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關“中國進入大爭論時代——國家何處去?”的網絡話題,正在個人微博和公共論壇上被頻頻轉發和熱議。這個話題的引爆點,據說是源于《環球時報》頭版上題為《中國進入大爭論時代》的社論。“是回到毛澤東時代,還是走向現代民主政治?”這個很抓眼球的論題,似乎是這場網絡論戰的聚焦點。鑒于這涉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第四輪大討論”和“左派和右派之間正在進行的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大論戰的核心問題”,為慎重起見,網聞博報小社員特尋根溯源,找到了這篇傳說中的《環球時報》文章原文。
事實上,網絡時代的言論自由與信息公開透明,也同樣是利害相伴泥沙俱下,有時甚至是以訛傳訛的子虛烏有或借題發揮。為了正本清源以正視聽,本文先將《環球時報》這篇引發爭論的文章原文轉錄如下,以供大家一起閱覽查證,然后再繼續討論。
【1】中國人變得有些焦躁:用歐美標準要求社會,對現實問題缺少容忍
據《環球時報》2011年06月23日報道,引題:《用歐美標準要求社會 對現實問題缺少容忍 》,主題 《中國人變得有些焦躁》:
“ 我們的經濟已經世界第二了,為什么過得還不如世界第十?”這個看似形同“1+1難道不等于2”的問題,正讓不少中國人變得煩躁不堪。在韓國《文化日報》看來, “慢慢的”曾經是中國人的一種支撐,從愚公移山到萬里長城,即便說中國人所取得的業績都建立在“慢慢的”基礎上,也不為過。但如今,在表達情緒最方便的微博上,抱怨成為主題曲。超標使用個人權利意識者,為自己的權利沒能得到保護而委屈;雛形中的反對派則因 “反對一切”而反對。不可否認,中國社會的確還有太多問題需要解決,就如法國《新新聞》雜志所說,如此多的人口和如此遼闊的國土本身,就是個無法回避的大問題。但怎么辦呢?很少有人有耐心聽懂一份具體怎么辦的計劃書,不耐煩地高吼幾聲,斥認真想弄個究竟者是“腦殘”,常常被當成有風度的“范兒”。
“失去緩慢美學的中國”
浙江省眼下正經歷一場嚴重的洪災,據官方消息稱,洪水導致全省8400座房屋毀壞,經濟損失達12 億美元。在蘭溪受災最嚴重的洲上村,另一場考驗同時悄然上演。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22日報道,在洪災中損失了所有棉花和花生的村民鄧江毅(音)表示,“有國家管我們,我相信政府會補償的”。但另一些村民就沒那么肯定 。他們抱怨政府排洪工作遲緩,說全村至少還要遭殃一個星期。CNN 稱,浙江全省已經轉移29.2萬人,洲上村的一半村民在政府組織下得以撤離。
在災難中,這樣的焦急很容易被理解,但在另一些場合,事情則變得有點危險。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稱,中國民工因感覺受到不公平待遇而騷亂的事件正不斷增加,他們或舉行抗議,或與警方直接沖突。“中國面臨民工積怨大爆炸的危險”。
20日,中國總理溫家寶表示,幾千年來中國人“老有所養”的愿望,在可預見的未來幾年里就能初步實現。他要求任內實現城鎮養老保險和新農保基本實現制度全覆蓋。在被稱為“中國言論自由平臺”的微博上,有人為這條勇敢的“軍令狀”鼓掌,但也有人抱怨“怎么現在才做”。香港《領導者》雜志下屬的共識網的文章評論說,大批社會成員為家庭基本生活計,為自己前程計,致使社會焦慮現象成為如今中國的時代標識。
前不久剛訪問過中國的德國柏林社會學家馬塞爾對《環球時報》記者說,這是他第二次去中國,與20年前去時感受完全不同。在他的印象里,中國雖然不富裕,但很東方。現在,中國大城市成了“東方版美國”,而且比美國更嘈雜,中國人似乎只對經濟感興趣。在中國待得越久,英國媒體的記者們就越多“中國人變急了” 的個人體會。在英國《每日電訊報》的網頁上,記者輸入“中國人”、“急躁”等關鍵詞后,彈出近2000條新聞。記者們在議論時下中國人心態時說,南海局勢讓中國人發出“還愣著干嘛”的言論,而食品價格上漲則令他們干脆斷言“日子沒法過了”。
“我認為中國人有點急躁”。日本著名管理學家大前研一曾對媒體發出這樣的感慨。他舉例說,在一家中國書店看到一本《西方百部管理經典》,竟然濃縮在200 頁的篇幅,“只想閱讀管理書籍的摘要,只想在5年之內就趕上日本花了50年所學的,這正是中國打算做的”。
去年,一項關于“全球最著急的人”的調查顯示,中國人在世界上最沒耐心。有臺灣媒體針對此項結果發表評論說,進入世博會時代的中國每天建成8層樓房,中國用l5年就完成了英國倫敦建設了150年的地鐵工程。中國真的失去慢的能力了嗎?
