時局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利用貸款附加條件，強制拉美國家進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這一舉動產生了大量爭議，有人指責這些國際組織應該為拉美的經濟衰退負責。世界銀行業務評價局總經理Gregory K.Ingram在《中國：國別援助評價報告》中說，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對于援款附加條件尤其敏感，因為這會讓中國人痛苦地回憶起歷史上的“不平等條約”。
1980年中國恢復世界銀行的成員國地位，次年接受了世行的第一筆貸款。當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剛開始，中方對世行準備出具的第一份經濟報告頗多擔心，難免懷疑世行有意識形態方面的企圖。但這份報告出來后卻給中方官員留下了深刻印象，因為他們驚奇地發現，社會主義中國的問題與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發展中國家有很多相似之處。布魯金斯在《世界銀行史》中指出，這份報告“成為中國高官的入門讀物，對世界銀行在中國建立良好聲譽有很大幫助”。
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的援助確實經常附加一些條件，用以推動一些制度建設，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城市發展部主任哲理對此并不否認，他說：“我們不僅提供錢，而且要求進行改革，比如我們會要求成立獨立的公司來管理我們提供的服務。在水處理項目上，我們會要求預先成立獨立的水處理公司。我們是按商業規則辦事，這樣的公司不能作為政府的一個部分或者受政府控制。另外，我們要求按市場原則向所有污染者收費，這不僅是世界銀行的做法，也是很多國家的做法。”
哲理認為，這些項目本身很難產生全國性的大的影響，因為中國每年在進行中的大的項目比這要多得多，“但是我們與中國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約定，要讓這些項目成為改革和創新的樣板項目，以起到更大的示范作用。我們不僅提供貸款，還提供很多報告，舉辦研討會，總結我們的經驗以供別人參考。”
為了避免中國政府的擔心，世界銀行業務評價局總經理Gregory K. Ingram說，世界銀行讓中國政府“坐到駕駛席上”，握有主導權，也就是謀求世界銀行前行長沃爾芬森所說的“以借款國為主導的伙伴關系”，而世界銀行在其中主要是通過經濟研究、研討會和其他分析咨詢活動，說服中國政府高層及其政策顧問推行某些自上而下的改革。
這讓中國政府感覺很安全。“在中國什么事都要和中國政府商量著來，如果不合理的話，大不了我們不要這些貸款。”中國財政部官員蔡方楠告訴《經濟》，中國是個大國，世行貸款在中國的總投資乃至公共投資當中占的比例很小，在拉美和非洲國家出現的情況不太可能在中國出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行的貸款有時能占一些小國家公共支出預算的一半以上，所以他們說話一言九鼎，而這種情況在中國不存在。
蔡方楠介紹，25年來，還沒有發生過因為世行的政策或者規定不合理給中國造成重大損失的情況，倒是由于國內的一些政策變化，導致有的項目談好后被迫注銷，白忙活一年。世行的大部分規定本身比較合理，中國在實行市場經濟改革，這和世行的目標一致。
蔡方楠認為世行在中國所推動的一些制度建設對中國很有幫助。世行的很多經驗都已經成了中國的一些行業的標準做法，最明顯的是1984年引進的招標采購方法。1998年《政府采購法》以及此后的《招投標法》大量地借鑒了世行的經驗。十幾年來，世行引進了理念、規則以及培養的大量專業人才為我們國內的招投標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另外一項影響深遠的制度在中國也是通過世行率先推動——排污收費制度。經世行建議，中國1987年第一次實行排污收費，國務院特批在上海試點。到1997年時，這就成了一項制度。蔡方楠說：“一個地方的可持續發展必須要有制度上的保證，排污收費就是這樣一種制度。中國的改革不能忽視外力的作用，世行在這方面作為一種外力，推動作用是很大的。”
世行所推動的另外一項制度也獲得了中國的認可。世行的項目都有嚴格的環境評估和社會評估。在環境評估上，由于中國的環保意識越來越強，爭論少一些，在社會評估方面，如搬遷、征地等，國內也有法律規定，但是不如環境規定那樣嚴格，所以有時候問題比較多。
世行對每個項目進行社會評估時，會挨家挨戶去訪問。中國一直把這個作為一項隱性成本，國內項目一般沒有這個程序，其他國際組織的項目也沒有，只有世行的項目有。“但是十六屆四中全會確定的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其中有一條就是要建立社會疫情的搜集分析機制。實際上，世行的社會評估制度就是社會疫情搜集分析機制的一種方法。這些方法學過來之后對于提高我們的執政能力都是有幫助的。”蔡方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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