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與公平”既是一個經濟學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學問題。“經濟學家”強調“效率”優先，政治學家強調公平優先。他們真的是一對矛盾嗎？我看不見得。
什么是效率？說白了就是——功能效用的最大化發揮。根據效用遞減規律，只有到達峰值點的位置才被稱為有效率。之前的是增效率，之后的是無效率和反效率。
那些盲從的“經濟學家”認為：物質（財富）始終是有限的，人們的欲望是無限的，要使有限的物質（財富）實現效用最大化，就只能是出價高者得之。這就是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的由來，這也是市場經濟的“虛缺性”理論基礎。這個理論咋一看很有道理，但并不是天衣無縫。
首先，效率原則是——功能效用的最大化利用。而市場經濟推動的是——出價高者得之。比較一下，這里出了什么問題？有人已經看出來了，出價高不等于功能效用的最大化利用。價格的高低只代表購買力水平，并不代表所購物品的使用效率，它們之間并不能畫等號。
舉例說明：一件藝術品（如《蒙娜麗莎》），出價高者得之。是一小部分人收藏欣賞的效用大，還是擱在博物館里讓更多的人欣賞效用更大？價格能代表效率嗎？其他的可以以此類推。
又如：土地是虛缺資源，出價高者得之，用于建高爾夫場地，供少數人享用。僅就體育設施而言，是僅供少數人享用的高爾夫場地的效用大？還是建設公共健身場地的效用更大？價格能代表效率嗎？
再如：趙本山的“庸俗藝術”令他發了財，他的購買力很高。可他購買的這些物品（如豪宅、奢侈品、飛機等）對他來說，已屬于效用規律的后程，及無效率和反效率。可是他所占用的這些“無效和反效”的資源，對社會而言，卻是多么的虛缺和寶貴。價格能代表效率嗎？
那些盲從的“經濟學家”會跳出來說：我們指的是——供求平衡的效率。好一個“供求平衡的效率”！僅就上面的例子來講，它已經屬于反人類反效率了，還有什么“平衡的效率”可講？
“供求平衡”就能夠促進效率嗎？且不說上面的例子，僅就他們所說的“促進供求平衡”來講，讓我們來看看效率在那里。他們所說的“促進供求平衡”講的是價格信號和價格杠桿的原理。
首先，我們要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價格信號是否真實可靠？是否真實地表達了該事物的真實供需程度？“購買力”是否代表了人們對該事物的功能效用的需求取向？囤積居奇、價格壟斷和惡意炒作，會否扭曲價格信號？這樣的價格信號還可用嗎？既然無用！效率何來？如果用之，它就是反人類反效率的罪惡！！！！！！
其次，就算價格信號是真實可靠的，是一點都不參假的，它就真的能夠促進供需平衡了嗎？還記得“菜賤傷農事件”嗎（這里面的確有很多原因，但終歸是只注重視價格信號惹的禍）？上一年度的價格信號不可謂不真實，可它帶來了什么？它帶來的是所屬農民的破產與相關資源效用的巨大浪費和損失。價格信號促進效率了嗎？這些損失和浪費不是反人類反效率又是什么？
再如，由供求關系所決定的價格信號，真的能促進有效供給嗎？還記得中國足球隊嗎？現在的國家足球隊員的收入（價格）是七八十年代的幾倍？現在的成績能以那時侯比嗎？促進有效供給了嗎（真想罵一句：白用高價養了一群蠢豬）？其他的可以此類推。價格杠桿管用嗎？效率在哪里？
那些盲從的“經濟學家”又會跳出來說：我們說的是促進了——生產效率。好一個“生產效率”，是單個的生產效率還是整體的生產效率？是企業的生產效率還是社會的生產效率？是單個（包括單個的組合）的生產效率有效率，還是社會整體（單個的組合不等于社會整體，后面作分析）的生產效率有效率？
什么是生產效率？就是——以最小的資源環境消耗，獲取（生產出）最大的功能效用。這才是真正的生產效率，這才是真正的生產目的。盲從的“經濟學家”們本末倒置，用價格杠桿撬動的是以利潤的最大化為生產目的；以個體“成本”的最小化和利潤的最大化來衡量“生產效率”。
這樣的生產方式真的有效率嗎？“改革開放”以來，企業的成本的確是下降了，可是他們把龐大的成本代價推給了資源環境、推向了社會、推給了國家，個體“效率”是上去了。社會效率在那里？國家效率在那里？資源環境的效率在那里？人文環境的效率又在哪里？
盲從的“經濟學家”們想當然地認為，單個的“效率”相加就會等同于整體的社會效率。真是這樣嗎？社會資源環境的損耗算不算成本？盲目生產（如菜賤傷農事件）的損失算不算成本？腐敗猖獗、道德滑坡所造成的損失算不算成本？各種犯罪造成的損失算不算成本？下崗失業算不算成本？放著人力資源不用，增加對能源資源的消耗，這雙重的浪費算不算成本？無效勞動、劣質和有毒物品多造成的損失算不算成本？通貨膨脹所造成的損失算不算成本？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所造成的損失算不算成本？各種社會危機的集聚算不算成本？這林林總總豈是簡單的單個相加就能包容的。單個相加的“效率”能等同于整體社會效率嗎？盲從的“經濟學家”們！請給人類一個理性的回答！！！！！！！！
我不是政治學家，但是我鄙視那些違背人類良知，打著“效率優先”的旗號，實則在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經濟學家”，如亞丹斯密、凱恩斯等。他們用一套詭異的“理論”，把反效率說成是“效率優先”，不僅倆次挽救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滅亡，并因此把一切罪惡推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把人類推向了自我毀滅的道路。（請參看我的博文《也談“體制創新”》）
（本文是我的——《也談“體制創新”》一文里的一個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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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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