19世紀末,美國傳教士雅瑟? 亨?史密斯曾在名為《中國人的性格》一書中,用一章專門闡述“漠視時間”。他寫道,“對中國人來說,盎格魯一撒克遜人經常性的急躁不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顯然,中國人不喜歡我們人格中的這一品性。”然而現在,情況好像反了過來。
韓國《文化日報》題為“失去緩慢美學的中國”的文章說,說起中韓兩國人最大的文化差異時,許多人會提到“速度”:中國人的特點是 “慢慢的”,韓國人則是“快點快點”。對中國人來說,“慢慢的”是一種支撐。古往今來,中國人所取得的業績都建立在“慢慢的”基礎之上,這樣說并不為過。中國人“慢慢” 文化的代表故事“愚公移山”還被寫入外國入學習漢語的教材中。但在記者與中國人接觸后發現,他們變得非常急躁。
香港《亞洲周刊》資深特派員紀碩鳴22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中國目前進入改革開放以來的第四輪大討論,也是中國社會第四次站在十字路口。第一輪討論的是 “兩個凡是”,第二輪討論姓“社”還是姓“資”,第三輪討論姓“公”還是姓“私”,現在討論的則是“往前走還是向后退”。參與討論的聲音不僅有“新左派”,還有“極左派”。從正面講,我們正處在一個活躍的時代,從負面說,這個社會顯得非常急躁。
是什么讓中國人這么焦躁?
“我們的經濟已經世界第二了,為什么過得還不如世界第十?”這個看似相當有道理的質疑,困擾著不少抱怨滿腹的中國人。北京大學學者張頤武22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中國崛起得太快,民眾對國家和社會的期待提高了,對福利等諸多問題提出了很高要求。和歐美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存在很大差距,但客觀基礎是,美國人均CDP是4萬美元,中國才4000 美元。同濟大學德國問題研究所鄭春榮教授說,中國社會到處講績效,要求立竿見影,每個人的心理壓力都在無形中增加。
法國《論壇報》的評論文章稱,在國際社會上,當中國人感到自己今非昔比,卻得不到似乎理所當然的尊重時,也產生類似的強烈情緒和相應動作,包括盲目追逐一些國際獎項,或者不惜代價收購企業。其實,每個國家都要經歷這樣的階段,一旦中國像歐洲曾經歷過的那樣了解了自己,判斷就會變得更理性和客觀。
法國《新新聞》雜志分析中國人的焦躁心理說,中國是個發展迅速卻不平衡的社會,一方面經濟飛速發展,社會面貌日新月異;另一方面許多問題十分突出,環境問題、社會福利不健全、貧富差距和社會公平問題都亟待解決。或者干脆說,如此多的人口和如此遼闊的國土本身,就是個無法回避的大問題。這種復雜性很容易造成社會不同階層的情緒偏激和思維偏執。可怕的是,他們所偏的方向還經常各不相同。
法國《外交世界》雜志也認為,在中國大部分人都認同“社會需要改革”,但怎樣改革,改革向何處去,答案卻大相徑庭,加上貪腐、社會不公和種種民生問題的存在,令不少人因喪失未來的方向感到焦躁。張頤武說,在尋求問題答案的過程中,中國人個人權利意識前所未有的高漲,“超標”使用這種權利,并動輒為自己的權利沒有得到保護和實現感到委屈。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專家雅科夫?別爾格爾對俄《獨立報》表示,西方國家的宣傳同樣是導致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年輕人焦躁不堪的原因,甚至有一些人在外國情報機構操縱下對政府表達不滿。張頤武說,互聯網等現代信息交流工具,讓人們對世界了解多了,但并不是很全面,有的中國人甚至放大了西方的好,而將自己國家的好通通屏蔽掉。以周六周日服務業照常營業為例,西方很多國家都做不到,中國如果銀行周末不開門,公眾是不會答應的。
香港《大公報》評論說,無論排隊還是插隊,都是為了確保自己不被社會拋棄,然而可惜的是,大多數人在追求快樂時急得上氣不接下氣,以至于和快樂擦肩而過。生活越現代化,焦躁情緒反倒越重。
“如果干得太快,很多事都無法做到完美”
美國《福布斯》雜志近日的一篇親歷文章稱,作者艾瑞克?杰克森感受了中國人在飛機晚點后的焦躁不安。這令曾在美國飛機上等了5個小時,卻幾乎沒聽到任何人講話的艾瑞克吃驚。他說,這場景讓他開始冷靜思考:一旦這些人真的為食品價格、工作或養家糊口而犯愁……若被激怒,中國人將以50倍于任何美國人的速度武裝起來。所以,當你聽到中國政府希望確保“社會穩定”或“社會和諧”時,其目的就是管好與他同機的這類中國人并讓他們感到開心。
韓國《文化日報》記者韓康佑在文章中寫道,他想給經歷過“大躍進”這樣歷史的中國人講個故事:一個外國人將自行車送去修理,埋怨修得太慢,修理工卻對他說: “如果干得太快,很多事都無法做到完美”。鄭春榮也表示,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是運動員,不是只有心態放松下來,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績嗎?”德國社會學家馬塞爾認為,作為一個正在崛起中的大國,中國國民尤其應該具有冷靜的情緒。
紀碩鳴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中國社會的焦躁感,首先緣于價值觀的缺失,我們為什么而生活,為什么而富裕?其次是理論的缺位。所以要解決中國社會焦躁的問題,要從這兩方面下手。但每一次討論都不一定是壞事,中國社會會自我調節,最終走出一條路。這是條什么樣的路,廣州的路,還是重慶的路,或者上海和北京也走出自己的路。也可能最后中國變成一個多元社會。
張頤武則表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經歷了“進步主義時代”、“黑幕揭發運動”,同樣是在快速發展時期遇到社會焦躁問題,日本在上個世紀60年代也出現過類似問題。這兩個國家的此種狀態持續了二三十年才過去。現在,中國社會的焦躁才剛剛開始,解決它,尚需時日。
【2】網聞博評:中國進入大爭論時代?
對照《環球時報》的這篇文章原文及網絡上的相關評論,內容和觀點出入是非常之大。首先,用新聞媒體的專業語言來講,這篇文章的刊發位置是在《環球時報》的頭版頭條,應是確定無疑的。其次,就標題來看,《中國進入大爭論時代》這個文章標題,則顯然是張冠李戴了。第三,就文章體裁來看,這是一篇新聞綜述性質的通訊,而不是傳說中的“社論”。第四,也就是被重點放大的“第四輪大討論”內容,則是源自香港《亞洲周刊》資深特派員紀碩鳴對媒體發表的個人觀點。
就整篇內容來看,這是《環球時報》對海外媒體有關“中國人變急了”的報道綜述及補充采訪。文章的主題,也正像是《環球時報》的調查結論,因為大家“用歐美標準要求社會”和“ 對現實問題缺少容忍 ”,所以才導致《中國人變得有些焦躁》。
從文中可以看出,即便是香港《亞洲周刊》資深特派員紀碩鳴及北京大學學者張頤武等人的個人觀點,也同樣有“用西方視角”和“用歐美標準要求社會”之嫌。
香港《亞洲周刊》資深特派員紀碩鳴22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中國目前進入改革開放以來的第四輪大討論,也是中國社會第四次站在十字路口。第一輪討論的是 “兩個凡是”,第二輪討論姓“社”還是姓“資”,第三輪討論姓“公”還是姓“私”,現在討論的則是“往前走還是向后退”。參與討論的聲音不僅有“新左派”,還有“極左派”。從正面講,我們正處在一個活躍的時代,從負面說,這個社會顯得非常急躁。
紀碩鳴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中國社會的焦躁感,首先緣于價值觀的缺失,我們為什么而生活,為什么而富裕?其次是理論的缺位。所以要解決中國社會焦躁的問題,要從這兩方面下手。但每一次討論都不一定是壞事,中國社會會自我調節,最終走出一條路。這是條什么樣的路,廣州的路,還是重慶的路,或者上海和北京也走出自己的路。也可能最后中國變成一個多元社會。
有關這個“中國進入大爭論時代”的消息出處和論據,大約主要就體現在以上報道。而相關的網絡評論焦點,“是回到毛澤東時代,還是走向現代民主政治?”這種非黑即白的“二選一”,則本身就有預設前提和誤導輿論之嫌。
“回到毛澤東時代”,從時間發展邏輯上,本身就是一個虛擬的不可能發生的假設。那么,便只能選擇“走向現代民主政治”了。把一個時間狀態和一個政治形態相比較,這不是偷換概念瞞天過海又是什么呢?試問,中國“辛亥革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相對于清王朝封建統治形態難道不是“走向現代民主政治”嗎?而“毛澤東時代”建立的“人民民主”,難道不是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走向現代民主政治”嗎?若“現代民主政治”只能是特指“三權分立”歐美標準模式,那么在當年孫中山大總統向袁世凱大總統“交棒”之際,中國的“現代民主政治”不就已經達標了嗎?那為何孫中山先生本人還要主張聯合共產黨搞“北伐革命”呢?
歷史不容假設,但歷史的經驗教訓可以給我們以智慧的啟迪。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民族苦難告訴我們,中國人民要實現生活幸福和國家富強的理想目標,就必須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就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而要推翻這“三座大山”,就必須結束“一盤散沙”的分裂狀態,就必須團結起來并發揮集體主義的力量,就必須走公有制的社會主義道路。要保證社會主義紅色江山傳萬代,要使中國人民避免再次遭受“三座大山”壓迫的“二遍苦二茬罪”,就必須繼續堅持、改進和完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制度。
從歷史上來看,到底是誰在“搞復辟”,到底是誰在“走回頭路”,恐怕恰恰是首先要弄明白“我們為什么而生活,為什么而富裕?”首先是急需從理論上澄清,我們這個“價值觀的缺失”是怎么發生的?而絕不應該是,繼續在“現代民主政治”的歐美標準“普世價值”上爭論糾纏。所謂“改革開放以來的第四輪大討論”,其實僅僅只是涉及一次“價值觀的缺失”與“理想信仰的恢復重建”。
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和正確,并不意味著共產黨不會犯“左”的或“右”的錯誤,而是體現在共產黨人能夠以國家民族根本利益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為依歸,在不斷自我修正錯誤中走向成熟和進步。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左轉”或“右轉”,也是客觀的存在和歷史規律的必然。
【3】中國社會的焦躁與歐美社會的焦躁史不可“同年而語”
張頤武則表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經歷了“進步主義時代”、“黑幕揭發運動”,同樣是在快速發展時期遇到社會焦躁問題,日本在上個世紀60年代也出現過類似問題。這兩個國家的此種狀態持續了二三十年才過去。現在,中國社會的焦躁才剛剛開始,解決它,尚需時日。
亦如網聞博報小社員在此前的《大道國學:美國軍事進逼底氣何來等》、《大道國學:五百年世界風云五千言》及《大道國學:民歌情歌與“紅歌”》等《日出西邊/風動中國》系列文章所述,當今西方歐美社會的富裕發達,是建立于海盜式“財富戰爭”的對外殖民掠奪基礎上。今天非西方世界國家的貧窮和落后,正是西方社會保持富裕發達的成本代價和結果。西方強勢主流話語權所創造的諸如,“野蠻與文明”、“專制與民主”、“傳統與現代”、“落后與發達”等等,這些文化概念本身就是“強盜邏輯”的“精神鴉片”。西方資本買辦文化精英的“現代國家”與“發達國家”云云,更是以“歐美標準”或“普世價值”對中國人的欺騙與忽悠。
試想,即使是拿同一物質技術和生活水平歷史階段來比較,強盜集團的“急躁”發跡史和“愚公移山”的“慢慢”發展史,過程能相同嗎?能有可比性和參照性嗎?
西方資本列強,最早因自私和貪婪而“焦躁”,并因“焦躁”和野蠻而暴富發跡。今天的西方資本列強,可以憑借掠奪來的“第一桶金”做資本,通過市場經濟國際慣例“穩賺不賠”地繼續剝削被掠奪者。這種以美元債券“白條”而享受廉價商品服務的尊貴生活,自然可以是優雅而浪漫的。而一旦中國人被市場化私有化“國際慣例”忽悠上道,一旦中國人也因自私和貪婪而“焦躁”,并因貧富兩極分化和個人表達權利盈虧不均而“急躁”,那么中國人還能靜下心來“慢慢地”找到“信仰缺失”的歸途嗎?
若找不到“我們為什么而生活”和“為什么而富裕”這個精神信仰歸途,只強調“民主”和“法制”這些“看起來很美”的“歐美模式”,那么中國社會的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與幸福,將永遠會是“文化洋躍進”式的“海市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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